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ige L. Sweet
October 30, 2022
洗脑（brainwashing）、再教育（re-education）、精神杀害（menticide）、强行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勾引社群（seduction community）……不论你用哪种称谓，其本质都是通过暴力/非暴力的方式改变受害者的自我认知，从而达到施害者一方操控受害者行为的目的。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小到伴侣关系（女性往往是受害者），大到社群（参见丹尼斯·甘塞尔的电影《浪潮》）、社会（比如纳粹德国向国民灌输集体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思想），都会看到这种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煤气灯效应涉及一个或一组加害者，以及第二个人（受害者）。它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并且往往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所产生的情感虐待不会被公开滥用。也正因为如此，所采集的样本基本都是略有自知的受害人——即，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但又无法归纳总结。
“钱德拉”说，在她12年的婚姻生活中，她的丈夫出轨成性，当她拿出丈夫出轨的证据时，他却说她“疯了”、“嫉妒心强”、“疑神疑鬼”。他还经常用“无理取闹”（irrational）这个词，一个长久以来诋毁女性的惯用词。
钱德拉有工作，有文化，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而她的丈夫却极力说服她，说她离不开他。比如，他会故意拖延支付日常生活的各类账单，然后在家里突然断电的时候怪罪她——这是一种财务控制策略，让她感觉到对丈夫的依赖。作为我的研究的一部分，在一次长达一个小时的Zoom采访中，钱德拉反复将她的前夫形容成“煤气灯男”。
与钱德拉（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和安全，此文使用了化名）的通话结束后，我草草记下一些笔记：困惑、不平等的家庭责任、羞耻、信誉丧失、性别侮辱、言语虐待。她的经历是我在过去几年收集的煤气灯效应的众多故事中的一个典型。钱德拉的前夫不断地叫她“疯子”，指责她“反应过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让她对自己的亲身感受是否可靠产生了怀疑。
这种效应并非凭空产生的。钱德拉与朋友和家人交往甚疏。那段时间她经历着财务压力，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努力平衡，缺乏身边人的支持。这些弱点让她无力抵抗丈夫的操控，心理疲惫不堪，陷入困境。钱德拉质疑自己对现实的感知，记忆力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她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
煤气灯效应一般被定义为心理虐待的一种形式，使一个人看起来或者感觉自己“疯了”。它和心理虐待的其他形式相似，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更大类别之下的一个子集。我们知道，心理虐待，特别是“制造疯子”，是家庭暴力或亲密关系暴力的核心特征[1]。它的部分作用是说服受害者，他们所经历的是不真实的或不重要的，然后将这些经历归咎于他们自己。
煤气灯效应的结果就是社会学家凯瑟琳·费拉罗（Kathleen Ferraro）所说的虐待关系的“超现实”，或者学者、活动家贝丝·里奇（Beth E. Richie）所说的“敌对的社会环境”。
煤气灯效应一词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话剧《煤气灯下》，1944年被改编成电影，由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的丈夫偷偷地把房间里的煤气灯不断调暗、调亮，并坚持说这是她的想象，让她相信是自己疯了。
过去十年来，这个词日益家喻户晓。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MeToo运动的成功传播，使得性暴力和性骚扰受害者走入大众视野，揭示出他们受到的是怎样系统性的怀疑和诋毁。评论人士还用它来形容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对现实匪夷所思的否认。
