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douban #Z#

从民居到农村：一个平庸之人的记忆碎片（一）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780932052/

17年8月的一个傍晚，调研了一整天的我疲惫不堪。

我自己都能闻到衣服被汗水泥水反复浸泡的酸臭味。但我顾不上这些，瘫在面包车的后座上生无可恋。我的同事Roliy则给我加油鼓劲，说做完这最后一个村子我们就能回县城吃地锅土鸡了。

但是我们的包车司机却不那么乐观，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反复向我们确认是不是真的要去这最后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真的非常偏远，要从本来就算得上是山路的G209国道上岔出去，经过一段更加弯曲难走的山路才能到达。而这对我们的调研队伍来说非常不划算，因为它是一条死路。路的尽头只有一个村子。

我和Roliy非常无奈地表示，这个村子一定要去，因为这是我们在航拍图上看到情况最好的村子之一。所谓的“情况最好”，意指这个村子中以传统方式建造的房子占比相当高。或者说，这个村子并没有被“丑陋的新建房”所“污染”。

由于“村村通”的要求，地方政府为这个村子修了水泥路，所以路况很好。师傅以很快的速度在蜿蜒的山道上开车，我和Roliy心惊胆战。师傅一边笑着让我们安心，一边跟我们吐槽说这条路修了就是浪费。这个村子据说只登记有85口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老人。我们心里都清楚，实际的居住者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

当时的我还没意识到，司机在路上说的这一句话正是当下农村问题一个重要的矛盾核心。农村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是欠发达的人口净流出地区，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只有有限的财力对农村进行救济，所以自然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有限的钱花在哪里？而支援这些行将消失的农村，是否还有意义。

而我接下来几年的生活，会和这个问题紧紧绑定在一起。

在山路上开了大概有二十分钟，我们最终到达了这个村子。我至今也忘不了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村子时的震撼心情。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个村子前的山路非常曲折，如果不是因为有GPS导航，我不敢相信这条荒无人烟的野路最终会指向有人烟的地方。而当我们开过最后一个弯，豁然开朗的视野中，一个靠山而建的村子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都被眼前的这幅场景震撼了。
我们出了山口之后看到的第一眼

视野中土黄色的房子沿着山丘延到半山腰，以一种很放松的方式排布。用一句很俗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房子仿佛是“从山上生长出来的”。即便是没有受过建筑学或人类学训练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联系感，从而认识到那些房子的不同寻常。更重要的是，这与其说是一个村落，不如说是一个废墟。

照片不能传达当时的感受，是因为当时的感受是连续的。我们从G209国道进入小路，开了那么久，整个过程中只能看到山和树，以及一条似乎没有尽头的路。在车上，我们的谈话不自觉地提到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衰落。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废墟。

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Roliy按照惯例在村口开始放无人机，而我则要背上两个大相机徒步走进村子。按照工作要求，我要把村子里每一个建筑、巷道和节点的照片尽可能记录。并在其中主观地选择几座形制最好，保存最完好的进行详细记录。而我只有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粗糙的记录方式，而且掺杂着很严重的主观判断。但在那一个月里，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出发，天黑才结束。顺利的话，一天可以记录十个左右的村子。我和Roliy的组合一个月大概能扫三百个村子，而这样的队伍还有三个。我们的任务，是要对全县的村子做一个初筛，尽量将其中情况较好的村子标识出来，为当地政府提供一个能做大概判断的基础资料。

除了现场调研的队伍，我们还有一队航拍组。他们全程不下车，带着很多架无人机和电池，以每天上百个的速度扫拍全县的村子。到了晚上，疲惫的我们要对着航拍图选出第二天实地调研的村子。以我们的资金和力量，平均每二三十个村子只有一个能做到现场覆盖。

若问我有没有所谓的标准来判断哪些村子是有价值的，我只能苦笑着说，这不是个好问题。仅仅靠一张航拍图是无法判断村子的价值的，理想状态下，每一个村子都需要详细地记录，而后再判断它们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也不应当是单一的。但限于现实，我们现在的记录都只能是选择性的。

