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公明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是研究纳粹帝国历史的权威学者，他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战时的第三帝国》）是公认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深入地揭示了纳粹帝国的起源、发展与灭亡的史学巨著，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有关纳粹帝国历史的真实的全景图卷。与“三部曲”的全方位视角及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相比，埃文斯的《阴谋论中的希特勒：第三帝国与偏执想象》（The Hitler Conspiracies: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Paranoid Imagination，2020）则是一部极具针对性和穿透力的专题研究论著，揭露和驳斥了有关希特勒与第三帝国历史叙事中五种传播广泛的阴谋论叙事，以对现有历史史料与各种阴谋论说法之间的抽丝剥茧式的分析与求证为读者理清了第三帝国相关事件的真相。
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兴衰紧密相关的五大阴谋论是：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议定书》是对纳粹种族灭绝的授权吗？德军是因为被“背后捅刀”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吗？是纳粹或是德国共产党制造了1933年的国会纵火案吗？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于1941年飞往苏格兰，是代表希特勒向英国提出“和平提议”吗？希特勒究竟是在1945年死于柏林，还是逃离地堡、流亡南美？埃文斯在书中以五个章节分别极为具体、深入地论述了这五个阴谋论的形成、意图、基本特征、传播影响，通过史料鉴别、分析等实证方法反驳了阴谋论，澄清了这一段历史真相。
埃文斯对五大阴谋论的具体回答是：传播于二十世纪初的《锡安长老议定书》对希特勒和纳粹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纳粹反犹迫害行为更不是由于得到《议定书》的授权；德国“一战”战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军事失败、士气崩溃以及同盟国关系的瓦解，与各种“背后捅刀论”所讲的并没有真实的联系；国会大厦纵火案既不是共产党试图趁机夺权的阴谋，也不是纳粹与希特勒的自导自演的阴谋，只是作案者一个人的行为；鲁道夫·赫斯驾机飞到英格兰纯属出自他个人幼稚的主观臆想，根本不存在什么希特勒的授意，他在1987年死于自杀而绝非谋杀；希特勒在德国投降前、在1945年4月30日与新婚妻子在德国总理府的地堡里自杀，所有那些所谓逃出地堡、逃往世界各地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埃文斯补充说，在该书讨论的所有事件型阴谋论当中，关于希特勒还活着和在逃亡中这一阴谋论是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
埃文斯说：“这是一本有关想象、虚构、谎言与谬误的书。出于政治目的而刻意利用传说和谎言，并不只是21世纪的产物。支持有关希特勒、犹太人或纳粹党阴谋论的一些人，明显真的相信阴谋论的说法。还有些人明显在利用这些虚构的故事来实现自身目的。有时，他们会出于政治目的，恶意歪曲事实或编造十足的谎言；有时，他们会鼓吹耸人听闻的主张，以从中渔利。……这是一本历史书，但它是一本适合‘后真相’和‘选择性事实’时代的历史书，是一本适合当今乱世之书。”（前言，10-11页）适合“当今乱世”，这就是它的重要现实意义。
放眼历史，观察现实，无论好事还是坏事，人们常会感到正如那句老话说的，太阳底下真的没有新鲜事。阴谋论也是这样，只不过在今天这个电子信息时代上演的阴谋论的桥段版本会不断升级，传播得也会更快、更离奇。马克·吐温曾经开玩笑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会押韵。看来阴谋论却是既会重演，也会押韵——使离奇的阴谋故事不但让人相信，而且更便于吟诵、记忆和传播。那么，这就是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在这个深陷“后真相”与“选择性事实”盛行的时代中，必须要有历史学家站出来揭穿谎言与阴谋论。
