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6日，33岁的马店村村民梁国庆在村里一家诊所输液时离世。为他诊疗的村医梁世昌67岁，没有医师资格证，乡村医师执业证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也都早已过期。在梁国庆出事后，马店村其他两家无证的诊所也都关闭。村民看病的地方只剩下村卫生所，卫生所有两三名医生，其中两位年龄都在60岁以上，他们承担着村里3000多人的日常就诊需求。
记者｜彭丽
编辑｜王珊
死亡
“国庆走了。”
打来电话的是梁国庆的父亲，刘静无法相信听到的消息。她是梁国庆的女朋友。早上梁国庆还好好的，六点钟就起床去帮朋友接亲，刘静还叮嘱他“外面冷，多穿件衣服”。再见是在殡仪馆，梁国庆躺在那里，无声无息，身上是出门时的那件黑色外套，“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梁国庆是在老家诊所输液时出事的。他是河南林州市横水镇马店村人，今年33岁。一位村民告诉本刊，村旁边的有石料厂，梁国庆能干，2017年他买了三辆大卡车跑运输，很快就在市区买房居住。但梁国庆还保留着回老家诊所看病的习惯。刘静告诉本刊，疫情时他们曾去城里的医院看病，但人多，医生态度也不好，就回村诊所输液，很快见效。1月26日那天，接亲结束大概是上午十点，梁国庆给刘静发短信说，“全身酸痛，还有些咳嗽”，之后就去了梁世昌的诊所。
诊所其实只是一间平房，就开在梁世昌的家里。梁世昌家有四五间平房，最东头、墙上挂着“横水镇马店行政村梁世昌诊所”牌子的那间就是他日常行医的地方：整个房间不到20平米，进门左手边是一排药柜，中间摆着一张诊桌，右边则是三个布制沙发，上面不少经年累月留下的洞和污渍。在沙发后还有一张小木床，上面没有被子，只铺着家里常见的床单。据梁世昌回忆，出事前，梁国庆就坐在东边的长沙发上输液，是当时诊所唯一一个病人。
梁世昌在供述里提到，梁国庆说自己已经感冒几天，吃药不管用，想要输液。梁世昌给他开了头孢、地塞米松针剂兑生理盐水从静脉注射。在药品进入梁世昌体内刚一分钟，梁国庆就表示自己心慌、呼吸不上来。梁世昌马上拔下了针头，并让妻子找了速效救心丸，给梁国庆喂了8颗，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这之后，梁世昌往梁国庆母亲家里赶，喊她赶紧去看儿子。在诊所里，梁国庆母亲看到梁国庆双膝跪在地上，上身支棱在沙发上，脸也搭在沙发上，嘴角有白沫，脸色是黑紫色的。她曾表示，“我一看到这情况就觉得我儿子应该是不行了”。11点半左右，林州来的救护车赶到。据抵达现场的医护人员回忆，梁国庆当时已没有自主呼吸，胸部无起伏，瞳孔扩大，意识丧失。到医院半个多小时后，医生宣告了梁国庆的死亡。
根据本刊掌握的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和林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的两份鉴定报告显示，梁国庆死于急性药物过敏性休克，但都未说明梁国庆因何种药物过敏致死。据新京报报道，2016年梁国庆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做过支气管手术，入院记录中提及他有青霉素过敏史。某三甲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林伊英表示，她推测在梁国庆注射的三种药品中，头孢曲松钠过敏致死的可能性最高。“头孢曲松钠属于β内酰胺类药物，与青霉素结构相似，有交叉过敏的可能性。而地塞米松和氯化钠则是辅助治疗药物，一般不会引起过敏。”
目前，相关部门尚未公布梁世昌与梁国庆死亡之间的具体责任关系。梁世昌在供述里提到，他在用药前他曾问梁世昌是否头孢过敏，当天是否饮酒，对方说没有。对于头孢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从具体应对上来说，停止给药的同时，要给患者吸入氧气，同时皮下注射肾上腺素——它能刺激血管的受体，使血管收缩，心脏兴奋，血压升高，从而舒张支气管的平滑肌，最终达到减轻窒息和休克的效果。中国医院协会医疗法制专业委员会主任郑雪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梁世昌使用速效救心丸进行急救，说明他可能没有认识到病人的症状属于过敏反应，造成病人没有获得有效的急救措施，如果急救得当，或许病人还有生还的可能性。
在梁国庆离世后的三个月后，梁世昌因涉嫌“非法行医”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村民们这时才知道，在村里当了30多年医生的梁世昌不仅诊所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他本人的乡村医师执业证书也已过期四年。
输液的风险
马店村位于林州市的东部，与安阳县交界，安林公路从村南端东西横贯而过，毗邻安林公路的南边是安林高速。村里共有3000多人，12个小组。村子大体呈方形，两条东西向、南北向的主路从村子中间交叉穿过。这两年因为新农村建设，道路拓宽，铺了水泥，路两边以两层楼房为主，整齐排列，还统一刷了白色的楼梯。梁世昌一层的平房在其中有些显眼，这还是二三十年前建设的。一位村民告诉本刊，梁世昌今年67岁，身高1米75，两条眉毛又黑又长，平常不爱笑，也不怎么说话，“去他那里看病都就事说事”。