我从村子的西侧绕上坡顶，从山坡上往下一点点走，一点点拍摄。这个村子的破败远超我的想象，自我进入村子到我走出来，我只见到了三个老人。他们的动作缓慢而僵硬，躲在泥砖房的木门后窥探我，眼神中没有任何波动。

这个村子的形态非常有趣，它大致有两个组团，组团间房子挨得很紧密。航拍图上看不清，当我走近看的时候，发现两个组团分别位于两个相对较缓的坡地上，分割两个组团的是一处断坎。

组团内是一个大家族在居住，而房子则是各自小家庭的。人们对自家的房子不断翻修和重建，但又始终粘连在一起。

而这个村子显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虽然村口晾晒的麦子还暗示着一丝生机，那也不过是最后微弱的气息罢了。位于高处的那个组团已经完全荒废掉了，巷道里长满杂草。我在里面艰难地走着，不时会踏入一团污泥之中。等我走回村口，身上已经污迹斑斑。而我闻到的，是腐烂衰败的气息。

此后的三年，这种气息会变得越来越浓重。

那天晚上，我和Roliy一起吃了地锅土鸡。因为我马上就要去他的家乡新疆读书了，所以他跟我畅谈家乡美食，说这种规格的地锅鸡在新疆都算不上荤菜，要大块的牛羊肉才痛快。但我那时候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白天去的那个村子，坍塌的屋顶和腐烂的气味。

Roliy是我的本科同学，他性格沉稳腼腆。我妈也是新疆人，我和他算半个老乡，所以我们关系很好。我们俩都是刚毕业，在那家公司里，他是正式工，我是实习生。

升学前那个假期，我原本找好了实习，结果被放了鸽子。为了不让时间虚度，我托同学们帮我找实习。Roliy推荐了他的公司，但实习工资每个月只有一千块，不包吃住。因此我要和另一个同学挤在一间月租只有五百的小隔间里。他睡床上，我睡地上。而那个隔间只能容得下我们俩。

现在回头看，说那个实习是我过去八年建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段也不为过。而进入大湴村的时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时刻。但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人生大概就是这样，重大的转折往往是轻描淡写地发生，而轰轰烈烈的事情却未必那么重要。

我只是单纯很喜欢民居而已。促使我进入那家公司实习的原因就是Roliy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一个民居普查的项目。

从大二开始，我就对民居就生出很大地兴趣。我在一所教学力量捉襟见肘的普通学校里读建筑学，这所学校以为社会输送螺丝钉为己任。因此整个学校里弥漫着呛人的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气息，除了那个巨大通透的图书馆。五年中我有一半的时间待在那个宽敞明亮的巨大建筑里，徘徊在TU02到TU98之间。

缺乏设计天赋的我，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设计训练，读书的前三年一直都挣扎在自我怀疑中。但年轻又笃信理性的我，相信能从不断地阅读和实践中获得真知。

所以那时的我理所当然地会亲睐现代主义的先驱，把柯布西耶的作品集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在面对国内的建筑现象时，我对傲慢的启蒙姿态和个人英雄主义又充满了怀疑，这当然会带来反思。或许就是这种矛盾感让我把兴趣转向了民居。

有意思的是，与我的一些朋友不同。民居里吸引我的不是那些来自传统的东西，而是其中朴素的理性和丰富的多样性。

我出生在江苏，这个省份现在以散装而出名，而这种散装背后的一个侧面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小小一个江苏省，自北到南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有着形式多样的民居。这种多样性深深吸引了我，但我同时也希望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个相同且坚实的底层逻辑，而且当时的我确信那个底层逻辑的存在，正像我当时坚信人性的底层有着坚实的共通的价值。不过我现在却开始动摇了，但这都是后话了。

