李沁桦
July 17, 2023
成为一个“好学生”，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往往代表更好的学业成绩，也被期许拥有更好的未来人生。但如今，在豆瓣“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里，几万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成为一名“好学生”给他们带来的困扰和挫败，他们试图摆脱这种状态。但“好学生心态”仅仅只是一种个体心理和行为模式吗？“好学生心态”真的能概括一切问题吗？
实习记者 | 李沁桦编辑 | 王海燕
“确诊好学生心态”
左刚算得上是那种典型的好学生。两年前，她在北京读完本科，考研上岸，去了西部一所211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学制两年。第一年，她紧锣密鼓地完成了所有课程和毕业要求发表的小论文，第二年，她的生活则由毕业论文、实习、秋招、考公组成。
她的论文比大部分人都先定题，实习也是认认真真完成，但忙了一整年，感觉做了很多努力，左刚在秋招时，仍然没有找到符合心意的工作，实习也没能转正。到了去年年底，她感觉“这一年好像做了很多，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做。”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左刚开始强烈地期待，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就好了。因为她实在太疲惫了，但除了“阳”，她又没法心安理得地休息，她感觉自己把学业和工作都搞砸了，对父母、对学校老师和对工作上司的歉疚感，像藤蔓一样缠绕在她心里，她只能一遍遍对他们说，“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也就是那段时间，左刚在媒体上看到一个词，“优等生心态”，大致指的是一种“只做别人期待ta做的‘对’的事，期待做的每件事都取得好成绩，害怕留下短板。”这个词让左刚感到心有戚戚，她想起之前看过一些女性主义的书籍，里面谈到了性别中被社会塑造的部分，后来她和朋友聊起来，突然想到，“那么好学生是不是也是被老师、父母和上级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
意识到这一点后，她决定在豆瓣上建立一个相关的小组，供大家互相倾诉。在选择组名的时候，她把“优等生”换成了“好学生”，最后定名为“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以下简称“好学生”小组）。左刚在小组里发布的第一个帖子，标题是“进来测试，你是一个好学生吗？ ”结果仅仅隔了十几分钟，这个刚刚创立的小组里的新帖子下面，就出现了一个评论：“挂号，我几乎全中。我是不是该确诊了？”当时时间是凌晨4点。
在这份测试里，左刚设置了五个题目，涵盖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等方面。按照这份测试的主题，“好学生”只有把来自父母、朋友、老师和领导的要求和任务做到最好，得到夸奖，才能感受到自我价值，他们还高度追求结果，“如果没有得到回报，相当于过程无意义。”在左刚看来，这套规则逐渐内化后，会变成一种条件反射，进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中，不敢拒绝，不敢表达需求，也不敢出错。
左刚在测试的结尾说，“确诊后请加入小组，积极‘治疗’。放过自己，质疑标准；善待自己，指责他人。你可以成为一个‘坏小孩’。”左刚没有给小组设置任何申请条件和入组暗号，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加入。左刚的考虑是，对很多“好学生”来说，发帖讲述已经很困难了，如果点击申请却被拒绝，或者答错暗号，那可能反而会受到额外的压力。
不过，即便没有任何入组限制，她后来还是在组里看到过一个帖子，“我不是好学生，我的烦恼能不能被称为好学生心态？”。这让左刚感到难过，因为她发现，对很多“好学生”来说，连烦恼的适配都需要某种标准。
左刚是在今年1月创建小组的，到6月底，组内已经聚集了七万多名组员。她做过一次组员画像统计，发现90%的组员是女性，绝大多数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大家在小组内发帖，讲述求学、考试、家庭、人际交往中遇到的困扰。
左刚曾在组里发过一张截图，在她看来，那很大程度代表着一个标准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人生模板，那张截图的内容是，“上学的第一天就在为高考做准备，谈恋爱的第一天就在为结婚做准备，工作的第一天就在为买房做准备。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结论就是‘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
真实自我与他人期待
林青在无意中刷到了关于“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公众号文章后，立马就进组浏览帖子了，看完的感觉是，“觉得每一篇都是自己小时候的写照”。
林青说，自己的妈妈是公务员，爸爸是教师，两人对林青，从小就要求严格，且只有批评督促，没有鼓励表扬。那时候，林青参加演讲比赛，一定会争取拿名次；学了唱歌跳舞，在表演场合，就会争取领舞。在她看来，这些光环是她努力的结果，是她应得的，也是她的自信来源。
但即便看起来已经很优秀了，她仍然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她说自己小时候曾被班上的同学欺负，却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尤其是，如果对方威胁，要告诉林青的妈妈时，林青会立刻害怕到说不出话来。林青尝试过告诉更温和的爸爸，但爸爸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只是告诉林青，“做好自己”。
