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又一个塔利班时代，阿富汗将要面对怎样的未来？这本书或者能够提供一些思路。」
特约撰稿人 布犁
快要一周过去了，国际社会仍然惊讶于阿富汗塔利班为何在20年战事之后重新“夺回”喀布尔。毕竟他们是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军所主导的联军战斗了近20年。
人们更关注的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塔利班会如何管治阿富汗？他们已经宣布恢复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或译为阿富汗伊斯兰埃米尔国）。在占领喀布尔之后的发布会上，塔利班发言人宣布将在伊斯兰法的范畴内给女性工作和出行的权利，并且作出了大赦承诺。然而，人们对这种“温和”充满狐疑。很多人更是直接不相信塔利班有任何变化。
有人猜测塔利班内部有“温和”与“激进”的区别；又有人猜测塔利班是在“战术性”地妥协，等待日后权力稳固，再恢复自己的社会理想；还有人认为塔利班是真心要走向不一样的统治模式。无论如何，这些猜测都缺少实质的证据，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塔利班太过于神秘，毕竟直到如今，其名义上的最高领袖阿訇札达（Hibatullah Akhundzada）都没有出现在镜头前。甚至有流言认为其已经感染2019冠状病毒而死去。
在一切都没有确定的当下，有一本数年前对塔利班的研究著作值得我们重温。那就是意大利学者 Antonio Giustozzi 出版于2019年的《战争中的塔利班：2001-2018》（The Taliban at War 2001 – 2018）。这是如今少有的对阿富汗战争之后塔利班内部的战斗模式、组织方式、人事斗争与政治过程的研究。
Giustozzi的研究源于整个团队对数十名塔利班前成员和在任成员的访谈。这些访谈像拼图碎块一样拼接出了一副画面，为读者揭示了塔利班在这二十年的战事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阿富汗将要在又一个塔利班时代面对怎样的未来。
从彻底打散到重新组织：塔利班是如何“复活”的
《战争中的塔利班》的焦点之一是塔利班的军事组织。书中梳理了塔利班在2001年之后从一盘散沙到重新崛起的军事历史。
一开篇，Giustozzi就指出，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塔利班兵败如山倒，当时几乎是彻底被打垮了。2001年战争中，联军空袭杀死了约8000到12000名塔利班成员。那时所有人都在忙着安排自己的家人和自己逃难。一些塔利班领导人换掉了教士的服装，穿上传统的巴基斯坦长袍逃去巴基斯坦。
在这个阶段，塔利班宣传称自己是在“战术撤退”。事实上，他们是彻底溃散了，而对塔利班支持较多的巴基斯坦，则在那时与美国合作，甚至把塔利班成员逮捕起来交给美国。
塔利班溃败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塔利班高层召开了不少会议讨论妥协加入阿富汗的重建议程。但他们意识到，出于弱势地位，他们不会有任何谈判空间。当然，如今回过头看，这时候的美国和阿富汗政府也许错过了最好的“和解”机会。
塔利班的复兴开始于2002年。这个阶段，塔利班高层几乎全部流亡巴基斯坦。阿富汗南方的塔利班基层指挥官们自发开始了不少小规模行动。这时代的“大动作”在日后看来都是小动作，比如几天内占领一个村子，清洗村里的政府人员，然后再撤出。
Giustozzi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塔利班成员要重新拿起武器？一方面，阿富汗政府军和联军对塔利班成员和疑似成员的糟糕待遇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曝出各种各样的虐囚行为，政府军对村里人也常常以“塔利班”为由滥加逮捕，把很多人推向了塔利班。比如，加兹尼地区的一名塔利班武装人员告诉研究者：“在Dayak地区有一个村子，人们有共产主义背景，从俄国人入侵开始就没有支持过我们。但是警方袭击了村子，在一间清真寺殴打了那里的老人，逮捕了他们，说他们是塔利班。他们花了重金贿赂才被放出来。这件事之后村子给我们捎了信，对以前错误对待我们表示忏悔。”
更重要的一点是，联军和新的喀布尔政府在一开始完全不与塔利班成员和解。未来将会成为塔利班领袖的曼苏尔（Akhtar Mohammad Mansur）就在2002年的时候躲去了乡村，他一度想要隐姓埋名生活下去。但是联军不断搜查、抓捕塔利班成员。曼苏尔不可能成功躲避，于是又出来组织圣战。
