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谈谈技术决定论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作者：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耶鲁大学英语系）
译者：陈荣钢
*本文最初是约翰·杜伦·彼得斯两场会议的发言稿，一场是哥伦比亚大学“媒介史”（Media Histories）会议（3月），另一场是南加大的一场会议（9月）。
引用[APA]：PETERS, J. D. (2017). “You Mean My Whole Fallacy Is Wrong”: On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Representations, 140, 10–26.
***
在伍迪·艾伦1977年的浪漫喜剧《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麦克卢汉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技术决定论者”客串了一个小角色。在某些圈子里，这个角色的名气甚至和电影本身不相上下。
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Diane Keaton）排着售票处的长队，他从人群中拉出马歇尔·麦克卢汉，斥责他们前面的吹牛大王，后者正在向他的女伴介绍麦克卢汉的思想。不巧的是，麦克卢汉并不是一个容易合作的演员。即使他扮演一个多年来一直在全职实践的自己，他也记不住台词，记住了也演绎不出来。
经过至少十五次尝试，最终的拍摄定格在麦克卢汉对那个大言不惭的男人说：“我听到了你在说什么。你，你根本不懂我的工作。你是说，我的整个谬论都是错的吗？你到底是怎么教课的，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电影中，能够随心所欲地召唤权威人士来让那些烦人的自以为是之人闭嘴，这是终极愿望的实现。艾伦对着镜头说：“天哪，要是生活真能这样就好了！”然而，麦克卢汉对那个男人说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晦涩的笑话，没有正常的逻辑。谬论不总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吗？
本文探讨的议题是：谬论是否并不一定就是错误的？技术决定论的性质姑且不论，它属于一系列贬义词中的一个，是学术界用来责备同行对某一特定领域偏执而盲目崇拜的术语。从古希腊时期“诡辩家”被用作侮辱性绰号开始，捏造没人相信的理论并将其归咎于对手就一直是学术界的普遍运动。
“-ism”（主义）结尾的词特别适合用于此目的。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在一份幽默风趣且有大量文献佐证的学术名词研究中指出，“‘偏见’和‘歪曲’是长期嘲弄的术语，而提出此类歪曲观点的人通常会被指责陷入某种让人盲目的‘-ism’陷阱。”他接着说，这些“-ism”往往是没人会公开宣称支持的东西，比如恐怖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等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就更典型了。）
诸如经济决定论、拜物教（fetishism）、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等以“-ism”结尾的词通常代表着“方法论狂热或鲁莽”，还原主义则代表着以上所有这些。“-ist”结尾的对应名词则用来指那些持这类理论的人——还原主义者、拜物教者、形式主义者。
但“-ist”还是个微妙的词缀，“艺术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尤其是“科学家”都带有积极的含义。“艺术家”是个褒义词，但“科学主义”就意味着受意识形态支配。（当个实证主义者也许没什么问题，但人们更愿意被称为“托派”而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要完整描述“-ism”家族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它们有极其细微的差别。）逻各斯中心主义、阳具中心主义和异性恋规范性等“病理”通常会被诊断为那些没有意识到自己患病的人。
技术决定论就属于这类概念疾病家族的一员，虽然患者本人可能意识不到，但敏锐的观察者却能一眼看穿。它只是学术界漫长历史和庞大词库中众多侮辱和禁令术语之一。学术界自问世以来，就充斥着对同行盲目性的指责。听听学者们互相交谈的方式，你根本不会认为他们是一群智力超群的人，反而会觉得他们更容易陷入愚蠢和谬误。
编纂谬误的动机既是为了规范或嘲弄学者的思想，也为了约束大众的思维。从古希腊的喜剧剧作家到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从斯威夫特（Swift）和“百科全书派”到尼采（Nietzsche）和战后校园小说，学术界一直是讽刺作家们肥沃的创作土壤。
无论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什么，它都对学术陋习进行了批判。伊拉斯谟的《愚人颂》（Praise of Folly）就包含了大量与博学错误相关的诙谐言论，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谬误就如同国际象棋开局一样多，它们的名称也往往指向奇特且经常被遗忘的历史情境。
