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久的接触后，李一凡觉得，“杀马特是工人里有一点文艺、有一点脆弱的部分。”这背后，也是他一直关注的城乡关系，工人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

在拍摄期间，李一凡又从杀马特和其他工人手中，通过直接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915段。剪辑过程中，他最终选择放弃传统的导演视角，并将“第一人称”还给了杀马特。以下是李一凡的自述。

一

其实，我没想到《杀马特我爱你》这个片子会成为一个这么热闹的话题。很多人跟我要资源、要放映，我挺出乎意料的。更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20岁到35岁的人是特别核心的观众，他们其实没当过工人。但很多人都给我评论，发微信，说他们有强烈的同感，觉得现在自己被约束，想和杀马特一样做一个异端。

还是先讲讲我是怎么关注到杀马特群体的吧。2012年，我在网上注意到当时很火的杀马特，图片，新闻，还有一系列的歌曲，类似《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从小在四川美院附中长大，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接触牛仔裤、长头发，听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的《the wall》，从小就接触这些在当时被视作“异端”的东西。

我天然的觉得，什么是时尚，对主流有抵抗才是时尚。因此，我很容易就觉得杀马特是一种新美学，朋克，文化抵抗，这是我的背景，我特别怕它没了，我得去把它拍下来。

当时有一些类似于现在营销号的微博大V，他们有百万粉丝，记得有一个账号叫杀马特团长，他们总是发一些自黑的短视频，比如说戴着一个假发到处搞破坏，一会儿去破坏大学教室，一会儿披着一个超人披风跳窗户，在超市里沿街打滚。这些短片当时特别流行，不了解的人都以为这些是杀马特。其实他们和杀马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以前也以为那种自黑是一种抵抗，抵抗视觉盛宴，抵抗消费主义，结果不是。实际接触到杀马特群体后，他们最流行的一句话叫做“自黑不是杀马特”。杀马特绝不自黑，他是特别爱好的，他觉得头发很美。每个小孩都觉得，哪怕是临时染个色，弄个花，他都讲究的。

但这些短视频就引起了大众的注意。网上开始批三俗之后，杀马特就算到“低俗”里去了。从2013、2014年开始，杀马特就逐渐式微了。

再加上，原来是城里、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在玩杀马特，但很快城里面的小孩不太玩这个了，迅速地转移了审美的趋向，变得越来越精致。慢慢的就只剩下一些农村里的年轻人，一些年轻的工人还在玩杀马特。我想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生活和城里那种细腻生活不太一样，他在工厂里只能感受到很强烈的东西。所以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他们会选择越来越强烈的东西。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叫做伟哈哈的小孩，他戴着一头夸张的假发。我们对谈的很多杀马特小时候都是留守儿童，因为家里贫困，很多人的母亲都跑了，他也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十二三岁的时候就进厂，做“百洁布”。那是一种清洁布，很硬，每天接触下来，手指甲全部磨没了。他每天都想离开，又没办法离开，因为拿不到钱，不让走。

后来他觉得生活特别暗淡，于是买了一顶假发，开始自己拍短视频放到网上。他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痛苦，没那么麻木了。他需要这种强刺激才能找到这种存在感。

另一方面，乡村里的杀马特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还是和乡土社会、人情社会的这种联结有关系。这些小孩在农村里面对的是一个熟人社会，他很相信周围人，结果一到城里，他以为还是和原来的社会一样，就总是被骗钱，被欺负。他就觉得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坏孩子，一个古惑仔，把头发立起来，别人就不敢招惹他们，这是有安全感的。这个发型审美也成了一个中介，它自动的把这些人连接起来，比如他们可以抱团取暖，可以相互找到存在感。

总的来说，杀马特对他们来讲，是那种特别苦，特别暗黑的这种日子里的一点点亮光。我片中采访了“杀马特教主”罗福兴，他自己也意识得到，说我们是在制造一个幻觉，但哪怕是一个幻觉，也可以抵抗那种绝望。

