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姜婉茹
编辑 | 龚龙飞
以下是远洋货轮水手长何润生的讲述。
“我港请你立即驶离”
没想到我还能活下来。我在事后复盘，全船第一个发热的人是三副，时间在7月中旬，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六月底，我们的船从缅甸开到马来西亚，接着又去了泰国，应该就是在这个阶段感染的。我们从新闻得知，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疫情严重，公开的新增病例就达到日均2万人；缅甸正在政变、打仗，它的经济很糟糕，政府几乎没有什么防疫手段，我们觉得病例只会更多。
我们知道国内港口的工人上船都会遵守防疫措施，穿防护服、戴口罩，捂得严严实实，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但这些东南亚国家作风比较散漫，他们的工人穿着拖鞋、裤衩，光着膀子就上船了。
干完活，他们也不下船，有的人找个角落，拿网兜搭个简易吊床，人躺上去晃悠，手里还握个鱼线，一边闭目养神一边钓鱼。还有的人会去偷卫生间里的小镜子，水龙头，要是不收衣服的话，连内裤都可能被“顺”走。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集装箱的绑扎杆不便宜，有的工人一边装货，一边把绑扎杆扔到海里，然后再用绳子绑上吸铁石，到水底下去捞回来。我们用来防海盗的值班人员，这时候都用来防贼了。
东南亚工人就呆在甲板上干活、休息、娱乐、睡觉，或者尝试卖纪念品和电话卡给船员，直到我们离港时才匆匆散去。平时我们要拿着图纸清点他们装货的数量、仓位，防止不靠谱的工人装错返工，协助他们启动吊机等设备，不可能避免接触。
另外船上补充物资、提供伙食、增补淡水的时候，这些物资的病毒检验报告也可能不严谨。因为假报告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跟上”部分集装箱货轮数小时内完成进港离港的节奏，而等一份耗时更久的真报告，可能会给船东造成数百万元的“损失”。
我们的船将在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靠港时，还离得老远，就收到了港口方的警告：“我港请你立即驶离我港，否则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驱离。”不知道港口如何得知船员被感染的消息，我们只得立刻调转方向，想去新加坡港碰碰运气。
同事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能开船的人里，除了大副，全部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的办法是大副自我隔离，其余人轮流在驾驶室值班。
在海船上，驾驶室的椅子处于全船的枢纽位置，这决定了它具有神圣性，只有船长和引航员可以坐，没有这样身份的人都是站着开船，现在大伙站都站不稳了，只能坐着开船，衣服都被汗湿透了，我记得汗水都流进了椅子的缝里。
大家拼了命把船开到新加坡港附近，公司发来消息说，新加坡也拒绝我轮停靠，他们给出的建议是把船开往马来西亚的关丹港，这意味着还要往北走几百公里。
船长急了，船员都已经不行了，如果在关丹港再次被拒绝，人可能都倒下了，船开不进码头了。
公司安抚我们说，再坚持十几个小时，远在德国的船东正在申请紧急救助。反正已经这样了，我们把船以最慢的速度，慢慢往关丹港的方向漂。
终于得到消息，关丹港同意我们先找一片浅些的海域抛锚，许多船员不管感染与否，都参与了抛锚。按行业规则，海船抛锚进港时，船长在驾驶台坐镇指挥，只有船长病到起不来或者死了才由职级次高的人顶替。船长也确诊了，站不稳，跟他一起驾船的操舵手、操车手也是阳性，3个人互相支撑，勉力指挥全船的进行。
