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arah Durn
译/Yord
校对/Amanda
原文/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penny-dreadfuls-victorian-children-literacy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流行着大量手抄本，《绿色尸体》、《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少女之心》（又名《曼娜回忆录》）……不知道陪伴多少男女度过了或惊悚或抚慰的长夜。这些地下作品当然是“少儿不宜”的，其实严格来说，所谓适合儿童阅读的“
儿童文学”作品也只是一个十分晚近的概念，换言之，“适合儿童”的“适合”也是个因时代而变的标准，否则，怎么理解格林童话诸多原始版本中的血腥与恐怖，又怎么会有孩子把《红楼梦》当作是性启蒙读物？又怎么理解《西游记》、《水浒》中的暴力与情色？正所谓，当你手里有把锤子的时候，看所有的东西都像是钉子。
“电闪雷鸣之际，一个美丽的女孩惊醒。她直直地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外面的暴风雨。刹那间，闪电将一个高高的、骨瘦如柴的身形照亮。“什……什么东西？真的假的？”她倒吸一口凉气。人影用长长的指甲划过窗子——绝不是幻觉。她大喊救命，但无人来救。突然，人影闯入房间，拽着女孩的头发将她拖到床边，将牙齿扎进她的脖颈。血液喷涌，紧接着的是令人作呕的吮吸声。女孩已经晕厥，吸血鬼正享用美餐！”
这难道能算儿童文学？
《吸血鬼瓦涅爵士》（Varney, the Vampire; or, the Feast of Blood）的恐怖故事随即徐徐展开。该小说首次出版于1845年，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故事之一。读者花一便士就能买到连载这类故事的杂志——十来页的小册子。人们熟知的“廉价惊险小说”（penny dreadfuls）之名即由此而来。
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如瓦涅、斯威尼·陶德（Sweeney Todd，即理发师陶德，译者注）和“弹簧腿杰克”，在维多利亚时期为英、美、澳等说英语国家的读者带来了恐慌。
1861年，作家兼记者乔治·奥古斯塔斯·萨拉【George Augustus Sala，同时也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学徒】写道，廉价惊险小说充斥着“隐居的贵族，杀人的男爵，沉迷于毒理学的贵族夫人，吉普赛人和土匪头子，戴着面具的男人，带着匕首的女人，被拐的孩子，容颜枯萎的女巫，没心没肺的赌棍，恶毒的好色之徒，异国公主，狡猾虚伪的神父，掘墓人，复活之人，疯子和鬼魂”。这些骇人故事通常包裹着谋杀、犯罪、超自然元素，偶尔也会有一些爱情碎屑。廉价惊险小说于19世纪30年代初现，于90年代没落，让数百万人为之着迷兴奋、战栗不已。
可以想象，这些廉价惊险小说构建的世界最能吸引儿童和青少年了，事实上它们正是为了年少读者而创作的。根据大英图书馆的资料，许多故事都以少年作为主角，比如男学生杰克·哈克维（Jack Harkaway），他在维多利亚时期深受读者喜爱，放在今天相当于哈利·波特。一本专门面向男孩的杂志——《英格兰男孩》（Boys of England）首次介绍了1871年出版的《杰克·哈克维的学校生活》（Jack Harkaway’s Schooldays）的主角，小说详细描写了男主角逃学并登上一艘船，开始了冒险和游历之旅，甚至还有他因恶作剧出了岔子，不得不与一条约4.6米的蟒蛇搏斗的情节。
廉价惊险小说的流行有着另一重影响：它们提升了人们（尤其是孩子）的识字能力。那时，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正规教育是天方夜谭，狄更斯笔下的世界也是不存在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精神生活》（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的作者乔纳森·罗丝教授（Jonathan Rose）表示，这类廉价读物的泛滥创造了一种“识字激励”。人们沉浸在杰克·哈克维和理发师陶德的故事中，且只有一种方法才能跟上后续情节——学会阅读。