我觉得他们身上也有一点嬉皮的东西，有一点像崔健唱《一无所有》的感觉。罗福兴他们会觉得手上的钱没有用，他们父母都会拿打工赚的钱回去修房，供儿女上学。但是他们相当于农民工二代，想留在城市，实际上也买不起房，打工一年赚几千块钱，但在北京一平方都买不了，可你每天在娱乐新闻上看到的数字都是几个亿，几千万，这个反差让他觉得没力气。

你提到三和大神，其实如果杀马特去赌博，把身份证都抵押了，那不就是三和大神了吗？但杀马特目前还是在稳定地上班，只是染了个头发。我觉得杀马特是工人里有一点文艺、有一点脆弱的部分。大部分的工人因为工作很累，没有什么讲究，不会做这些虚头巴脑的事。但杀马特，花二三十块钱去做一个造型，喷发胶，染色，都是有一点点讲究的，有一点文艺。

我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中，一直到2018年去广东石排之前，我一直以为杀马特已经是个过去时的群体了。包括教主罗福兴，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刚剃了寸头。大众后来对杀马特的误解和敌意很大，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像犯了错误。罗福兴也常说，自己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但现在，罗福兴又敢留着长头发在街上走了，他也重新拉了一些爱玩杀马特的年轻人进群。也许是因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去走访了很多杀马特，他慢慢觉得，玩杀马特其实还是有一些意义的，不然工人得了抑郁症，去跳楼。不像以前别人说你们不好，他就觉得我们不好，我们可能错了。

二

我在接触杀马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正尊重他们的主体性。

片子里也提到了一些。一开始，获得杀马特的信任是一件特别难的事，他们特别恐惧陌生人。社会对他们有偏见，比如说之前有人在网上看到他们是杀马特，就专门做了软件，可以一直骂你，把你的手机骂到发热、死机。他们去玩游戏，也会有人到游戏室里不停地骂他们。甚至有人被打，头发被烧。

像我去年在时代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他们有两个小孩从东莞来看展览，我就说我给你们报销，你们坐高铁来，他们都不坐，他们要坐顺风车。他们其实也没留特别长的杀马特头发，他就是不愿意上高铁，因为要过安检、要盘查。等到了广州，他们住在离美术馆一站地铁的地方，他们也不去坐地铁，因为地铁也要查，他就宁愿坐摩托车。他们其实没有任何问题，但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盘查，被监视的对象。

我一开始也找不到愿意聊的杀马特，连他们的QQ群都进不去。直到后来联系上罗福兴，罗福兴帮我们接触了很多杀马特，介绍了上百个。所以我说他是副导演，所有的演员都是他找来的。最后我们现实中采访了67个杀马特，网络上采访了11个。

中间经历了很多反复，很多本来约好的杀马特，临时又不愿意了。我们有一次到贵州找一个很重要的杀马特，结果到离他家还有10公里的时候，他手机关了。还有一个小孩，他答应我明天下午四点钟采访他。到了第二天，我从深圳开车去东莞，快到的时候，他说正好有一个大巴车顺风回云南，他上去就走了。

如果用我们的立场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讲道理，说的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后来我慢慢理解，最重要的还是理解他们的处境，得相信他的主体性，你才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些事，知道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子。对那个小孩来讲，搭一班顺风车是不容易的，他就不需要去转车，会省钱，这对于他来说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的采访算个毛呀？

比如说，我问他们能不能请一天假，他说绝对不可能。我们可能都理解不到，觉得你请一天假出来走一趟，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但其实，他请一天假可能要扣三天的工资，甚至还会影响他的全勤奖。在厂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可能会得罪老板，得罪班长，会造成一系列的麻烦。

还有的时候，我和罗福兴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有几个我的朋友也来玩。我们高谈阔论，就发现罗福兴很生气，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说什么，他就会觉得被冷落。我们可能谈两千块钱买个什么小东西，三千块钱做个什么事情，我们说得跟玩似的，但其实说不定你也伤人自尊心，他也觉得你很装牛逼或者怎么样。

这也启发了我。后来当我意识到工厂这部分对这个片子的逻辑很重要后，我当时的思维就是说找工人征集，搞一个大赛。但罗福兴特别鄙视的看了我一眼，就说了两句话，一，不要押金，二，日赚千元不是梦。我们就以20-70元的价格，买到了工人自己拍的900多条视频，流水线的细节20元一条，工厂里的生活70元一条。

