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派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不是社会的反面，而是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型态发展而来，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当位于英格兰利物浦北部的南港（Southport）于7 月 29 日发生儿童被谋杀事件时，网路上的猜测和假新闻立即疯传。我的直觉告诉我，发生在无辜社区的可怕谋杀事件，将立即被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以某种方式利用。果然，在当局公布嫌疑人姓名之前，假资讯和网路动员就把数千名白人带上了街头。几天之内，骚乱已在利物浦、赫尔、利兹、曼彻斯特、布莱克浦、米德尔斯伯勒、诺丁汉、博尔顿、桑德兰、罗瑟勒姆、塔姆沃思、贝尔法斯特、普利茅斯、达灵顿蔓延开来。过去一周在英国各地的城镇中展现出的街头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地感觉到“EDL 回来了”，种族暴力又回到了英国街头。
这一周以来，社会大众惊愕之余，开始问到：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跟整件事情息息相关的媒体，也假惺惺地问，怎么极右派“突然”上了街头？怎么会有这样的暴力？(然而部分媒体只是把重点放在暴力，将这件事情划定为治安问题，躲开了“为什么这些人有这样的思想”这个问题。）
我从2011年开始，为《愤怒的白人》这本书做采访。那几年期间见过，接触过许多极右份子，其中有少数参与几年后因为某些因素而痛改前非，也有不少食古不化的纳粹份子。而为数更多的，是年轻到中年的“被领导的” 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所谓“被领导”，就是在这个结构松散的极右组织里，永远是跟随领导人，盲从假消息，可以被立即动员的基层份子。
这些属于多数的基层份子，他们的资讯来源就是社交媒体上的假消息，以及右翼主流媒体。这些媒体散播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就是这些人每日生活里面种族偏见的注射剂。
过去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主宰思想”（ruling ideas，1845）的理论曾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定是社会上的主宰/主导思想。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控制主要生产工具，他们因此能够形塑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社会上主宰/主导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种族主义。统治阶级透过各个意识形态机构，比如媒体，宣扬他们的意识形态，以维持巩固他们的制度。工人阶级因而形成假意识 （false consciousness），错误认知自己的位置，方便的让统治阶级能够维持社会的阶级制度。极右派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不是社会的反面（anomaly），而是从社会的主导意识型态发展而来，是社会的一部分。
我想试著从这个方向，来谈谈英国统治者跟他们的媒体，是如何导致今天的状况。
伊斯兰恐惧症主流化的过程
罗宾逊当时告诉我：“五年前，当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时，我们被回避并被称为种族主义者。现在，他们，政治家和媒体，都在谈论同样的问题……我在牛津联盟的演讲很受欢迎……这些想法变得更加主流。”
英国极右翼团体 EDL（English Defense League）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由少数高层领导和管理，他们透过网路上假讯息，宣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该组织的策略家能够利用工人阶级成员的边缘化和疏离感，寻找替罪羔羊并制造敌人，引导这些人走上街头。他们想像“英国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而他们的目标是捍卫这种生活方式。
在2009-2011年 EDL 的鼎盛时期，领导阶层能够透过社群媒体动员，在全国各地的城镇组织游行。即使当创始人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于2013年10月离开该组织并前往奎利亚姆基金会（Quilliam Foundation，之前由政府资助的反极端主义智库）工作时，EDL 模式仍在继续并持续下去。