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流亡到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高层重新组织起指挥系统，并且和地方上的指挥官们建立联系。一方面，高层将海外的援助对接到阿富汗境内的军事武装组织，另一方面，他们也尝试让自发形成的阿富汗境内塔利班武装更加服从集中的领导。这一时期，海外的援助开始恢复，据Giustozzi的研究，塔利班的外援在2005年之前几乎停滞。2005年之后，巴基斯坦重新认为支持塔利班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巴军的三军情报局（ISI）开始帮助塔利班获得资助。另一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某些海湾国家的政府，都开始拨款给塔利班。塔利班甚至在2005年专门成立了财政委员会处理筹款和储蓄。
另一边，在前线作战中，塔利班逐渐开始了“军事专业化”过程。尽管2009年到2014年之间塔利班在联军的大规模攻势下遭遇了很大损失，但是其军事力量和战斗方式也变化巨大。相比开始时坚持正面攻击，塔利班在2010年之后接纳了游击队模式，利用路边炸弹等方式避免正面和军警冲突，减小损失。他们改进了自杀式炸弹的用法，更多作为军事武器而非恐怖袭击，搭配更好的训练和支援小队，在缺少炮火的条件下把人体炸弹作为火力掩护和攻坚力量。他们甚至还改善了物流，成立了医院和机动医疗队，设置了机动部队和预备队系统。
随着塔利班开展游击战并纳入更多战术，其伤亡和战斗素质都有明显改善。2015年时，塔利班就已经可以宣称自己控制了阿富汗一半的国土（尽管事实上未必达到了这个数量）。
不过，塔利班的战争改革并非没有遭遇抵触。Giustozzi提到，不少老塔利班都不喜欢游击队模式，他们觉得圣战士“应该像男人一样战斗”，并随时准备牺牲。有些被研究团队访谈到的圣战士认为2010年代之后的战斗变得不纯粹了。在他们眼中，2001年之后几年的艰苦岁月是最值得怀念的——因为那时候的战斗是“纯粹”和浪漫主义的。那时候他们自带干粮和军饷，倒贴钱参加“圣战”。相比之下，他们认为近年来很多年轻人加入塔利班甚至是为了每个月定期拿工钱——塔利班的工资在2015年之后和政府军警的工资接近，只是伤亡率要高出不少。
集权或分权：如何理解塔利班的组织？
《战争中的塔利班》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塔利班强烈反对列宁主义式的严密组织——战争有没有在这点上改变他们，把他们推向更组织化和集权化的模式？
答案是，有也没有。Giustozzi将塔利班二十年来的组织和人事变化称为“一场反中心运动的不可能的中心化”倾向。这是说，在二十年的战事中，塔利班拥有了更多集中权力和调配协调资源的能力，但是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并没有真正实现集权化的统一指挥。其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仍然是多中心的。
在近二十年中，塔利班的两名领导人曾经试图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他们是巴拉达尔（Abdul Ghani Baradar）以及曼苏尔（Akhtar Mohammad Mansur）。巴拉达尔如今是驻卡塔尔的塔利班政治代表——就是之前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谈，到天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见面的那位。而曼苏尔已经在美军2015年的一次袭击中死亡。
时间回到2000年代早期，因为塔利班的重整来源于地方上武装人员的自发集结，因而在巴基斯坦重新整理好脚跟的塔利班高层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如何去联系、指挥那些前线的“将军”们？
答案是成立“连接网络的网络”。那些地方武装是一个个小网络，在其之上，塔利班用更大规模的网络将他们连接起来，并入一个指挥、资金和政治网络中。这其中包括如今在喀布尔和卡尔扎伊等人谈判的“哈卡尼网络”（Haqqani network），这个网络以家族统治、残酷无情，战斗力强而闻名。