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将义务教育认定为文盲率下降的原因，但罗丝说道：“事实上，识字能力的提升大多发生在普及免费教育之前。”英格兰直到1880年才要求所有儿童必须上学，而廉价惊险小说在几十年前就已如日中天。
不过，不能轻易认为廉价惊险小说一无是处。对于伦敦制帽师弗雷德里克·威利斯（Frederick Willis）来说，正是年少时阅读廉价惊险小说的经历，让他开始读莎士比亚和乔叟的作品。他在《庆典路101号：往日伦敦之书》（101 Jubilee Road: A Book of London Yesterdays）中写道：“正是广受欢迎的‘血腥（小说）’激发了我对阅读的热爱。”铁厂工人的儿子阿尔弗雷德·考克斯（Alfred Cox）在《医生之中》（Among the Doctors）写道，他的“文学热爱之萌芽”始于“狂热地阅读廉价惊险小说”。就连威尔士诗人W.H. 戴维斯（W.H. Davies）在成长过程中也看过“最糟糕的那种常见廉价惊险小说”。
当时，连载小说在孩子们之间十分流行，他们甚至形成小团体，分享并大声朗读最新的连载故事。玛丽·莱格-圣吉恩（Marie Léger-St-Jean）是组织廉价文学数据库“价格一便士”（Price One Penny）的独立学者，她说当时英格兰北部的一群工厂女孩会凑钱买最新一期的廉价惊险小说，并相互传阅，且记者亨利·梅休（Henry Mayhew）在他1851的书《伦敦劳动者和伦敦穷人》（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中也提及，“拥有廉价血腥小说的人会在一大群人面前朗读”。
这些团体“十分普遍”，罗丝说，“当时那些年轻人的可支配收入极少，所以他们会见面，会交换这些书。有些人当然是不认字的，所以他们会坐下来听别人大声朗读。”到了19世纪末，朗读廉价惊险小说变得没那么常见了——“因为人们的识字率越来越高”。
童工问题是维多利亚社会工人阶层的典型问题，同时也能够解释廉价小说的流行。在19世纪初的英国，人们开始工作的平均年龄是8.5岁。像矿业、烟囱清扫和纺织业等行业雇佣儿童做一些要求小身量的特定工作，这些工作通常很危险。而一成不变的工厂工作极为无趣。
罗丝说道：“如果你生于工人家庭，你将会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工厂工作，没什么变化。突然你接触到了这种文学，这和你在主日学校读到的完全不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阅读廉价小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暂避。”
但并非每个人都待见以年轻读者为受众的廉价惊险小说。有人怀疑比起学习怎样识字，读者更容易学坏。“当时有种看法是工人阶级在读垃圾，”莱格-圣吉恩说道。19世纪的记者迈克尔·戴维特（Michael Davitt）在他的书《监狱日记的遗留：给“孤独”听众的演讲》（Leaves from a Prison Diary: Or, Lectures to a “Solitary” Audience）中，称廉价惊险小说是“危害社会的流氓文学，给这个国家制造了太多罪犯”。他写道，他认识的一个读这些小说的人，“最终成了个臭名昭著的窃贼”。
但罗丝表示，就算廉价惊险小说制造了一两个窃贼，但现实状况是19世纪的暴力犯罪率下降了。“读这些书不妨碍你遵纪守法、举止文明。”
19世纪由廉价惊险小说引发的道德恐慌，和近些年我们所了解的道德恐慌并不相同。现代人面对的是重金属、龙与地下城、电子游戏，当然还有哈利·波特。罗丝说：“20世纪时，我们对漫画书有着同样的担心，21世纪时对饶舌音乐也是如此。青少年很自然地会去看一些家长不喜欢的书，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健康的取向。”从《饥饿游戏》到《使命召唤》，年轻人寻求颠覆性和越界行为。这在罗丝看来是一种“青少年的固有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