不过，实际上我们买了1000多条，里面有重复的。后来才发现其实有些工人也骗了我们，给我们发了重复的视频。我们当时都晕了，那么多流水线，看着都差不多，我们没注意，就付了两次钱。

其实可能大家没注意到，在片子里，有些工人发来一些招工的视频。我最难过的就是看见招工的时候要检查手，看你有没有残疾，要抓几下看你灵不灵活。我就有一种检查牲口的感觉，看看你牙口好不好。但工人们是习以为常的，觉得当然应该做这个事，你手不行怎么上流水线，打螺丝，全靠你的手指快。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广东石排。石排是现有的还有杀马特的地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里随便到哪儿都是各种各样的工厂，我们习惯房子一楼应该是门店，商店，但石排的一楼也都是工厂，在一楼进车拉货。走在每一个巷子里都能闻到很深的机油味。

片子里有提到杀马特聚会的场合，一个公园和一个溜冰场。但杀马特们一直都在上班，我就趁着中秋和十一过去，只有那时候他们才有时间。在那里就感受到，除了杀马特还有很多普通工人，他们就坐在地上玩手机，要么看短视频，要么玩手机游戏，所有人都很沉默。杀马特还算里面相对有精神的一波人，他们会在公园里展示自己的头发，还会去溜冰，溜冰场有一个环形跑道，中间那一块是一个酒吧，溜累了就进去喝酒跳舞，里面消费挺便宜的，10元钱可以待一天。

等到所有素材都拍完了，我又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我先是剪了一个12分钟的短片，以罗福兴为线索串起来的，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的片子。但剪完之后我就意识到，纪录片里应该拍的恩怨情仇，那些现场的事，都拍不到。我们想象中的杀马特很精彩，其实他们过的也就是很平凡的工人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如果用传统的办法，强结构，或者各种各样的介入都不对。我在四川美院就教录像艺术，教做短片，把片子做出刺激感，做出效果来，我这十几年天天看莫名其妙的影像，这不就是艺术最擅长的吗？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不对，因为我觉得它遮蔽了最重要的东西，遮蔽了我一开始特别想知道的，杀马特从哪里来，杀马特在哪里？杀马特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成为杀马特？为什么他们又不做杀马特了？我就觉得最重要的是让观众也能理解他们的主体性。那么好，我就干脆让他们自己跟观众说吧。

我就尝试用第一人称写了一首片尾曲。写完我大概就清楚怎么剪片子了，第一人称是最好的叙述方式。所以你一上来就会看到，杀马特的自述，加上各种各样的流水线短视频拼接。中间我也纠结，这意味着我得放弃我习惯的东西，一般纪录片不用第一人称，都会有导演的视角。但最后我全都放弃，因为这个片子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口述，来自采访，来自他们拍的素材，他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图片。

所以我就在想，其实真正精彩的不见得是形式，有时候是内容对吧？我们做艺术，知道在现代主义时期说，语言就是内容。其实后来有一句话叫，内容就是语言。所以我回到他们的故事，回到内容本身，这比我们想的那些形式、结构都重要。

最重要是得把这个事说清楚，得让大家知道审美和处境的关系。选择某种审美是因为你有某种处境，这种处境会构成你的审美。这两个东西它是互成因果。

而且，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异端？异端的权利是什么？这种异端他真的就是异端吗？你理解这种异端吗？可能说不定，我们会引导好或者是我们能够去理解这种主体性，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牛逼的东西。美国有那种黑人的品牌牛仔裤或者是专门的黑人店，他们出来不是也很棒。为什么我们从来不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我们不理解这种主体性，我们也不尊重这种主体性，所以我们的时尚就变得特别的简单，我们的时尚就变成模仿，不断的模仿更有钱的人。

