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认为这个体制已经失灵，所以不如“烧光一切”。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在今次美国大选中，谁才是真正能左右大局的关键选民？
专研美国政党史的历史学家 Timothy Shenk 认为，一群“烧光一切中间派”（burn-it-down moderates），自60年代起就是美国政党轮替的推动者。他们在各种议题上的直觉并不会一面倒地倾向其中一边，虽然未必是批判各种社会不平等的进步派先锋，但即使在种族、性别、家庭等社会价值议题上，也不像一些评论人所想像的那么保守。他们面对政治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认为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认为这个体制已经失灵，体制内的菁英听不到普通人的声音，更看不见普通人的需求，所以不如“烧光一切”。
早在1968年，这些人就是帮助共和党尼克逊入主白宫的重要选民。当时，民主党内较为敏锐的策士就已指出，这群选民认为民主党菁英在关键议题（特别是治安方面）与自己脱节，但在种族等问题上的立场其实并未完全倒向右翼，而在就业、医疗保险等生计议题上甚至仍较靠近民主党。他们主张，民主党依然有机会赢回这群选民，其中的关键正在于要谨慎处理文化议题，才能发挥自己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强项。
而到了2008年、2012年，也是这样的“烧光一切中间派”曾支持奥巴马上位，但到了2016年却改投特朗普。他们并非真正的“特朗普粉”，甚至对他的一些言行也有意见，但真正的投票理由也正是“我八年前有投票给说要改变的那个人，结果也是没变，这次我要投另一边，看看会不会不一样”。
而“拜下贺上”后，贺锦丽要如何争取这群“烧光一切中间派”，成为接下来的一大观察重点。尤其，近来越来越多黑人、拉丁裔等民主党的传统选民也加入“烧光一切中间派”的行列，更是原先拜登的民调为何疲软不振的主因，才导致他在北卡、乔治亚、内华达、亚利桑那等少数族裔较多的州竟也显得彻底无望。现在，许多选民对贺锦丽仍不熟悉，她能否成功在大众面前好好“定义”自己，把自己定位成站在“正常人”这一边，而非特朗普阵营口中的“极左旧金山自由派”，将是选战的关键。
Shenk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上一本书《Realigners》的主题分析政党分歧的“战线”从何而来。在书中，他带领读者从多位美国政治史关键人物的眼睛看世界，看见他们所经历、参与甚至主导的选民板块重组，诸如20世纪初社会学家﹑民权运动家杜波依斯（W.E.B. Du Bois）如何思考黑人选民该何去何从，以及70年代起反女权主义者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又如何利用草根组织和媒体的力量，确立了“反菁英”、家庭价值、国族主义在共和党内的地位，乃至21世纪的奥巴马如何尝试超越美国的文化对立，但最终依然失败，只得回过头来顺应政治极化的既有趋势。
7月中，《端传媒》先到华府专访了Shenk。在专访中，他具体描绘美国摇摆选民的样貌，进一步呈现两党在经济和文化上为何都常与这群人脱节。但在此同时，左派和右派过去都有政治人物能“赢下”这群选民，对此，Shenk也分析他们各自用了什么样的策略，与后人的理解有何重要出入，以及这些历史案例又能带来怎样的启示，如何帮助我们更理解今次选战中双方的抉择。
以下是《端传媒》和Timothy Shenk的访谈。
端：端传媒
Shenk：Timothy Shenk
贺锦丽能争取“烧光一切中间派”吗？
端：面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各方评论者都会尝试界定哪一群选民最能左右选情。你会怎么理解这群关键选民的特色？
Shenk：我将这群选民称为“‘烧光一切’中间派”（burn-it-down moderates）。
