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七年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惨烈的欧洲战局都在呼唤强人政治的登台亮相，恰逢此时《尼伯龙人之歌》重见天日。这部史诗演绎的虽是中古神话，召唤的却是英雄化的当代君主和对神圣共同体的重新认同。聚集在苏黎世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史诗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史诗里的爱国-复仇主题带入18世纪中叶的战争语境，并期待一部专属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问世，这样的集体阐释倾向无疑与德意志早期爱国主义话语以及原初民族主义意识密切相关。本文从时代背景角度考察《尼伯龙人之歌》早期接受史背后的政治意图，并深入解析君主英雄化的最终指向。
【关键词】
《尼伯龙人之歌》 七年战争 君主英雄化 原初民族主义 神圣共同体
【作者简介】
张晖，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目次
一、引言
二、古今无异的王者形象
三、亲普的苏黎世知识分子期待新史诗重写王者神话
四、原初爱国主义语境下《尼》重塑英雄的神圣共同体
五、结论
一、引言
《尼伯龙人之歌》（Das Nibelunglied，以下简称《尼》）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德意志民族史诗，它讲述了勃艮第王国覆灭的故事，出演这部历史大剧的主角是勃艮第、尼德兰、冰岛和匈奴等诸多国家的君主以及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众多勇士。这部卷帙浩繁的史诗将虚无缥缈的北欧远古神话与历史英雄人物结合起来，完成了中世纪日耳曼民族神话的构建。时过境迁，古老的史诗在湮没于历史尘海五百年后重新浮出水面。在这一沉一浮之间，史诗自身已化为神话的一部分，在新时代英雄叙事的大背景下，参与到后世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建构中。帝国统一前的德国相较英法等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展滞后，德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这种落后局面的原因在于国家的碎裂状态和德意志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他们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年）民间诗与自然诗等理论的影响，认识到像《尼》这样的“史诗对民族构建具备现实功用，有助于维持共同记忆与塑造共同身份”。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年）评价《尼》“表现了一个辉煌的世界，表现了具有坚定爱国思想的伟人。如果用这部作品来教育德意志的青少年，一定能培养出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德国人，重新完成帝国统一的大业”。希姆罗克（Karl Simrock，1802—1876年）将该史诗描述成一部描写战场和军营的诗歌，认为在它的激励下，德意志人可以瞬间动员起无数的军队，去抵御帝国的毁灭者、来自高卢的杀戮者和骄横的罗马人。然而，最早有意识地提炼《尼》中爱国话语的尝试既非始自19世纪初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亦非肇端于帝国统一战争，实际上早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时期，针对该史诗的带有政治目的的阐释便已初露端倪。带有政治色彩的《尼》接受史源于1755年发现的手抄本C，这一年不仅是德语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且是七年战争爆发的前夜。
七年战争被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年）称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其影响波及欧洲、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群岛。七年战争的诱因是欧洲列强之间的权力争霸：英国在世界范围内与法国以及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地，普鲁士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体系内与奥地利争夺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权。参战各方形成了“英国-普鲁士同盟”和“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后者得到了实力强大的瑞典、西班牙以及以萨克森为代表的大多数德意志邦国的支持。