我们忽略这些漫画式名称中的讽刺和戏仿意味吧，比如“红鲱鱼谬误”、“ 盲从谬误”、“堆栈谬误”和“挑选论据谬误”。“德州神枪手谬误”（指在射击后才画靶心）、“巴纳姆效应”（将微不足道的普遍性陈述误认为具有独特重要性的错误，例如幸运饼干或占星术解读）。研究谬误论会让你用一种幽默甚至荒诞的视角来看待认知上的愚行百态。
学术界之所以成为识别谬误的天然土壤，部分原因在于战略性盲视能带来巨大收益。透过单一变量（空气、火、水、上帝、理念、金钱、性、基因、媒介）审视复杂世界的确能带来极大的启发性。（学术赞助机构对新“范式”青睐有加。）
学术真理游戏中的关键步骤是“降噪”。密尔（John Stuart Mill）曾评论说：“几乎所有原创而深刻的思辨宝藏，都是由系统化的半吊子思想家们发掘出来的。”如果马克思或弗洛伊德不那么一心一意，就不会成为马克思或弗洛伊德。知识分子可以因修养的扭曲而获得丰厚的回报。
但是一个人的真知灼见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是视而不见。独眼巨人式的冒险行为会招致反击，人们会指出对方忽略了什么，尤其当预言家的目光逐渐僵化为祭司的教条时。
没有什么比证明同行是些迟钝家伙更能激起学术界的胃口了——喜忧参半的是，似乎总能找到足够多的素材。（我们都认识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在问答环节中应该询问一些他们喜欢的主题为什么“没有被提及”来给自己加分。应该有人发明一种谬误来命名这种做法。）
每个学者在某个时候都会想要清除先前的概念，清理缺乏根据的方法。文献综述部分应该做的部分工作就是如此。（逻辑学研究的历史上充斥着他人试图清理战场的遗骸。）学者们喜欢互相指责对方被某种邪恶的影响所迷惑。展示某人“主义”方式的愚蠢之处能带来多大的快乐！
“学术轶事的年鉴”里充斥着终极反击和打倒权威的故事，社交媒体平台（比如Facebook）仅仅提供了最新型的培养皿，用于病毒式传播无知者的美味素材（这些素材既可能是政治性的，也可能是学术性的）。所以，麦克卢汉在《安妮·霍尔》中的客串角色如此引人共鸣，他是揭露另一位学者虚伪或无知的关键原型。
但是这也是一个经典的谬误：诉诸权威。谁说麦克卢汉是自己思想的最佳阐释者？他喜欢挖苦别人：“我的作品非常复杂，我不去假装理解它。”然而，从这个吹牛大王的口中，你能更好地理解麦克卢汉所写的东西，不管他事先说得多么天花乱坠。
令人不快的事实是，那个人的行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或罕见。这是课堂上常见的学术行为，不是电影情节。对许多人来说，嘲笑一个教“电视、媒介和文化”课程的学者，就等于没有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如此多的学者喜欢《安妮·霍尔》中的奚落，正是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容易受到谬误说服方式的影响。
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学者被晦涩言辞喝令噤声而感到高兴？自什么时候以来，压制声音变成了一种学术价值？而且还是由一个根本讲不通道理的人来压制？
和其他许多所谓的谬论一样，技术决定论的指控也会导致噤声。谬误需要在学术交流的经济和生态系统内被理解。它们不仅仅是逻辑上的失误。指控他人犯了谬误是一种言语行为，是一种交流互动。将技术决定论标记为谬误，这样做的真正危险在于这个标签本身。
杰弗里·温思洛普-杨（Geoffrey Winthrop-Young）写道，这种指控“常常带有一丝道德上的愤慨。说某人是技术决定论者，有点像说他喜欢勒死可爱的小狗。这种邪恶的行径让进一步的讨论变得毫无必要。”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认为，技术决定论的威胁“就像一个诅咒，吓唬学生”。
这个指控可以瞬间形成一种共识，告诉别人，正直的人显然会避开什么。技术决定论的指控涉及一种“过滤器泡沫”逻辑，在一种未经审视的同意下，就认为主导因素要么是机器，要么是人。最近，吉尔·勒波尔（Jill Lepore）愤怒地表示：“这是一种恶劣的谬论。认为变革是由技术驱动，而技术是由人类驱动，这会让力量和权力变得不可见。”
毫无疑问，围绕“技术”概念存在着许多恶习和夸大之词，但我在这里并不是要阻碍探究的道路。（禁区往往拥有最肥沃的土壤。）技术意义毫无争议地成为我们物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我们真的想让提出关于“技术”及其历史作用的大问题变成一种智识上的冒犯吗？无论这个范畴定义得多么模糊不清？如果我们让技术决定论的幽灵吓到自己，那么什么样的研究将会戛然而止？
滥用并不能抹杀合理使用。对于我本人研究的媒介领域，这个问题尤其尖锐。媒介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展示形式、传播方式、控制、存储、传输和处理都至关重要。如果技术中介塑造作用的解释被排除在外，那么整个领域的立足之地就岌岌可危。
当我们坐在由英特尔处理器驱动的电脑前，用微软Word程序敲打着最新一篇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文章，同时用谷歌搜索事实并在线核查引用时，我们忙于驱赶学术研究的细小障碍，却没注意到自己已经吞下了一头骆驼。
概念的思想起源
与其他谬论相比，技术决定论的诞生相对较晚。自20世纪20年代出现以来，这个概念的不断演变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领域与马克思幽灵进行的众多斗争之一，尤其针对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如何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论断。