现在，面对街头骚乱，政府和社会对暴力事件的反应是震惊，难以置信。然而，极右翼活动的激增是可以预见的——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整个欧洲。
2024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让一些人感到震惊，反移民极右派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在义大利、法国和德国，过去的边缘事物现在已成为主流。极右翼政党不再需要谈论离开欧盟。欧盟中间派政党在国家和欧盟的层次上，都采用了极右派的有关移民的政治话语，并希望借此留住选民。中间偏右派成功地将极右翼融入了俱乐部。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领导的义大利兄弟会（Fratelli d’Italia，FDL）等新法西斯政党，希望从内部改变欧盟。正如历史学家大卫布罗德所说，像它们这样的政党现在在欧盟内越来越有能力制定欧盟议程。
成为主流一直是汤米·罗宾逊的愿望。他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我的采访中重申了这一点。他一度说：“因为它太重要了，不容忽视。我们要做的是提供一个可信的平台……如果你继续生活在边缘，继续疏远人们，那么就会产生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讨论…我想接触到更广大的受众。”
在英国，历届政府、国家机构和中右翼（centre-right）政治力量，多年来一直将极右翼纳入主流。这不仅可以追溯到英国脱欧以来，还可以追溯到2001年 9/11。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预防”（Prevent）策略于2003年推出，作为英国国家反恐政策（CONTEST）的一部分。2015年，“预防”成为公共部门机构的法律义务，其中监控是其基本特征。在“预防”实践中，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被当作有著内在的联系。“激进化”被视为恐怖主义传送带的一部分，根据“预防”策略的说法，“恐怖主义是症状；意识形态是根本原因”。恐怖威胁被视为植根于意识形态，即宗教。因此，恐怖主义威胁被视为伊斯兰威胁。
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核心是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威胁，并且在文化上与西方文明不相容。因此，“预防”策略实践了伊斯兰恐惧症，将其制度化，并为其提供了理由。毫无疑问，这加剧并加深了穆斯林在英国已经处于的不安全地位。事实上，“预防”组织是传播伊斯兰恐惧症并将其灌输到社会的主要国家机构。它促进了伊斯兰恐惧症的正常化，使其从极右翼言论的地位提升为社会可接受的语言和实践。
在此框架下，穆斯林成为“预防”策略的主要对象。2007年4月至2010年12月期间，67%的“预防”转介涉及穆斯林；2012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至少69%的转介涉及穆斯林，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期间，至少68%的转介涉及穆斯林。尽管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穆斯林占英格兰和威尔斯人口的4.8%。
这种情况导致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增加。根据2023年的政府数据，英国没有任何团体比穆斯林面临更多与信仰相关的仇恨犯罪。截至2023年3月的一年中，在所有（有记录的）宗教仇恨犯罪中，超过十分之四是针对穆斯林的。
媒体一直是异化（Othering）和种族化穆斯林的一部分。它的运作方式之一是以宗教为中心，而让英国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好像置身事外。这样，在大众媒体上，“伊斯兰极端主义”甚至可以被与极右派极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归为一类。
当罗宾逊于2013年离开 EDL 并与奎利姆基金会合作时，大多数媒体都在谈论罗宾逊和的奎利姆基金会的共同点：将激进伊斯兰等同于新法西斯主义。奎利亚姆在评论“汤米致力于打击各种极端主义”时被媒体多次引用，这是一场可笑的悲剧。就在罗宾逊离开 EDL 的两个月前，他自豪地告诉我“EDL 创造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街头运动”，而且他从未对新法西斯在该运动中的存在表示任何反对，或任何离开的愿望。媒体对汤米跟奎利亚姆的表演进行了附和，强化了“意识形态（宗教）正在推动激进化] 的论述。