在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核心团队组建了一个领导委员会（Rahbari Shura），外界称之为“奎达舒拉”（Quetta Shura）。舒拉是会议或委员会的意思。奎达舒拉开始逐渐派出省长节制各地的塔利班武装。试图令大家认可其继承了之前的塔利班喀布尔政权的正式法统。
但奎达舒拉只能有限管理前线指挥官。比如，哈卡尼的网络2007年才正式加入奎达舒拉，虽说在此之后，哈卡尼网络的任何行动都要经过奎达舒拉批准，但他们还是拥有很大的，相对于奎达舒拉的自由。
既然是靠打仗起家，那么各地的指挥官也就都有各自的忠诚队伍，比如坎大哈的达鲁拉赫（ Mullah Dadullah）就在塔利班基层武装中名声很好。他大胆，敢打而残酷。奎达舒拉的领导层向这些有很强个人号召力的战地指挥官们做了妥协。比如任命Dadullah为总指挥。并且允许指挥官们以阵线（mahaz）的形式组建武装。到了2006年，大部分的奎达舒拉的兵力都归入四个“大阵线”（loy mahaz）里。 分别由达鲁拉赫、巴拉达尔、法鲁克（Mullah Faruq）和易卜拉欣（Mullah Ibrahim）管理。四个大阵线有自己的筹款权力和人事权力，就连外在支援也不同，法鲁克和海湾国家亲近，和巴基斯坦冷淡；易卜拉欣则和巴基斯坦亲近。
大阵线的问题很快暴露——它们完全忠诚于个人；在战场上，各个大阵线之间无法协同作战；人们会为了更好的条件而改投其他阵线——导致阵线之间恶性竞争；同时，阵线们都太依赖领袖，比如达鲁拉赫一死，他的阵线的整个带有攻击性的风格都改变得更中间派了，随之而来是很多他的人退出阵线甚至退出塔利班。
巴拉达尔不断尝试“削藩”，试图把所有其他的阵线都吸纳进自己的麾下。比如，巴拉达尔和达鲁拉赫非常不和，后者死后，他的大阵线一半人被并入了巴拉达尔的阵线。另一个阵线的领导人易卜拉欣死后，巴拉达尔不让他的人继承阵线，并掉了他的阵线。过程中动用了很多政治手腕，比如给易卜拉欣的人丰厚的职位，然后游说巴基斯坦断掉对这个阵线的援助，等等。有一个塔利班内部流传的阴谋论认为，达鲁拉赫的死是因为巴拉达尔派人当奸细报告给了美国人。是领导权斗争的结果。
巴拉达尔利用较为集中的权力，试图联系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开启和平进程，但很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令他惹怒了巴基斯坦，他于2010年被巴基斯坦政府逮捕，直到多年后才获释参与和美国的谈判。他的集权化尝试因为他的被捕而失败了。
与此大约同时，塔利班分出了“白沙瓦舒拉”。这是一个由阿富汗东部不受奎达舒拉节制的塔利班分子混合了阿富汗老军阀希克马蒂亚尔（Hekmatyar）的旧部组成的“第二中心”。他们一方面反对奎达舒拉强烈的南方普什图人氛围，另一方面争抢巴基斯坦的支持。Giustozzi认为白沙瓦舒拉很快得到了巴基斯坦方面的全力支持，因而得到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得以和奎达舒拉全面竞争。在2012年的时奎达舒拉已经位于下风。
虽然白沙瓦舒拉在2015年之后因为金援转移而弱化，但今天回头看，如今塔利班的很多制度和方向都和白沙瓦舒拉有所关联。比如，白沙瓦舒拉重视阿富汗东北地区的多民族状况。他们大量招募包括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在内的非普什图人，也更愿意提拔基层指挥官。他们在行政架构里设置了专门处理NGO和公司事务的部门，用来吸引NGO和私人公司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比如向塔利班控制的村落提供饮水和基础设施。更值得一提的是，Giustozzi指出，白沙瓦舒拉设立了类似宪兵的军事行动部门（nizami massul）。这一部门的塔利班成员要求是受过教育，会识字，会撰写报告的。他们要通过政治审查，成功入职后先调动到基层撰写报告向上传递，之后慢慢成为白沙瓦舒拉在前线的传令者，根据白沙瓦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策划接受和贯彻指令。
白沙瓦舒拉和奎达舒拉的权力争斗在2014年之后慢慢减弱下去，奎达舒拉重新得势。不过，这个过程中塔利班也经历了巨大的内耗。白沙瓦舒拉试图借助奎达舒拉的军事领导人扎克尔（Mullah Abdul Qayum Zakir）夺取奎达舒拉的权力。这助长了巴拉达尔被捕后，奎达舒拉内部扎克尔和曼苏尔的两个派系之间的争斗。双方的竞争之激烈，甚至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到了互相暗杀对方中层领导人的地步。斗争最终以曼苏尔胜利告终。但曼苏尔试图成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的过程也让他得罪了包括前任领导人奥马尔之子雅库布（Mullah Yaqoob）和前领导人巴拉达尔在内的许多人。2015年的最高领导人选举中，曼苏尔被指责妄用死去的最高领导人奥马尔的名义加强他个人的集权。最终曼苏尔仍然上位成功，但也导致了不少人退出塔利班，不接受曼苏尔的管辖。