三

我其实不是职业导演，我一共就拍过三个电影，《淹没》，《乡村档案》，到《杀马特我爱你》是第三部。

我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时候，觉得拍电影是个特麻烦的事，要拉大国企来赞助，还要处理回扣，我搞不懂这些事情。后来我回到重庆的黄桷坪，回到了艺术圈子。那里原来是四川美院的老校区，一直是一个特别自由、宽松的地方，可以是有很市井的一面，比如街边卖着棒棒鸡，同时又有学生穿着最时尚的、最流行的东西在做当代艺术，在做莫名其妙的事情，它是一个特别混搭的地方。

回到重庆后，我的朋友们都在玩当代艺术。那时候我就看看朋友们怎么玩，我还没想好呢。当时正好碰到有一个中戏的朋友在重庆做一个片子的首映式，我们俩见面，他跟我说，现在有了数码技术，谁都可以当导演，自己买一个机器就能拍。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去买机器开始做。

以前拍电影太贵了，你去租一套机器，大机器又重又贵，一天一盘带子200块钱，一台机器几百块钱，人家还派一个人跟着，所以数码技术也是一次对个体的解放。我也更喜欢独立的创作，做电影其实更像是一个集体协作，我不太擅长，但纪录片很方便，带一个助手就能把这事办了。

2002年，我开始去三峡拍《淹没》，我其实是想知道农村在发生什么。我在那里看到了现代化的代价，看到了城乡关系的急剧变化。我就想我应该把城乡冲突这些事的根源找着。然后我去了农村，花了两年时间拍《乡村档案》。

这和我成长环境也有关系，上美院附中的时候，那时候乡土绘画特别流行，罗中立他们在国内地位很高，所以学校老拉我们到农村去。我们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老到最贫穷的地方去，大凉山、贵州的乌蒙山、四川的大巴山。后来就成习惯了，我老去这些地方，知道这个社会有多大的差距。比如我们在北京上海参加完一个展览，去很好的地方吃饭、住星级酒店，然后坐飞机飞到农村，你会看到一个像是200年前的社会。你会感到压力，你会感觉到这种差距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除了电影，我同时也做教学，也做当代艺术。我2008年进入艺术圈子，也在往社会实践的方向走，比如和其他艺术家一起做了《一个人的社会》、《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我总觉得，艺术是要和社会产生关系的。我们总是会产生特别简单化的认识，把当代艺术当成对西方的模仿，但是我更强调要回应自身的处境。不回应我们自身的处境，你其实是没有创造力的。

包括《杀马特我爱你》，我去年在时代美术馆先做了一次展览、放这个片子，然后一个由400台二手手机、廉价日用品、音频文件构成的装置。每个手机都在播放之前我从工人手里买来的视频。然后播放8个相对完整的杀马特的口述音频。视觉冲击还挺强的，这400只手机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很高，19层，背后还是一个正在开发的城中村。

其实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把这种遮蔽让大家看见，把我们日常生活中觉得最日常、最不起眼的那种遮蔽，被人看见。我觉得这在今天是特别紧迫和重要的。

采访、撰文：李颖迪

编辑：杜强

原文刊载于《时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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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

检票小哥，灰白

November 17, 2020

写在前面

看完《杀马特我爱你》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杀马特诞生的时间，是网络发达，娱乐包容性更强的现在，结局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会不会和giao哥那样的网红一样，喊几句，骂骂人就能靠直播礼物开上豪车，住上豪宅，成为网络红人，过上他们在纪录片里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好像再往下想，我的这种设问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无意识里我也在把他们置入审丑文化的刻薄语境里面。

写这篇文之前，我甚至就忍不住开始反思自己的动机了，我为什么这么想要写它？

而且作为一个影视评论者，我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敬业的道德意识。

我第一反应就是不想谈论电影本身，而是想脱离电影这个载体去谈论里面那些杀马特的故事，好像这样就能显得我有人文关怀一点。

这种道德意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但好像写下这些文字，确实是我唯一能做的反思。

《杀马特我爱你》

在看电影之前，我先去一席看了一段导演李一凡的演讲。

整个演讲大概就是他拍出这部片子的动机和始末，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

他说，当他刚开始接触杀马特的时候，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中国要有朋克了？

当他略严肃地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底下的观众哈哈大笑，当然，这个观众也包括电脑屏幕前的我。