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古怪而睿智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在19世纪的英语中，“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机械工艺的研究，而不是指完整的技术设备或系统。它指的是一个学习领域，而不是一系列的小工具或系统。
范伯伦借鉴了德国历史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人的Technik概念。Technik的语义范围模棱两可，一方面介于工艺和技能之间，另一方面介于机器和系统之间。它可以同时指代实践（技术）和工具（科技）。
范伯伦想要将这种丰富的语义融入“机器技术”在现代经济和文化中的作用的论述中。的确，这种丰富性正是英语中“technics”一词复兴的原因。他认为，现代技术与古老的手工艺大不相同，后者是几乎不需要经过理论检验的知识。技术由科学引导，它既是一套知识体系，又是一系列具有广泛心理和文化影响的技术物（artifacts）。
范伯伦还使技术成为经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范伯伦既借鉴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对其加以批判，他认为社会变革的引擎不仅是经济生产，还有指导和加速它的科学技术。在他看来，工程师比无产阶级更像是革命先锋队。在范伯伦看来，技术既被社会力量塑造，又塑造社会力量。技术是被决定的，又是决定的因素。
对技术决定论的恐惧与现代技术概念是孪生兄弟。第一本持续使用该术语的文本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哈里·埃尔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1925年的著作《新历史与社会研究》（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巴恩斯的任务是评估进步历史学家——例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詹姆斯·哈维·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和E·R·A·塞利格曼（E. R. A. Seligmann）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出现“技术决定论”一词的章节最初发表于1919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会议上，该会议标志着科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这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巴恩斯说：“当然，我们这里并不是在争论一种科学和技术决定论，就像马克思那样。这将是对历史进程的过度简化。”请注意“当然”这个词，它是一种老练的标志。这是学术界人类的标准行为，从一开始就与技术决定论保持根深蒂固的距离。
巴恩斯试图发展一种“临时但可行的历史因果关系理论”。从科学技术研究伊始，技术决定论就一直扮演着衬托的角色，是“灰色阵营”的一员，注定要被更精妙的分析征服。在巴恩斯看来，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奠基性的否定。
“技术决定论”的巩固更多要归功于苏格兰裔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麦基弗（Robert MacIver）。罗伯特·麦基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当时是社会理论的领军人物，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奠基人之一，他曾非常有影响力。他最终组成了由三位杰出的“罗伯特”组成的铁三角——他自己、罗伯特·林德（Robert Lynd）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并在法兰克福学派进入美国的第一站接待了他们。他还于1915年至1927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是同事，后者最终成为媒介史大家。
罗伯特·麦基弗影响深远的教科书《社会：结构及其变化》（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1932）经历了多次版本修订，使“技术决定论”成为社会理论家常用词汇的一部分。他的讨论源于一个始终伴随“技术决定论”的问题：如何评估历史变革中的因果影响程度？
这种影响的“确切性质和限度极难确定”。我们有理由受到“决定论”的诱惑，但“我们驶向哪个港口仍然是一种文化选择。围绕新技术的不同影响的比较证据使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失去了意义。在更先进的文明中，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实际上驳斥了经济和技术决定论的极端理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大众选择的辩护、对“极端”的蔑视、对文化多样性和偶然性的青睐，以及经济与技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围绕这一理论的许多看法已经完全成熟。
随后，麦基弗变得更加系统化。他提名范伯伦为技术决定论的代表，马克思为经济决定论的代表。他直截了当地断言：“托斯丹·范伯伦可以被称为真正的技术决定论者。”