民居背后到底有什么，在我当时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现实是，民居正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消失。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潮下，传统民居的衰亡和消失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当时我还不至于想到要对城市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而是单纯地看到民居是中国当代建筑研究中一个被严重轻视的方向。民居之多样与研究成果之匮乏不成比例。

而原因为何？因为针对民居的研究，第一步必须是充分的调查和记录，也就是基础资料的收集。这个过程耗费巨大，但成果却只是梳理性质的，在学术上未必会形成所谓“创见”，因而也不好发论文。所以高校没有动力推动这种研究，作为纵向课题被批下来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而横向课题，则要看地方政府的眼界和财力了。

因此，当我听到“民居普查”这四个字的时候，几乎是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去实习。实习的第一个月，我没有去一线，而是在办公室里梳理前方调研人员传回来的资料。而就在那时，我打听到了这个项目产生的背景。

我实习的这家公司和某省某市的政府有着长期的合作，这个民居普查项目相当于当地“美丽乡村”工作的一个前置研究。公司为了争取之后的其他项目，以较低的价格接下了这个“累活”。老板的运用个人关系找了高校里的学者作为顾问，几番讨论后，根据现有的条件，制定了一个简单但还算有效的普查方案，至少足够给政府的报价一个交代。这就有了前文所说的寻找“好的”村子。

在公司内部，这个活真的是吃力不讨好。要去一个极其偏远的省份普查调研，还是在农村，非常辛苦。而且这个项目注定亏损，所以年底也分不到产值。

我敏锐地觉察到，办公室里谁都不想去做这个工作，而一线的负责人强烈地想要回来。我看准了时机，非常大胆地毛遂自荐。

实习的第一个月里，因为还算吃苦耐劳，我和同事相处还算不错。因为我对建筑史熟稔且将要去读书，大家私下里开玩笑管我叫“老师”。带我的主创和公司的领导对我印象也都不错，至少觉得人还是很靠谱的。

于是我的自荐打破了公司的僵局，给了大家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我的搭档是刚刚毕业的Roliy，而我们俩手下的调研组组员是其他低年级的实习生。此外，我意外地收获了一笔出差补贴，还获得了人情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加入到这种高强度的、地毯拉网式的普查工作中。之前我只能利用假期自己去探访。交通不便，又受限于财力，我只看到的很少很少。

更重要的是，这次有了资金支持。虽然很简陋很粗糙，但我们有将近二十个人，有十几架无人机，有每天包三四辆车的资金，有愿意配合的地方政府。这种条件看起来非常简陋，但在我看来是非常难得的。那一个月里，我和我的搭档披荆斩棘，深入了大山里的各个角落，一口气走了三百个村子。

这个项目的实际周期很长，而我只参与了一个月。我实习结束后，继续协助公司编制成果。经过这次探访，我谈不上对民居研究有什么具有学术价值的新看法，但个人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首先我之前的认识被进一步强化，我观察到即便在一个县城里，甚至在一个乡里上，民居的形式都展现出了极丰富的多样性。当然，我们可以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总结它们的特征，但我在建筑学中所受到的训练并不足以帮我解答很多疑惑。

“造房子”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项需要一定规模的协作的工作。不同于器物、服装等工艺品，也不同于纯艺术，它的风格变化在民间似乎更加剧烈，工匠之间的交流似乎更加频繁。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有非常有趣的表现。后来才明白，这里必须引入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工作方法。但当时的我只能怀着疑惑去观察。

不过真正触动我的，并不是民居的美，而是民居的另一面。是它们呈现出的一个图景：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衰败和凋敝。

我出生在江苏，虽然并未在农村长大，但也有机会常去农村看看。东部的农村虽然也有空心化的问题，但不至于凋敝到用“惨烈”而形容。而当我走入了西部，以普查的方式接近真实的乡村，就不禁要反思一个问题，这真的是合理的吗？这真的是自然而然的吗？