但是后来看完这部片，我才意识到导演并不是在开玩笑。

导演的这句话和我们的笑声，某种意义上，就是杀马特本身和社会对杀马特的看法的一种冲突。

提到杀马特你会想到什么？

丑态，土味，低级趣味……

但有谁想过为什么会出现杀马特？

当杀马特在成为杀马特之前，他们都是谁？

这些，就是这部电影首先想告诉你我的东西。

一

谁是杀马特？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杀马特都是谁？

这个答案不是唯一的。

他们是年轻人，也是底层的流水线工人，曾经是山区村镇的留守儿童，也是中国21世纪后，第一批辍学进城务工的年轻人。

大城市的高楼和蝼蚁式的务工生活，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种非常残忍的撕裂感。

那是一种梦想破裂的过程，

就像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说的。

他们大多教育、学历都“就在这个水平“，”他们不会给我，给我我也做不了”。“上升机会留给大学生，或者留给研究生也好，总之不是留给（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

他们只能每天“流窜”于各种大小的流水线工厂里，经历苦闷重复的工作，微薄的薪水，以及难以调和的阶级落差和厚到无法想象的上升壁垒。

所以他们放弃了。

而杀马特就是一种放弃后的产物。

杀马特本质是一种自我反叛，因为贫瘠，所以没有被规训，没有规训，那便是意味着自由，自由天生就是反叛的土壤。

这也是导演与朋克类比的原因。

他们甚至不需要旗帜，领袖和俗套的振臂一呼。

因为他们自带一种被逼迫出来的默契感，他们都太需要一席之地，所以可能只需要某一个人点击了一下创建QQ群的按钮。

「如果社会没有给我们这一层留下什么，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什么吧。」

当他们彻底放弃了社会主流追求的那些房子，车子，学历的时候。

当他们认清因为他们的出身，阶级，地域，和自身的局限这些东西这辈子都与他们无缘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会意识到，人又是不能没有追求的，自己如果没有什么追求，那和死了是没什么区别的。

这种集体性的绝望，就是我上面说的「被逼迫出来的默契感」。

然后，就是「创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总得找点追求。

他们开始创造一些自己唾手可得，也能够承受的快乐，比如，一次烫发。

就这样杀马特产生了，他们不是一个国度，而是一个分支，是一种现行阶级搭建下的反映，不管是审美上的，还是社会话语权上的。

09年的时候算是杀马特文化在小村镇的发展顶峰，“一条街过去都是这种发型”，“流水线个个都是，老板也不说”，地点也从东莞清溪到浙江温州不等。

qq群也分为不同体量的大小族群，增长迅速，“从几百都一万来人就一年时间而已。”

二

杀马特之「死」

但最后杀马特还是「死」了。

没有人记得它死于哪一年，死于什么。

电影试图给我们回溯了那一场死亡。

杀马特死于「我们」。

「我们」这两个字是很残忍的。

在面对少数人时，它意味着一种不显于形的，难以自觉的强权，因为「我们」这个词自然地就把「他们」排除了。

就像这一篇，写到的是聚焦小众群体的话题，而为了区分开主客体，都必须使用大量的「他们」，「我们」。

除了指代关系以外，其实也就是表明：

「我们」在社会位置之中，更符合世俗范例，更「正常」，所以能发出声音。

那「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很简单，就是逼着他们，成为「我们」。

大概在2013年左右，网民开始注意到杀马特群体，并多以恶意，野蛮的方式对待。“不让发帖，发了就删，删了就封”；

“很多人在照片底下评论，各种侮辱的话”，更有人假冒杀马特进群然后解散，瓦解他们的存在。

这是一场共谋，大部分人只是用了一个冒犯性的目光，或者网络上的几句辱骂和恶作剧。

但它连锁引发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剿灭，所有工厂都开始拒绝接受杀马特造型的工人，激进者开始了现实中的暴力。

