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既芜:时空胶囊里的“台湾省政府”,最后的民国身影 – 端传媒 –

「位于台湾中心的“中兴新村”,每个角落都写着中华民国仓皇辞庙、反攻未竟的历史。」

端传媒记者 李易安 发自南投

已经废止、但字样仍存的“台湾省政府”。摄:李易安/端传媒

正午刚过,洪庆达拿出自己带的便当盒,在中兴新村一座邻里公园的凉亭里坐了下来。

今年刚满六十岁的洪庆达,是台湾南投一个清洁公司的约聘人员;他的雇主承包了中兴新村的环境维护工作,他每个月都要来巡回几遍,偶尔除除草,更常做的事情则是捡垃圾。

此地曾是前台湾省政府的所在地,家就住在南投市区的洪庆达,年轻时也很常来这里,但当时都是“来玩的”。“这里没什么变——有啦,变冷清了。以前省府还在,这里的房子都有人住,有人住比较热闹、比较漂亮。”

他说的“以前”,是李登辉还在担任省主席、而台湾省政府也依然存在的 1980 年代初——那是解除戒严前夕的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民主化呼声此起彼落,蒋家执政也迈入尾声,党国犹如强弩之末。“李登辉作省主席的时候,就很少待在这里了,一直往外跑,等于作总统了。”

后来的这里,也卷入了新时代的浪潮中,成了台湾新一轮政治角力的一个前线,一个今日已被淡忘的前线。

但时代变迁嘛,洪庆达觉得没什么好可惜的。他只觉得“现在没房子住的人那么多”,这里的空屋如果规划一下,能租出去也很好。他一边说,一边直直盯着公园草皮,仿佛这里唯一能引起他兴趣、仍在繁荣生长的,只有公园里的杂草而已。

盖上便当盒,他拿起割草机,继续进行下一轮工作。

中兴新村里已经人去楼空的眷舍。摄:李易安/端传媒

凝固在冷战前线上的中兴新村

或许是某种巧合,“新村”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里,似乎总是有些过时。

同样巧合的是,位处冷战前线、求新若渴的几个东亚国家,也都拥有各自的“新村”,在各个角落里繁荣着、衰败着,反映了各地在现代化路线上的挣扎过程。

比如在日本,“新村”曾经是以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个思想体系、一场实践行动,他主张互助协同、赞扬劳动,脱离旧社会建立“新村”,曾影响过中国的左翼运动,却也被主张武装革命的左派同行斥为空想。和大多数过时的左翼运动一样,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今日在琦玉县的毛吕山也只剩下博物馆式的根据地,留有常驻居民和纪念馆,供为数不多的追随者瞻仰凭吊。

然而在日本作为左翼符号的“新村”,如果放到韩国的脉络里,指向的却又是由右翼强人朴正熙,于 1970 年代号召的“新村运动”(새마을운동);在这场运动之中,他将新时代的工作伦理与消费文化,巧妙融进韩国传统文化的“集体性”和“协同性”之中,也进一步促进了韩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

对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来说,新村(kampung baru)这个词,则和冷战中的左右对抗脱不了关系:那是 1950 年代的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避免华人接触马共游击队,因而将华人集中管理而设的聚落。

至于在台湾,“新村”则往往是外省眷村的同义词;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眷村也确实都是“新”的:对于在国共内战之后,被时代洪流带来台湾的外省军民而言,“新”的是台湾这个岛屿、这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与反攻大陆的基地;对于台湾本省人而言,“新”的则是这群军眷同胞们带来的文化、语言、眷村聚落——以及更重要的,国家。

而在台湾所有被称作“新村”的眷村之中,地位最重要、知名度也最高的,就是台湾省政府的所在地:中兴新村。

如果扣掉那些党国纪念物、省府官舍,中兴新村眷舍区的气氛,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确实有点类似,或许也跟都是英国人的规划风格有关——马来西亚的华人新村,是由英国殖民者在紧急之中设置的,而中兴新村的社区规划,引用的则是源于英国的“田园城市”概念。