在对心理健康感兴趣的Twitter、Instagram和TikTok用户中，在政治和文化专栏作家和受欢迎的心理学家之中，“煤气灯效应”一词被广泛引用，在网上迅速流行起来。
然而，尽管每个人似乎都在讨论煤气灯效应，运用系统的社会科学数据对这一虐待形式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虽然很多人倾向于将煤气灯效应看作恋人之间的问题，但其实它同时揭露了某种程度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煤气灯效应助长了社会的脆弱和刻板印象。它使得现阶段权力失衡的问题更加难以逆转，同时催生了新的失衡。
这个词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形容结构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和体能歧视。比如，学者和活动人士曾用“种族煤气灯”（racelighting）一词来形容有损有色人种历史的一些轻微冒犯行为，以及试图掩盖这些行为的意识形态。2021年出台的一份政策报告称，种族问题中的煤气灯效应已经“在社会结构中制度化了”。
长期以来，社会理论家和边缘化背景出身的作家一直坚持认为，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是试图让我们相信，当周遭的环境充满歧视和压迫时，一切都是正常的。正如2020年，精神病学家安·克劳福德罗伯茨（Ann Crawford-Roberts）和她的同事提出的，我们眼看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谋杀，然后被告知他的死亡是由自身基础疾病造成的，这就是“结构性煤气灯效应”。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任务是探究这些似是而非和颠倒黑白，厘清其本质下的社会统治运行方式。我们需要沿着社会学家艾弗里·戈登（Avery Gordon）提出的“权力的咒语”，探究不信任模式的建立方式。通过对煤气灯效应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宏观层面的不平等和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经历的“微观”形态的沉默和无助之间的关系。
危险的关系
作为社会学家，我更关注滋长煤气灯效应产生的社会条件和亲密关系。2021年，我开始进行深入的定性研究，分析煤气灯效应使人如此痛苦的背后原因。为了寻找访谈对象，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广告，把煤气灯粗略地定义为试图让你“看起来或者感觉很疯狂”的人。这样的招募策略让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定义为“煤气灯效应”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其中，无论他们身处哪里、有着怎样的经历。
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完成了122次访谈，对形成这种心理虐待的模式加以分析后，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煤气灯效应发生的社会环境，以及这种社会环境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包括性别、性取向、阶级、能力和种族。
不出所料的是，煤气灯效应往往不仅伴随着这些身份特征中的某一个——相反，人们经历的煤气灯效应总是交叉叠复的，也就是说年龄、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这些因素同时影响着一个人的现实经历是如何被扭曲、质疑或否定的。
基于我的样本，煤气灯效应通常发生的四个典型的核心关系或环境是：家庭暴力，没有其他虐待行为的亲密伴侣，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结构性煤气灯效应——主要发生在工作场合。
煤气灯效应的这些不同形式有赖于不同的动态关系——例如，家庭暴力的情形通常少不了言语虐待，而工作场合的煤气灯效应往往离不开种族歧视。但所有形式都可以归结为权力的失衡。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这会帮助我们提出不同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做，那么受害者应该怎么做？”而是“谁在建立权力和树立权威，他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我会分别介绍这四类形式。