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有一些特点：在经济跟社会文化议题上，他们从两个政党那里都能听见一些自己同意的主张，也都听到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说法。在此同时，政治学家也会说他们是“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选民。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体系并没做到该做的事，认为自己的声音没被“体制”听见。
这也不是新的现象。最迟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开始，美国政治就多次出现所谓的民粹反扑（backlash），会有政治领袖宣称自己能代表一般人民，挺身对抗失灵的体制，目标就是要号召这群“烧光一切中间派”。而到了1960年代，共和党内也明确出现了民粹右翼，之后也一直和亲商右翼展开交缠拉锯。过去多数时候，亲商保守派在党内仍能占有主导地位，而现在民粹右翼甩开了亲商右翼，正式主导党的路线。
每当民粹右翼兴起时，真正决定美国政治版图的问题就是：这波右翼的民粹运动究竟是否真的能成功号召“烧光一切中间派”，进而取得多数、赢得胜利？还是，民主党是否反而有机会争取到这些选民，进而建立进步派的多数？又或者会是第三种可能：既然黑人和拉丁裔选民向来有高比率支持民主党，所以如果他们在关键选区内的人数增加，民主党是否仍有可能被他们解救，因此逃过一劫？
端：这样听来，在“争取黑人、拉丁裔选民回流”这方面，贺锦丽的出线可能很有帮助？
Shenk：贺锦丽出线让民主党不用继续受困于拜登是否适任的问题。而在贺锦丽出线之后，民调上也已经能看到不少黑人、拉丁裔和年轻选民选民回笼。
早在1960年代，民主党就已开始流失白人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传统选票，这点已经是长期趋势。而2024年选战真正的新发展，出现在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身上。这四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黑人和拉丁裔加入“烧光一切中间派”的行列。在这些选民眼中，近年来物价飙涨带来的难关，更加凸显拜登这位老白人不懂他们面对的问题。当然，他们当中多数人还是不会转头就戴起“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红帽子，但只要他们当中有过人不出门投票或是投给第三党候选人，就足以让特朗普进入白宫。
从要拿到270张选举人团票的角度来说，正是因为拜登流失太多黑人和少数族裔支持，所以原先必须回头赢下中西部的威州、宾州、密歇根州才能胜选，缺一不可。而要赢下这三州，民主党就必须冲出白人工人阶级、尤其较为高龄选民的选票。
但现在，因为贺锦丽能找回年轻、非裔、拉丁裔的选民，这让她在乔治亚、内华达、亚利桑那州重新有了胜算，甚至有机会挑战北卡。这四个州是拜登原先已经几乎无望的地方，比起拜登，贺锦丽眼前有更多条可以通往胜利的路径，在争取“烧光一切中间派”的同时，至少仍能保有黑人和拉丁裔选民的关键支援。
端：贺锦丽既然已经让黑人、拉丁裔选票回笼，最后这段时间的策略目标，应该要放在说服“烧光一切中间派”之上吗？
Shenk：对贺锦丽阵营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要著重于发挥自己在性别、种族议题上的既有卖点，强力推送反特朗普的讯息。这会接近重组2016年希拉莉的选民群体，但以更有效的方式攻击特朗普，强化捍卫民主的讯息，并强调捍卫堕胎权，继续扩张这个反特朗普选民群体。
而这也是民主党、贺锦丽最为熟悉的策略。他们也很可能评估，认为贺锦丽是黑人和南亚裔女性，而且是旧金山出身的自由派，要争取白人工人阶级实在不是她的长处；何况选战不到一百天，要分心“补强”反而会顾此失彼。
另一个可能的做法则是要拟定另外的策略，强力争取这群工人阶级选民，这群“烧光一切中间派”，其中包含白人，这次也求其包含黑人和拉丁裔。而贺锦丽阵营现在也正在尝试这么做，包含特别找了一群“正常（normie）白男”频频上电视，强调特朗普的共和党为什么不代表“我们”，尝试拆解右翼的文化战争语汇。
这种作法也有机会奏效，首要原因是绝大多数选民都还不真的认识贺锦丽，她因此也有重新定义自己的机会。
更何况，如果她自己不尝试，共和党仍会反过来定义她。从目前特朗普阵营的发言来看，他们的定位策略也很清楚：她就是一个旧金山来的极端左翼，所有你们觉得很疯的立场，什么开放边境、废除警察，这些通通是她的立场──喔对了，你们在拜登时期遇到所有讨厌的事情，包含通货膨胀，她也通通有份，尤其边境议题更是由她“主导”。不论贺锦丽要不要采取主动，“如何定义贺锦丽”本来都就会是一条战线。
