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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几天前，#iPad猎巫#冲上了微博热搜榜。
所谓“猎巫”，是中世纪天主教信徒们镇压异端的一种方式。“巫师”通常为女性，而与猎巫相伴随的，是全民失智式的对“巫师”的抓捕，以及全民围观的残酷处决。
今天，猎巫已经被用来指代对女性或其他少数群体的疯狂的暴力及压迫。而刚才提到的这场“ipad猎巫”，其实仅仅源于一起好心的失物招领——
成都某高校的一名男同学，上课时捡到了一台iPad。根据系统语言和iPad弹出的应用信息，男生判断iPad的主人有可能是外国学生，便写了一份中英双语的寻物启事。
然而，因为这份双语启事，男生在学校论坛上，遭到了来自同校同学疯狂的网络暴力，辱骂他“崇洋媚外”、“跪舔”……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因为“考虑周到”“字写得好”“英语好”便推测写下失物招领的是一名女生，进而将话语上升到“荡妇”“亚洲女性要给白人黑人生孩子”的程度。
这场猎巫，在将女性以“荡妇羞耻”捆绑的同时，也暴露出部分男性被父权制话语压抑下的焦虑和自卑。
而这场猎巫行动的特殊之处，是将“性资源”与民族尊严的话语捆绑在了一起。
讲述 | 陈迪
来源 | 《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
（文字经删减编辑）
01.
“女学生+外国人”总能点燃猎巫热情
几天前发生的“iPad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背后有着更多长期的、深刻的、会给我们造成现实困扰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有价值去进行一个更加完整一点的探讨，也希望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完成。
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辱骂都是怎么写的：有骂这位同学“媚态”的，有质疑“为啥要对外国人friendly”的，有说这是“崇洋媚外”“跪舔”的。
而最为有意思的是——这些网暴的声音，竟然非常有默契地就认定了写失物招领的学生一定是“女生”，并且很快就联想到了“亚女（亚洲女性）要给白人黑人生孩子”这样的程度。
这思维跳跃模式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会写英文、考虑周到，就会自动被认定为是女性（这是否也说明他们对于自己所作为的男大学生真的完全没有期待）；
于是只要“中国女性对待外国人友好”，那就是“要给外国人生孩子”。这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从短袖、到白胳膊、到裸体、到生殖器、到性交、到私生子”，这种“想象力的跃进”在21世纪社交媒体时代的精准复刻。
并且，这种事态完全不是偶然的孤例。当天就有云南某高校的学生也发帖分享了自己经历过的案例，曾经有女生在学生群里回应了外国留学生一则问路的求助信息，随即就遭遇了上千条同校学生辱骂的网络暴力。
很多用户也表示，对于高校里学习外语专业的女生来说，遭受这种与“外国人”、“留学生”、“跪舔”、“easy girl（荡妇）”相关的恶意和指控，往往是司空见惯，这已经成为当下一种随处可见的情绪和文化了。
如今在中文舆论场上，每当出现“女学生+外国人”的组合，几乎就预告了一场猎巫狂欢即将上演。这些案例通常含有两个固定元素：一是“留学生”，具体一点指“男留学生”，事实上就是指“外国男性”；二是“女学生”，并且是“中国女学生”，也可以泛指“中国女性”。
这种双属性的特征，决定了每次围绕“国女外男”的舆情，都一定带有至少两个层面的构成，那就是性别视角，以及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视角。因此任何完整的分析，都必须包含从这两个层面的分别切入。
02.
