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品葱 懦夫斯基
集体行动困境
集体行动，是个社会学概念，不是小红班里春节包饺子那个集体行动，也不是小明公司团建那个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指，一群个人或者社团追求某个共同目标，通常，这个目标是为了某项公众利益。
公众利益有两个特征，非排他性，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不能把某些人排除在外，不让他们享受这个公众利益。
非竞争性：不论多少人享受这个公众利益，大家享受到的都不变。公众利益不是分蛋糕，不会因为人多了，每个人就少享受，也不会因为人少了，每个人就多享受。
举个例子，消防队，自然保护区，民主制度。
搭便车问题
雷锋精神是反人类的。在一个群体中，单独的个体不愿意为了所有人都能受惠的公众利益付出代价。如果能够不付出代价就享受好处，谁都愿意。但是这样以来，就没有人愿意主动付出代价了。
假设有个群体，一共N个人。
如果K个人愿意付出代价，或者说参与建设，公众利益就能实现。
这项公众利益对每个人的好处大小记为B.
参与建设公众利益的代价大小记为C.
预设B>C，也就是说公众利益利大于弊。
你收到一张传单，明天有一场示威集会，要求民主，你要不要参与？
这天晚上，某种神秘的力量出现，你知道其他人打算怎么做了。
情况1：参加者不到(K-1)个。
即使你参加了，公众利益也不会实现。选择参与的收益是-C，选择不参与收益是0.
0总比-C大，所以，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你应该把传单扔进垃圾桶，继续在学习强国签到。
情况2：参与者正好有(K-1)个。
如果你参加，参与者就达到了K个，公众利益可以实现，你的收益是B-C.
如果你不参加，参与者不够，公共利益没有实现，但是你也没有付出代价，你的收益是0.
B-C大于0，收益最高的选择是参与。
你应该通宵做好标语，翘班参加明天的活动。
情况3：参与者有K个甚至更多。
如果你参加，公众利益可以实现，你的收益是B-C.
如果你不参加，参与者也足够实现公众利益了，你不需要付出代价，收益是B.
B大于B-C，收益最高的选择是不参与。
你应该把传单扔进垃圾桶，躺在床上等着民主从天上掉下来。
现实生活中，神秘力量并不存在，第二天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完全取决于你的主观判断。
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1，那么谁也不会参加。如果大家都觉得是情况3，最终同样没人参加。
为了实现公众利益，必须正好有K个人愿意参与，并坚信只有他们会参与。
决定集体行动成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K和N的差距；人群总数N.
如果K=N，也就是说，必须全员参与才能成功，情况3根本不存在，那么就没有搭便车的空间。
如果K<N，那就有了搭便车的空间。K与N的差距越大，搭便车的空间就越大。
现实生活中，K=N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搭便车的空间永远存在。
K与N的差距越小，就越容易达成集体行动。
人群总数N的大小也很重要。
一方面，它影响了你对自己重要程度的判断。如果一个群体只有二十个人，你肯定觉得自己参与与否很重要；如果有一千个人，你可能就会想，我参不参与，其实根本看不出来吧。
另一方面，人群越大，就越难监督有谁搭便车，难以惩罚搭便车的人。小班教学时，你肯定要按时出勤、认真听讲，但是阶梯教室的大课，你肯定逃过，至少悄悄玩过手机。
人群数量越大，就越难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在一定范围内，人数少的小集体可能比人数多的大集体更有行动力。
独裁政权下，虽然大部分人都会因为推翻独裁而受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一定就愿意参与行动达到这个目标。更重要的是，在独裁政权下，我们不光没有神秘力量，甚至连民意调查都没有，那么人们怎么预判未来到底是情况1，2，还是3呢？无从知晓。
此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成了一个新的谜团。
临界点模型
接下来我们看看1989年东欧剧变，临界点模型可以解释东欧剧变为什么突如其来，一发不可收拾。
在八十年代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要公开选择，支持独裁政权，还是反对独裁政权，没有中间地带，没有沉默的选项。
对独裁政权的态度分成了两个，明面上的态度，私下真实的态度。
说谎很累人，得不偿失，在言论自由的社会，人们更愿意保持诚实。但是在独裁政权下，表达反对意见很危险，所以人们在明面上表达态度时，经常选择弄虚作假。
民众示威抗议的规模，会决定个体是否愿意参加，公开表达不满。抗议规模越大，政府就越难监视、惩罚每个个体，正所谓法不责众。
抗议规模大到让某个人愿意加入，表达真实异见，我们把这个抗议规模叫作革命阈值。如果你不喜欢文绉绉的词，就叫它“心里的那个坎儿”。显然，每个人心里那道坎儿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反骨，以反对政府为己任，有的人就是奴性不改，半条棉被也要送给红军，更多的人在中间，随大流，别人抗议那我也抗议，大家都忍着我就忍着。
在一个社会里，大家的革命阈值在哪里，直接决定了会不会发生革命。
所有人的革命阈值，我们用这种形式表示：
社会A={0, 2, 2, 3, 4, 5, 6, 7, 8, 10}
最开始，只有一个人会抗议，没有人响应。
她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一点点。社会A’={0，1，2，3，4，5，6，7，8，10}
最开始那个天生反骨的人出来抗议了。她站出来后，抗议者数量达到了1，革命阈值等于1的人有一个，他也站了出来。抗议者数量达到了2，革命阈值等于2的有一个，也站了出来……最终，社会的10个人中，9个人都会抗议。
一个人的参与导致了另一个人的参与，这种革命行动的连锁反应，叫revolutionary cascade，实际上，共产党曾经用过这个词，革命大串联。如今党国的智库反倒用了很多晦涩的翻译，什么革命瀑布、革命级联、革命流，真是忘本了。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国家。
社会B={0, 2, 3, 3, 4, 5, 6, 7, 8, 10}
第一个人依旧死得无声无息。
变动一点点。社会B’={0, 1, 3, 3, 4, 5, 6, 7, 8, 10}
只有两个人抗议，革命大串联并没有发生。
社会A和B的变动是一样的，都是把第二反动派的革命阈值下降了一点。然而，社会B发生了一些抗议，但是最终并没有成功。经济衰退、结构性变革可能会降低部分人的革命阈值，但是不一定会引发革命，这取决于整个社会革命阈值如何分布。
虚报政治立场，意味着外部的观察者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革命阈值到底如何分布。甚至这个社会内部成员也不知道社会革命阈值分布的情况。因此，这个不透明的社会也许就在革命前夕，但是谁也不知道。
我们说习近平把左派右派、穷人富人都得罪了个遍，实际上是在说，几乎所有人的革命阈值都下降了。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虚报政治立场反过来也是成立的。随着革命大串联的进行，独裁政权的支持者可能内心依然怀恋独裁和特权，但是为了避免日后清算，会选择加入民主阵营。民主人士在独裁政权下会虚报政治立场，独裁拥护者在民主政权下也同样会虚报政治立场。
这意味着，我们甚至不需要争取9个人的真心反对，就能达成革命大串联。
诸君在党国生活，自然很熟悉什么叫两面人。也许以前可以做一个岁月静好党，但是如今，几乎每个人都要被迫站队，连党内高层都要虚与委蛇。看见表忠心的言论时，不必气愤，那是眼见为实的证据：全民虚报政治立场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所有人的心里那个坎儿，都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