拉长时段来看，面对左右之间的极化趋势，贺锦丽面对的选择等于是：究竟要顺应这个趋势，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今次选举争取最大选票？还是要尝试逆转这个局势，企图重新界定民主党代表什么，建立一个更持久的选民联盟？
“怎么两边都没人关心我所在乎的事？”
端：回到“烧光一切中间派”，你提到经济跟文化两个面向，这两条轴线虽然很多人都会使用，但你的分析似乎跟许多流行的说法有所不同。经济上，一些人认为民主党是为了赢取财团的支持，自己“忘本”、“出卖灵魂”，所以才流失工人阶级的支持，这种说法在你看来似乎不准确？
Shenk：是的。一个我觉得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这样的：民主党几位胜选的政治人物，一开始在选举时都会强调经济民生议题，采取较为进步、或者说较为民粹的立场，主张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至于在文化议题上，候选人则普遍会诉诸比较有共识的立场、回避一些争议，而这也确实是争取“烧光一切中间派”的合理策略。（按：所谓的“文化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重点，比如移民、治安、种族、宗教都是几度出现的主题，另外也常包含所谓的“家庭价值”议题，比如堕胎权、女权主义、同性恋者权益等。）
然而一旦当选，他们立刻发现短期内要实现经济的竞选承诺太过困难，反倒是社会文化议题的战争却有机会“先赢下来”。这些政治人物有些也真心在乎这些议题，加上基本盘和金主也都非常在乎，所以执政的方针就成了“在经济上尽力而为，优先拚文化进步”。
奥巴马其实就是采取这样的模式。我们现在对奥巴马的记忆是进步派代表，但那是他第二任期的执政方式，不是他2008年、2012年的选举方式，更不是他早期在自己的著作里描划的政治策略。当时，奥巴马甚至乐观以为他的当选代表的是新世代崛起，美国终于可以超越文化战争，不用一直“梦回60年代的学生宿舍”。所以他在2004年的那场著名演讲上，才会说“没有红色的美国，没有蓝色的美国”，就是希望在文化价值上找到一个人们普遍能接受的共识，让争执休止，人们可以专注处理经济民生的议题。
但接下来的十年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苦笑）。从我们进步派的观点来讲，我们确实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从“烧光一切中间派”的角度思考，他们等于完全没得到自己所在乎的东西。不过，几次换上右翼执政，他们也没有得到好的回报。所以，他们明明是关键选民群体，却要一直想著：“怎么两边都没人关心我在乎的事？”
端：不过，拜登已经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政策，积极用国家力量投资各项基础建设、制造业、绿色能源与高科技业等等，但“烧光一切中间派”似乎也不买帐？
Shenk：没错，但如果选民个人的工作没有直接受惠于这些投资计划，也依然未必会买单。对抗气候变迁非常重要，但绿色能源投资的好处也都是长期才会浮现（按：除了环境之外，还包含电价可能更为低廉）。拜登政府能立即指出的成果有限，推行这样的政策，本来就认同进步理念的选民或许会赞赏你认真思考国家长期发展，但你所要争取的那群摇摆选民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还是会先问：“我有过得比四年前更好吗？”
而在这方面，通膨就是致命伤。这也不是只有拜登，许多国家不分左右的执政都面对相同问题：物价上涨比失业率上升更严重。即使失业率窜升9%，苦果还可能只是特定几群人直接承担，但物价如果上涨9%，却是全民都会很有感觉。
但是，拜登政府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我看来，拜登政府确实尝试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但却搞错教训了。他可能真心相信前面说的那种“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所以才失去支持”的叙事，认为只要把经济问题搞定，文化议题就不那么重要，我们就能建立抵御特朗普的堡垒。但面对拜登的作法，很多“烧光一切中间派”只会耸肩表示无所谓，甚至可能还更具敌意。这是因为，许多摇摆选民既不认为他搞定了经济问题，又在文化上无法说服他们。