台湾省政府前的入口圆环。摄:李易安/端传媒

要讲中兴新村这个带点“田园”风情的党国故事,时间得拉回到 1950 年代初。

当时刚脱离日本殖民没多久的台北,在剧变的局势之中,突然同时被赋予了两个身份:它不只是台湾岛从清末、日治以来的行政中枢,也成了中华民国的“临时首都”。

由于刚失去大片江山的国民党,迁至台湾之初仍在积极筹备反攻,并无在台久待之意,因此大部分政府部门,都是采取临时性的安置措施,而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于是只好和台湾省政府的各机关采“合署”(编按:与其他不同政府机关合用办公室)形式办公。

到了 1954 年,九三炮战开打、台海上空亦发生多次交战,局势愈显危急。此外,蒋介石与美国在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时,由于美方希望蒋“弃守金马”,一时之间也让台美之间出现龃龉,迫使国民政府必须进一步提高戒备、加速“防空疏散计划”,以便在空袭时疏散办公。

在这个背景之下,台北这个“省会”也被迫让位给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而台湾省政府,则开始搬迁至台湾中部地区。

在最初的疏散计划之中,省府原本会分散在中部五个县市,然而后来为了顾及行政效率,并促进城乡发展、地方建设,因此决定改设“省府行政特区”,将省府各机关集中于一处办公。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省府特区在选址时,也拟定了几个原则,比如:必须选择旱地,以避免和农民抢地;最好沿着山脉开发、远离西部海岸线,以防共军登陆后直接占领。这些原则,也再次反映了国民政府当时对统治正当性、和防御需求的考量。

历经 8 个月的规划、选址和审查之后,疏散规划单位最后于 1956 年初决定在南投“营盘口”建立新市镇、作为“省政中心”,并由蒋介石命名为“中兴新村”,承载“中兴复国”之期许。

起初的中兴新村,由一个行政办公区、两个眷舍区,以及一个市镇生活中心区组成;到了 1960 年代,又相继在南侧兴建了第二个行政办公区,以及第三个眷舍区,由此逐渐形成今日由光辉、光华、光荣、光明等四个里组成的中兴新村。

从地图上看,省府大部分的办公厅舍,主要都坐落在最北侧的行政办公区,而邮局、中心市场、省府员工消费合作社、大操场,以及村内规模最大的室内集会场“中兴会堂”,则集中在村里中央的市镇中心区,为居民供应生活、购物、娱乐等日常生活需求。

等待整修的台湾省政资料馆。摄:李易安/端传媒

尴尬的台湾省:中华民国未竟的反攻心愿

然而这种集中于一处、新建市镇的作法,却在当年招来过不少争议。

有人批评,省府“疏散计划”理应是暂时性措施,如今却投注钜资、新建永久性的官舍和市镇,显然与原意不符。而今日回看,这种争议大抵也再次展现了国民党来台初期,并没有在台湾久待的打算。

为了合理化耗费钜资、将省府搬迁至中部的决定,同时避免给人“将永久偏安台湾”的“错觉”,当时的规划人员于是将中兴新村的官舍,依照“教室”的形制进行设计,为的就是在反攻大陆成功、省府迁回台北之后,让这些厅舍依然可以改为学校使用。

循此,王怡雯便曾在《中兴新村的现代性:西方理想城镇规划的台湾经验》中主张,中兴新村的“疏迁”,凸显的正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尴尬之处:一方面,国民政府为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框架,必须保留、甚至强调“省”这个行政层级,如此才能持续宣称位在大陆的其他省份,在法理上也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然而另一方面,台湾省和中华民国有效统治范围的高度重叠,却又提醒了国民政府被迫退守一个蕞尔小岛的事实,以及其岌岌可危的统治正当性。

循此,将省政府厅舍迁离省会台北,便能解决这个一体两面的矛盾之处,至少在视觉上、在空间中,将中央政府的“临时所在地”,和省政府的位置区隔开来——虽然“管辖范围”高度重叠,但至少“厅舍位置”是分开的,借此在“凸显省的存在”和“维持统治正当性”之间取得平衡。

王怡雯亦认为,迁离台北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一事,也能证明这种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考量:如果新建的“中枢行政特区”由中央政府使用,便会和美国的华盛顿、澳洲的坎培拉一样,难免带有“新建国都”的意味,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只是临时退守台湾、诉求反攻大陆的论述。