作为水手长，我本来应该站在船头操作机器，但我已经瘫倒在床了，一个普通水手替我工作，他也感染病毒了，只是身体还有力气。大副没有感染，他站在船头，瞭望方向。
染病的人隔着很远就在挥手，示意不要靠近。在船尾，巨大的螺旋桨转了起来，整船震颤，在连续被拒3次靠港后，我们的船终于抛锚了。
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7月中旬，媳妇给我打过一个视频电话，说她做了个噩梦，让她想起了二姨夫，他也是海员，年前跟着船沉海了。在她的梦里，我的状况“很不好”，她担心我出事，醒来就急忙找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笑着说：“梦都是反的啊”。
我让老婆把视频镜头转到女儿身上，3岁的小丫头穿着大背心子，在看绘本，一会儿蹦到地下，一会儿蹦到床上。
我对媳妇说，最近要去跑远洋航线，短期内可能都没信号。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她没有太多疑虑。
挂了电话不久，女儿发来几条微信语音。她温柔地说，冰箱里有好多好吃的，爸爸你快点回来呀。
那天早上，我们的货轮正从缅甸开往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值班时，我看见三副在驾驶室坐着，一动不动，只有手里捧着的玻璃杯在冒热气。我打趣说：“怎么像个被煮了的螃蟹。”他说身体不舒服已经一个多礼拜了，只想趴一会儿。我就帮他把活儿都干了。值完4个小时班，我们各自回房间休息了8小时，再一起值第二个班。
他还是浑身无力，并且止不住地咳嗽。
一阵阵的咳嗽声让我紧张起来，我又想起这几天，大厨做的荤菜素菜三副都没怎么吃。偏偏在前几天，他煮了青菜面条，我俩还在一个锅里吃了。想到这里，我有些慌了，赶紧向船长汇报，拿体温枪给三副测体温。测出来的结果是他没有发热，正想松口气，又思量是不是驾驶室的冷气太足，影响了测量结果？
我又去找了根水银体温计，这次没有错了，37.8度，他发热了。
这个消息将恐慌传到全船，三副当即被关进房间隔离，同事把一日三餐放到他门口，有时候，他没力气起来取饭，躺在床上，我们就给他打电话，电话通了就知道人还活着。
我每天都祈祷他只是普通感冒发烧，一是希望他不要有危险，其次是我俩总在一起，他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我肯定也跑不了。
船上没有多少防护服，上船时只买了50套，一套要100多块钱，如果值班就换，一天下来多花几百块钱，没有人会这么做。那天清点时，我们一共也只剩3套了。各个国家港口对防疫物资有不同的规定，其实不太容易买到，大家在驾驶室里戴口罩也很节省，每个人忍着异味，一个口罩要戴五六天。
过了几天，公司安排了全员核酸检测，最开始买的试剂盒，20多名船员，测出来5个阳性，当中就有我。
不过，大家又说这种试剂盒的准确率只有30%，我有些侥幸心理。当专业检测机构上船后，结果阳性涨到了9人；过了十几天，又多了1个阳性。
不出所料，我中标了。
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
接下来的日子，船员们关在房间里隔离，房间都是紧紧挨着。船员生活区安装的是中央空调，只要打开空调，所有空气就流动了。于是我们把空调关了，东南亚的烈日照在铁壳船上，屋里气温最高有40度，这种环境下，人会处于快速脱水的状态，大量出汗，皮肤发烫，腹泻的时候，像是拧开矿泉水瓶盖子倒水，人马上就四肢发软。
我比较健壮，胃口也好，可能是船上发病最晚的人，一开始只觉得嗓子不太舒服，有天跟隔壁的同事通电话，他在电话里喊疼，说浑身都疼，已经好几天没力气吃饭了。我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冲进了他的屋里。当时他躺在床上，浑身的汗水把床单被罩都浸透了，上面全是汗渍，他嘴唇发白，眼睛也没了光彩，整个人像是小了一圈，不住在喊疼。
