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短史记｜
据澎湃新闻报道，4月18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举办国学讲座，院方“要求组织一百人左右学生参加”，因其他年级学生有课，由2017级同学参加，若有自选课程不能前往，需要“上交课表”证明。然而，受邀主讲人安德义却在讲座中大谈“女德”等伪国学，声称“女人最大的品德是温柔”“温柔的女人兴旺三代，爱抱怨的女人会坏三代”“女人全身所有的毛病，所有器官的毛病都是因为有怨气”“养颜不如养身，养身不如养心，怨气是百病的源头”，且在演讲过程中多次要求学生跟读幻灯片中的上述内容。很多学生很不耐烦，很愤怒，感觉受到了侮辱。
（《儒学专家讲授女德？华中师范大学发声》，澎湃新闻2019年4月20日，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324439。）
在2019年的今天，居然还会有高校举办这种充斥着“女德”内容的伪国学讲座，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气馁的事情。
“女德”的诞生充满了血泪
那些张嘴就是“女德”的伪国学推销者，绝不会告诉他的受众，“女德”的始祖班昭（约45年~约117年），当年是受困于沉重的现实压迫、出于无奈才写出了《女诫》这种东西。
这本被当代“女德界”奉为经典的作品，其实字字血泪。
且看《女诫》的内容：
第一章，班昭告诫她的女儿们，身为女人，要明白自己在家庭中的正确定位，乃是“卑弱下人”，要懂得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忍辱含垢。第二章，强调妻子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夫御妻、妻事夫”。第三章，班昭告诫女儿们，与丈夫相处时要懂得“避强莫若顺”的道理，不可与丈夫争论是非曲直，否则很可能会招来丈夫的怒骂与痛打。
第五章，班昭告诫女儿们，丈夫是妻子的“天”，而且是“不可逃”的天，“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妻子没法与丈夫离婚，只能顺着丈夫。第六章，班昭向女儿们传授讨取公婆欢心的诀窍——不可与公婆争论是非、辨别曲直，应该以“曲从”为相处准则。第七章，班昭告诫女儿们，与夫家的“叔妹”相处也必须“谦顺”。
安德义在华中师范大学所宣传的——“女人最大的品德是温柔”“温柔的女人兴旺三代，爱抱怨的女人会坏三代”“女人全身所有的毛病，所有器官的毛病都是因为有怨气”“养颜不如养身，养身不如养心，怨气是百病的源头”——很明显是班昭《女诫》中的“顺”与“曲从”的翻版（而且增入了“怨气是百病的源头”这种莫名其妙的“传统医学”内容）。
不同的是，安德义在宣传他的“女德”时非常卖力，而班昭在撰写《女诫》时，非常地痛苦，非常地不开心。
她在开篇中，就把这种痛苦和不开心说得非常明白。她说：自己嫁到曹家之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自己的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生活才算稍稍放松了下来。
（班昭此处用典之考据，参考了：俞士玲，《论班昭〈女诫〉及其创作背景》，收录于《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一辑）》，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2008。后文关于《女诫》的写作年份，亦系依据该文的考据。）
她写《女诫》，是担忧自己的女儿们出嫁后，没法在丈夫家里容身。换句话说，《女诫》这篇东西，是一份私人性质的“婆家生存指南”。
作为一个母亲，班昭一再地告诫女儿们，若欲远离来自夫家的羞辱，首要之务就是要柔、要顺，要将自己低到尘埃之中。
这种低入尘埃，与政治权力当日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严厉打压，有直接关系。
这种打压，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早年有过受制于窦太后与王太后的不愉快经历，所以他任用的董仲舒，开始倡言“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到了汉成帝时代，因为太后王氏对朝堂的影响力很大，宗室刘向又特意编纂了一部《列女传》，宣传强调女性的一举一动皆应以男性为中心，试图用“礼教”来制约外戚，进而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进入东汉，中国女性的命运终于空前恶化。王莽以外戚的身份取代西汉，对东汉皇帝而言是一个沉痛的前鉴。从光武帝开始，东汉皇帝长期致力于从制度上防范外戚专权。在汉章帝时代，他们自认为找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那就是：从理论上将女性贬为次等人、贬为男性的附属物。
完成这一理论建构的，是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具体负责落实会议成果、将之整理为《白虎通义》一书者，是班固等人。《白虎通义》提出“妇人无爵”之说，直接取消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书中还大费词章解释：
“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为什么“妇人无爵”？因为女性是“阴卑”之人，没有社会属性（无外事），只有“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家庭属性。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是第一个以法律的形式、将女性残酷定义为男性附属物的王朝。“三从”之说，也是在东汉首次出现于国家法典。
《白虎通义》出台的时间是公元79年。自此，东汉女性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约三十年后，那位在夫家“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了四十余年的班昭，因为担忧自己的女儿们在夫家受到屈辱迫害，不得不给她们写一份“婆家生存指南”（《女诫》写作于公元105年之后），字字血泪，告诫女儿们：在这样一个操蛋的时代，除了将自己低低地埋入尘埃，没有别的出路。