在这里，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知识分子的举动。麦基弗对任何可能的技术决定论者都提出了许多同样的批评——在共同的环境中，亚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处于同等技术水平的社会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同；“思想、信条和利益”相对独立于“物质装置”；任何社会秩序都有批评者和反叛者。
麦基弗认为，范伯伦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了历史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在麦基弗看来，范伯伦的决定论概念与它现在的含义基本相同，即高估了唯物主义的因果力量。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曾给决定论下过一个诙谐的定义，说它是“历史中的谬误”：“对地理学或经济学有特殊志趣的学者通过修辞手段表达这种志趣，把他最喜欢的学科与他不太感兴趣的学科放在因果关系中。”
但这里的“技术”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不太一样。麦基弗笔下的范伯伦将“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的习惯化”视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力，将技术定位在人类与设备之间的联系上，定位在技术习惯与实践的学科网络中。他们距离后来的战后批评家所抨击的大规模“自主技术”（水电站大坝、核武器、大众传媒）还很遥远。
到40年代和50年代，术语“技术决定论”已经固定下来。1941年的一位社会学家在讨论技术趋势时警告说：“我们并不赞成狭隘的技术决定论。”1947年的一篇文章将“科学技术决定论”与其他令人不快的极权主义形式归为一类，其危险在于忘记“价值的所有来源并非科学，而是历史上的人（包括科学）。” 这里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不仅针对范伯伦式的马克思主义，它还捍卫了人类能动性，反对科学的过分自大（但还不是机器）。
社会学家汉斯·格思（Hans Gerth）和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1953年的著作《性格与社会结构》（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中试图避免“历史概括的风险”，并指出创新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非一成不变，而是相当不均衡的：“技术领域和任何制度秩序之间不存在自动的因果关系，……有时技能落后，有时技术也落后。”
他们想知道技术是否有“因果自主性。它是否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对人类能动性施加长期的因果力，即使是不均匀的因果力呢？这些是‘技术决定论’的修辞问题，也许是当今社会变革的主要理论，而且它们也有一定道理”。没有人支持这个“主要理论”，但范伯伦的身影无处不在。战后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地将因果力归因于历史上的技术。
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A. White）认为，这种因果性完全合理。他在1949年的著作《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中宣称：“技术因素是……整个文化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在1959年的著作《文化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Culture）中，他拥抱“技术决定论”（也称之为“技术决定作用”）。
怀特认为，所有文化系统都包含四个要素——技术、社会、意识形态和态度，但技术是同级要素中的首要因素。技术由“物质的、机械的、生物物理的和生化的手段”或“维持生计的工具和过程”组成。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怀特想要扩展经典的经济基础概念。“在文化系统内部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是系统的基础和原动力。它并不断言技术万能，不受条件限制，不受任何限制。”和往常一样，他通过恰如其分的谨慎表达来抑制这个概念的膨胀。显然，这与今天流行的概念并不相同，它更接近范伯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控制理论的友好修正。
20世纪60年代概念的巩固
到了60年代，技术决定论成为一套学说。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的论文《机器创造历史吗？》（Do Machines Make History）是关键。和以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是出发点。海尔布隆纳思考了马克思的名言——手磨坊带来封建领主，水磨坊带来工业资本家——这无疑是这个概念历史上最重要的佐证。
海尔布隆纳借用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术语“软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并进行了创新，但没有引用来源。他用以下陈述来举例说明：“即使在技术毫无疑问扮演关键角色的情况下，独立的‘社会’因素也必然会出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技术进步的方向部分取决于社会政策。”
