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那喀索斯的回响——卡拉瓦乔、元绘画与现代性(上+下)

本文刊于《美术研究》2024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聚焦16-17世纪意大利艺术家卡拉瓦乔的名作《那喀索斯》,从围绕作品的基本材料与已有研究出发,结合近年相关艺术展览与最新成果,逐次展开图像考证、文本出处,以至“元绘画”与“元图像”、“专注性与剧场性”、精神分析理论、自我与主体性等的各个角度,以深入对于《那喀索斯》的案例研究与理论解读,进一步反思卡拉瓦乔在艺术史中的定位及影响,并试图回答卡拉瓦乔这件作品何以具有“现代性”的问题。

关键词:卡拉瓦乔,那喀索斯,元绘画,元图像,现代性

“他若不认识自己,便能长命到老。”

——那喀索斯的预言[1]

2018年5月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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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燮:《贫困的金融化:后发展时代韩国的金融危机无产阶级化》(2016)

【摘要】自国家金融危机以来,韩国国民经济在结构上迅速偏离了长期以来追求的稳定就业制度。韩国人的贫困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财务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个人背负巨额债务,债务来源包括银行、亲友以及最糟糕的私人高利贷者。世界上曾经最积极储蓄的人口仅在十年内就变成了世界上负债最多的人口之一。韩国政府失去了曾经引以为豪的发展型国家的能力,转而忙于制定各种公共计划,以所谓的优惠条件向基层消费者提供贷款。这个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慷慨提供消费信贷,而不是社会工资。这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为摆脱国家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最终却将金融问题从银行和工业企业转移到了基层家庭。(封面图片摄影师: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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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导师和学生陷入「隐形冲突」

文|王青

林杰:「隐性冲突是更为普遍的导生现状」

这两年大家可能会觉得,各类导生冲突事件变得越来越多,师德问题、研究生意外数见不鲜。我一直做的是高等教育研究,也做了二十年的导师,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个体经验层面,我都想去看一看,为什么这几年导生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国家高校的导生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2020年,我和业青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遵循研究伦理,我们没有在本校进行田野采样,而是选取了国内八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前后采访了28位左右的硕博研究生。为了避免采访对象因为我的导师身份而不敢吐槽,所有的采访工作由业青主要完成。

调研的结果,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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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文:如何给有自杀倾向的空心病患者做危机干预?

作者简介:徐凯文: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大儒心理创始人本文整理自徐凯文老师“从树理论到空心病——中国式心理危机干预理论与实践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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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像树一样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原生家庭是我们的树根,如果刚出生就受到伤害,有了创伤,树根就一定会出问题,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和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会使我们不能跟人形成紧密的情感连接,遇到困难时容易感到绝望。

这是我们过去的经历,不会写在脸上,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不到来访者的童年创伤,只看到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只有通过建立咨询关系,来访者坦露后才会知道。

特别严重的心理创伤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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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表就出局,没“笔者”没被动句就不高级

撰文|罗东

是什么定义了一篇论文?

是什么让我们认为一篇文章不是随笔杂文小说而是论文?

研究者大概会讲这是应当被废弃的问题。他们早在学习怎么写论文时就在探索到哪找论文、如何查阅文献、什么是论文写作规范,也只有那个时候才需要知道“什么是论文”,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这个问题也就消失了。从此,他们自觉地去熟悉的知识数据库下载论文、查阅本学科期刊新近目录。有关论文阅读和写作的一切,了如指掌。文献如三餐,写论文轻车熟路。回看这个早期学习的过程,“认出”论文的方法是以下简单两种:其一是通过刊载媒介判断,凡专业期刊上的文章,除了导言、书评、学术会议纪要、研究笔记、“与某某商榷”等文章,剩下的都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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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晓萌 | 回到绘画本身:现象学视域中的现代绘画

刊于《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3年8月号

在如今可见的琳琅满目的关于现代绘画的研究著作中,学者们似乎总是偏爱以一个特殊的日期来标志现代绘画的诞生,譬如1846年(波德莱尔的著作)、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举办)、1855年(古斯塔夫·库尔贝《画室》在第二届世界博览会外的临时展厅展出)、1863年(“落选者沙龙”)、1880年、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等年份。每一位研究者都在思索这样一部现代绘画史应当限制在一段怎样的时间范围,又或是苦恼于这段历史因尚未完结而很难以整全的形态呈现出来,难以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总结与评价。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如何能够确信,绘画就是从某一时刻开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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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涛评《兴隆场》︱“兴隆场困境”:权力的博弈与无功的劳碌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借马可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异域的看法: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的、永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当年轻的社会活动家伊莎白(Isabel Crook)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离开加拿大前往兴隆场参加乡村建设实验时,她一定会认同这句箴言的前半部分:兴隆场如镜子一般反射出四川乃至整个中国在抗战时期的农村风习,呈现图景与人们的普遍认知相去甚远。而对于出身小康之家、生活情调丰富的年轻学者来说,她能够在兴隆场看到的,是当地人拥有的一切远少于她的想象,不然她也不会作如此开篇:

大多数日子里,兴隆场——一个仅有八十二户人家的小集镇,看上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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