不过虽是“台湾省政府”,在里头工作的公务员,早期却又多以外省人居多,而村外打赤脚、踩在泥土地上的本省农民,和村里着衬衫、穿皮鞋走在柏油路上的公务员,在视觉上也形成了强烈对比。

中兴新村这种“高人一等”、和“村外人”有所区隔的感觉,小时候在中兴新村念小学的赖岳铃也体会过。严格来说,赖岳铃并不是“中兴新村人”——她和父母,十多年前才从南投市区,搬到中兴新村外围的社区。

“中兴新村有分『内中兴新村』和『外中兴新村』,现在不见得一看就分得出来,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问你『是不是住里面的』”,给她一种在分类、在划界的感觉,“有点像天龙国(编注:台湾人对“台北”的戏称)那样。”

许多中兴新村的老住户,甚至不会认为自己“住在南投”:直到 1990 年代之前,中兴新村居民在寄信、书写地址时,还会跳过南投县、南投市,直接写上中兴新村。

由于小时候在“村内”上学、却又住在“村外”,赖岳铃一直都想搬进“村内”住住看,也很喜欢中兴新村的眷舍;后来中兴新村开放团队申请进驻、活化废弃眷舍,她便和父亲写了一份企划书,租下一间房舍,整修过后在里头经营茶馆。

“像我这种茶馆啊,在南投市区其实开不起来,但在这边可以,因为这里住户的消费力比南投好,他们都是公务人员嘛,退休金也比较多,尤其以前公务人员的待遇比现在好,之前还听一个婆婆月退俸就十几万(台币,1 台币约为 0.28 港币、0.23 人民币)!”

也是因为这样,赖岳铃从来不在中兴新村买菜,“我们都去南投买,这里市场里的菜太贵了。”

在中兴新村经营“丘山茶”的赖岳铃。摄:李易安/端传媒

台版田园城市:“西方规划”融入“党国体制”的拼装体

不过中兴新村为何会采用“田园城市”这种源自英国的规划模式呢?个中原因,原来依然和国共内战的遗绪,以及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介入和冷战架构脱不了关系。

1953 年,蒋介石提出了“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的概念,除了美化城市、改善人民生活,为反攻大陆做好准备之外,也让这句标语,在当时的台湾成为规划师和技术官僚经常高呼、标举的口号——今日台湾主要都市里的林荫大道、社区公园,以及各种卫生设施,某程度上都是这个口号的间接产物。

此外,当时负责规划中兴新村的的工程人员,主要都出身自上海交大的土木工程学院,他们在校时便接受过西方都市规划理论的薰陶;跟随国民党来台之后,又接受了美援会、农复会等机构的补助,在美国资助下赴美进修、在英国进行考察,最后才带回了英国新市镇、田园城市的规划模式。

田园城市作为一种规划理论,最初是由英国的霍华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于十九世纪末提出的。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中,几个工业大城居住环境恶劣、人口也过于拥挤;而田园城市,就是他试图提出的解方,希望透过都市规划的手段改善居民生活,并将大自然融入都市环境之中——由此,台湾当年的技术官僚,会引用田园城市来呼应蒋介石的“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倒也相当适切。

此外,田园城市还有一个特点,让它和西方今日常见的“郊区卧房城镇”(bedroom suburb)非常不同——在霍华德爵士的构想里,田园城市必须能为居民提供农地和工作机会、让城镇“自给自足”,因而和“卧房城镇”只有睡觉功能,但工作、购物、娱乐都必须前往其他地方的模式并不相同。

今日在西方住宅区常见的空间特征,你在今日中兴新村也都能看到,比如各个邻里单元的囊底路(cul de sac,也就是死路)、圆环、T字路口,以及刻意蜿蜒、并依据层级而有不同宽度的道路等,目的都是为了将“穿越型车流”和“邻里车流”区隔开来,并借由物理空间的设计降低车速。