我用电热水壶煮了五六个鸡蛋，又倒了牛奶扶他起来喝。他不肯，说：何哥，你快走，我怕传染你。我判断他需要补水，就从房间搬来了矿泉水，把自己的扑热息痛和莲花清瘟胶囊分了他一些。
每个海员都是一个人孤身在海外，如果有人遇到性命攸关的情况，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我也算是船上的老师傅了，做新水手的时候生病了，老师傅也是送吃送喝照顾我，这是好的行业传统。
现在轮到我自己了，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拉肚子，发烧，吃不下任何东西，只是没有咳嗽。我吃了就吐，整整三天，我没力气爬起来，浑浑噩噩的，厕所离床也就三四米远，我想去都做不到，拿了一个尿壶靠在床边，那种体验像走了一遭鬼门关。
那几天，大厨也倒下了，没人做饭送饭，他们在每个房间门口扔了5包方便面。没有碗，我用电热水壶烧水，歪歪斜斜地把开水倒进塑料袋里“泡”面，结果吃不下去。头脑理性地告诉我应该补充体力，我又拜托还能行动的船员从菜库拿两盒牛奶、几个鸡蛋、一盒维生素C咀嚼片送来。
他们回答我说，这些东西我们也需要，奶只能送一盒。我没有力气发脾气，但心都凉了。
拒绝我的人里有一位是我的副班，我们此前关系都挺好的。过去，他值班时在玩手机，没有注意到潮水起落，海水把舷梯都打弯了，领导很愤怒，要炒他鱿鱼，我担保说会把他教好，来跑船的人多半是家里困难，好说歹说，他才留了下来。他当时很感动，说很幸运遇到了何哥，后来很听我的话，也再没出过差错。我被确诊以后，可能因为害怕的缘故，他从没问过我身体怎样了，感染之后他再看我的眼神充满鄙夷，躲我至少10米远。
“我爸爸是一个电话”
这糟糕的三天可能是我有生以来面临最危险的时候，我躺在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人给过我照顾。我的身体一直在出汗，枕头和床单湿了一遍又一遍，脑子晕晕沉沉，像躺在一堆脏脏粘粘的破布烂草上，无力挣扎，用力换一个姿势，身体触碰的布片就传来湿凉的感觉。努力去回想，不记得有什么气味，嗅觉失灵了。
实际上，船在浅海应该停的很稳，但我感觉所有方位都在晃动，我偶尔睁开眼睛，躺着能看到窗外的一小片天空。这个时候，货物不多，窗口没有各色的集装箱挡住天色。“咳咳咳”，隔壁的咳嗽高一声，低一声，像是不会消失的背景音。因为身体动不了，脑子反而在思考，很多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事进入脑海。
甚至，我开始了人生的总结。比如会想到前半生做过的荒唐事，小时候在村子里，邻居骂了我两句，我半夜拿着镰刀，把他家的玉米地全给刨了，有一亩地那么大，这件事一直藏在心里，结婚以后才告诉我爸。
因为常年漂着，我最在意我的家庭。我父亲个子不高，一只眼睛坏了，身体也不好，只能种地。我妈患有癫痫，我三四个月大的时候赶上她发病，她直接把我扔进河里，幸好被人捞起来。我又想到我去卖草药帮衬家里的画面，东北的山上有山豆根、山芝麻根、穿地龙、五味子，小学放学后，我就去挖草药来卖。
想到我自己这个小家庭，这是让人最难受的。女儿才三岁，老婆全职在家，如果我死了，他们该怎么办？病情让我的想法转入消极，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身体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发展成重症，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用不用带着呼吸机之类的生活。
当时已经想到要安排后事了，我最怕的是失去意识，连这些事都做不了决定就离开了。我爬起来写遗书，字迹非常潦草。转念一想，我死了，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病毒的”，一切都要被销毁，这封遗书又有谁能看到？