女性被物化的背后，是男性的求偶焦虑
可以说，“国女外男”的舆情模式，以性别主义为内核，由民族主义所触发，以种族主义为外延。
首先应该谈的自然是作为内核的性别主义。“国女外男”是一种彻底男性本位、只存在男性视角的叙事方式，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所谓的“外国人掠夺中国女性资源”，表面上看骂的是外国留学生，但实际上最主要骂的还是中国女大学生。而唯一停留在画面之外的中国男生，当然就是发出这种声音的主体。
大学生、男大学生，在任何社会，哪怕在入学率最高的社会，都是毫无疑问的优势人群。
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在这种“本国女性为了外国男人不要我们了”的想象力上面，反复地一呼百应、群起群动。这背后的焦虑、这背后的自卑，其实很难说它们不是“真诚”的。明显的优势人群在“真诚”地自卑，这放到任何社会都是非常不正常的。
在这种视角和语境下，女性变成了完全不具备自主意愿、没有自由意志的对象。女性的主观能动性甚至都轮不到被矮化了，而是直接被否定，被从这种男性视角的公式里摘除，直接不存在了。在这种叙事里，女性连作为“次要的人”“附属的人”的地位都没有，而是被降级为“物”，彻底地被物化。
但凡是拥有自己主权的“活人”，决定自己的生活、选择跟什么人交往，都是不能用“被掠夺”来形容的；可以“被掠夺”的东西，一定只能是“死物”，就像土地、矿产、物资、财富。
将女性看作可被“掠夺”的资源、“性资源”，那说到底就是没把人当人，更具体一点就是没把女人当人。这就是整个“国女外男”叙事的根本出发点。
这当然是非常糟糕、完全错误的认识论。将社会的一半成员、一半人口视为“死物”，无异于从观念上否定了她们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地位、尊严。
“女学生”，在我们长时间以来的性别话语中，都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化的性幻想意象。
譬如在早年的民歌里，就有那句“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的歌词。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在成人语境中所谓的“去大学里找女学生”，风月场所、色情制品所热衷标榜的“女大学生”，也都充分说明了“女学生”“女大学生”在性别话语之中的地位。
这个标签，往往象征着作为异性恋男性的性对象、婚配对象、生育伙伴的可欲性，自带年轻、教养、健康、经济能力、城市化的属性和暗示，是男性本位视角中的“优质资源”的代名词。
所以，“女学生”本来就是一个对男性本位视角极富煽动力、号召力的旗帜与事由。它并不仅仅会作用于“留学生抢走了女学生”这个特定情景，包括“被大老板带出去过夜的女大学生”“援交还裸贷的女大学生”等等，都会反复成为厌女症、物化女性的舆论狂欢。
即便从统计意义上说，“国女外男”的因素在本土男性的求偶困境中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由于“女学生”标签的作用，它确实有可能在男性群体的求偶焦虑情绪中，占据超过其实际代表性的份量。
更何况，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同时还有来源于民族主义的尊严焦虑，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继续展开的角度。
03.
民族尊严下的“性资源”
自古以来，侵略者在战斗之前很常用的一种动员话术，就是“打赢之后城里的黄金和女人就都是你们的了”；而防守方的动员话术，又会是“难道你们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园被焚毁、女人被抢走吗”。
当历史悠久的父权制、男性本位视角，与近现代新生的民族主义观念相遇并结合之后，女性的处境被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女性在侵略战争之中受到的凌虐，既不仅是女性自身的苦难，也不仅是男性守护自己“所有物”失败的屈辱；更在这些基础上，被理解为是民族尊严的丧失。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与女性发生联系的民族尊严，并不仅会在战争的情景中生效。
中文语境里长期存在这样的文化：如果有中国男性与西方女性、日本女性交往甚至结婚，他周围的国人男性同胞，多会报以“报仇雪恨、扬眉吐气”的肯定与祝福。
与之相反的则是，当中国女性与西方男性、日本男性交往乃至结婚以后，听闻消息的不少国人男性，则会生出“民族蒙羞、丧权辱国”式的愤恨与暴怒。
譬如曾经占据很多华人男性心中“女神”地位的林志玲，在2019年与日本艺人结婚之后，毫无意外地引发了一轮社交媒体的暴动。
这些当然都是男性本位的视角、男性史观，是以男性作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的直接体现。
民族的“得与失”，被等价为本民族男性的“得与失”；女性不具有作为民族竞争的主体参与者的地位，而仅仅扮演着“战利品”或者“被掠夺的资源”的角色。
民族主义，是一种最典型的尊严政治。对于一个具有长时间民族主义议程的社会来说，关于尊严，我们是经验丰富的，并且尊严政治也确实在2020年代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稀奇。
尊严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源远流长的一种斗争，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并不以“认可”或“平等”为终点，而是以“优越”为目标。这决定了尊严政治将是一场永远看不到尽头的挣扎，因为下位者永远在力争上游，而上位者永远要拉开差距。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人对尊严的需求，可能就不存在所谓“满足”的状态；只要这种需求被创造了出来、是存在的，它可能就永远是个无底洞。
人们在与外部世界接触、尝试与外国人相处的时候，到底是沉着还是焦躁、自信还是敏感，发挥决定作用的，未必就是口袋里的钞票或手中的大棒。
如果繁荣并不能自动兑换成为尊严，那么尊严焦虑大概也不会随着发展而自然得到缓释。
哪怕很多人早已怀抱“世界第二”的骄傲，哪怕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常能见到诸如“中国发达了、中国男人就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男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然而，任何一次对于“国女外男”的猎巫式群起暴怒，都能轻易反证出哪怕千万次的自拍胸口也不过虚言，焦虑依然，自卑依旧。
04.