然而严格说来,中兴新村和霍华德当年擘划的田园城市,还是存在不少差异。

台湾地理学家吴郑重便曾提醒,不论就面积、或是农地与市地的比例来看,中兴新村和田园城市都存在不小差异,而中兴新村以国家作为设计、打造、管理的主体,和田园城市希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自治市”概念也相去甚远;至于前述的囊底路、层级道路规划手法,则主要是源自美国社区计划的设计手法,而不是田园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的新北市永和区,之所以有大量T字路口、道路狭窄弯曲,甚至被人戏称为“新北大迷宫”、“住了三十年还是会迷路”,其实就是因为在 1950 年代仍被视为“台北郊区”的永和,正是田园城市和西方新市镇在台湾的另一个案例——只不过永和没有严守最初规定的容积率,而原本规划的工业区和农田,也在都市发展过程中成为住宅用地,导致人口密度大幅超过初始设计,也因此经常被称为“失败的田园城市”,和中兴新村内至今依然宽敞的空间氛围截然不同。

如此说来,中兴新村能在台湾成为相对成功的田园城市案例,或许也不令人意外:由于中兴新村内的眷舍只能由省府分配、不得继承转卖,因此也阻绝了外人的涌入,让中兴新村得以维持较低的密度;再说,田园城市的其中一个愿景,便是“自给自足”、能提供工作机会,而在 1950 年代的台湾,大概也没有其他产业,能比省政府体面的公务员工作,更适合作为一座田园城市的经济后盾。

换言之,中兴新村虽然带点“田园城市”的影子,后来在口耳相传之中又成了“花园城市”,但其实更像一个混合各种西方规划模式的“拼装体”,被平行移植到了台湾之后,又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党国土壤上逐渐生根。

“华丽转身”创办人朱怡甄。摄:李易安/端传媒

台湾省消失之后,中华民国是台湾吗?

不论是曾在中兴新村长期居住、或短期勾留的人,今日提起这里,大多都会表现出一种介于缅怀和惋惜之间的情绪,而朱怡甄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还是有点可惜啊,以前中兴新村很辉煌的。”

虽然也在南投长大,但朱怡甄并不是中兴新村的“村里人”,年轻时只跟着村里的同学来玩过一两次,“当时只觉得这个村子好特别,里面的道路感觉都弯弯曲曲、绕来绕去的样子。”

而像朱怡甄这样的说法,也证明了中兴新村的特别之处:虽然这里只是个由官厅和眷舍组成的“村子”,却曾经也是个人们会特地“去玩”的“观光景点”。

现在的她,在中兴新村经营“华丽转身”和脸书粉丝专页“省府日常散策”,主要业务是开设文史课程、导览走读活动,也协助店家撰写企划书、申请进驻中兴新村,“我之前也在政府机关工作,知道要用什么语言去和公部门沟通。”

让她感到惋惜的,不只是一幢幢人去楼空、日渐凋敝的眷舍,也还包括眷舍曾经容纳的生活记忆。

“现在还有些外省妈妈住在这里,各个省份的都有,所以我们之前也去敲门、请她们教我们做她们的拿手菜,再透过记录、访谈的方式,把她们的手艺传承下来,让来玩的游客可以体验,也希望这些味觉记忆不会消失。”

省府过去规定,眷舍住户只有眷舍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员工退休之后仍可继续住到过世为止;有配偶的员工过世之后,配偶也可以住到过世为止,因此今日仍在独守眷舍的,有不少就是那些“外省妈妈”。

朱怡甄曾在去年总统大选前夕和里长请教,村子里今日究竟还剩下多少住户。“从有投票权的人数来看,户籍还在这个里的大概只剩一百多户,但也有些住户年纪太大,其实早就被后代接到别的地方照顾了。”

让这些眷属住户和烹调手艺消失的原因,归根究底,其实还是台湾在 1990 年代以降快速变迁的宪政制度与社会气氛。

直到 1990 年代以前,台湾的宪政体制长期都处于不正常的“内战状态”,由《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大总统的紧急处分权、限缩地方自治;在这个背景之下,台湾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长期以来都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派、职称则为“台湾省主席”,并未被纳入民选的范畴之中。

这个持续了四十年的“紧急状态”,一直要到 1987 年台湾解除戒严、1991 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才终于有所变化。

1994 年,台湾立法院终于通过《省县自治法》,将“省主席”改为直接民选、名称改为“省长”,并在当年便根据该法,举行了台湾史上第一次的省长选举,而当时获得过半选票、高票当选的,就是宋楚瑜。