这样一来，普鲁士不仅需要在欧陆以一打三对抗法奥俄三大强国，还不得不同时应对其他邻国的围攻，其处境犹如史诗中身陷匈奴王庭背水一战的勃艮第君臣。在如此严峻的战局中，极富个人魅力的军事天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Ⅱ von Preußen，1712—1786年）数次挽狂澜于既倒，经过七年鏖战，不但保住了命悬一线的普鲁士，而且令这个边鄙之国一战成名，从此跻身欧洲五霸之列，腓特烈二世也因此赢得了“大帝”的王者尊号。1811年，普鲁士政治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年）对腓特烈二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普鲁士非其他任何国家可比拟；它更加伟大，而且它不仅止于希望变得更加伟大，它还必须大于本身自然实力所能及的范围。为了达到这个地步，它必须添加别的东西进来……腓特烈二世时代所添加的就是他自己的天才。”普鲁士版图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扩大了一倍，这种超越国家实际物质力量的政治成果固然仰仗于国王个人的治理才华，但更多地还要取决于国王特有的悖论属性——灵活与坚毅。而这样的王者本性在《尼》里集中体现在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Siegfried）的青春冒险和勃艮第国王恭特（Gunther）针对匈奴围攻的自卫反击战上。
腓特烈二世开启了典型的“开明专制”（Aufgeklärter Absolutismus）时期，这种专制形式不仅区别于16世纪以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Philipp Ⅱ，1556—1598年在位）为首的“教派专制”，而且有别于以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556—1598年在位）为代表的“王朝专制”。开明专制在西欧几乎仅见于德意志地区，其中又以普鲁士最为典型，借助这种专制形式，普王得以强硬地推行各种社会改革措施。开明专制亦可直译为“启蒙专制”，其诱因当推启蒙运动，它动摇了等级社会的根基，自此社会各阶级才有可能被开明君主引上由中央政府统筹的强兵富国之路。而七年战争正是最能检验这种专制形式是否有效的实验场，也是将开明君主迅速英雄化的宏大舞台。由此，七年战争为《尼》的早期接受史奠定了政治主题基调，而奏响首个音符的是来自瑞士苏黎世的一个小的学者群体，这些通过信件往来倾诉各自心中对史诗、时政、君主的观点和情怀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接触过波德默（Johann Jakob Bodmer，1698—1783年）1757年基于手抄本C编印的《尼》。七年战争让波德默在阐释《尼》时将兴趣焦点转移到英雄史诗蕴含的战争伦理上来，他将史诗里的英雄价值观作为值得效仿的典范展示给当时的战争诗人，在大量通信中敦促与之交往的作家不要低估这场战争之于文学的价值，并切盼能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一位伟大的史诗歌者，为在此战中立下丰功伟业的腓特烈二世谱写一曲万古流芳的王者赞歌。
那么，今日之读者能否据此就轻下断言，认定波德默必然是一个煽动战争的好战分子？或者必然是一个阿谀奉承的文学佞臣？本文将基于与之相关的信件和文章等尚未得到充分解读的史料文本以及当时盛行的政治哲学观点，还原近三百年前以波德默为代表的德语知识分子群体对普鲁士国王进行英雄化的历史真相，并进而分析他们当时如何借助史诗神话等文学手段缔造原初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us）和神圣共同体的认知。
二、古今无异的王者形象
《尼》是一部取材于公元5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的英雄史诗，目前有37种长短不一的手抄本存世，其中有3种格外重要，德国中世纪学学者拉赫曼（Karl Lachmann，1793—1851年）于1826年用大写字母A、B、C为它们命名。手抄本C的发现时间最早：1755年6月29日。瑞士苏黎世的历史教授、语文学家兼文艺理论家波德默在得到这部手抄本后，凭借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立刻将这部日耳曼史诗与古希腊英雄史诗《伊利亚特》（Ilias）联系起来。他在1755年写给友人齐维格（Laurenz Zellweger，1692—1764年）的信中描述了对这部手抄本的第一印象：“它是一部《伊利亚特》，至少是某种蕴含着《伊利亚特》本质的东西。”不论是在战争伦理层面上，还是在人性的意义上，中世纪文本里的英雄都被比喻成《伊利亚特》中的荷马式英雄。当时许多对七年战争热情高涨的人皆不愿把参战者称为士兵，而是赋予他们“当代英雄”或“伟大而强健的灵魂”等理想化称谓，当论及某个具体参战者时，则古雅地称其为“武士”（Krieger）。鉴于此，波德默批评同时代诗人不能像荷马那样为“开明的武士”——腓特烈二世竖立起一座与之相称的文学丰碑。波德默关于“德意志的《伊利亚特》”的观点为他日后不遗余力地把《尼》的作者“荷马化”的研究倾向定下了基调，此观点在19世纪民族主义高涨的日耳曼学界渐成主流，直到《尼》从日耳曼英雄史诗最终被解读成德意志民族神话，“在象征意义上代表了德意志的‘民族魂’（Volksseele）”。