端：那要怎么说服他们呢？先从经济谈起，对这群选民而言，怎样才算“搞定”经济？
Shenk：我认为民主党若要成功，重点在于强调自己能如何为非大学毕业生改善生活。过去二、三十年来，拥抱新自由主义是中间偏左政党的最大错误。而当时，克林顿等人抱持的思维认为“全球化势不可挡”，所以政府补贴制造业只是延缓死期而已。在这样的想像之下，他们提出的方案因此是要让美国转型成一个高技能的经济体。这个逻辑等于是：大家来念大学！甚至会变成：大家都来学写程式！
当然，我自己在大学教书，我很肯定大学教育的价值，但现实是，即使在这个世代，没念大学的年轻人还是比有念的来得更多（按：近年美国18-24岁大学就学率约在4成上下）。如果你的经济方针听起来还是以大学毕业生为主，显然还是会与多数人的生活脱节。
更切合需求的经济政策，则必须要让他们也能有提供安定的工作机会，要有真的能协助倒他们的社会安全网。大学很好，但大学不是一切的答案。
同时，如果要能传递这个讯息，可能也需要多一点不一样的候选人，不能让人觉得“又是哈佛或者耶鲁出产的”。代表性还是重要的，要让人觉得“原来你们当中也有像我们一样的人”。
白人工人阶级真有那么保守？
端：在文化价值上呢？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这种社会价值冲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让政治不再只是经济上的左右之争，但你的看法似乎很不一样？
Shenk：一些人以为这是新的现象，但文化战争甚至不是60年代才开始的：美国从建国以来，多数时候的政治冲突都同时沿著宗教、族群、种族等种种文化因素展开，经济一直都是众多轴线之一而已。
1880年代时，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主轴是3个R，“莱姆酒，罗马，叛乱”（Rum, Roman, Rebellion），说民主党代表的是饮酒（相对于禁酒），是天主教徒（相对于多数的新教徒），是叛离的南方邦联。而1970年代共和党攻击民主党的主轴则是三个A，“毒品，大赦，堕胎”（Acid, Amnesty, Abortion；大赦指的是让非法入境移民就地合法）。所以，美国政治一直都有文化战争，只是不同时期的情形不同而已。
端：不过，为什么每次只要打起文化战争，赢的仿佛都是右翼？或者这其实是个误会？
Shenk：从60年代开始，政治圈的预设一直都是文化价值冲突不利于民主党，90年代民主党主导选战的中间派幕僚尤其常这样想。但是，光看奥巴马这个中间名（middle name）是“Hussein”（注：阿拉伯文常见名字）的人可以两次当选总统，就知道这件事情并非铁板一块。
比如，列根确实是右翼，但他为什么可以成功呢？在保守派基层的记忆中，他们支持的是极其保守的列根，强调家庭价值，答允要推动宪法增补条文全面禁止堕胎。但其实，摇摆选民支持的列根并不是这样的：列根对他们的号召力，来自于当时经济欣欣向荣。相反地，列根其实知道推动堕胎禁令这些事情只会掉票，民调清楚显示民众并不支持。换言之，保守派很爱列根，但保守派爱列根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列根当选的原因。
在早期对其他保守派人士的演说中，列根说明，重点不是去把选民变成保守派，而是去找到那些过去民主党的选民，诉诸他们的政治直觉中较为保守的那一块，说服他们“你一直都是保守派，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成功，让他甚至不需要提出一个民粹的经济方向，就能够争取到够多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
反过来说，最近期的例子就是即使在较为乡村、近几十年来都支持共和党的州，一旦捍卫堕胎权成为议题，民主党得票就能大举提高。奥巴马当年一定想不到，我们近来最接近他梦想中“没有红色的美国，没有蓝色的美国”的时候，竟然是因为堕胎这样的争议议题。
端：相比列根，特朗普就没有这么懂得“藏”，他在文化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显。他又是怎么赢的呢？