然而，正如埃文斯所讲的：“探究历史真相是困难的：这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要求直接检验证据，并拥有改变自身看法的意愿；要找出真相的话，还必须在对其不利的证据面前抛下偏见与成见。但这是可以做到的，即便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想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艰辛的研究。”（237页）谈到检验证据，就像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侦探或法官那样，既要不断地有所怀疑，又要不断地有所相信，在对无法辩驳的证据面前抛弃原有的偏见与成见。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什么是阴谋论。埃文斯在“前言”开头用两句话就讲清楚了：“有人认为历史上不会有偶然发生的事，历史事件并非其所呈现的表象，所有的事情都是幕后操纵一切的恶毒之人的秘密阴谋，这种看法和历史本身一样古老。但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报社编辑和图书出版商这样的传统舆论守护者日渐式微、对不确定事实的大肆传播，以及有悖常理的‘选择性真相’的误导，阴谋论在21世纪似乎愈发流行且广为传播。”（第1页）简单来说，阴谋论就是认为所有事件的背后都是有阴谋的。在这段对阴谋论最简约的描述中，已经有两个要点切中要害。
一是“有人认为”的那种想法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在许多事件面前人们通常会有“事情没那么简单吧？”“真的是那么偶然、那么巧吗？”的想法，即便尚未能确定是否有幕后操纵的阴谋，怀疑先行似乎总是应该的。应该说，在面临某些突发事件的时候首先产生这种感觉和警惕在某种新闻舆论语境中是合理的，有时甚至是必须要有的。埃文斯作为一个坚定的、不遗余力的反阴谋论历史学家，也承认“真正的阴谋当然存在，并非所有的阴谋论都是错误的”（第5页）。关于这一点，不应该在相信、认同和佩服埃文斯对有关纳粹帝国的这五个阴谋论的驳斥的时候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真正的阴谋的，有些阴谋论是对的。
二是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指出阴谋论的流行泛滥的严重性。不确定事实的大肆传播以及有悖常理的“选择性真相”的误导，这是很精准的描述，也是很严重的状况。也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牢记的是，对阴谋的警惕、揭露与对某些阴谋论的揭露、驳斥是一种双重责任，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敌人。正如研究阴谋论的重要学者约瑟夫·乌辛斯基（Joseph E.Uscinski）指出的那样：“阴谋论已经成为21世纪早期的标志。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社会精英的话语中已经充斥着阴谋论思想，阴谋论成了重大政治运动的宣传口号……为了赢得利益或权力，某些人利用曾被标榜为民主工具的互联网，宣传彻头彻尾充斥着阴谋论的假新闻，以此来操控大众……我们的文化中充斥着阴谋论。”（第2页）
因此，无论我们对于纳粹帝国历史叙事中的阴谋论是否很感兴趣，埃文斯这部著作的重要现实意义是在阴谋论与反阴谋论之间架起了一面折射历史与现实的反光镜，让我们看到当代生活中的“乱世感”与阴谋论的相互作用。
从这面反光镜中，有几个被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是阴谋论的类型。无论是思想谱系、现实动因、论述话语还是传播过程，阴谋论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级体系。埃文斯指出，研究阴谋论类型的学者将它们划分为两种主要变体。一是系统型阴谋论（systemic conspiracy theory），指某一阴谋论组织实施旨在控制某一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各种活动；二是事件型阴谋论（event conspiracy theory），指有组织的某秘密群体策划了某一事件；事件型阴谋论有可能是系统型阴谋论的某种体现。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类型的阴谋论都认为在事件的背后都有一只隐藏的黑手，而所有“官方”的表态或被人普遍接受的说法都是假的，以此可以证明了持阴谋论看法的人对事实真相是知情的。（4-5页）
其次是阴谋论开始出现的时候的一个显著思维方法。“正如迈克尔·巴特所说，阴谋论总是在某件事结束时开始冒头。首先是‘谁是受益者’这样的问题——此事让谁得益？从中受益之人肯定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很多情况下，这一思维模式开启了幻想和误传的闸门，为未经证实的种族、宗教或政治偏见提供了明显的实证支持……。”埃文斯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反犹太人运动说明“受益者思维”是如何把“政治和社会领域令人困惑的复杂情况被简单地归咎于所有人都能理解的犹太人阴谋。”（235页）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受益人思维”在某些情况中也的确是有利于发现事情真相的，就像在司法审判中对作案动机的重视一样。问题是阴谋论者往往凭着“受益者”就敢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提出阴谋论叙事，把“受益人”牢牢地捆绑在阴谋叙事之中。而在法庭审判中，光有动机而没有证据是不能判定嫌疑人罪名成立的。