年轻幼稚如我，在那个年纪还不懂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从未深刻反思过城市化的合理性。自我踏进那些村子之前，我对城市化、农村空心化、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的认识，都只是数字。但当我真的迈进那些村子，用自己的双眼看到另一种生活的时候，看到那些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沉默村庄，看到昏暗土屋子里孩子们的午饭的时候，我想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后来在我读研的时候，每当我们工作室里谈论这些话题，我的导师和他的朋友们总是以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看这些问题。大家会认为这是城市化所必然带来的阵痛。在国际研讨会上，研究农村问题和乡村规划的西方学者也会流露出这种乐观态度。或许这真的因为我们这个学科，总是以实践先行的，从而下意识回避对自己手上工具的批判。也有可能是这些学者年纪太大了，在办公室里坐久了，少了去一线的经历。

我还记得后来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遇到了一个明尼苏达大学的老教授。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但记得他回答我问题时说的话：“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化本质上是不可逆的，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来也会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城市，而其余的人会因此在农村生活得更好。”

看得出来他或许很了解城市化，但是他不了解中国。

我也不敢对城市化有很激进的批判，我也没那本事。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城市化很不同，速度更猛烈，代价更巨大。即便我们对结果保有一定程度的乐观，但这个过程也带来非常多的现实问题。所以我花了一点有限的时间通过非官方的文本了解了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侧面：被牺牲掉的农村。

在那个夏天，我并未做出某种所谓抉择。也并不是在那时的哪一个瞬间，就决定自己要放弃对民居的兴趣，转向农村问题的研究。坦诚地说，后者并不属于建筑学的范畴，建筑师能做的并不多。

我在当时仍旧只是一个读了两本书就开始民科的中二少年。但事情在那时确实改变了。因为刚刚结束调研的我，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旅程。而之前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我在新疆的选择。接下来的三年里，更多的实践，更多的观察和思考，更巨大的转向在等着我。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从实践到认识：对农村，我这种普通人可以做什么（二）

1

十月中旬，上海的秋意正浓，而乌鲁木齐快要开始供暖了。两年前的现在，我正在吐鲁番。那是我随着导师第三次来到吐鲁番。

我还记得那天吐鲁番的气温很高，而我们又到了沙漠的边缘，空气中没有一丝水汽，每一次呼吸对我这个干燥性鼻炎患者都是折磨。而这个毛病也是新疆给我的馈赠之一。我们开着车从鄯善县城沿着库木塔格沙漠的西缘一路向南，最终抵达了一个沙漠边缘的坎儿井村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坎儿井和坎儿井村，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最终会成为我硕士论文的题目，也不会想到这个方向会完全重塑我对整个世界的认知。

我过去的日志中，有两篇是对坎儿井的科普。简单来讲，坎儿井是这种极端干旱地区用来提取浅层地下水的一种水利设施。坎儿井其实是一种地下水渠，能够把盆地边缘山地的浅层地下水引到盆地中央适合耕种但缺水的平坦地带。上世纪中叶，吐鲁番还有1237条坎儿井，这些坎儿井为盆地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供应水源。而这塑造了整个盆地的居住格局和居住形态。那是一个脆弱的平衡，但现在平衡已经被彻底打破了。

第一眼看到村子时，我断定那是没人居住的地方。它完全就是一片废墟，没有绿色，没有人烟，正在被沙漠吞没。当我以为导师带错路的时候，他不做言语，低着头在废墟中穿行，最终把我带到了村子的另一边。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抹绿色，也看到了人。

导师示意我开始工作。

我轻车熟路地扫视整个村子，然后找到了一个视野不错的屋顶。长时间的调研工作让我有了很好的身手，在旁人的帮助下迅速登上屋顶，开始拍摄。由于很特殊的原因，我们无法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采集村子的图像。我导师与当地人非常熟络，人们纷纷聚集过来，向他致意。而他和课题组的另一位老教授顾不上客套，开始询问坎儿井的情况，水位有没有下降，井壁是否有坍塌。