《女诫》的诞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滑坡，都是从政治滑坡开始的；任何一个时代的风俗变异，也都是从权力变异开始的。若没有皇权以法典的形式、将女性贬为次等人，擅长赋颂、精通史学的才女班昭，又何须“战战兢兢，常惧绌辱”四十余年，又何须苦口婆心告诫女儿们时刻注意低眉顺眼？
两千年过去了，当代高校还在举办这种充斥着“女德”内容的伪国学讲座，难道不羞愧吗？
如何区分真国学与假国学
厘清了“女德”的本质，再说一下什么是真国学——个人并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但它既已广为流传不可能被消除，则不如严肃地来区分一下真伪。
“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清末民初。当时的学者，对何谓国学，已有过很充分的讨论。
其中，以邓实和黄节说得最明白。在他们看来，传统国学的对立面，不是洋学，也不是近代文明，而是“君学”和“官学”。
比如，先秦的孔孟，“哀民生之憔悴”，提倡民本，可以算作国学。秦汉之后，伪儒纷起，致力于为皇权提供合法性，“只知有君”，已非国学，只能算作“官学”。两千多年帝制王朝，庙堂之上，一直是为强权粉饰辩护的“官学”当道；国学的一线命脉，只能在江湖之远存身。
这种区分，并不是民国时期才有。
早在西汉，儒学就已经有了真伪之争。在扬雄看来，孔孟才是真儒，其后多是伪儒。当时虽然没有“国学”这种名称，但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显然，他的学说更接近“民学”、“国学”，而非“君学”、“官学”。
可惜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伪儒当道，国学（主要是儒学）遂被刻意塑造成了近代文明的对立面。
比如，1870年代，郭嵩焘出使欧洲，赞誉“英国行政，务求便民”，不但优于大清，即便是儒家传说中的三代之治，也无法与之相比。结果被国人群指为汉奸。名儒王闿运责备郭撒谎，理由是按照儒家的理论，西洋人属于“夷狄”， “夷狄”不能算人，只是“通人气”后懂得了诈伪的“物”，不可能创造比大清更优秀的行政体系。
与郭一同出使的名儒刘锡鸿，一面大骂郭是汉奸，要与之划清界限；一面又在笔记中承认英国确实没有残暴不仁之政。为弥合这种矛盾，刘给出了一种诡异的解释：欧洲的近代文明之所以达到这样的高度，“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乃是他们曾来过中国，“得闻圣教所致”，而且他们学到的只是“圣教”的皮毛，大清要富强，完全不必向他们学习，只要恢复“祖宗旧法”即可。
当然，近代史上也有致力于贯通近代文明与传统国学的真儒。
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孔子的儒学，传至孟子时还在“畅宣民主之理”，可惜之后就失传了。后世儒者自荀子开始，冒儒学之名败坏儒学，以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大盗与乡愿以儒学为遮羞布，互相利用，成就了中国两千年的漫长专制。
梁启超也持类似的观点。梁说：议院虽是泊来之物，但儒学的“五经诸子传记”之中，也多有相似主张，可惜君主专制统治太长，无人敢于阐发这些思想。梁还说，孔教以平等为宗旨，孟子全书皆言民权，可惜“后世民贼，乃借孔子之名，以行专制之政”。
孔孟的“民本”，自然并不等同于近代的“民权”，二者毕竟相差了数千年。不过，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无疑是共通的。
这种共通，不独谭、梁二人有所体察，更早一些的儒者徐继畲、郭嵩焘、薛福成、严复等，也都深有体会。再往前追溯，明末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等，从未听闻近代“民权”之说，却也提出了“凡帝王皆贼”、用“众治”取代“独治”的主张。黄宗羲甚至尖锐指出：专制政体的本质，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君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而真正的好社会，应该是“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的状态。这种对公权力的批判、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与清末谭、梁等人的思想，与近代“民权”理念，显然也是相通的。
显然，王闿运、刘锡鸿所宣扬的，乃是一种“官学”、“君学”；黄宗羲、王夫之、郭嵩焘、谭嗣同与梁启超，所接触到的才是真国学。
厘清了国学的对立面其实是官学，也就不难发现：当代“国学生意”最热衷讲授的《弟子规》、《女诫》之类，并非“传统国学”，而是典型的“传统官学”。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作者是清初秀才李毓秀（1647~1729），经贾存仁（1724~1784）修订后，改名《弟子规》。迟至清朝后期，才开始广泛流传，成为私塾中常用的儿童教材。
该书宣扬的理念非常陈腐。比如，书中说，“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父母，所有行为都须向父母请示取得同意，还说“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劝谏父母时即便被暴力捶打，也不可以心有怨言。显然，这是要摧毁孩子的自主意识，不承认子女可以拥有独立的理念与兴趣，不承认子女与父母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这些陈腐理念，实为皇权在家庭关系中的一种折射。雍正时代，有臣属在奏折里写有“君恩深重，涓埃难报”八个字，皇帝以朱批训斥：难道君恩不深重，你就可以觉得不必“涓埃难报”？这种训斥所显示的君臣关系，与《弟子规》所致力构建的父子关系，是完全共通的。
所以，凡传授《弟子规》、《女诫》这类内容者，都是在传播“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