1994 年省长选举结束之后,台湾紧接着又在 1996 年迎来了第一次总统大选,却也让舆论开始质疑:虽然选民在两年之内选出了两个官职,但就行政辖区来说,总统管辖的范围,只比台湾省长多了福建省的金门县、连江县而已,因而再次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叠床架屋的体制。于当时的种种政治势力的倾轧、社会渐趋民主开放的分为下,也引起众人对于“台湾省”存在必要性的讨论。

于是总统选举结束之后,国民大会便于 1997 年再次修宪,将台湾省政府改为行政院的派出机关,也不再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并于 1999 年通过地方制度法,增强地方县市的权责——今日台湾人熟悉的“中央-地方县市”体制,于是就此成形,两者之间实质上不再有“省”这个层级。

此外,由省政府管辖的事务,也开始陆续转交中央,而原有的省府机构,则改为中央政府的“中部办公室”,比如原来的省政府建设厅,便改为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而省政府教育厅,则成了教育部中部办公室。

后来曾经五次参选总统的宋楚瑜,至今仍不时会被媒体称为“宋省长”,倒也恰如其分,因为他确实就是中华民国史上唯一一位真正的“台湾省长”。

今日回看,台湾的民主化带来了总统、省长的直接民选,却也让台湾人切身感受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体制的荒谬之处,因而促成了“台湾省”的消失、让台湾进一步往“中华民国是台湾”的阶段迈进,而这过过程,也再次反映了一件事:民主化和本土化,在台湾经常是携手并进、一体两面的。

历经多年的缓冲、过渡期后,台湾省政府最后在 2018 年悄然走入历史,不再编列预算,也没有任何人员编制;至于省府厅舍,则全数移交给了国家发展委员会(亦即“国发会”),而“台湾省主席”一词,也正式走入了历史。

不过碍于宪法架构,台湾省至今在名义上仍无法废除,因此台湾省政府的“组织调整”,一般都被称为“虚级化”、“冻省”或“精省”,而无法称之为“废省”。

实际走一遭中兴新村,“冻省”的概念也能获得非常具象化的呈现:由于村里的建物都是1950 至 70 年代的样式,而省政府从 1998 年被虚级化之后,财政预算就一直不断减少、员工也不断搬离,于是整个中兴新村就这样在年久失修之中逐渐没落,却反而保留了 1950 至 90 年代的聚落氛围和空间细节。

巧合的是,村里眷舍无法永久持有、无法由后代继承的制度,却也像是个巧合的空间隐喻,预言了台湾省政府的命运:不论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制度架构、或是村里一栋栋的房舍,都是在法理上难以继承的东西,今日只能徒留外壳、框架,而且终究是要还回去的。

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这个曾经作为省治中心的地方,仿佛处处都有民国幽灵在游荡着,毕竟台湾省的存在、以及台湾省和中华民国有效统治范围的高度重叠,本身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体制的体现,而“冻省”,也意外冻结了这个体制终结前夕的风景。

就此而言,省府在 2018 年的正式消失、以及中兴新村的没落,或许也标注了台湾从“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阶段,往“中华民国是台湾”的阶段又迈进了一步——倘若有天我们真要凭吊民国,那么中兴新村,或许就是其中一个最迷人的去处:一个消失的省,一座半废弃的田园城市。

中兴会堂前的蒋介石塑像。摄:李易安/端传媒

各方角力下,中兴新村土地的华丽转身

然而“半废弃”这个说法,朱怡甄是不会同意的,而她之所以会来中兴新村租下老屋、花钱整修创业,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各种“近水楼台”。

时间回到 2008 年,当时刚就任总统的马英九提出“爱台十二建设”,决定将失去活力的中兴新村改为“高等研究园区”,并由科技部的“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负责管理。

然而由于中兴新村内仍有部分政府机关,而村内大部分建物又有“文化资产”身份,这些因素都大大限缩了空间的使用功能,和科技部、科学园区熟悉的空间形式和业务种类也差距过大,因此规划、招商都并不顺利。

而原本在资策会工作的朱怡甄,办公室正好就和科技部在同一栋大楼里;2017 年,她耳闻科技部即将释出中兴新村这个烫手山芋,只保留最南区的核心开发区,其他部分则会跟着省政府,一起移交给国发会。

听到风声的朱怡甄,猜想脱离科学园区之后的中兴新村,经营型态或许会变得更有弹性,于是便在移交前夕,和中部科学园区租下了光明里的一幢双层连栋单位,作为发展文创聚落的据点。

“初期为了符合科技部、『高等研究园区』的想像,当然还是要掰很多说法啦,比如一开始我们就要想,有没有什么数位应用工具,是我们可以用的,再把它写进企划书里——不然上面的主管会问,为什么要拿科技部的资源,去做文化部的事情?”