说来惭愧，因为我不通维语，所以研究中所有的访谈都是他们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记录整理。而我则主要负责对村落和建筑进行记录、测绘。

一天忙碌之后，我们正打算离开，但当地人热情地请我们吃饭。他们能拿出来的东西不多，没有宰羊，酒也是最呛人的那种。十月的吐鲁番还是很热，我们在室外吃饭，身边就是如废墟一般的破房子。天色渐暗，人们兴致却越来越高。果不其然，最后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狂欢。人们把桌子撤掉，开始在废墟中起舞，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映照在残破的墙上。

我不会跳舞，所以没有加入。教授们笑着调侃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年轻姑娘，所以不肯下场。我笑着摆摆手。但他们的话是真的，没有年轻人。这个村子没有一个年轻人。

如果你在网上和别人讨论农村，他们会熟练地运用一套话语体系，讲述城市化如何不可避免；人们如果不离开农村，生活会多么悲惨；农村的衰败是如何的必然。我绝不会否认这些。但是这套话语忽略了过程。这个世界不是由数字构成的，而我们的话语是空洞的。真实的世界中，这一过程极为惨烈。
已经死亡的村子

老人和儿童被彻底地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而农村人相对城市人口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微乎其微。

所以即便我们认为目前的进程是正确的，其结果是会成功的。但这个过程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对于农村老人来说，是没有退休这一概念的，如果还能动，就必须要参与劳动。如果走不动了，那么这个家庭就进入了一个类似于绝境选择般的境地。年轻人要么顶着巨大的道德压力继续为城市提供服务，要么退回那个注定没有未来的农村家庭。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么他的孩子也会在一个教育资源极端缺乏的地方长大，极大可能重复他的循环。

农村消失的过程是有具体的痛的，城市化的进程远远不会是像教科书上写得那么轻巧。由于在城乡不平衡之上，我们还叠加着东西部的不平衡。那么我只能说，三年之中，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所见到的场面。

我们现在对农村投入的有限救济，被表述为一种施舍和恩赐。所以有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会声称“农村人好得很，有地有房，而且还有政府补贴”。这种说法，是没有良心的。但我现在已经不想再争辩了。

城市人确实也很惨。城市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城市贫民，而且他们还要忍受枯燥劳动的异化，又被消费主义盘剥。即便他们比我见到的大多数农民过得都算好了，我也不想苛责他们。我意识到，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大家都很惨的时代。这使我对现代性开始产生了动摇，但这就是后话了。

在那个夜晚，我抬起头就能看到银河，那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场景。在至美的星空下，废墟中的人在舞蹈。而我逼自己把目光投向村子，它有太多的问题等待解决。

首先是危房，然后是厕所，这两个是最紧急的。然后就是老人的医疗和孩子的教育，这里距离最近的幼儿园和学校有15公里，而距离最近的医疗急救点则更远。假使这些都能被解决，那也只是刚刚达到能够生活的底线，远远说不上体面。

我只是个学生，只是个学建筑的学生。我能做些什么呢？

2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认识了两位居住在意大利乡村的可爱建筑师yoko和Tao。他们俩是我环境问题的启蒙者。他们的公众号“建筑大王”，从里到外透着可爱的气息，非常平和，没有丝毫傲慢和居高临下，但会发布很多有启发性的科普和小活动。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活动是：#我们这种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对这个活动，我非常认可，并且在我自己这里也开了个分舵。把这个tag从环境问题，引申到对女性平权和农村问题的关注。
我们能做什么

我和“建筑大王”都非常重视这种“哪怕是微小无力的实践”。或许因为我们都是建筑师，我们都相信行动的力量。

这种理念贯穿了我在新疆的三年生活。

在村子里我看到了许多问题，他们一下子向我涌来，把我淹没。我的认知也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内心充满了疑问。这些疑问看似很具体，很简单，如：农村到底怎么了？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但若稍微深挖一下，会发现把问题一层层剥开后，底层会是非常抽象的问题，甚至会动摇我的三观。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关于城乡统筹的学术研讨会，那个会议上有一个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大放厥词。他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上说道：“我认为农村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建筑层面上，而在于经济层面上。如果给我资金，我倾向于去给村子建一个工厂而不是厕所。”