但“做好自己”跟霸凌有什么关系，少年时期的林青想不清楚。上了高中，林青考上了尖子班，在她看来，这算是一份自信，让她有了“反击”的资格。她鼓足勇气，找到曾经欺负她的女孩，问她还记不记得自己，林青清楚地记得，“她脸上一瞬间闪过去的那种惊讶害怕，我知道她肯定记得我，但她立马摆摆手说她已经忘记我了。”
林青在心里反复排练过的会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虽然林青觉得心里好像过了一道坎，但她仍然没有得到道歉。更好的学习成绩，也没能真的让林青获得足够自信，与人交往。她说，一直到读大学，自己对所有人都是疏离的，不敢深入交往，也不敢对别人的要求说“不”。
看了很多的帖子后，林青第一次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发帖是因为女儿乐乐。几个月前，她去幼儿园接乐乐放学回家，看到一个小男孩向乐乐举起了拳头，乐乐没有还手的意思，只是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乐乐才四岁，说不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模模糊糊地知道，“他好像只是想和我玩，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一起玩”。
到了晚上回家，林青教乐乐认字，认到“命”时，林青组的词是“命运”和“生命”。但乐乐抬起头，一脸严肃地说，“我知道，妈妈，‘我要了你的命’，也是这个字。”林青怔住了，反复询问，才知道那个男孩对乐乐说过这句话。那一刻，林青感觉少年时被霸凌的愤怒又回来了，她立即给乐乐请了假，向其他家长了解情况，同时找园长谈话，做情景演练，并给乐乐报了体能班和跆拳道班。
此外，她还在“好学生”小组里发了帖子，一开始只是为了发泄，但后面林青看到，组员会七嘴八舌给她出主意，如何让平时乖巧的乐乐学会表达和反击。这些回复让林青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对的，起码女儿会逐渐学会如何在人际关系里，完成真实的表达和反馈。
人际关系的确是困扰“好学生”们的一大难题。在小组里，很多人述说都是这类难题，比如“人际关系很心累，但是不能断掉关系”，“总是不自觉地打圆场，讨好老师，上级，同事，同学，去做老好人，想反抗却做不到，所以只能靠逃避深度社交”，“不太能享受独处，总是对别人抱有期待，想和每个人做朋友，但总是失望”……
在心理咨询师崔庆龙看来，像林青这样，把愤怒表达出来，是摆脱“好学生”心态的第一步，因为“对你来说，（表达愤怒）可能只是说一句话，但对他来说，他离那一句话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他得一步一步耐受着自己的不适情绪，来到可以表达的位置上。心智化最有价值的时候，是回到情绪的风暴中，这样才能习得新的模式和能力，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他把这个过程比喻成注射器，情绪的刻度是一点一点往上推的，直到临界点，人才能把愤怒的感受说出来。
当然，表达愤怒是第一步，表达后得到完全的理解、确认和反馈，一般是当这个过程完整地发生以后，人的心理才会完成一次更新。虽然并不是一次更新后，就能摆脱受困的状态，但崔庆龙说，人一旦有了一次印记，就可以做更多相似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来访者对崔庆龙说，“我今天特别开心，我终于能够和人吵架了。就像是从一个捆绑了几十年的绳索束缚中挣脱出来，好像终于有这么一点点自由了。”
人生主动权
崔庆龙说，“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虽然是一个新鲜的互联网名词，但在他过往的来访者中，教育程度较高的，表现出相似特质的来访者却不少，他们往往自我苛求，并且认为父母和老师的管控及惩罚全都是合理的。也因此，在崔庆龙看来，“好学生”们在小组里抱团取暖，是一种很好很有建设性的共情氛围，可以让大家获得情绪上的养分，进而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改变自己。
在小组里，有一个分区的名称是“自由人”，含义是“讨论克服好学生心态后的生活、感想，包括但不限于提出意见、敢于拒绝等等。善待自己，指责他人；做自由人，写自己的爽文”。经过总结，大家把获得自由的方式分为两个阶段：叛逆和逃离。叛逆是通过做一些平时不敢去做的生活小事，来获得确定性，逃离则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离开父母、离开家庭，进入独立的成年生活。
苏西亚是珠三角地区的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她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不要把孩子们拱手让给坏老师。”苏西亚说，自己身在一个离异家庭，在她小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离婚了，爸爸很快再婚，妈妈于是常年向她抱怨，“你爸是天底下最不负责任的人，你跟他一模一样，你变差了，就不是好人。”
苏西亚说，她能感觉到，妈妈特别希望自己出人头地，好证明她的教导成功。从那时起，她就意识到，妈妈的爱是有条件的，需要她考得好、不丢人。但苏西亚并不是善于考试和拿高分的“好学生”，她还记得自己的高中数学老师，总穿一件红色夹克，曾预言她的未来，“苏西亚，你高中毕业了以为能去哪里？不过就是读三年大专，20岁毕业后出来生两个孩子。”