1757年，由波德默整理编辑的首版《尼》正式出版，当时其名为《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以及哀诉》（Chriemhilden Rache，und die Klage）。在该版本中，波德默对手抄本进行了删节，他只择取了史诗39歌里的最后12歌，即克里姆希尔德在艾柴尔宫中实施复仇计划的最具情节张力的那部分。毫无疑问，波德默相中的是史诗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之上的“奇异性”（das Wunderbare）。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对奇异性津津乐道，并非因为他们无法区分真相和假象，亦非因为他们宁可相信谎言，而是因为他们深谙奇异性的特殊功效——可以证明存在于真实性与或然性之间的某种无法完全被揭示的自然关联，也即他们偏爱的奇异性实则是“乔装改扮后的或然性”。这种或然性为七年战争时期的学者将《尼》进行王者神话式的解读奠定了基础，也为由史诗生发出来的英雄祖先溯源和统一民族认同等多义性阐释开辟了广阔空间。
史诗里的“尼伯龙”（Nibelung）一词指的究竟是部族还是宝藏，抑或是地名，目前尚无定论。据北欧冰岛歌谣集《埃达》（Edda）记载，古代勃艮第国王族中有一支称“尼伯龙”，拥有海量宝藏。同时，流传着另一个传说：尼德兰英雄西格夫里特打败尼伯龙和希尔伯两位王子，从而占有了他们的全部财宝。后人将两个传说合而为一，幻化成今日我们读到的《尼》。史诗里的“尼伯龙”并不特指勃艮第王族，而是指这批宝藏在不同时期的主人。宝藏隐喻着财富和权力，针对宝藏的欲念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君主，也毁灭了无数英雄，让曾经辉煌一时的王者纷纷跌落神坛。围绕着财宝、权力和荣誉展开的争斗构成了史诗中贵族的日常生活景观，其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国际关系与七年战争期间的欧洲诸国何其相似乃尔。为了夺取西里西亚，腓特烈二世早在初登大宝时便向奥地利发起了进攻。他在1740年的某封信中写道：“一想到自己的名字将被刊登在报纸上，随后又出现于历史中，这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便引诱了我。”1741年他又在《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书稿里写道：“拥有已完成战备的军队、装得满满的国库，以及血气方刚的性情——这些都是导致我开战的理由。”腓特烈二世虽然对自己出于荣誉感发动战争的初衷言之凿凿，实际上急欲掩盖的却是机会主义心理：貌似血气方刚实则老谋深算的他此时趁哈布斯堡家族后继无人、玛丽娅·特蕾莎（Maria Theresia，1717—1780年）王位未稳之际，迫使奥地利陷入政治上被讹诈、军事上无力抵抗的窘境，从而借机为普鲁士开疆扩土。而他对待盟友的态度更有其先祖大选侯腓特烈·威廉（Großer Kurfürst Friedrich Wilhelm，1620—1688年）之遗风：不但善于在强权之间反复摇摆，而且常对丧失价值的盟友弃之如敝屣。此行于德为君子不齿，从政治上看亦非高瞻远瞩之举，但这正是当时权力政治肆无忌惮的本相，让人不禁联想起《尼》中尼德兰王子西格夫里特刚出场时蛮族君王特有的草莽做派。
史诗里的西格夫里特本是一位“英俊少年”，他气质典雅、文武双全，堪称“最完美的王室后代”，而且“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天才”。特意为西格夫里特举办的“骑士授爵庆典”尽显王室奢华，一切礼仪元素都在装点世袭而来的雍容品位。然而，当西格夫里特向克里姆希尔德（Kriemhild）求婚时，他不再依靠出身门第，凭借的反而是充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不要有畏难情绪！如果我以礼相求不能达到我的目的，我就凭仗我的胆识和勇气去强行争取。我自信，我能够占领恭特的天下和土地。”这位蛮族王子气宇轩昂地来到勃艮第城堡前，睥睨一切地说道：
我也是一名骑士，本可以登极加冕，
然而，我要统治天下，绝不靠父辈的遗产，
让众人说我当之无愧，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惜头颅和尊严。
既然你如众人所云，是那么英勇卓绝，
请恕我不揣冒昧，现在就占有你的一切：
我要以武力夺下你拥有的全部土地和城堡，
不管你们对我的要求表示同意还是反对。
…………
要是你的力量不足以让你保护你的土地，
我就把它占为己有，代为治理。
反之，我父辈留下的遗产将通通归属于你。
你的遗产和我的遗产并没有贵贱之分，
你我二人，谁能把对方征服，
谁就有权统治那里的土地和人民。
这种巧取豪夺的作风实乃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所致，当然也可美化为国家理念规定的必然结果。它尤其适用于蛮族大迁徙时代尚未完全成形的蕞尔小国，无疑也适用于18世纪草创初制的普鲁士。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理念的加持下，普鲁士从一个国家方案发展成真正的王国乃至1871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腓特烈二世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并不比同时代其他政治人物更加肆无忌惮，他与他们的区别仅在于他像西格夫里特那样不愿也不屑于掩饰自己的肆无忌惮。他身上的梅菲斯托式的气质时而令人侧目，时而引人入胜，吸引人的原因在于人们在其言行中见到了久违的人性真实。