这种言论是非常幼稚而不负责任的。

首先，这种言论直接反映出一点，这个所谓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很可能很久没去过农村了，至少没去过西部的农村。如果他亲眼见过那种凋敝和衰败，如果他亲眼见过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如果他真的知道这个国家还有人因为水源污染产生的粪口传播疾病而死亡。如果他见过那些尸体，那些葬礼，那些眼神，他绝不会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身为学者，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数字，而是人。

退一步讲，问题真的在于经济吗？为什么要“在农村建一个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那么这个厂子用得着你来建吗？即便我们不去批判经济决定论，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农村经济的凋敝，是不是因为某个“看得见的手”干扰了市场经济，从而使得农村在经济结构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这不是什么洞见，这在我国的学界几乎是常识。所以我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位学者没有良心，而在带着优越感避重就轻。

我们不能要求城市居民背负罪恶感生活，但学者要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继续走，越过经济和政治，更深层的问题可能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底层缺陷。但那时我还看不到这层，我看到的是“症状”。

当我迈入西部的农村时，我看到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急诊病人。我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也不知道是哪种病毒进入了他的身体，甚至没有时间给他做检查。我只知道，他身上的症状很可能现在就要了他的命。因此，我那一刻必须做些什么，必须马上做些什么，能够缓解他的症状。

对于农村，我们建筑师能做的不多。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

3

我的学妹古丽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建筑师，她比我年长十多岁，但她身上仍有理想主义者的光彩，所以在这个年纪来辞职读研。当她跟我提起她在和田的实践时，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我迅速和她展开了合作，而在这个项目上，我看到了一个建筑师能做什么。

厕所对于一个现代城市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只需要按一下，一切都可以解决。但你可否想象，全球因缺乏厕所等基本卫生设施引发肠道疾病，每年造成约150万未满5岁的儿童死亡。而新疆的农村厕所一直是个大问题。新疆村落分布稀疏，排污系统在农村地区一直是个大难题，再加上当地极端干旱，建造冲水厕所可以说是完全不现实。
想象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用这种厕所

因此，古丽计划设计一种简单的旱地卫生厕所。在反复试验和设计之后，我们最终搞出了一个方案，并把价格压到了2100元，而且简单到农民可以自己动手组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因为一般来说，在农村做一个家庭的厕所改造，价格通常要一万元以上。这绝对是农村承担不起的负担。而国家在“厕所革命”中给到的补贴一般是2000元每户的标准，一些地方会略高一些，但也有限。所以成本的压缩意义重大。我们在和田的一些乡村已经开始了实验，效果还算不错。现在我希望在吐鲁番推广这种解决方案。
正在建设中的厕所，非常简陋粗糙，但很好用
必须要考虑当地人的工艺水平，所以粗糙是难免的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因此，我坚定了研究转向：农村人居环境。而这一转向，使得我几乎完全脱离了建筑学的范畴，但我并不后悔这一选择。

我的导师给我了很大的支持，他一直研究农村，因此完全支持我的转向。我校并非名校，学生也多志不在学术。而我个人，其实最初也志不在此，一度只想在新疆玩三年。但幸而课题组里有三个年过半百，但仍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老师。

我的导师出身新疆底层，因此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热情。我的二导是一位内地高校援疆的退休教授，在学界颇有影响力。第三位老师则是我导师的朋友，退休后加入了我们的课题，他曾经为了研究坎儿井而辞去院长职务出国深造。他们三人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并且对我进行了非常严谨的学术训练。此外，我导师手上有着很多横向课题和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他无条件地向我敞开了资金池，可以放心开展研究。