可以预见的是，罗宾逊的奎利亚姆计划并没有持续太久。两方的机会主义，致使这个合作计划根本无法长久。2015年初，他成立了 Pegida UK（于德国成立的反穆斯林团体“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外延组织），于是“汤米”又回到了街头。他曾希望 Pegida UK 能够吸引更多“中产阶级”人群。在表象背后，一些 EDL 成员透露，EDL 的一些分支组织一直在组织 Pegida UK。特别是 “西北异教徒”和 “东北异教徒” 这些支派，由保皇派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组成。 “他们很多人都是新纳粹分子，”一位驻伦敦的 EDL 人士告诉我，“但说实话，他们的许多想法是受到主流社会接受的。”
2015年2月，就在 Pegida UK 成立之前，我去观察了西米德兰兹郡达德利（Dudley）的 EDL 游行。这是媒体为极右派意识型态当扩音器的另一个例子。那天，超过1200人到场。这些愤怒的白人来自中部和东北部。他们来达德利做什么？反对修建清真寺。
他们认为这象征著穆斯林对他们的文化和人口的接收，尽管201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在达德利超过30万人的人口（包括该镇本身的8万人）中，只有4.1%是穆斯林。EDL 也再次谈论“伊斯兰化”，尽管迄今为止该行政区人数最多的宗教团体（63.5%）是基督徒。但耸人听闻的媒体却大肆通报清真寺建设问题。英国独立党的比尔·埃瑟里奇（Bill Etheridge）是该地区的欧洲议会议员，他也反对建造它。当地的《星报》刊登了拟建清真寺的裁切图像，但没有显示建筑群的整个平面图。该计划包括一个企业和教育中心、一个社区中心、一个体育中心和一个拥有120个停车位的两层停车场。
此时，EDL 的街头运动受益于2014年和2015年的事件：首先是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担任教育部长期间，对伯明翰学校的“特洛伊木马”调查（Trojan Horse Scandal，这项调查后来被证实完全没有事实根基）。记者彼得·奥本（Peter Oborne）提醒我们，戈夫“推动了一场国家批准的，针对伯明翰市中心弱势穆斯林社区的袭击，摧毁了许多伯明翰教师的职业生涯，并破坏了数千名穆斯林儿童的教育前景”。整件事都是根据一封假信编造的故事而展开的，即英国“伊斯兰主义者”正在“密谋接管”伯明翰学校！大众媒体一遍又一遍地转载这些谎言。
随后，2015年欧洲出现的新恐怖主义威胁也让 EDL 受益匪浅。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导以及围绕这些事件的政治言论，使得 EDL 传播的想法越来越被社会接受。 “文明冲突”论点再次主导了《查理周刊》辩论的主流报道，“宗教激进化”叙事成为常态（正如2015年1月 BBC 全景节目《英国伊斯兰之战》所展示的那样）。这些与达德利（Dudley）的 EDL 种族主义者非常吻合，他们声称“伊斯兰教是问题所在”。
罗宾逊当时告诉我：“五年前，当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时，我们被回避并被称为种族主义者。现在，他们，政治家和媒体，都在谈论同样的问题……我在牛津联盟的演讲很受欢迎……这些想法变得更加主流。人们现在正在倾听我们的声音。事实证明我们是对的。”
罗宾逊自信地宣称 EDL 是“一股不会消失的力量”，尽管他本人仍在寻找一个更受人尊敬的平台。
保守党统治下的反移民种族主义
我们可以预见，极右翼团体必定会经常出现在英国街头，而且他们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一直得到当权者的认可并被变成政策。
在媒体的帮助下，中间右翼政党推进了仇视伊斯兰教的程度。保守党的十四年统治巩固并深化了新工党所取得的“成果”。奥本评论说，保守党建立了对英国穆斯林的控制和监视结构，同时赋予合法性给极右翼。
强生（Boris Johnson）在他的政府领导下，没有采用2019年伊斯兰恐惧症的定义，该定义由国会的议会小组（APPG）提议，将伊斯兰恐惧症定义为“根植于种族主义，是一种针对穆斯林身份的表达或针对当事人认同的穆斯林身份的种族主义”。同时，强生与其他政客经常利用“言论自由”阻止有关英国伊斯兰恐惧症的讨论。
前任首相苏纳克更夸张。APPG 对仇视伊斯兰教的定义，在苏纳克政府上任几天后就被正式拒绝。正如 APPG 调查报告所说，“伊斯兰恐惧症”是英国穆斯林用来描述他们的经验的一个词。伊斯兰恐惧症是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将伊斯兰恐惧症纳入反种族主义架构里，对于打击结构性种族主义至关重要。APPG 承认，二十年来缺乏广泛采用的仇视伊斯兰教的工作定义，降低了承认歧视和偏见的门槛，使得穆斯林在不能诉诸法律情况下很容易受到仇视，导致社会仇视伊斯兰教的现象正常化和增加。