通过《战争中的塔利班》的描述，我们会发现，把塔利班的组织截然分成“前线”和“后方”两层，并且预设矛盾发生在“前线”和“后方”之间，可能是不太准确的。在塔利班的组织中，无论是后方还是前线，都有好多层平行交错的关系和组织。其中的经济援助和指挥关系都是多中心，彼此交叠的。
2016年5月，曼苏尔死于美军无人机空袭。他死后，没人再尝试彻底集权化塔利班，但是塔利班的很多军事行动，确实也设置了协调和统一安排。Giustozzi认为，塔利班介于集权化和多中心化之间，尽管无法实现单一中心的组织架构，但也逐渐找到了适应多中心状态的节奏。
塔利班将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
塔利班的上一次执政从1996年到2001年，以被美军推翻告终。那时候的塔利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没有一个合格的政府，并且完全反对现代化。如今，20年过去，塔利班可能会如何在阿富汗执政？Giustozzi的研究令我们可以有机会从以下几个角度观察塔利班的动态。
首先，尽管《战争中的塔利班》中的数据来源和具体计算未必准确，但如今的塔利班严重依赖各方的援助，应该是站得住脚的一个推论。这意味着，今天的塔利班比当年的塔利班要更依赖“境外势力”。《战争中的塔利班》认为塔利班的收入中，外国政府援助可以占到50%以上，私人捐赠占约10%，恐怖主义网络提供了16%，而他们自己的税收约有10%。可以想像，在开始统治国家之后，收入困境依旧会困扰塔利班的选择。况且腐败也一定会发生。Giustozzi列举了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例子。比如，Badghis的前省长Mullah Lal Mohammad因挪用塔利班作战人员的工资被解职；Faryab的省长Salahuddin从境外NGO那里收取贿赂以允许他们在塔利班控制区做塔利班会不允许的项目，也因此被解职。
尤其是，重建后的阿富汗国家本身就高度依赖国际援助。那么，塔利班的新政治是否也仍然是一种“援助政治”？是否意味着政策上要向外国资助者/援助者做妥协？比如，接受了伊朗的援助后，塔利班是否会对阿富汗国内的什叶派穆斯林更加温和？又比，如海湾国家如今推行一种混合伊斯兰、资本主义和威权政治的社会统治模式，塔利班是否会在资助方的游说下向这种模式“取经”？这句话的反面是，一旦外界资助变少，塔利班是否会转向一种跟之前一样封闭、一样保守和残酷的统治方式？
其次，塔利班如今并非一个集权的政治组织。这意味着内部有很多权力并非稳固。这几天来，我们看到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与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既要去卡塔尔会见巴拉达尔，也要在阿富汗国内见哈卡尼。这两次会见的人之间，在塔利班的架构下会有多少张力？此外，在接管政权的过程中显然会出现更多的利益和职位纠纷，面对这些，塔利班是否会开始转入内部斗争。一旦内部斗争再次开启，外在的政策，如妇女地位，教育问题，国际关系，是否会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之前的承诺是否随时会被斗争撕碎？也许，掌握政权的时刻，才是塔利班真正开始自身“组织建设”探索的时刻。
更关键的是，塔利班并没有在夺取政权的战斗过程中培养出新的经济组织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他们的整个社会基层基础仍然和从前是一样的：传统社会，灰色贸易，境外资助。如果这些不改变，那么塔利班的人事制度再有变化，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尽管城市显示出了很不一样的面貌，但塔利班仍然要面对那个传统的阿富汗。
甚至，他们也一样要遭遇阿富汗政府面对的问题——需要从境外要经济援助，需要改善农村的糟糕处境，需要阻止官员的腐败和社会的贫富差距，需要警惕农业减产和饥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