腓特烈二世赢得七年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不是世俗概念的英雄主义作风，更不是在军事、政治以及文艺方面展示出的所谓“天才”，实际上他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应对各种政治变数的法宝往往是碰运气的赌徒心态——以普鲁士孤立无援的处境去挑战实力远超自己的法奥俄同盟，其本身就说明腓特烈二世的七年战争绝非“谋定而后动”的杰作，反倒像战略上孤注一掷的神来之笔。归根结底，让腓特烈二世德配其位、得以荣膺“伟大”（der Große）这一评价的深层原因是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在库纳斯多夫（Kunersdorf）之役失利后，他凭借非凡毅力熬过了七年战争中最艰苦的三年，用苦行僧般的吃苦耐劳甚至麻木不仁的作风率领普鲁士军队从最无望的夜幕中走出，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当1762年亲普的彼得三世即沙皇位从而导致俄国骤然变更结盟对象时，腓特烈二世的坚忍得到了上苍最好的奖赏。
腓特烈二世的王者性格中的理性和坚忍在《尼》最后12歌里的勃艮第国王恭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发现匈奴王的封臣吕狄格（Rüdiger）为尽职守也加入围攻勃艮第人的战斗时，恭特首先冷静地用道德谴责对这位昔日旧友造成心理压力：“我们一贯相信你的忠诚，你怎么会一反过去，要收回对我们的友情？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样不近情理的事情。”一旦发现化解危机的尝试失败后，恭特便毫不犹豫地率领勃艮第勇士奋起抗击。在这一篇章中，史诗作者屡次使用“谨慎”（eben）、“沉着”（tief）、“勇毅”（wac）等中古高地德语形容词，描述了君主在自卫反击时应有的王者气度，这绝非一般人设想的为了荣誉而陷入非理性癫狂状态的匹夫之勇。在最后一歌中，勃艮第勇士在敌人的围攻下次第牺牲，只剩下恭特和他的忠臣哈根，此时的国王愈挫愈勇，丝毫不见颓唐之态，最终成就了虽败犹荣的结局。《尼》对恭特性格的阐释深度契合了波德默心目中的王者形象，同时也重现在腓特烈二世的英明决策中。但与勃艮第王国的覆灭命运不同的是，腓特烈二世以其淡定隐忍的王者气质最终带领普鲁士杀出重围，迎来了七年战争的胜利。
波德默得到的《尼》是完整的手抄本，映射在他头脑中的王者形象无疑也是饱满、真实且充满悖论的。而七年战争时期的读者最初接触到的《尼》实际上是经过波德默删节的，在史诗前半部分中青春洒脱、形象光辉、终为奸佞所害的西格夫里特完全被略去不表，而那位外强中干、惯施巧计的恭特以及“装作襟怀坦荡，却是胸藏诈心”的谋杀者哈根在波德默精选的最后这12歌中都转变为坚毅勇敢、誓死抵抗匈奴人围攻的英雄好汉，从而使丰满的王者形象降维成单向度的样板。虑及悖论性很难为世俗理解，波德默不得不删繁就简，然而恰恰是这种悖论性成就了君主，而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吊诡气质正是对王者性格最好的诠释。
三、亲普的苏黎世知识分子期待新史诗重写王者神话
从《尼》手抄本C的发现到波德默将它推向时代舞台前沿，恰逢七年战争从酝酿到爆发的至为关键的两年。因此，关于《尼》的早期接受史从一开始便无法脱离七年战争的时代语境，针对古老史诗的文本解读也始终与这场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息息相关。而手捧波德默编印的《尼》、目光却投向普鲁士周边战况的文人群落并非来自阵地前沿，反倒栖居于群山环绕的世外桃源——瑞士的苏黎世。这一地区的居民大多说德语、信奉新教，语言共同体和相近的宗教信仰促成了他们与普鲁士人趋同的价值观。苏黎世看似远在天边，实则那里的居民关于德意志的“天下秩序”的想象却是以普鲁士首都柏林为同心圆的圆心的。普鲁士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10世纪起源于瑞士北方索伦山上的一个城堡，苏黎世城距此并不遥远，而七年战争的爆发恰恰揭开了隐藏在地理-历史帷幕下的关于神圣共同体的认同真相。这种认同以政治为内核、以经济为纽带、以意识形态为表征，超越了疆界、制度、习俗等的制约，在战争历史语境下呈现为鲜明的观念认同。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看似置身事外的苏黎世知识分子为何会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不约而同地对普鲁士和腓特烈二世表示支持了。