即使如此，梁世昌不缺病人。马店村到乡镇卫生院有5公里，去林州市15公里，村民遇到感冒、发烧一类的常见病都在村里看。除了梁世昌的诊所，村里还有两家私人诊所和一个村卫生室。在村民梁军看来，梁世昌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下药猛，好得快。“比如牙疼上火这种病，去村卫生室看过要三四天才见效，去他那里就只要2天就好。”
可能因为诊所场所小，梁世昌会提供上门看诊服务，“只要给他打个电话，他就会到家里来给你看病、输液。”马店村村民梁军告诉本刊，村民都偏向选择在家输液，在家里可以躺床上看电视、刷手机。梁军上次在家输液是疫情放开后那段时间，他说自己上午给梁世昌打电话说要输液，“他说没有药了，要去市里拿药，下午就背着诊疗箱来我家了”。梁军记得那几天，村里人基本都阳了，梁世昌凌晨一点还带着药品在各个村民家里跑。
梁世昌告诉警方，他的父亲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了农业技术员，一边工作，一边跟着父亲学习。1994年，他拿到了《乡村医生行医资格证》，随后开起了自己的诊所。这之后的1985年至1988年，他还曾在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所谓刊授是指以刊物媒体为主要教学手段的授课方式）学院学习，并取得毕业证。
2013年，河南颁布“一村一室”政策，村里几家诊所合并成村卫生室。梁世昌的诊所被并进“村卫生所第四卫生室”，他成为村卫生所的医生。村民告诉本刊，1年后，因为和其他医生合不来，梁世昌又开始单干。在从医的第21个年头，2015年，梁世昌曾取得林州市卫生局颁发的乡村医师执业证书，但这一证书5年需要更新一次，2020年已经过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曾规定，未取得乡村医师执业证书的村医，是不允许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
王仁可今年60岁，在距离马店村50公里左右的一家村卫生所任职。在听到发生在梁世昌诊所的这起事故后，王仁可并不意外。他告诉本刊，在村医面对的日常疾病里，输液是风险最高的一项，一是情况不确定，以村医的能力很难分辨病人的状况，“可能出现过敏，或者很多老人本身就有多项疾病，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二是急救措施不到位，村里的诊所是没有急救设备比如供氧机。出于安全的考虑，很多村医是拒绝给病人输液的。王仁可说，十多年前，村里一位老人感冒在他这输液时突发心肌梗塞，最后抢救无效。虽然家属没有追究，却给王仁可留下了阴影。
早在2012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里就曾提到，静脉注射导致的不良反应占56.7%，而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统计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基于因输液产生的医疗纠纷、事故的增长，政府加强了对静脉注射的管控。2014年，包括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内的多部门发布《村卫生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办法明确提到，村卫生室进行输液，必须要有独立的静脉给药观察室及观察床、配备常用的抢救药品、设备及供氧设施、开展静脉给药服务的村卫生室人员应当具备预防和处理输液反应的救护措施和急救能力等等。在满足这些条件后，还需要县级卫生部门核准后方可。
但具体落实并不顺利。村医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药物和输液两方面，“开药可能就挣几块钱，输一次液可以挣到十几、二十块钱”。而且在村里，如果医生不给患者输液，意味着病人会流失很多，王仁可说，“村民会更想输液，好得快，尤其是年轻人”。
“消失”的村医
在马店村，除了村卫生室外，包括梁世昌的诊所在内，村里共有3家个人经营的诊所。一村民告诉本刊，出事后，另外两家也因无证经营被关停。如今村民只能去村卫生室看病。村卫生所的一位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村卫生所成立于1952年，现有医师2-3名，其中两名年纪都在60岁以上。
