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摘錄/網文蒐集/心情隨想
受访者：E·H·卡尔（E. H. Carr，1892-1982）
译者：陈荣钢
【译者按】去年12月，我翻译和推送了E·H·卡尔的《民族主义及其发展》（Nationalism and After）第一章。今年上半年，我计划翻译和推送三篇卡尔的著述。这是第一篇。这篇访谈出版于1978年，代表了卡尔晚年对俄国革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另外两篇即将推送的，分别是他为赫尔岑书写的长篇历史传记《浪漫的流亡者》（The Romantic Exiles，1933）和论文《卢卡奇和阶级意识》（Lukács and Class-consciousness，1971）。目前，E·H·卡尔在国内的译著不多，[……]
撰文：吕晓宇
那段时间，我正好陷入个体危机。看上去，一切都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牛津政治学硕士毕业，拿到博士奖学金，未来三年生计不用发愁，接下来的夏天准备结婚。偏偏这个时候，我开始失眠。博士前，没体验过失眠或脱发的苦，睡眠一贯很好，挨枕即眠，原本以为多出来几个小时未尝不好，但脑子浑浑噩噩，什么也做不了。夜晚听到教堂整点报像丧钟，一下子，被折腾得心情烦躁。到系里一问，发现多数人睡眠不佳，都在经历“四分之一人生的危机”（quarter-life crisis）。也是这时候，开始痛饮咖啡，撑起研究日常。别说思想独立，连咖啡独立都没法实现，要是咖啡断货，学术就要进入大萧条了。
我清楚[……]
华人有潜力成为撼动美国选举的票仓，但这个过程不会太快。
特约撰稿人 郑怡嫣 发自纽约
2月初，纽约皇后区，意大利后裔苏奥齐（Tom Suozzi）——纽约国会第三选区众议员的民主党候选人——出现在了一家中餐厅，新东湖海鲜城。他的竞选团队要在这里宴请两百位华人；苏奥齐拿著麦克风、站在一张餐厅的椅子上，他笑容可掬，用中文说：“请投我一票。”
据在见面会现场的华人回忆，苏奥齐一桌一桌地与人们打招呼，饮茶敬茶、聊天、品尝点心，学著用筷子夹菜，说华人与意大利人一样都是家庭观念很重，还说，自己最喜欢的前三名粤菜是虾饺、肠粉和蒸排骨。
让苏奥齐特地来中餐馆拉票的，是一场异常重要、受到全美[……]
如今在距离太阳花既不远也不近的十周年，记忆这场运动最好的方式，也许已不再仅是谈论它的历史定位与成就。
黄哲翰 乔瑟芬
【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晚间，一群不满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冲进立法院瘫痪议事，并展开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也因著这种全面性的运动受到剧烈摇晃，那股盘据街道对峙的余热，依旧弥漫至今。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当年的运动者如今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出不同的人生，台湾政治版块在太阳花学运后亦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随之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代吹拂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记忆[……]
为什么那些离开的人似乎没有受到风暴的困扰？留下来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海岸？
本文节选自“黑体文化”日前出版的2022年普立兹历史奖作品《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与美国交织的史诗》，第三十章“新美国人？”，讲述古巴革命后离散的古巴人的故事。
很久以前，一位研究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出，可以客观、冷静地计算革命的强度。如何计算呢？就是计算逃离革命的人数的多寡。在古巴，很多人逃离了革命。第一年，超过两万五千人离开；第二年，又有六万人离开。到一九六○年底，每个星期都有一千五百名古巴人抵达美国，到一九六一年底，在哈瓦那大使馆已经关闭的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向美国移民归化局申请入境的人数[……]
特约撰稿人 Sean Tierney 翻译 杨静
身分或身分政治在美国是聊天警戒区。我们一直被灌输着相信我们想成为谁，就可以成为谁，但这个信仰并不总灵验。甚至有些人连问“我是谁”的权力也没有，因为他们的身分总是被外界的限制或期待先行锚定，由不得他们自己辩白。
奥斯卡入围影片《美国小说》处理的就是这个最重要也最有毒的身分危机议题：在今天的美国，做一个黑人意味着什么？电影改编自作家 Percival Everett 2001年出版的小说《抹煞》（Erasure），主人公 Thelonious Ellison 是以为美国非裔小说家和知识分子，人们喜欢称他为 Monk。Monk 毕业于哈佛大学[……]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2017年暑假，应学生的邀请，在广州一所二本大学任教的黄灯拜访了学生位于云南腾冲的老家，从此开启了为期5年的家访之旅。在十余年的执教生涯里，黄灯的花名册上已留下了数千位学生的姓名，一种念头愈发强烈：仅从讲台上观察学生，远远不够。在她的课堂上，60%到70%的学生来自于乡村与县城。这些二本学生和他们的家庭都是不常被关注和理解的沉默的大多数。
高铁、长途客车、电动车、摩托车……换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黄灯从繁华的广州抵达山间、田野和海岸，走过学生自小求学的道路和校园，与他们的父母和亲友交谈。深入具体而稠密的日常，一条条鲜活的成长道路得以在黄灯面前延展开来。她真切地看到，这些家庭和其中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