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以整体面貌出现在苏黎世文坛上的。波德默和瑞士哲学家苏尔策（Johann Georg Sulzer，1720—1779年）、田园诗人盖斯纳（Salomon Geßner，1730—1788年）、医生兼文坛新秀齐默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1728—1795年）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他们与德国文坛的格莱姆（Johann Wilhelm Gleim，1719—1803年）和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年）的通信均一再赞美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苏黎世的这种舆论氛围：1751年至1752年，诗人克莱斯特被腓特烈二世任命为军官，负责在苏黎世为普鲁士征兵，在此期间他和那里的文人往来密切，其中就包括波德默和盖斯纳等一大批瑞士友人。他们在通信中对腓特烈二世赞誉有加，如盖斯纳致信克莱斯特时曾称赞腓特烈二世的常胜军使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武力荫庇。1757年11月5日，普鲁士在罗斯巴赫（Roßbach）战役中打败了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此战成为腓特烈二世的最大战绩。翌年，盖斯纳再次致函克莱斯特，盛赞腓特烈二世迫使敌人同意缔结和平条约，是比以往任何一位诗人、任何一段历史铭记的人物都更加伟大的英雄。
青年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33—1813年）在苏黎世住了七年后，于1759年迁居伯尔尼。我们从其政治观点中也能推断出波德默的朋友圈对腓特烈二世治下的普鲁士是如何欣羡不已的。维兰德向挚友齐默曼描述了苏黎世城内不同阶层和信仰的人对腓特烈二世的态度差异：一些颇具名望的苏黎世市民为法国国王效劳，底层民众以及一切老实本分的人都支持普鲁士国王，而天主教徒们却都盼着他死。苏黎世思想文化界激烈抨击法国式的“朕即国家”和“上帝绝对主权”等王朝专制观念，却乐见启蒙运动在德意志地区呈现与英法等国截然相反的趋向：君主专制不但不是运动的锋芒所向，反而是运动的起点与发展平台。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割据小邦通过模仿法王路易十四营建宫殿和学院，既繁荣了艺术和文化，又赢得了“声望”，并在这种由君主声望加持的宫廷氛围中自上而下地推行涉及政府机构、经济管理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社会改革。苏黎世知识分子对德意志开明专制邦君的“声望政治”推崇备至，这也是他们在七年战争中不遗余力地将腓特烈二世英雄化的初始动力。维兰德在1758年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意志之主普鲁士国王的肖像》（Auf das Bildniß des Königs von Preussen von Herrn Wille）的赞美诗，并在该诗的预告文章《居鲁士》（Cyrus）里把腓特烈二世比作那个时代的居鲁士大帝，他坚信只有色诺芬笔下的这位居鲁士大帝才堪称英雄。维兰德把腓特烈二世视为居鲁士大帝的再世，此论一出立即成为同时代人的共识：一位被维兰德作品燃起激情的来自俾斯麦家族的普鲁士军官就曾在1762年致信作者，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比拟的强烈认同。
但维兰德对腓特烈二世的崇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居鲁士》发表一年后，维兰德致信萨克森出版商莱希（Reich），决心与效忠言论划清界限，他把效忠宣言归因于当时苏黎世人对普鲁士国王的狂热崇拜。维兰德向莱希表达了他对遭受腓特烈二世盘剥的萨克森的同情，而关于《居鲁士》，维兰德后悔自己当初像几乎所有苏黎世人一样陷入对腓特烈二世的狂热崇拜，后悔将他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居鲁士。七年战争造成100万人丧生，这一数字在当时欧洲人口的占比非常巨大，在战事推进过程中展露出来的血腥现实促成了维兰德观念的转变。维兰德曾在波德默家中小住，在此期间波德默成为维兰德的文学教父。围绕在波德默身边的圈子鲜少显露出对普王的批评，维兰德与之不同，他在写给波德默的信中流露出对腓特烈二世的不满：他把腓特烈二世比作令人憎恶的宁录（巴别塔的建造者）、阿提拉，所有这些所谓的“大善人”只会用武器向人们证明他们的善意。维兰德对这种窒息感如此厌烦，以至于《居鲁士》开始让他觉得面目可憎。1757年的罗斯巴赫大捷并没有让普鲁士一路高歌地将胜利保持下去，1759年8月12日，腓特烈二世在库纳斯多夫遭遇了惨败，导致这位君主在致信友人时吐露了发自心底的绝望之情。维兰德对腓特烈二世的态度转变正是在库纳斯多夫战役失利后发生的。今人在理解这种转变时，除了要考虑到瑞士境内不同族裔、阶层和宗教信仰的人对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好恶迥异，当然还要虑及战况的瞬息万变和舆论环境的时移事易等因素，这些都造成了作为公私意见表达者的知识分子时刻处于情绪波动状态，其观点前后不一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瑞士人错综复杂的普鲁士情结造成波德默在评价腓特烈二世时采取了异常谨慎的态度。