在布雷弗曼（Braverman）和戈夫（Gove）等人的任内发生的事情——后者被称为英国伊斯兰恐惧症的主要设计师（当时是负责住房和社区事务的国务大臣）——说明了保守党对伊斯兰恐惧症的应对方式。正如奥本指出的那样，戈夫制定了保守党对英国穆斯林的政策，并将他们变成“内部的敌人”（用柴契尔当时关于煤矿工人的话来说）。戈夫将伊斯兰教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区分开来，声称后者是一种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不相容的“极权主义”形式。
例如，在我居住的位於伦敦东部的陶尔哈姆（Tower Hamlets），戈夫十年来两次派人调查这里的区政府。该区政府由独立市长拉赫曼（Lutfur Rahman）领导，拉赫曼是穆斯林。戈夫第二次派出了英国驻叙利亚、利比亚和沙乌地阿拉伯大使约翰·詹金斯（John Jenkins）爵士。詹金斯是 Policy Exchange 组织的高级研究员，该组织是戈夫等人于2002年创立的右翼智库。
保守党统治下，脱欧的种种承诺并无兑现，长年以来的公共设施经费裁减，医疗体系凋敝，保守党却同时在玩种族牌，把移民跟难民设定为公共敌人，推出了最倒退的移民政策。 “非法移民法案”被国会通过，是我在这个国家看过最残忍的一份移民法案。该法案涉及的侵犯人权行为，招致了联合国的批评。然而英国媒体却洋洋得意地保持沉默。对于这项法案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没有进行任何分析、任何调查、也没有提出问题。整个保守党时期的反移民言论都是种族主义且令人震惊的，“卢安达计划”的惨无人道更是达到了极致。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已经完全正常化。英国的苏纳克和义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互相称赞对方在“阻止船只”方面所做的工作。苏纳克对她说了声“谢谢”，表明他受到了她的启发。英国极右翼彻底胆大妄为起来，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过去一周的骚乱中不断高喊“停船！”（Stop the boats）这句口号，重复著他们政客的话。
当新上任的工党首相施凯尔谴责街头暴力时，他应该做的是指出这些骚乱的种族主义本质，并撤销历届政府实施的极具破坏性的政策。但我们的希望不能寄托在工党身上。即使在大选后的第一周，工党仍然继续迎合种族主义——重申其边境政策，边境部队立刻把那些从英吉利海峡获救的13名移民送回法国。施凯尔尝试与欧洲达成寻求庇护者返回协议。他表示，他还考虑将在英吉利海峡拦截的移民送往国外，以处理他们的庇护申请。在废除保守党的卢安达政策后，工党还根据遣返协议将55名越南移民驱逐回越南。我们可以预见，极右翼团体必定会经常出现在英国街头，而且他们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多年来一直得到当权者的认可并被变成政策。
民众的反击
“虽然贫穷和绝望从来都不是借口，但它们为极右翼种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团结起来并击败了老板一样，我们现在也必须团结起来，击败我们在工人阶级社区中大量目睹的种族主义暴力浪潮。”
总有一天，我们必须对社会上的每个人说： “不种族主义”是不够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和集体行动，是对抗极右派的方式。
在陶尔哈姆（Tower Hamlets），正是许多反种族主义人士多年的集体努力才将 EDL 抵挡在门外——这是典型的伦敦东区抵抗极右翼的传统，如1936年10月4日那天，东伦敦人走上街头，抵挡进来这个地区示威的2000多名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BUF）默失李（Osward Mosley）的支持者。这些法西斯份子本来想从伦敦市中心游行进入东伦敦，他们惊讶地发现，在东伦敦等著他们的，是十万多名反法西斯者。当时东伦敦的工会人士、共产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团体，以及许多犹太裔和其他族裔的居民，都共同参加了这个行动，打败了法西斯份子，将他们赶出了东伦敦。
1960-70年代以来，在东伦敦陶尔哈姆（Tower Hamlets）这个地区，遭受到种族主义最深切影响的，是当地的孟加拉移民社区。70年代种族袭击事件经常发生，在1978年那年，一位25岁的孟加拉移民 Altab Ali 从成衣厂下班后回家路上被三名白人杀死。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也有许许多多的严重的种族攻击事件，成为当地居民的集体记忆。由于当时警方并没有意愿保护少数民族社区，当地的孟加拉移民社区不得不开始想办法防卫自身，年轻人成立了各种社区协会，对抗种族主义的威胁。这些协会为孟加拉青年构成了重要的保护网，他们也在当中学习到如何组织自身，保护社区。他们变得越来越有信心。每当有种族主义者来到这个地区，这些青年就会集结起来，让种族主义者无法进来。那时候他们的抵抗对象主要是英国国家党（BNP）。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当时孟加拉移民渐渐看到，他们社区外也有别人愿意加入他们的阵营，包括白人跟加勒比海移民。这个地区的孟加拉移民了解到，他们不需再孤军奋战。