这对社会主义者海尔布隆纳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社会是可以被引导的。技术在社会经济变革中顶多扮演着中介角色。对他而言，技术决定论更像是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语义残留。技术明显的“自动性”在历史上与科学的技术发明和缺乏社会监督的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此，技术决定论是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在这个时代，技术变革的力量被释放出来，但控制或指导技术的制度仍然处于萌芽阶段。”他将这个时代称为“高级资本主义和低级社会主义时代”。技术决定论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政治-经济-技术综合体。
我们故事的关键转折点是麦克卢汉如流星般蹿红的60年代。我们无法为流行的术语追溯单一的起源，而“技术决定论”在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拐点。麦克卢汉取代了范伯伦，成为技术决定论的典型。它不再是唯物史观宗派争吵中的术语，而成为在社会预言中赋予技术过高权重的一种谬论。
我们可以准确地看到，这种转变发生在加拿大裔美国社会学家西尔玛·麦克科马克（Thelma McCormack）对麦克卢汉《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1964）的早期评论中，她是第一批将麦克卢汉称为技术决定论者的人。
40年代初，当麦克科马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时，曾师从罗伯特·麦基弗并阅读过他的教科书。她写道：“范伯伦和麦克卢汉一样，都低估了我们利用技术而不受其影响的能力。技术决定论，就像所有形式的决定论一样，永远无法应对差异。”
诚然，麦克卢汉确实像范伯伦一样将技术放在了社会变革的基座上，尽管他没有范伯伦的经济分析。麦克科马克称麦克卢汉“矫揉造作、自说自话、令人捧腹、偶尔正确、偶尔危险”。毫无疑问，麦克卢汉把学术研究当作模仿，把历史主张当作“试探”。他对时代的概念过于单一，对学术争论的细微差别和普通人的所作所为缺乏兴趣。他个性张扬，明确认为自己继承了诡辩家的传统，尽管他的秘密使命是充当“宗教骗子”。麦克卢汉在学术上犯下的任何罪过，也可以被理解为技术决定论的罪过。
有了麦克卢汉这个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这个词就成了一张网，可以网住各种各样的鱼，其中只有一部分与技术的单一因果观直接相关。这就是谬误的对立统一。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也是一个糟糕的学者，因此，对技术的大而化之是糟糕的学术研究。麦克卢汉是媒介研究领域的一个棘手问题，他将媒介概念推上了风口浪尖，但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人物。他是被建筑者拒绝的基石。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1974年的著作《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中表达了一些愤怒之情，他巩固了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并以麦克卢汉为典型。
“反对者认为”（威廉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技术决定论曾经是一种非常强大并且现在基本上成为正统观点的社会变革观点……技术的直接或间接影响，预见到的或无法预料到的影响，就仿佛构成了历史的全部。”
麦克卢汉从未成为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天主教保守派，他很少受到比《电视》一书更猛烈的抨击（麦克卢汉经常受到抨击，但他大多轻蔑地忽视了这些批评）。
麦克卢汉表面上“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认可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和文化”。他排斥了“社会、文化、心理和道德方面的质疑”，并提供了一种“直接有效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著作中……媒介从未真正被视为实践活动。”他使媒介的运作方式“去社会化”。他让技术变得抽象，“我们可以忘掉普通的政治和文化争论，让技术自己运行”。简言之，麦克卢汉是一个卖国者、理想主义者、反动分子、形式主义者、反历史主义者，是社会批判的敌人。“喜欢勒死可爱小狗”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威廉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同道E·P·汤普森（E. P. Thompson）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汤普森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历史学家和重要的核裁军活动家，他将技术驱动的军备竞赛理解为一种听天由命。他试图揭开核武器思想的神秘面纱。“基于武器和战略的论证被限制在一种必然导致战争的决定论中。”汤普森像一位娴熟的社会历史学家，在系统和进程背后寻找“我们毁灭的人为因素”：