焦虑又自卑，父权文化的作茧自缚
前人描述过这样一种世界观：要不就是极端地自负，要不就是极端地自卑；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是和自己进行比较，然后崇拜比自己强的，歧视比自己弱的；除此之外再无平起平坐、平等相处的选项。
这种观察曾经提供过很有价值的参考。但是如今在社交媒体的时代，随着观察的便利与样本的扩大，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人们的自负和自卑两极之间，分明还存在着更加复杂、也更加丰富的组合。
具体来说，自负与自卑不仅可以是非此即彼的，也可以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对于同一个族群、人群，既可以在某些方面对其极度自负，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对其极度自卑。
除此之外，自负和自卑除了可以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同时并存以外，还可能各自完全占据某个特定议题：也就是，在具体领域上，要不就是对于全世界的人都自负，要不就是对于全世界的人都自卑。
这确实是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现在很多人在谈论到更加深层的“民族性”“优越性”的时候，就是持有完全的自负；又比如那些会对“国女外男”大动肝火、群起网暴的人们，又很有可能是存在着与求偶相关的彻底的自卑，虽然他们口头上大多是不愿意承认的。
这确实是非常怪异的现象，毕竟“外国人”可不是一种人，而是无数种非常不同的人。仔细观察过去那些围攻“国女外男”的舆情案例，似乎确实从来都不需要区分具体的“外国人”种类，不论是否来自什么国家、什么种族，五花八门的“外国人”都有机会让中文男网民们感到“威胁”。
我想这里应该不至于全是自卑，大概会有些复合的原因，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经验之中找到一些不同的灵感。
在西方“黄祸论”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社会也同样出现过一方面极度歧视亚洲人、另一方面又极度提防亚洲人的矛盾局面。譬如美国在排华政策时期就有推出过这样的种族主义政策：但凡与亚裔男性结婚的白人女性，将失去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东西非常类似，对于与不同族裔交往的压制与剥夺，依然是单方面地被施加在了作为客体的、作为被争夺对象的女性身上；而对于作为性别社会主体的白人男性，则并不存在不允许接触亚裔女性的相关限制。
在这种由“国女外男”所引发的本土男性焦虑情绪中，作为核心元素的第一位要素，一定是性别主义的，其后才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并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需要在性别主义的前提下发挥作用，也会最终回归到性别主义。
尾声.
在男性本位的父权社会视角下，女性的主体性是被压抑的，女性的自主意志、判断力、选择的能力与权利是被否定的。
因此，无论你在中国人的社会还是欧美人的社会，无论你所面对的外国人相对你来说，到底是优势还是弱势，只要女性在社会中都是遭受极大贬抑、是近趋于“物”的，那么不管作为性别社会主体的男性们到底是自信还是自卑、骄傲还是焦虑，他们都将注定无法排解自己心中，对于“本民族的性资源要被外国人掠夺了”的紧张不安。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恰恰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文化选择了物化女性，将整整一半的社会成员视为“死物”而非“活人”，才决定了男性无从摆脱焦虑乃至自卑。既然你们把“人”贬低为“物”，那么就活该承受不安全感的煎熬。
这种煎熬是不值得让人同情的，因为这正是男性本位的性别文化自作自受、作茧自缚的结果。唯有打破性别主义的性别解放，才能解放所有人，不仅解放女性，男性同样也会得到解放。
本文整理编辑自看理想App音频节目，由陈迪主讲的《观念辞典：你身边的政治学》。内容有删减，完整内容可至看理想App内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