我想了稳妥的办法，把遗书拍下来，发给了我的一个姑姑，她没有子女，如果我老婆将来带女儿不方便改嫁，还想请姑姑代为抚养我的女儿，拜托她帮忙多要点赔偿金。财产一半给父亲，一半给老婆。
我即便死了，也能给家里留一笔钱，我这三十年也挺精彩的，该吃的苦都吃过，没什么遗憾了。
脑子里反复想过留给父母和老婆最后的话语，眼睛有些酸，腹稿打好了，却不敢用微信语音发给他们。想跟爸妈说对不起，遇到事情可以去找我堂兄，我决定跑船的时候就跟他打好了招呼，遇到不测他会替我照顾父母。
想跟老婆说，房子留给你，你这么年轻，肯定是要改嫁的，不想带孩子的话，我也给女儿安排好去处了。
我想了想，没有话留给女儿。她出生三年来，跟我聚少离多，本来对我印象就不深，回家都不怎么亲我。有次听到她说：我爸爸是一个电话。
也许忘掉我，对她来说是最好的。
力气又回来了
这三天真是我走过最漫长的暗路，周围没有人，我就一个人走着，似乎也走到头了。我渐渐能吃一点东西了，虽然身体还发着烧。我也更有精力了，在网上查了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我知道更多时候要靠自身免疫力扛过来。
等体力更好了些，我就在房间里蛙跳、原地跑，运动完出一身汗，体温就慢慢降下来。
发热的同事研究了一种“放血疗法”，用消过毒的刀把十个指头割开，说是放些血后，两小时内，体温就会降下来，结果真的管用。那个同事还没结婚，他听说得了新冠可能影响生育，不敢吃太多药，害怕将来没孩子，不然以后活着还有什么劲儿？
又过了一两天，我竟然恢复了正常吃饭，也更有意识增强体能。有一天，我数了一下，竟然能做100个俯卧撑，我感觉力气又回来了。
实际上，对海员来说，许多突发状况都要想办法自救。有次，在甲板上，缆绳的钢丝层在我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因为有汗液，就发炎、腐烂，我就先用酒精给壁纸刀消毒，把烂肉刮掉，我感觉都刮到骨头了，撒上云南白药粉，再包起来。当时痛的咬牙切齿，大汗淋漓。如果不是自己动手，要等半个月后，船才靠码头，腿那时不知会烂成什么样，万一截肢了，一个水手还拿什么养家呢？
公司协调好我们在关丹港下船隔离的时候，我基本已经康复了。
临上岸的时候，老婆的视频电话来了。我赶紧洗脸，梳头，整理好衣服，跟她通话的时候，眼泪就掉下来，她当时忙着照顾孩子，没有看见。我说要上班了，先挂了。
直到现在，她对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十年前，我还在考船员证，没有收入，她是我女朋友，她会拿出一半的实习工资给我。后来我上了船，第一次就在海上漂了17个月，信号断断续续，结果她一直等我上岸。现在我挣的钱，每月只留600元，剩下的都直接打给她。
七夕节那天，我还在隔离，给她网购了一束花。她打来电话笑盈盈地说，就不能偷着买吗？你刷卡我都看到了。
答应她的房子已经买好，原计划今年买车，结果生了这场病，希望不要耽误。等隔离期结束，再在酒店休养半个月，我就又可以上船挣钱了。
经过这次疫情，很多人短期都不想再做海员了，船公司正是缺人的时候。我要趁着这个机会赚钱，等疫情过去了，哪还有这么高的工资。
回想起来，没确诊的时候最是担惊受怕，生怕感染；确诊以后，想着只要不是重症，死不了就行。后来觉得，其实所有的事都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在异国的海上更是如此，不是想隔离就能隔离，想治疗就能治疗的。
到了隔离酒店，我们感染者可以互相串门玩儿，大家已经都不害怕了。船长也经常来我这儿串门，之前我们常聚在一起吹牛，大家确诊后，就改成了互相埋怨，都说对方是传染的病源。
感染者平时都说自己病得厉害，差一点儿就死了，等到打牌的时候全都有了精神，竟然还有劲儿吵架了，“丫的，你玩儿赖。”
（文中何润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