EDL 把东伦敦这个区域当作是一种挑战，把陶尔哈姆描述成“狮子窝”（lion den），总是把它当作攻击目标。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在穆斯林社区里制造最大的骚乱。
过去十年多来，东伦敦的穆斯林社区和反种族主义组织，共同对抗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分子。东伦敦的清真寺，伦敦穆斯林中心，欧洲伊斯兰联盟，东伦敦团结联盟（UEE，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跨信仰的组织），陶尔哈姆跨信仰联盟，反法西斯联盟（UAF），科尔多瓦基金会，反战联盟等等，多年来共同合作努力，护卫大家的社区，最终抵挡住了EDL。
EDL 第一次尝试进入这个地区是在2010年6月。当时反法西斯联盟（UAF）和东伦敦团结联盟（UEE）动员了上千人的游行，EDL 无法敌对，就放弃了他们的计划。
当地的孟加拉移民此时早已有了反抗种族主义的经验，已熟悉如何动员居民。一位反种族主义的活跃人 Abdullah Faliq 告诉我，他的活动为他带来了人身威胁，EDL 写信说他们会“割断他的喉咙”。他说当时的种族袭击越来越多，有些穆斯林妇女在街上被人摘掉头巾，有些穆斯林男人被袭击。Faliq 一点也不怕这些威胁，它更是坚定了他反种族主义的意志。
EDL 第二次想要进入这个地区是在2011年9月，并被大大挫败。他们600多人在路上被铁路工人和商店员工堵住，RMT 铁路工会故意用健康安全的名义把地铁站关了，所以EDL 无法把地铁站当作他们的行动起点。这一天一直被大家记得，作为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胜利日。“我们把他们踢出去了，” 一位工会成员这么说。反法西斯联盟也说，这是这个区域抵抗极右派最有意义的时刻之一。
反法西斯联盟认为，2011年的胜利，是因为有一个广大的反 EDL 联盟，集结了各个工会以及社区里的许多组织。 当EDL于2013年秋再度试图进入陶尔哈姆的时候，当地社区早已经验十足，反法西斯联盟和东伦敦团结联盟共同动员了跨社区的反对 EDL 大游行，并再度有各工会的支持。集会的地点，正是纪念 Altab Ali 所建立的公园。我当时也亲眼目睹了游行声势的浩大。
十多年来，EDL 几次试图游行经过清真寺，但每次都遭到当地社区的共同阻挠。所有宗教信仰的领袖站在清真寺前说：“这是我们的清真寺，我们要站在一起保卫它。” 他们的成功合作，抵挡共同敌人，就是许多社区反抗种族主义工作的最佳楷模。
今天，代表数百万少数族裔和移工的反种族主义人士和当地工会，对极右派的猖獗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世界联合之声（UVW）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基层工会的成员主要由移工组成，对全国各地移民、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遭受种族主义暴力的社区表示声援。
UVW 表示：“我们作为清洁工、保全、服务员、搬运工、季节性水果采摘工、快递员、护理人员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角色努力工作。当我们争取更好的薪资和条件时，我们也是在为所有工人争取同样的待遇。然而，我们常常被贬低、并被当作二等工人对待。我们中的许多人经常经历公开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我们许多人也经常感到自己被忽视，而我们与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希望和需求。我们不仅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而且在我们带来的文化中，为社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虽然贫穷和绝望从来都不是借口，但它们为极右翼种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我们团结起来并击败了老板一样，我们现在也必须团结起来，击败我们在工人阶级社区中大量目睹的种族主义暴力浪潮。这些社区在同样的统治强权手中遭受苦难… 我们必须寻求开展工人阶级团结，根除和摧毁社会各个层面的种族主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