1758年，齐默曼发表了《论民族自尊》（Von dem Nationalstolze）一文，波德默在与齐默曼的通信中将自己对腓特烈二世的基本立场表露无遗：他从个人角度对这位普王是非常敬仰的，但身为瑞士人他会出于政治考虑尽量回避公开这种立场；他更期待的是能从普王子民中产生出一部代表性作品，去歌颂腓特烈二世的丰功伟业。在写给齐默曼的信中，波德默将拉姆勒、格莱姆和莱辛礼赞为“诗人”，并期待他们能创作出一部关于腓特烈二世的英雄史诗，却又担心这些功业“有可能会成为针对其他君主的莫大讽刺”。波德默的弟子苏尔策创作的国王颂并不能令老师满意，这篇格调呆板的作品让身为瑞士人的波德默感到仿佛被迫接受了一种政治中立的平庸立场。波德默诟病诗人们没有能力去恰如其分地描绘战争的恐怖，去书写展示人类之伟大的时代机遇。与莎士比亚相比，他们那个时代诗人笔下的战争犹如儿戏。此外，当他们试图把握普王那些会被愚众吹毛求疵的崇高规划时，其理解力又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天性中的莽撞自然而然地助长了无知和短视，民众在抹黑君主伟业时显得更加勤快和老练，而不是就事论事地把这些伟业置于真理之光的照耀下去审视。”
对格莱姆的《1756和1757战役中的普鲁士战歌：一个掷弹兵的创作》（Preußische Kriegslieder in den Feldzügen 1756 und 1757. Von einem Grenadier，1758），波德默在与齐默曼的通信中给予了正面评价，肯定了诗人肩负的神圣使命——盛赞腓特烈二世。波德默恭维格莱姆之所以能完美地理解国王的德行与事功，恰恰因为诗人也具备王者般的思考力和行动力，即便只是在文学领域内。波德默针对民众对国王功业的负面评价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腓特烈二世代表着男性原则——德行高尚，国王的批评者们则代表着女性原则——软弱无能，他相信让女性过度干预公共事务势必造成厌战的时代氛围。波德默在信中援引神话和宗教，证明腓特烈二世是上帝降于人间的第二位居鲁士大帝。一方面，与波德默交往的人普遍把腓特烈二世反抗来势汹汹的法奥俄联军的战争视为宗教战争的延伸，“腓特烈以英雄姿态现身于世人面前，对抗着罗马天主教及其强大的世俗代表——生活在维也纳的女皇和法国国王”；另一方面，通过将腓特烈二世英雄化以及对历史大事件的召唤，“正处于一个值得被歌颂的伟大历史阶段边缘”的诗人们也得到了极大尊重，因为其使命就是讴歌那些业已发生的以及值得期待的英雄伟业。
波德默在1757年《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以及哀诉》的序言中附有一封题为《致我们今日之战士》的公开信，借以将自身更好地整合进七年战争的历史语境中。波德默呼吁参战者要以《尼》里的人物——来自伯尔尼的狄特里希（Dietrich）为最宽宏大量、高尚和正直的楷模；1757年3月，波德默在《直言新闻》发表文章，把史诗中的另一位英雄——来自贝希拉恩的吕狄格奉为“宽宏”“友爱”“仁义”的典范。由此可见，波德默在史诗阐释过程中始终强调《尼》传达出的理性、克制和悲悯等人道主义精神。吕狄格在杀戮之前的良心冲突，沃尔夫哈特（Wolfhart）的明智和理性，狄特里希由衷的诚恳以及用果敢来对抗敏感、焦虑和复仇的冲动，这些都反映出日耳曼人复杂的双重性格，而这种性格又源自其文化地理的双重性：令人恐惧的暴力政权发源于北部（后世代表即普鲁士），灿烂的文化艺术却是从西部和南部发展过来的。埃米尔·路德维希在《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形象地将这种悖论式的民族性比喻成“双层公共汽车”。
四、原初爱国主义语境下《尼》重塑英雄的神圣共同体
波德默始终感叹七年战争中英雄主义诗篇寥若晨星且乏善可陈，然而这样的叹惋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七年战争期间战争抒情诗曾大放异彩，首屈一指的创作者当数前文提到的格莱姆，此外还有拉姆勒、盖尔斯滕贝格和女诗人卡尔施。然而，抒情诗始终不曾入波德默法眼，他认为这种诗体裁不够严肃，同时还很蔑视当时流行的“阿那克里翁诗派”，嫌这种沉湎于酒色的诗派失之轻佻，它似乎只有在帮助当代人理解“中世纪宫廷诗”（Minnesang）时才有些许意义。波德默希望看到伟大的时代能孕育出一部鸿篇巨制的“史诗”（Epos），以便与腓特烈二世的战功相称。虽然当时已有三部歌颂这位普鲁士君主的英雄史诗问世——斯托克尔（Christian Gottlob Stöckel）的《被解放的西里西亚》（Das Befreyte Schlesien，1748年）、亚伯（Friederike Sophie Abel）的《被占领的西里西亚》（Das eroberte Schlesien，1752年）以及无名氏的《胜利者腓特烈》（Friedrich der Sieger，1758年），但这些英雄史诗对腓特烈二世不免有阿谀之嫌，在波德默看来完全不能与《尼》媲美。