“西拉”的经历是家庭暴力型煤气灯效应的典型。多年来，西拉的前夫一直质疑她的精神状态，说她需要吃药，告诉她她的家人也觉得她的精神状态“不稳定”。有一次，他把危机心理健康小组叫到家里，声称西拉有自杀倾向，不能一个人待着。
后来西拉离开了他，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他就趁她上班的时候闯了进去，肆无忌惮。等西拉回到家，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问她晚上想吃什么。他扭曲了西拉的现实（她已经离开了他），而植入了自己的现实（他们还在一起）。在他们的交流中，他不时隐晦地提出威胁，不让她单独出门买东西。
这是多年夫妻模式的一个侧面：每当西拉试图离开丈夫时，他就开始跟踪和骚扰她，直到最后她偷偷地跑了大半个美国，逃到一所家暴庇护所。这种虐待性质十分险恶，以致于西拉都很难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毕竟，你丈夫走过来问你晚餐吃什么，这有什么错吗？就像西拉所说的，“他们活在另一个现实中。而且要你也陪他们活在那个地方。”
在我采访的人中，大约有30%的人认为父母是他们遇到最厉害的“煤气灯”。“奥黛丽”觉得她的母亲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她的心理健康问题，母亲总是说奥黛丽的抑郁和焦虑不是“真的”，她只是“懒惰”，“表现得很夸张”和“反应过度”。奥黛丽曾一度由于精神疾病而住院，也曾试图自杀，因为她的症状使她无法正常工作，她也一直在接受政府的扶助。尽管如此，奥黛丽还是担心没人会相信她的症状是真的。奥黛丽告诉我：“也许我只是一个失败者而已。也许是我的性格不好。也许我就是爱发发牢骚。”
尽管很多人倾向于将煤气灯效应看作恋人之间的问题，但其实它同时揭露了某种程度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由于这些顾虑，奥黛丽推迟了治疗并一度压抑自己的症状。她的经历代表了一种典型的煤气灯效应，这种形式往往始于童年，长期持续。常见的情形是父母否认孩子的经历，从而更加剧了孩子的孤立和自我怀疑。在这个案例中，奥黛丽的母亲掌控着物质资源（住房、财务），还对奥黛丽行使着相当大的感情权力，这是一种根植于亲子关系的威权。
当“玛雅”试图让她的老板不要再在工作中讲不得体的黄色笑话时，老板指责她“反应过度”。情况反而更糟了，当她提交了两周的请假申请时，她被要求直接离职，永远都不用回去了。后来她申请失业并提出要求失业补偿，理由是工作环境有害身心，这时她的老板，一名律师，用一份500页的文件反驳她的索赔，声称玛雅也被他的笑话逗乐过，所以这些笑话怎么可能冒犯到她呢？换句话说，她一定是在无中生有。
他声称，玛雅在疫情期间“泡吧”，危及了同事的身体健康，而事实上玛雅一直在努力推动大家在工作场合佩戴口罩。“我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所做的一切努力，他都会曲解……显得我好像在做邪恶的事情或者居心不良。”玛雅是办公室里唯一不是白人的人，她觉得老板利用了大众对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说她咄咄逼人，说她是办公室的危险分子。
“亚历克斯”的未婚夫对她的心理虐待在他们还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亚里克斯并不怕她。与其他案例不同，他们俩的关系一开始似乎是平等的。但亚历克斯总会被迫因为伴侣的行为而责怪自己，权力很快就失衡了。亚历克斯的伴侣出轨然后否认。当亚历克斯质问她时，她会说亚历克斯“嫉妒成性”、“占有欲强”，同时反问亚历克斯为什么她没有像自己说的那样珍视朋友和她“选择的家庭”。亚历克斯感到困惑和内疚，不吃不睡。她开始记日记，写下她的伴侣说过的话留作记录，以防她会歪曲她的记忆。
羞耻感是煤气灯效应的核心元素，因为它使受害者陷入一种无限循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直诚实免受攻击，直至精疲力竭。
亚历克斯说自己在这段关系中是“茫然”和“麻木”的。她说自己的经历可能很难被定义为“煤气灯效应”，因为她和她的同性伴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性别上的权力差异。亚历克斯的经历其实是典型的煤气灯效应，在没有其他虐待行为的关系中，这样的操纵是微妙和间接的，但仍然使亚历克斯怀疑自己理解现实的能力。
与西拉的情况不同，言语虐待、极端控制、威胁和身体恐吓都没有在这里发生。相反，亚历克斯的伴侣利用亚历克斯自己的价值观来对抗她，坚称亚历克斯“爱嫉妒”，而他们两个都知道这是不好的。她认为亚历克斯应该对自己感到失望。