直到自己当了老师，苏西亚才知道，原来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从小到大，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苏西亚的观察是：“如果一个学生的成绩和老师的年末收入挂钩，那些成绩差、怎么都学不会的学生，在老师的眼里就会变得非常讨厌。绝大部分的老师，只会把精力和时间倾注在他觉得投入有产出的学生身上。”
在苏西亚看来，这正是“好学生”的来源之一，因为只有通过学习和无条件听从老师的要求和指令，得到老师认可的结果，才能获得老师的关注和重视。也有人如幼年的林青一样，努力成为“好学生”，只是为了不再被其他学生霸凌。
中学毕业后，苏西亚本科就读于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她说，整个大学期间，妈妈没有发过一条关于她的朋友圈。后来，苏西亚独立申请出国读研究生，她就经常出现在妈妈的朋友圈里了。对于母亲的这种选择性的“爱”，苏西亚一开始的反应是非常厌恶，但后来，她渐渐觉得，应该主动去沟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去和母亲变得平等。
成为老师后，苏西亚想给学生们同样的主动权，所以她常对班上的孩子说，“你可以犯错，你可以拒绝”。前段时间，她看到自己班的班长在周记里写了一件同学吵架的事，小姑娘写，“小的时候，我们老师告诉我说，要经常反思自己的错误，所以我反思了一下，是不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这个同学是对的，我才是错的，是不是我没有发现他好的那一面，所以我才会这么痛苦。我想辞职。”
苏西亚看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小姑娘不应该这样自我伤害。她给小班长写了很长的回复，“按规矩办事，当然不是坏事，但是往往越好的人，越容易进行过多的自我规训。越对自身有着苦行僧一样的完美要求，便越会束缚住自己。”她不知道小姑娘能否看懂这段话，但出于一个教育者的本能，她想表达对小姑娘的肯定，保护她想成为一个好人的努力。
正是从这个层面，苏西亚不太认可“好学生”小组里面，很多人通过小事上的叛逆来摆脱“好学生”心态的努力。因为在她看来，如果不能摆脱规训自己的环境，简单的叛逆并不能消灭伤害，也不能真的获得自由。崔庆龙认可这一点，“很多心理模式其实有自发性获益。有一种人，他最后不得不在好学生的道路上走下去，因为这是他能获得鲜花掌声最多的唯一的一条路。”
“好学生心态”能概括一切问题吗？
这几年，崔庆龙在自己的心理咨询室里接待了越来越多类似的来访者，他们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修复自己曾经破碎而摇摇欲坠的心灵小船，“好学生们付出了很多，回报率却很低，人在这种感觉上是最无法欺骗自己的。当这个游戏不好玩的时候，你就不想那么投入了。所以这种长期不投入的结果，看起来就像躺平和懈怠，但问题一定是社会的某些东西已经失衡了。”
在崔庆龙看来，“好学生心态受害者”使很多人获得了共鸣，但“用心理学的视角去对社会心理进行一个完全的归因和解读，这不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这等于忽视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变化，某种程度上造成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归因错位。
左刚在建组时也感受到了这种错位感。她之前也管理过其他的豆瓣小组，但她发现，“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里有一个微妙的差异，就是有很多以“momo”为用户名的组员。“momo”是通过微信登录外部软件（如小红书和豆瓣）时，系统默认昵称之一，后来越来越多的网友自行将昵称改为momo，头像则换成粉色小恐龙，形成了一种“有名胜似无名”的匿名状态。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中有很多以“momo”为用户名的组员
因为“momo”含量过高，左刚如今会通过查看用户的IP地址，来区分不同的组员，“这个是广西的momo，这个是四川的momo。”在一篇名为“高考大省是不是更容易出现我组定义的这种‘好学生’？”帖子下，评论区出现了大量来自河南、河北和山东的momo。左刚理解这种行为，在如今的学历体系评价下，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最重要节点，而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区，正是高考竞争最为激烈的几个省份。在左刚看来，对长期受困于高考体系的这些地方的组员来说，摆脱“好学生心态”的束缚，绝不只是通过叛逆、寻求心理疏导就能达成。
苏西亚2019年开始在现在的学校当初中老师，在这之前，她还曾在非洲某小国当过两年的中文老师。她看到的差异是，对中国学生来说，依然可以通过考试升学改变命运，而在她教书的非洲则非常难。但另一方面，她也看到，当考试升学成为唯一选项时，那绝非一条完美的道路。
苏西亚想起自己身边一些来自名校的同事，她能明显感到，这些同事身上仍然有强烈的“好学生心态”：班上考不到第一，有的老师会抓着学生一通输出，疯狂努力，哪怕中午不睡觉，晚上不睡觉，也抓学生的成绩。她认为，“在考试体系里，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当了太久时间的第一，所以忽略了社会公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用单一的体系评价人。我不是说要放弃这种好学生心态，而是要开始尝试着用不同的维度来欣赏生活。生活不仅只有成绩和按部就班的工作，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评价自己的时候，才有可能变得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