同样希望从中世纪史诗里汲取灵感的是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年）。作为格莱姆战争抒情诗的编选者，为了给格莱姆的《1756和1757战役中的普鲁士战歌：一个掷弹兵的创作》撰写序言，莱辛花费大量时间研读波德默编辑的《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以及哀诉》。在1758年致格莱姆的一封信中，莱辛吐露为写序他正四处搜寻古希腊爱国主义诗篇，当然更多的还是在中世纪宫廷诗人和游吟诗人的战歌中遨游：“为了那些旧日的凯旋之歌，我甚至已把这部古老的英雄之书通读了一遍。……我从中觉察到种种能帮我达成目的迹象，至少可以见证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被这种战斗精神塑造成英雄民族的。”实际上，由于格莱姆在颂歌《1758年8月25日佐恩多夫之役胜利后掷弹兵战地诗歌》中表现出来的反萨克森倾向，身为萨克森人的莱辛后来与愈演愈烈的普鲁士爱国主义渐行渐远。他无法容忍当时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关于“爱国者就应该放弃履行世界公民之义务”的叫嚣，更不愿沾染所谓的“英雄主义嗜好”。莱辛主动接触中世纪冷僻作品既有爱国主义动机，又有获取跨文化知识的目的，以便在文学作品中塑造出丰满的战争英雄形象。在此语境下，《尼》作为原汁原味的本土化作品之所以迅速走红，正因它对将祖先塑造成英雄民族的战争精神来说不啻为来自原生地的历史明证。莱辛在格莱姆的《1756和1757战役中的普鲁士战歌：一个掷弹兵的创作》序言里虽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提及中古高地德语文学，但在他这种多产作家眼中，《尼》堪称古老的英雄之书。它不但有助于理解格莱姆的战地诗歌，还能向读者展示其继承的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该传统由古典时期的诗人诸如贺拉斯、品达和提尔泰奥斯开创，继而由古高地德语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延续，并在查理曼的宫廷中得以保存，复由北欧游吟诗人以歌行体传唱，最后由中世纪宫廷诗人为这一传统画上句号。
另一部从《尼》汲取灵感的作品是克莱斯特的英雄史诗《齐希德斯与帕赫斯》（Cißides und Paches，1758年），其中一幕和《尼》有渊源关系。这部作品相当于一部战争短篇小说，讲述了齐希德斯与帕赫斯这对战友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据守马其顿要塞抵抗来犯的希腊军团，最终抵抗者全部阵亡，要塞失守，但敌军也损失惨重，敌军统帅被迫放弃征服计划，率兵退回雅典。故事以一句“正因这对战友的勇气，祖国才免遭覆灭”作为结尾。史诗主人公以及他们的部队随时准备牺牲，作品结尾将他们与七年战争中的勇士联系起来。叙事者也表达出为国捐躯的意愿，并发誓要永世追随他的统帅——腓特烈二世。在这部尚武精神浓重的诗篇里，有一处明显是在模仿《尼》第35歌“火烧王庭”中的一幕：哈根号召大火中干渴难耐的勃艮第人谈笑渴饮匈奴血。在克莱斯特史诗第二部分中，城堡也被入侵者纵火焚烧，齐希德斯一度因脱水而濒于休克，其友见状用头盔盛满敌血，递给齐希德斯饮下止渴，使其恢复了战斗力。《齐希德斯与帕赫斯》和《尼》虽有相似之处，但尚无证据证明克莱斯特对波德默版本的《尼》进行过改造。然而，克莱斯特和波德默的确私交甚笃：1751年至1752年，克莱斯特作为普鲁士军官在苏黎世逗留过一段时间，其后他与波德默通信往来并彼此引为至交。克莱斯特在与格莱姆的通信中传达出对波德默出版的中世纪文学的浓厚兴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波德默节选的《克里姆希尔德的复仇，以及哀诉》。
《齐希德斯与帕赫斯》体现出的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在战争时代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无独有偶，莱辛在1759年发表了一幕剧《斐洛塔斯》（Philotas），当时包括格莱姆在内的很多文坛同仁都把此剧理解为号召将士战死沙场的爱国主义宣传作品。波德默虽然也认为莱辛将青年时代的斐洛塔斯塑造成正义的英雄楷模，但他对主人公的行为提出了道德层面上的异议。波德默在《直言新闻》里批评斐洛塔斯的草率和低劣，愚蠢的头脑最后“落入了荒唐可笑和铤而走险的境地，特别是自戕这种堕落的行径不仅不值得模仿，而且是荒谬透顶、毫无节制的”。波德默认为更糟糕的是，作者把这样的人打扮成“伟大且高尚”的榜样号召人们去学习，从而向读者灌输一种关于“伟大”的错误想象：毕竟，一个青春躁动的年轻人为了成为英雄而甘冒道德与习俗之大不韪，选择了基督教禁止的自杀，其行为本身就带有极其夸诞的自我作圣的意味，而在观众看来如此行径绝非伟大，反倒可笑至极。
波德默根据《斐洛塔斯》拟了一出新戏《珀律提墨特——根据莱辛的斐洛塔斯或骄纵的英雄引出的一出悲剧》（Polytimet. Ein Trauerspiel. Durch Lessings Philotas oder ungerathenen Helden veranlasset，1760年，以下简称《珀律提墨特》），翌年发表于苏黎世。新剧借用《斐洛塔斯》的情节，将两位王子——莽撞的斐洛塔斯和冷静的珀律提墨特进行对比，否定了希望通过自杀这种非理性方式换取胜利的斐洛塔斯，肯定了能理性而高贵地以王者气度去思考的珀律提墨特，赞许后者能超越对领土的热爱而投入对民族的热爱，最终调停了这场对百姓而言毫无意义的战争，成为一位造福于民的和平君主。波德默的剧本传达出启蒙主义者的政治主张：君主首先要为社稷负责，而非疯狂地开疆扩土。在这一主要责任面前，追求像所谓的“英雄”那样莽撞地在战场上舍身为国，就略显格局狭隘了。对波德默来说，“英雄”到底该如何界定，《珀律提墨特》的序言给出了明确答案：英雄应包含理性因素，至少勇敢应以理性为导向。波德默不赞成那种蔑视自身生命的蛮勇，他认为那只是厌世及自厌心理的外在反映；相反，他对斯巴达人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责任伦理予以肯定。