马店村村民梁生华今年67岁，五六年前曾因为肚子痛去到村卫生所看病，医生告诉他是胃炎，给他开了药。吃了两天后，他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吃什么都想吐”。儿子把他接到了50公里外的安阳县医院检查，发现是肠梗阻，梁生华住了40多天院后才回家。梁国庆的事故让他觉得，村里“复杂的病不能看，简单的也很有风险”。他更担心的是，不论是梁世昌还是村里其他的村医年龄都在60岁左右，他们不干了之后还可以找谁看病？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田孟关注村医的处境已有10年，多年来他一直在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调研。他告诉本刊，在农村，像梁世昌这样无证执业医师的存在，本质上还是基层医疗人才的匮乏。在他的观察里，村医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集体化留下来的赤脚医生，还有一些是上世纪80-90年代从卫校考出来的学生，而像梁世昌这样子承父业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村医对村子很重要”，田孟介绍，村医主要需要负责看病和村民公共卫生服务两大块，“村医可以起到一个初步诊治和分流的作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则是对比如对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精神病人的随访”。田孟说更多时候，村医的存在是在给村民提供心理支持，“晚上孩子发高烧、走夜路被蛇咬到，大家都会打电话给村医：田孟说，他去到农村调研常常看到的一个景象是，很多老人每天都习惯性地围坐在村卫生所聊天、休息。“一个村的村医不用去村民家里，他都知道这个人在哪里、家里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病史、家庭经济条件怎么样，很难有人可以代替这个角色。”
然而，多年的观察让田孟意识到，村医的种种困境在慢慢显现。首先是村医流失严重。七八年前，田孟调研过湖南省一个县，县有40余万人口，300多个行政村，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村子没有村医，要么是到年龄退休了，要么是离开到乡镇卫生院或外地开诊所，原因是村医收入低。田孟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医算是村里能挣钱的人，“很多村里第一个楼房可能就是村医家的”。王仁可向本刊回忆，2000年以前马店村村民有四五千人，村里有五六家诊所，每天来找他看病的病人有几十来人。看的病也和现在不同，“现在村民基本只看感冒、上火，以前很多病都会来看”。他最自豪的是刚工作不久，曾给一位五六十岁的老人看过肺心病，病人当时由于支气管炎引发了心脏病，王仁可自己琢磨了很久，给病人配药、输液，最后治好了他。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底，全国49.0万个行政村共设59.9万个村卫生室。其中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和卫生员仅剩下69.1万。2020年，还有79.2万人，一年减少十万人。2022年，这一数据又缩减为66.5万人。村卫生室也从2020年的60.8余万降至58.7余万。王仁可说，2000年以后的十年内，是家里最困难的时期，两个孩子要上学，王仁可也去工地上打过工。据他所知，村里五六个村医，有一半都在这个时期转行。因为工地太累，王仁可没多久就回到村里继续当医生，他生活一直比较紧巴，每看一个病人，可以拿到7元的诊疗费，再加上国家的公共卫生补助，一个月下来1000元左右的收入，儿子结婚都是靠借钱。
田孟最担心的问题还有村医的老龄化。田孟表示，他调研的村医大部分都在60岁左右，年龄最大的有80多岁。2015，贵州出过一个政策，60岁以下的村医必须退休。在这一背景下，田孟发现贵州某镇上11个村里只有4个村有村医，村民的病只能“攒着”，等赶集时去乡镇卫生院看，“对于村民，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对身体和金钱损耗都会比较大”。老龄化对应的是新人的缺失，2016年，田孟在广西某县的卫健局挂职，他说，当地村医队伍自2004年以来便不再有新人加入进来。
针对这些困境，田孟说，国家卫健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有过相关的政策支持。比如，近几年来也有出台乡村医生定向委托的政策，即给大学生免去学费，并发放生活费，等他们毕业后则需要去到乡镇卫生院或卫生所工作3-5年。“但学生都只是去到乡镇卫生院，即使是乡镇卫生院，很多人毕业后宁愿赔付违约金也不愿意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张雨薇曾对青年村医做过研究，她告诉本刊，2020年，甘肃省卫健委公布数据称，在过去5年间共有251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违约，占总违约人数65%，“村医收入很低，又没有前景，除非是本村的人，很少有人会愿意来到村里扎根工作下去。”她很担心，如果这样下去，村医群体是否就真的消失了？
（除梁国庆、梁世昌、田孟、张雨薇外均为化名，感谢实习记者魏昭阳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