然而在资策会工作过的朱怡甄,当然知道政府希望听到什么:同时期和他们一起进驻的,还有另一间餐厅,“他们就会说自己是『智慧点餐』、『明日餐桌』,听起来比较有『科技含量』,也比较能说服科技部。”

就来果然不出朱怡甄所料,国发会接下中兴新村之后,便开始参考台湾其他眷村的活化模式,推动“地方创生”、吸引店家进驻。

很有意思的是,从最初为了防御而“疏迁”的省治中心、为了照顾公教人员而设的眷舍、引进西式规划理念的社区,再到近年的科学园区、地方创生与文创聚落,虽然看起来南辕北辙,讲述的却全都是关于统治和土地利用正当性的故事。

回到中兴新村经营咖啡店的曾伯义。摄:李易安/端传媒

尾声:“老天会有规划”

一个南投山麓典型的夏日午后,曾伯义开车回到自己在中兴新村租下的老屋。

当天早上,他刚去医院打了肺炎疫苗,原本还想休息一天,没想到等了几个小时,副作用始终没有出现,于是又跑来自己开的咖啡店忙。

其实也没什么好忙的。自从台湾疫情在五月爆发后,他的店已经休息了快三个月。但眼看疫情趋缓、游客最近开始回流,他想起自己堆满杂物的咖啡吧台,觉得是时候整理整理了。

曾伯义是进驻中兴新村、地方创生的另一个案例。然而他的故事和其他人很不一样,因为他是在中兴新村长大的,也是所谓的“村里人”。

“我家从那边走过去就到了,我爸还住在那里。”2020 年刚回来开咖啡店的他,还准备让老婆、孩子搬回来住,孩子也会读这里的小学。

曾伯义的父母亲都是省府公务员,也是村里少见的本省人,退休前在村内的中兴医院工作;虽然中兴医院现在改隶地方的南投医院,但在省府时期却是独立的,“以前为了方便省长就近看医生,最顶尖的医生都会派来这里。”

或许是因为在村里长大,口音受环境影响,曾伯义一开口,经常会被别人以为是外省人。“我有阵子在中国工作,同事们讲话的各种口音,我也都能听得懂。这可能就是中兴新村留给我的能力吧。”

后来曾伯义离开公司、决定创业,在台中、草屯都开过咖啡店。去年四月,他在脸书上的“省府日常散策”粉丝专页看到中兴新村释出空间,一直都梦寐以求回到中兴新村开店的他,于是便赶来找房子、丈量尺寸,开始准备写企划书——现在店门口看板上写的那句话,就是他当时企划的口号:“在花园城市中,打造一个雨林咖啡馆。”

“我那时一进来这间,量了入口两个墙面之间的距离,皮尺一拉过去,那个尺寸是192公分——我的店名刚好就叫『e92』。当时我就想,这就是我的房子。”

讲到这里,曾伯义指了指他挂在墙上的一幅字画,上头写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也是这样,在外面绕了一圈,最后回到这里,冥冥之中都是老天在帮我规划。”

虽然外人觉得中兴新村没落,但他不这么想。“其实这波疫情爆发之前,在我们的经营之下,这个街区已经慢慢活回来了。中兴大学接下来也准备会进驻这里,到时候你看到的就不会只是退休老人,年轻人也会开始出现。”

在很多老一辈外省人的眼里,冻省不只阻挡了宋楚瑜的政治生涯,也断绝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统制度。但对于曾伯义来说,冻省却也在无意间保留了一段历史。

“我觉得,冻省也没什么不好,反正就是稍作休息嘛——老天爷要我们休息,我们就休息一下。就像我们现在遇到疫情也是休息呀,迟早有一天,又会华丽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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