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by Frank Dikötter
翻譯 by Donleagles
中共将1949称之为解放，然而中国在此之前自由得多。
2019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70周年，中共政府将之称之为“解放”，这个所谓的“解放”让中国陷入几十年的毛氏残忍与混乱之中。
许多记得二三十年前中国模样的访客都几乎不认得中国现在的样子。中国政府的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让其与毛时代如此成功地隔离以至于它好像被清除了。代替普遍贫困和行军的红卫兵的是摩天大楼、新的机场以及高速公路、火车站和高铁列车（子弹头列车）。然而揭开闪亮的表面，一党专政的铁基架变得显而易见。尽管有所谓“改革开放”的宣传，自1949年中共就几乎没变过。“解放”的遗产就是一个仍然受到枷锁奴役的国家。
1949年究竟是什么在中国被“解放”了呢？不是日本人，他们四年前就被包括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在内的盟军打败了。不是殖民主义，所有在中国的租界都被废除了——有的甚至在1929年就被废除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不是从暴政中解放出来，当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它有一个4000万人的选举人集团，或者是10%的总人口，这一代议水平日本直到1928年才达到， 印度1935年才达到。参与性政治虽然遭到了很多挫折，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仍然在发展。当国民大会在1948年召开的时候，14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通过了一部宪法，其中载有详尽的权利法案。
在亚洲许多地区，中华民国被视为民主的灯塔，这不仅是因为中华民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分权，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和促进法治。言论自由可能已经被地方强权削弱了，但1949年前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大公报》经常抨击蒋介石。结社自由得到了强有力的捍卫，并导致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无数个独立于政府的社团建立起来，从设立商会到学生联合组织。（译者按：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民间组织进行无孔不入的统战渗透的）
1949年之前的中国比现在更加紧密地融入了国际社会。不少双语律师成为了海牙国际法院的法官，而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能够在航空电子学到动物学等许多其他领域与外国同行相媲美。但是普通百姓也对他们社区以外的世界熟悉，因为插图杂志和广播节目传播有关现代世界各个方面的信息，无论是新的农业技术还是国际市场上丝绸价格的波动。宗教自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解放”一词使人们想起庆祝新获得的自由的欢呼人群，但是1949年发生的事情是漫长而血腥的军事征服的结果。1945年后，美国人放弃了战时的盟友蒋介石和国民党人，而约瑟夫·斯大林占领了满洲，并帮助毛泽东将他们那支杂乱无章的游击队军队变成了强大的战争机器。
到1948年，共产党开始围攻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利用饥饿逼迫他们投降。1948年，长春——位于中国长城以北广阔的满洲平原的一个城市，被封锁了五个月。在16万平民死于饥饿之后，这座城市沦陷了。不愿承受同样的命运，不久之后其他城市屈服了。1949年底，在北京故宫上空竖起了红旗。
在随后的几年中，新征服的民众不得不将自己变成共产党人所说的“新人”。他们进了再教育中心学习正确的答案，正确的想法和正确的口号。1949年至1952年间，许多被认为无法拯救的人被屠杀，最初的大清洗夺去了约200万人的生命，受害者是在体育场举行的集会中被枪杀或在远离河流的峡谷中被处决。在一份精心起草的，保存在共产党档案库中的报告中，公安部长罗瑞卿在1952年8月向毛泽东自豪地宣布，仅在六个省，一年就有30.18万人被处决。
在几年之内，所有在党外运作的组织（宗教团体，慈善组织，研究会，独立商会，民间协会）都被消灭。到了1956年，所有私有企业被没收。在农村，土地被集体化，而村民则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不得不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向国家出售谷物。
1958年，农村居民被集结成称为“人民公社”的庞大集体，该集体以军队为原型，并设有集体食堂和集体宿舍。毛泽东深信，通过将每个村民变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中的步兵，日夜部署以改变经济，他可以将自己的国家推向未来。他的实验被称之为“大跃进”，但这是一场灾难，成千上万人沦为被束缚的仆人，因为劳作，殴打和饥饿死去。
大跃进的灾难破坏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他的回应是发起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向所有对他的领导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放出红卫兵。随后的十年混乱，伴随无休止的运动，人们被迫批判家人，朋友和同事。
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1949年时的水平。
在邓小平于1979年上台后，反复被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是这些人民在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在三十年的强迫集体化过程中陷入贫困，挨打和挨饿之后，自己摆脱了贫困。文化大革命严重打击了共产党的等级秩序，各地的村民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与过去重新建立联系，他们开设了黑市，分割了集体资产，收回了土地并开设了地下工厂。在邓小平上台之前，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
但是普通村民从国家手中获得的有限的经济自由，却没有伴随着进行重大的政治改革。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该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不放弃对权力的垄断。邓小平明确排除了分权思想，包括自由选举的思想。
党利用经济增长来重建自身。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相对的经济自由与对所有基本政治愿望的坚决压制相伴而生。自1949年以来，该党依靠其施加党的意志的机构在几十年中得到了完善。有一个庞大的宣传部，自1949年以来一直未更改其中文名称或使命，尽管现在已方便地将其翻译为英文，称为“公关部”。有一个公安部专注于压制公众，还有一个国家安全部专注于控制党员，这是两个庞然大物，直达每个家庭。有一个国家统计局向世界介绍了1958年大跃进的奇迹，并继续提供该党要求的数字。当然，还有人民解放军（PLA）。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大多数援引人民的组织一样，人民解放军是该党的独家工具（译者：党卫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共产党羽翼以外的所有组织，确保中国共产党是该国所有资源的无与伦比的主人。由于该党仍然具有从其人口中汲取财富的专有权，这种状况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土地属于国家，银行属于国家，工业属于国家，大多数大型企业和公司属于国家或由国家间接控制。（译者：仍然是共产主义国家，而不是某些西方政客认为的威权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没有权力分立，所以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根据宪法，与私有财产不同，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亿万富翁也无法保护自己的资产，除非将其运出该国，就像几年前在加强资本管制之前看到的那样。偶尔会有一到两个亿万富翁消失，例如两年前的金融家肖建华，而其他人则争先恐后地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
在过去的40年中，思想，商品和人员被允许无休止地从中国流出，但显然相反的情况没有发生。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更像是用来使国家与外界隔绝的屏幕或旋转栅门。以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人数为例。一百年前，大约有3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0.1％。今天的数字接近0.05％。相比之下，北朝鲜为0.2％。
一党制国家擅长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出稳定的表象。但是政府似乎无法或不愿兑现其在70年前1949年10月1日宣布的——尽管从未实现——的平等，正义和自由的诺言。对于整个范围的来自其庞大而又非常多样化的人口的政治愿望，它似乎只知道一种标准化的回应，即镇压。当它向左，向右和向中心拍打时，看起来它好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