而把这些故事连结在一起的是什么呢？尽管虐待的形式在这些案例中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源于利用了（或者制造了）针对受害者的权力不平衡。在某些案例中，煤气灯效应在物质上的影响可能更为极端（西拉的基本生活受到了威胁、玛雅不得不在疫情期间离职），但不变的是，对资源和表达的掌控是构建和维系权力失衡的关键。
操控的模式
基于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构建一个以社会学的方式理解虐待的角度：正如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暴力一样，煤气灯效应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通过研究，我发现煤气灯效应通常表现为对信誉的否认或扭曲、孤立、羞辱和攻击。它的基本模式是否认或隐瞒，然后颠倒黑白。无论煤气灯效应的施暴者是父母、朋友、伴侣、导师还是老板，这种模式都适用。
当煤气灯效应加重并对受害者的生活产生持久影响时，这种模式会在孤立的环境中持续，构成了煤气灯点燃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许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普遍发生在诸如男性和女性伴侣之间，或者白人老板和黑人员工之间。再或者它也可以在家庭环境中自然形成，比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年龄和权威差异。这便是用社会学工具理解煤气灯效应的意义：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心理操纵通常根植于固有的社会统治模式。
在煤气灯效应的经典电影中，施虐者故意歪曲了伴侣的真实感受。而我的研究显示，煤气灯效应也可能是无意的——比如奥黛丽觉得母亲对她的操控并不是故意的。但同时，煤气灯效应会否定另一个人的现实。
当西拉的前夫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她家，他就否认了西拉已经离开他的事实。亚历克斯和钱德拉的前任伴侣面对他们婚外情的明显证据都矢口否认了，然后反过来指责他们嫉妒，让亚历克斯和钱德拉不知所措。玛雅的老板对她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经历也予以否认，肆意歪解她对他讲黄段子的反应。否定别人的现实，歪曲对过往事件的解释是所有形式的煤气灯效应的关键。
如果混乱和否定发生在孤立的环境中那便是最有效的。就像尽管亚历克斯的伴侣没有像许多施虐者那样以极端的方式“孤立”她，但当煤气灯效应发生时，亚里克斯和伴侣恰恰在国外，正是亚里克斯感到孤独和不安的时刻。
“伊马尼”是一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变得孤立，是因为施虐者害得她与自己的家人为敌。“他会让我觉得他们对我不好……后来我就不再回家（探亲）了。（他会说）‘你为什么愿意和不能支持你的人待在一起？’”
伊马尼慢慢开始相信，伴侣是唯一爱她的人，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是在和她作对。她不再想社交，甚至都不想出门。伊马尼的经历说明煤气灯效应何以让一个人自我吞噬。以至于她开始相信与世隔绝正是她自己所愿。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正是由于孤立，受害者才无法听到关于这段关系其他的声音。比如，在结构性煤气灯效应中，玛雅的老板指责她在工作中行为不道德，并强迫同事们监视她的通信，让同事们孤立她，怀疑她。在家庭暴力和结构性煤气灯效应中往往都会见到一些最极端的孤立形式。正如我的一位受访者所说，孤立是煤气灯效应的“温床”。
煤气灯效应还通过灌输羞耻感发挥作用，让受害者觉得被虐待是他们的错。“萨默”说她的伴侣总是故意惹她发脾气。他侮辱她，还讲他和其他女人的过往刺激她，他说那些女人会做饭、床上功夫比她强，而且还比她会照顾孩子。他不断地激怒她，直到她开始哭喊。
“他就站在那里说，‘你现在就像个疯子，我真不懂为什么，’”萨默回忆说。“而我，哦天哪，这种事终究发生在了我身上……我开始从墙上撕壁纸……我是再也受不了了……然后他的脸上就有了那副表情，可怜的表情。他说，‘我只是想和你谈谈嘛。’”
在这个案例中，萨默的男友曾经勒住她的脖子，用枪威胁她，最终却扭转了局面，把萨默弄成了一个精神不稳定、暴力的人。然后，他就利用她对“疯癫”的强烈羞耻感威胁她说，他会把她的行为告诉所有人。羞耻感是煤气灯效应的核心元素，因为它使受害者陷入一种无限循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直诚实免受攻击，直至精疲力竭。