新疆的学术研究是非常艰苦的。虽然遍地都是空白，但开拓者并不好当。三位先生都是留日学者，对学术要求非常严谨，因此我们定下的计划是：要以全面调查，收集一手资料为要务；在此基础上立足现实问题，做能做的小事，而不单纯追求所谓发表。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四人一车，走遍了吐鲁番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吐鲁番托克逊县共43个行政村，一百三十余个自然村，我们一个没有漏下。而鄯善县和高昌区，则有选择性地去了四十个左右。我们最初的考察甚至是盲目的，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只是先去，先看，先想，先记录，然后再扎实地推进。
在托克逊考察过的村子

学术圈的朋友们都知道，这种做法在当下的学术风气下是很“傻”的。而结果也确实如此。我们得到了大量的基础资料，但梳理出来的成果并不多。三年里我协助导师一共写作了四篇文章，只有一篇核心发表，其余的都还在四处碰壁。一方面，确实我校学术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处于学术的边缘地带。

但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与当地的基层政府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对幼儿园、小学的体系进行了重构。我们把原本分散在沙漠中各处的教学力量整合了起来，希望把有限的资源规划在一个尽可能最高效的体系之下，把幼儿园的覆盖半径缩小到4公里，小学缩小到8公里。我们呼吁当地政府对农村养老问题和“收缩型村落”予以重视。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帮助政府制定这类设施的规划设计导则，把争取来的有限资源尽可能充分利用，以务实为第一要务。我们给政府设计非常廉价的，基于当地现有建造条件的安居房，协助决策新设立的居民点的位置。

作为普通人，我们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4

去新疆读书，这件事在我很多朋友看来都很傻。而在新疆读书还真去做学术做研究，在很多人看来更傻。我的履历并不好看，在农村投入的巨大精力也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发表成果。当我考虑继续学术生涯的时候，几乎是处处碰壁。

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这辈子很可能也会继续普通下去。我和老师们在新疆做的事情，也都是普通人做的事。无非是多跑跑，多看看，多想想。我们并没有所谓的创见，也没有推动多大的变革，我们更未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在某种层面上看，是徒劳的。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建筑师，我们是无力的。这种无力感始终笼罩着我。

还是用之前那个类比，你是一个医生，面对垂死的病人进行急救，但你并不知道病因是什么。但你手上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病人就会死去。

我这三年里读了很多书，看各国是怎么搞城市化的。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问题》开始，到近代的人类学、社会学的书。跟农村沾点边的，都搞来看看。我工科生出身，也并不聪慧，拿着布迪厄、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这些人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是一头雾水。对搞现代性批判的书，更是要皱眉头了。

国内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比如陆铭老师的《大国大城》，只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设想，但对过程的细节问题考虑太简略。温铁军老师的书，前半部分分析问题尚可，后面给出的结论我却不能信服（参考《居危思危》）。

我是以实践切入农村问题的，但当我结束了研究生生涯的时候，落点仍然是实践。农村到底怎么了？农村到底去往何处？如果我只去做而不去思考，不去反思，不去批判，我想这一定会出问题。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离开了吐鲁番的沙漠，伊犁的草原，广西和云南的群山，离开了农村。我到了上海，回到了所谓城市文明的怀抱之中。

而现在，我有机会回头看了，远远地看着农村。我写这个系列，是梳理自己的回忆，同时也是借着写来思考。实践是有力量的，因为当我们投入实践的时候，思考就已经开始了。三年里，我看到的，听到的，手上做的，这一切都在冲刷我的成见。而最近的阅读更是让我有机会对过去的观点进行系统的反思。

我一直害怕自己被上海吞噬、消磨掉。但谢天谢地，暂时还没有。在996的间隙，我还能挣扎着阅读和思考。最近，我常常梦到自己毕业答辩的场景，对老师们一向谦逊守礼的我，在那天慷慨陈词。现在看来，我的毕业答辩是一段实践的落点，但却是思考的起点。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