正如史诗《伊利亚特》里荷马会为最勇敢的英雄配备最佳的武器，以便他们不致在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徒然送死，波德默在荷马史诗与中世纪民族神话中看到了他憧憬的英雄典范，而对同时代人错误的英雄观不屑一顾。他批判浅薄的时代精神和故弄玄虚的英雄姿态，以及为了迎合古典思维而人为制造出来的舞台感极强的“现代英雄形象”。体现在波德默的文学编纂、出版、阐释和再创作过程中的精神理念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爱国-尚武”话语体系里的温和派立场，他只是希望与古典爱国立场适度接续，并倡导英雄主义在七年战争的历史语境里与实用理性相结合。然而，在狂热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声音很难产生回响。
五、结论
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波德默把《尼》结尾部分改写成六音步诗歌形式，取名为《妹妹的复仇》（Rache der Schwester），并在《苏黎世周刊》上发表预告性文章。该作虽然“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反响”，但标志着波德默对《尼》的兴趣焦点已从情节结构、人物设置、史诗体裁彻底转移到英雄史诗蕴含的战争伦理上来，并相信七年战争的参与者遵循着和《尼》一样的战争伦理。波德默并非要把勇猛的尼伯龙武士树立为“当代英雄楷模”，他的真正意图在于批评同时代作家荒废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没有对战场成就的各种英雄伟业给予文学的赞誉，他渴望有人如中世纪诗人那样去描写“由更坚定的灵魂和更高贵的品质所决定的魄力与行动力”，他相信七年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也都拥有伟大的灵魂，值得一位“歌者”像《尼》的作者那样对他们的丰功伟业大书特书。但是，波德默忽视了史诗作为一种文体有其独特的孕育过程和完成方式。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年）认为，史诗和历史、神话、传说一样都应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都应“被诗意地统合为一个文本”。按照他提出的“史诗自成”（Das Epos dichtet sich selbst）的观点，《尼》不仅是英雄史诗，而且是一部民间史诗（Volksepos），它不是个体天才的创作，而是自然的产物，是人民深层无意识创造力的产物。
波德默之所以会在苏黎世的一个地区性文学期刊上发表主张将七年战争的主角腓特烈二世英雄化的文章，当然是因为他看中了当地知识分子群体倾慕普鲁士的舆论环境。和周围的同道中人一样，波德默对腓特烈二世的拥护无疑也是发自内心的，他甚至建议与之通信的作家在各自作品中将这位伟大君主塑造成英雄。但这并不能说明波德默就一定是个煽动战争的好战分子，相反，他作为一名启蒙主义者始终在呼吁尚武的英雄气概在战场上必须和理性审慎等品质结合起来。波德默一再强调《尼》的人道主义特征，如英雄人物的悲悯与共情能力，而关于史诗中性格阴晴不定的近乎反派的角色——哈根，作者在《妹妹的复仇》中是这样组织相关情节的：“人们可以觉察到他（哈根）总是秉持着同一个理念，他与之战斗的敌人不仅是因为用武器从外部威胁到了他，更是因为他们挑战了他的信念，以及有可能会妨碍他保持自我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未将该现象归因于“荣誉”（Ehre）或“民族荣誉”（Ehre der Nation），而这个词在后来德国的爱国主义话语中以及在19世纪《尼》的接受史上被频繁当作核心概念而使用。
通过波德默的文学尝试以及与文学友人的通信我们可以得知，以苏黎世为核心的文人群落当初对七年战争的情感投入是高强度的，也是高纯度的，他们极大程度地促进了德意志原初民族主义在18世纪后半叶的形成。《德国的权力幻想——18世纪德国作家在祖国话语里的民族主义、阳刚气概和仇外心理》一书指出：德语作家中兼具进取和仇外心理的爱国话语正式形成于七年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尚处于完全没有成形的历史阶段，邦国林立、意见分歧，爱国主义理念时而溢出至日耳曼文化的边际，间或又局限于地方邦国内部，使基于现代民族概念的爱国主义偶尔会坍缩到中古乡土情怀上去。今人只有从历史特殊性的角度出发，才能准确把握当时德语地区邻邦之间或敌或友的复杂关系，才能像《德国的权力幻想——18世纪德国作家在祖国话语里的民族主义、阳刚气概和仇外心理》尝试的那样将民族主义理解为“想象的秩序”，并超越介于可缔造共同体的良性民族主义和会导致分裂且具侵略倾向的恶性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七年战争时期文人对《尼》这部蕴含着王者神话的民族史诗的接受、阐释和改造，纷纷指向了关于“民族”这一神圣共同体的秩序想象和建构，而在原初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作家与诗人可谓厥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