羞耻感还会削弱受害者在自己和他人心中的可信度。其后果便是女权主义哲学家所说的“证言不正义”，也就是因身份偏见导致的对一个人所说的不信任。向萨默施虐的人告诉他的家人，是她动手打他还撒谎。尽管这个男人已经因家庭暴力被判缓刑，但他“可信度贬损”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对受害者信誉度的攻击往往会通过提升到社会价值观的高度而奏效，比如“爱丽丝”的前夫告诉朋友和家人，她在提出离婚后行为举止“不虔诚”，有失身份。让受害者在公认的社交关系中显得不稳定会加剧他们的孤立。
在各类煤气灯效应中，受害者的信誉都备受打击，但信誉攻击的形式与煤气灯效应发生的体制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这在法律程序中也是重要的环节，比如爱丽丝离婚案和玛雅的失业申请案。对信誉的攻击同时削弱了受害者的自我信任能力，他们不敢确定自己所经历的是真实的。受害者常常觉得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这让他们怀疑自己是否是可靠的证人。
重视煤气灯效应
尽管“煤气灯效应”有被滥用的风险，这个词还是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的流行语。许多人对这个词持怀疑态度，尤其在学者和评论员中，他们认为这个词不够准确，而且被滥用了。
在流行文化中，“煤气灯效应”一词的使用确实迅速而且松散，缺少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它通常被包裹在一种励志文化中，可能会放大对个人行为的解读，同时强化对受害者的指责。有时它也会与单纯的谎言或者其他类型的情感虐待，比如羞辱，混为一谈。
这些批评的声音很多我都同意。但最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现在有了通用的语言，来探讨心理虐待及其与结构性歧视的关系，比如种族歧视、体能歧视。接触到“煤气灯效应”这个术语，就给了钱德拉这位50岁的黑人女性一个辨别不同形式的虐待和歧视的空间。她现在的婚姻更幸福了，但她的幸福来之不易：离开前夫，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通过心理咨询认清了前夫的虐待行为，终于她重新获得了自我的主权。
如果像钱德拉一样的人们正在使用“煤气灯效应”来解释一些令人困惑且有害的经历，我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毕竟，一个来自电影中编造的词也没有什么珍贵的，所以为什么不能用它来代表那些令人困惑的不公平，为什么不能用它为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辩护呢？
不可否认，煤气灯效应是一种有害的心理虐待，它操纵了人的社会脆弱性。大量心理虐待的新闻报道都表明，无论是否还存在身体上的暴力，研究人员应该更加关注煤气灯效应及其对受害者生活的持久影响[2]。我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煤气灯效应对缺乏社交关系和结构性保护的人群影响更糟。
有一些保护性政策是可供决策者们选择的。例如，如果人们能够获得维持生计的工资、儿童保育和安全住房，他们对糟糕的工作和有虐待行为的伴侣的依赖就会减少。如果钱德拉有经济能力，又能照顾孩子，她会和她的煤气灯男丈夫一起生活12年吗？如果奥黛丽的残疾津贴足够支持她独立生活，她母亲的煤气灯效应还能奏效吗？那些在物质生活上尤为脆弱的人，更为可能经历煤气灯效应和陷入糟糕的关系中的时间更久。
朋友、家人和邻居，健康的社交网络也很重要。一般情况下，访谈中那些能够迅速离开煤气灯关系的人，身边都有可以依靠的人来帮助他们验证现实，对他们的自我价值给予正向的积极的反馈。
煤气灯效应害人不浅，不仅因为它引发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更因为它在孤立的环境下逐渐内化，使人质疑自我意识。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可靠解读者，这一点后果不堪设想。另外环境也很重要。如果社交网络和社区支持是保护性的，我们就可以彼此依赖，防止甚至扭转煤气灯效应造成的最恶劣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ww.nationalcenterdvtraumamh.org/wp-content/uploads/2014/10/NCDVTMH_NDVH_MHSUCoercionSurveyReport_2014-2.pdf
[2]assets.speakcdn.com/assets/2497/domestic_violence_and_psychological_abuse_ncadv.pdf
文/Paige L. Sweet
译/溪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