还有就是，“阴谋论往往会表现出对细节的强烈痴迷，强调某些微不足道的证据，对其大肆渲染，用伪学术、准学术文献和冗长的脚注来支撑他们的主张。阴谋论者在查看真正的证据时，不会接受报告中的错误导致的微小出入或小毛病（如手表和钟表所设置的略微不准的时间）：在阴谋论者看来，这种出入一定是有意为之的欺骗之举”（236页）。应该说，阴谋论者这种对细节的痴迷是颇有意思的，也的确能够给人一种严谨的、以事实说话的感觉。或许可以说这是在总体荒唐中的一种局部严谨，也是对反阴谋论者提出的不无价值的挑战。但是阴谋论者的这种痴迷也会导致它们走火入魔，在面对自己所新发现的不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的时候，通常会视而不见甚至要把它们隐匿、毁灭；在找不到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的时候就不惜捏造证据，最后在被反阴谋论者揭穿的时候就输得更惨。
许多阴谋论还有一种共同点是被某种程度的一厢情愿的反事实看法所支配，埃文斯举了一些例子：比如如果德军没被“背后捅刀”的话，德国本来可以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共产党人及左翼人士看来，倘若国会大厦未被纳粹烧毁的话，魏玛民主政体将得以保全，后来的大屠杀也不会发生；在英国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绥靖主义者眼中，如果赫斯的和平使命取得成功，二战就会结束，数百万人的生命会得到挽救……“阴谋论者声称发现了不被认可的真相的同时，通常还会说他们意识到了被忽略的各种可能性。”（234页）这又是一种阴谋论有时能够蛊惑人心的思维方法，那就是从人们的某种愿望出发，使不符合愿望的历史事实成为证实其背后必定存在阴谋的出发点。有时候在发生利益争议的时候，这显得是一种不无情理的共同感受（common sense），但是这种感受是建立在没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上的主观愿望。
还有一个更为隐晦的问题是埃文斯在“前言”中谈到的：“某些情况下，这些人会说，他们的实际主张是真是假最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便如《议定书》般明显基于伪造或错误的证据，这些主张也揭露了某种不言自明的真相，而且与仅凭经验得出的主张相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真实的。这种论调涉及关于真理本质的深层问题，而仔细、公正地阐明证据，以得出可靠且合理结论的人们，在面对上述挑战时通常反应迟缓。”（11页）这是颇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有时候阴谋论者也会对于自己所持主张的真实性有所反思，并非总是那么坚定地对自己主张的事实保持自信，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所持主张的作用与意义的肯定与坚持。所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真实的”这种说法也未必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我们也时常会对“仅凭经验得出的主张”有所反思，看得出来埃文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决绝地把它们驳斥回去，而是承认它“涉及关于真理本质的深层问题”。真正要关注的是反阴谋论者的反应通常是迟缓的，因为要仔细阐明证据并且要说服人们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很多的过程。在许多事例中也的确有过这样的结果：作为引发争议的那个问题的真假到后来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过程所发生的议题的变化和最后的结局所产生的影响。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在这里还应该谈谈在阴谋论中出现的“官方”这个说辞。我发现在关于埃文斯驳斥阴谋论的论述，以及在从今天普通受众如何因为受限于知识结构、认识水平和在信息洪流中无所适从等原因的角度分析阴谋论为何能够大行其道的各种论述中，往往容易忽视了这个问题。在阴谋论者的论述中，“官方”时常以“遗失”为说辞而刻意销毁或封锁档案资料。例如尽管缺乏证据，阴谋论者仍然坚称赫斯是奉希特勒之命飞往苏格兰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断言有关的关键性文件被人拿走了。而埃文斯的研究说明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他指出：“在历史阴谋论中，丢失、删减的文件及未公开的档案极其重要……”连赫斯案的阴谋论者哈里斯和特罗自己也说，“只要还存在加密档案、绝密文件及官方刻意模糊的宣传，阴谋论就不会消亡”（142页）。关键的问题是，尽管官方的确会对许多档案史料、尤其是历史上的一些敏感问题的档案材料严密封锁甚至销毁——例如英国殖民地事务部利用可以定期销毁一些的确是没有价值的文件这样的管理制度，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不久就把有关的档案偷偷销毁或取走了，但是这并不能证实所有缺乏档案史料的案例都是因为档案被政府销毁了。应该说，阴谋论者在档案问题上针对“官方”的这种以猜测作为论证的说辞是容易让人接受的，因为许多政府在档案问题上的确有过各种不光彩的行为。