Shenk：只要看民调就知道，特朗普其实很不受欢迎（按：从2016年迄今，长期以来都有过半民众不满意特朗普）。
在2016年他之所以能够当选，问题是当时的希拉莉比特朗普还更不受欢迎。而且即使如此，希拉莉的普选票也还是赢了特朗普，只是这些“烧光一切中间派”更集中在几个摇摆州，最终才使得希拉莉落败。
而且，在2016年选举时，特朗普其实在很多经济跟文化议题上都宣称自己是中间派。比如他宣示不会破坏社会安全体系；比如他虽然跟随共和党，宣示要废止奥巴马推动的健康保险政策，但说法是要用更划算的方案取代；又比如，2004年布殊选举时的共和党政纲，还在谈要推动堕胎禁令，在2016年也只字未提。甚至，特朗普在2016年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说，甚至说要“尽全力保护LGBT的公民”，这个画面一直停留在我脑袋里，因为居然能听到特朗普说L─G─B─T─（大笑）。特朗普上次赢得选举的时候，也不是现在看到的那么右翼。
相对地，希拉莉采取的策略是要选民站在多元进步的这一边，说特朗普并不能代表美国。单就我个人的政治立场来说，我当然同意这个说法，但从摇摆选民的角度来讲，这完全是无效的讯息。
端：今次选举呢？在移民这些重要议题上，现在的“烧光一切中间派”又有什么特色？
Shenk：在文化上，这群选民的根本特色仍是怀疑菁英。他们可以说有某种“阶级意识”，但却是一种很特定版本的阶级意识，认为整个体系的游戏规则都对自己这样的普通人不利。当然，他们确实也对一些文化变迁感到焦虑。
假使我们受制于两党竞争的角度，各种社会议题很容易显得非左即右，非进步即保守，尤其在此时此刻更是如此。但是，这群摇摆选民的直觉经常却是“都要”：比如，他们直观认为性少数也该活得安全、该获得基本的尊重，但在更进一步的面向上则该让多数人有发言权。
在边境问题上更是如此：民调显示多数选民既希望确保边境安全，但也并不希望拆散家庭，更会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小在美国长大，既然都已经过那么久了，也不应该遣返他。这些都和特朗普、和共和党右翼所推动的政策并不相同。
端：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白人工人阶级真的想得那么保守。
Shenk：是的，回过头来说，进步派有不少问题，其实反而是源于低估了自家人这些年来的斩获。
2024年，我们已经走到美国政治文化史上最为进步的时刻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会看到进步派的 John Fetterman 拿著彩虹旗跑来跑去，处处声援同志权益，气坏共和党人，最终也能够顺利在宾州（按：摇摆州）当选参议员──当然，他近期在加沙议题上的取态让他失去许多进步派基层的支持，但这已是后话。
在这样最为进步的时刻，民主党左派能不能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至少能够拉拢那些可以接受彩虹旗的中间派选民，我认为是未来政治的关键。当然，我们仍会想要推动一些更进一步的价值变迁，是这些中间派选民未必会同意的，但这不应该成为和这群选民结盟的阻碍。
很多人、特别如果是知识圈出身的人，很容易把文化价值的交锋看成某种精神性的斗争，认为自己是在一片黑暗中坚守著那一寸微光，但现实不是这样的。
与民众脱节的政党
端：中间派这样“都要”、“也不真的那么右翼”的取态是新的发展吗？或者其实也是长期的现象？
Shenk：早在1960年代，就已有聪明的观察家看出这样的趋势。有一本现在很多人已经忘记的书，叫做《真正的多数》（The Real Majority），分析1968年共和党候选人尼克逊（Richard Nixon）为何能够胜利。在这本书里，作者们就已经主张：民主党本来就不用担心流失一个白人至上的3K党成员，他们已经不是你的选民。流失了就流失，反正共和党横扫南方各州，他们仍然未必能够拿到足够的选举人团票。
相反地，他们认为民主党真的需要思考的，是在俄亥俄州道顿市里一位机械工的妻子，年纪可能是47岁。她过去长期都投民主党，以那时的情境来说，在种族等议题上的直觉甚至有时还比较偏向进步派，但绝对不会跑去参加胡士托音乐节（Woodstock，按：当时的主流描述中，参与者的形象是嗑药、披头散发的嬉皮）。能不能跟这群人对话才是真正的关键。