『有人用打火机烧掉了我的头发』。

而杀马特们为了得到入厂工作的谋生机会，或为了不再受到异样目光的追寻，遭遇外来的羞辱，或是别的无奈理由。

总之，在经过了社会的恶意打量，大众审美的纠正之后，他们已成为了“我们”，只保留着一点点念想，一点点回忆往昔热闹的权利。

为了活着，只好正常。为了生活，只好正常。

你能感觉到他们是不甘心的。

所以只有提到过往，那段一起在溜冰场和公园肆意玩乐，热闹聊天的时日，杀马特们才会频繁提到一种家族式的亲密联结，“大家都玩得挺开心的”；

“朋友难过我们一起难过，朋友开心我们一起开心”。

而且他们至今都还是很困惑。

导演问其中一个曾经的杀马特，为什么这么放不下，但还是把照片全部删除了。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是很多人来骂他，那时候甚至还没有网络暴力这个词，大家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们只是想要网络上的一片属于自己的干净的地方，不需要你认可，不需要你赞同，留给我们就可以了」

但这依旧由不得他们，没有留任何时间给他们去弄明白这个困惑，他们就已经不得不要去接受了一个事实了——

即在主流审美和普世眼光之下，他们是「怪人」，是「异类」，是「不正常」，理应要遭到以正义为名的所有驱逐。

一切都必须正常起来，一切都必须保持正常。

我最喜欢的，还有片子结尾时，那个聚焦小吃街的长镜头。

夜晚下每一个人都留着短短的黑头发，脸上是被世事磨砺过的面无表情。

旁白是送别诗一样的悲抑：

“我们出来干嘛？进厂啊。

难道没有别的吗？没有别的了，只有这一个选择。

但只有这个选择的话，你肯定会无聊吧，肯定想找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头发就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对啊，车啊之类的你也玩不起。”

然后镜头移到灯火闪烁的巨大楼幢之上，生存的压力，生活的重担在旋转中持续。

而这些微小的声音，也注定被这座城市野兽所吞噬。

你看，这是个恢复正常的世界了，但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荒诞得多。

杀马特和我们究竟有多大分别呢？

一样的想要被理解，被认可，被注意，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多获得一点快乐。最重要的是，被允许有尊严地存在。

而他们都难以得到。最后，连一点点解乏的趣味都不能拥有了。

三

现在去看杀马特兴衰的节点，我还能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历史联结感。

在杀马特消失后，几乎是同一年，就发生了当时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十三连跳（13个工人在半年内接连跳楼自杀）

纪录片里也隐晦地表现出了这种联结：

它有12秒是无声，静穆的，只是给我们看当年事发后，各个流水线工厂的宿舍楼底下，新加装的防自杀网。

只是当时没有任何人，任何所谓的专家，学者，主流媒体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甚至高高在上的我们都未曾注意到当年围剿的发生，他们的消失好像只是一个螺丝钉掉在地上一样，没人会注意到，也没人会谈论起。

哪怕后来这颗螺丝钉真的具象化成了一具具肉体，啪嗒，啪嗒，啪嗒地掉在一个颜色的水泥地上的时候，依旧没人会注意到，也没人会谈论起。

但是纪录片里的他们一直都会注意到，一直都会谈论起。

他们知道螺丝钉掉在地上的时候，会是哪一面先着地，因为他们当时快活不下去的是大多数。

我很感动导演把他们嘴里「活不下去」这四个字，一次次都剪了进去。

让我们在里面听到了，他们说了10次活不下去，不约而同的10次。

写在最后

今晚这篇文的Bgm，我选了这首《我目击你刚刚完成这一跳》，来自寸铁乐队。

这首歌唱的是一个叫许立志的富士康流水线诗人，他也在14年的时候，跳楼自杀了。

啊，「也」这个词用在这里真是好笑呢。

在他离开之后，我读过一些他的诗歌，有一首我觉得很适合放在今晚的这刻你读到的这个地方。

叫《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

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 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

我再咽不下了 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 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 耻辱的诗

希望大家，读一下，也听一下。

然后明白一点，这个国家里面，不止我们，不止生活得下去的我们，还有他们。

这个他们，也远不止杀马特。

配图/网络

音乐/《我目击你刚刚完成这一跳》-寸铁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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