比这更进一步的就是把公认的、由专业研究确立的说法说成是“官方说辞”，“好像众多历史学家和调查记者都被政府收买而撒谎，或被国家宣传机器愚弄”（190页）。就像阴谋论者、中情局前特工贝尔在镜头前所说的，“政府告诉我们的是谎言”。埃文斯指出：“这是典型的阴谋论者语言：只有他们知道真相、只有他们揭开了‘官方’认知的面纱。”（211页）就他所研究的这五个阴谋论案例来说，非常准确地揭示了阴谋论者在“官方”与“真相”之间操持的核心话语。
由于阴谋论者总是以站在“官方”对立面的立场出现，反阴谋论者就往往被认为与官方站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在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站队”思维与舆情。但是事实上，被阴谋论者指控的那些官方往往并不害怕诸如政府说的全是谎言这种论述，相反会认为这是有可能使阴谋论失去市场。因为他们知道真正有效的谎言总是真假掺混的，通过有选择性地推出某些真实信息就是遮盖与扭曲真正重要的真相的有利手段。在历史上，有些档案文件被官方有意地推送到历史学家的面前，如英国的《国家审判文集》是关于十六世纪以来英国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过程的文件汇编，但前四卷是1719年由辉格党人的宣传部门组织出版的。严谨的历史学家既不会认为那里面全是谎言，也不会在使用的时候放松警惕，而是会认真鉴别。因此，在阴谋论与“官方说辞”之间的站队思维当然是不可取的。
从阴谋论以“官方说辞”作为一种方法来看，与利用人们宁愿相信谣言的心理类似。多年前我曾经在一本小书（《历史的灵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里写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战壕中不断形成和传播着各种谣言，而历史学家发现这与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设立很有关系。前线的士兵们普遍认为，政府总是在有意隐瞒真实的消息，因此他们宁愿相信从传令兵、炊事兵的嘴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正如在封锁新闻的时候，人们会容易相信关于某个国王的健康状况、某个阶层难以想象的腐化堕落以及某次会议的内幕传闻等等小道消息一样。对于政府来说，彻底公开全部真相当然是反击谣言的最有效方法，否则在实际上就成了造谣者的帮凶。
在阴谋论与“官方说辞”之间，当人们既感到有疑惑但又无力解答的时候，容易会在怀疑和相信之间来一个折衷，结果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有一个笑话所讲的：老师提问一个小家伙，2的平方是多少？一个同学在他耳边轻声说“4”，另一个同学则轻声说“8”，于是小家伙想想之后，就回答老师：“2的平方是6。”事实上在社交媒体时代中，这正是形塑着许多人的价值判断的思维模式。
埃文斯在书中时有提到“传统舆论守护者”和“舆论形成的把关人”这样的说法，也值得注意。不能说他还会认为在这个电子信息时代还能把澄清事实的希望寄托在某些“守护者”“把关人”的身上，而是表明对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机构的某种监督责任的提醒，毕竟不能因为信息的纷繁复杂与舆情的撕裂就失去一切纠错的机能。
最后在这面反光镜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极度喧哗、但也不无吸引力的景观，那就是阴谋论的传播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造就了一种娱乐狂欢。阴谋论在进入好莱坞之后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编码，以符合全球观众的娱乐心理中的某种正义伦理和好莱坞自身的编码传统。因此原来在阴谋论思维模式中的那种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无所不用其极地揭发“官方”阴谋的自我夸张的英雄气概，在这场娱乐狂欢中顺理成章地成为很有吸引力的脚本。与那些结构复杂、人物心理复杂、价值判断复杂的历史叙事作品相比，无疑是依托在阴谋论背景中的剧本与演绎更有趣、更能令人兴奋。作为观众，我们也可能会在艺术上受到感染，只要我们对于阴谋论与反阴谋论的博弈有所认识和思考，在娱乐中或许也会有所收获。
我觉得埃文斯有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的：“并非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出于不良的政治动机。但它们都很激进，并在某些方面秉持着天真的怀疑态度，不仅质疑通过艰辛而客观的历史研究得出的事实结论，而且怀疑事实本身。而一旦事实无法取信，那么基于理性构建社会，并在理性、知情的基础上进行决策的可能性都将受到质疑。”（232页）在一个阴谋论盛行的时代，那些极端耸人听闻的阴谋论不能辨识和批驳，而有些“秉持着天真的怀疑态度”的阴谋论确实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