政治学家 Walter D. Burnham 在1968年早已示警，警告文化议题上持续极化会带来的政治后果：这必然会制造出一大群中间阶层，每当他们向上看，就会认为在上位的菁英份子看不起自己，而且都只是嘴上说得好听，但该承担的责任都没承担；而每当他们往下看，又认为那一群底层的人根本只是依赖政府福利过活。
去听那些投给特朗普的前民主党选民怎么说，就跟Burnham说的完全相符──是认为这个体制有问题，导致自己该尽的责任都尽了，却完全没得到应有的回报。
端：既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共和党、民主党怎么会好像都搞错了呢？近期有什么变化导致脱节更为严重？
Shenk：我即将出版的下一本书是关于为政党出谋划策的那群人，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事情，是政党的基层、高层和金主们都经常都会著眼于某些特定的议题，其实和多数选民关注的议题是脱节的。政治菁英对政治的想像就是跟一般选民不一样，比如会更在乎一些长期的原则，在政治理念上所投注的心思也远远超过一般选民。
同时，在美国政治史上，这也有长期的原因：19世纪以降的地方型政党组织，被比喻为“政党机器”（party machine），虽然有非常多弊病（按：是一种酬庸政治，机器的负责人会与当地不同社群的领导人从事利益交换），但也比较扎根于当地社群的需求。但50年代开始，这些机器逐渐被淘汰，但当时的重点仍是组织（注：如商会﹑工会）。但到了现在，共和党已经是 Fox News （按：亲右翼电视台）的政党，民主党则成了MSNBC（按：亲自由派电视台）的政党。
所以我们也看到，特朗普会打电话到他最爱的 Fox News 政论节目，现在连拜登都会打电话到他最爱的MSNBC政论节目。这在在让我们看到，政治圈内人们的想法和诱因结构，真的太容易跟一般民众、跟你所想要争取的选民脱节。
至于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凡斯（J.D. Vance）更是一个太沉迷网路的候选人。当你整个人活在网路上时，你对摇摆选民的样貌就会有错误的理解，会用自己的世界观、以某种很“知性活动”的方式去设想摇摆选民在乎什么。所以，当他说什么民主党都是一群“单身养猫女”（childless cat lady），或者说没生小孩的人要多缴税补贴有生小孩的人，他以为自己这样只是在激怒自由派，却触怒了更多人，而且让他显得很“weird”（奇怪）──民主党最近在推这个形容词，看起来是满有成效的。
端：你在访问之初指出，贺锦丽可以选择重新介定民主党代表甚么，建立一个更持久的选民联盟。但人们可能会问，奥巴马无法成功改变的潮流，贺锦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Shenk：这确实很困难。其实，民主党之所以一直不采行这样的策略，除了主流政治人物时常和选民脱节之外，另一个主因是他们更常著眼于短期的压力，认为要改变局势太困难了，不如顺著现在的潮流，建立反特朗普的联盟。
毕竟，这在2018年、2020年的大选都能奏效，就连2022年也可以说是因此只有小输。既然有可能会赢，干嘛冒著会输的风险，去尝试改造政治的版图？看看2022年，郊区这么多选民流向民主党，难道要先叫他们别来吗？反而要去从特朗普手上抢回选民？
不过，贺锦丽也有独特的机会。一方面，因为她不是一辈子都在华府打滚的老将拜登，而特朗普也已经主导政坛将近十年。在这样的条件下，她反而更有机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挑战者、一个“局外人”，把特朗普定位成现有体制的一部分，借此说服那群“烧光一切中间派”，那一大群认为现有政治体制运作失灵的人。
另一方面，身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也会忍不住想：当年只有反共形象鲜明的尼克逊，才有本钱当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总统。同理，贺锦丽会不会反而有独特的优势，是“排解”文化战争的最好人选呢？
毕竟，在特朗普的威胁之下，民主党支持者已经快速团结在贺锦丽身后，而广义的自由派选民又对于选出第一位女性总统、而且是黑人／南亚裔女性总统相当热情，这也给了贺锦丽更宽广的运作空间，可以去界定自己代表什么、民主党又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