这是一种历史学家们（或者应该说，我所认为的信誉良好的历史学家们）找不到任何历史先例的铁腕式技术决定论。也就是说，撇开一些粗鄙的决定论实践者不谈，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发现技术或发明不能单方面地创造工业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技术也无法靠自己一步步地将我们带向灭绝。历史学家们发现，促成进程或事件发生的是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力量——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经济的，而这些力量中的每一个都只存在于人类能动性这种媒介之中。
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从未如此迫切，要在能动性与毁灭之间二选一。
在大西洋彼岸，20世纪70年代也发生了许多大事。托马斯·米萨（Thomas Misa）指出，1977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出版了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的《设计美国》（America by Design）和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前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历史学家，第三本则是政治理论家。
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合格捍卫者，温纳非常重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小心行事。他的核心观点是“我们看待技术和人类与技术关系的方式有问题”。他以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观点为基础，认为“‘我们的技术’指向一个庞大、多样、无处不在的整体，它矗立在现代文化的中心”。
温纳承认“技术”在语义上无法限制，但他自己也没有做到非常精确，而是投机地利用术语浪潮来鼓动自己华丽的辞藻。他写道：“我不是文字学家，也不思考规范用法。”温纳将技术决定论称为“智识泥潭”。和这个故事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通过马克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制约并不等同于决定。这是对维尔纳·桑巴特的另一个脚注，他在技术史写作中对比了“条件”（bedingen）和“决定”（bestimmen）这两个词。
威廉斯、汤普森和温纳都试图在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这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围绕技术决定论的主要辩论。一些人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倾注了巨大的政治热情。科技史家韦伯·比克尔（Wiebe Bijker）是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的领导者之一，该领域的宗旨就是反对技术决定论。他认为，承认“阐释灵活性”而不是“屈服于决定论思想”，关系到“参与式决策”等民主的根本问题。
同样，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也呼吁，在研究性别关系时，家用电器和它们伴随的意识形态同等重要。拉娜·拉科（Lana Rakow）认为，女性将电话从一种用于简洁商务交流的设备转变为一种用于社交的工具。
与威廉斯和汤普森一样，忽视民众力量的分析模式可能与支配模式同流合污。普通人并不是傻瓜，而那些将技术设计视为强大力量的学者则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压迫势力的行列。微观历史令我欣喜，让它们继续吧！我们需要更多被遗忘的声音。但是，一些学者喜欢将技术设备消解为实践。于是，托马斯·米萨讽刺地说道：“在试图证明技术的社会建构性质时，往往微观研究忽略了技术是否对事情产生了影响这一关键问题。”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回答很滑稽，他说自己不想系安全带，但警报音如此恼人，无论他的意志多么坚定，他都会屈服并系上安全带。他的结论是，技术物的设计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使用者的能动性或聪明才智无关。这里再次说明，在学术界，说一些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但你的同行忘记了的事情，你就能名声大噪。
更邪恶的是，拉图尔谈到全国步枪协会（NRA）的口号“枪支不会杀人，杀人的是人”，这是将技术力量神秘化的怪诞方式。民粹主义是对人民能动性的赞美，这种进步的立场就到此为止吧！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对事物的能动性和能动者的薄弱性很感兴趣，它的传播促成了一种休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或多或少地趋于稳定，成为在（人类）反抗和（机器或其负责人）统治之间的一种道德权衡。
谁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种恐惧是有原因的。有些人接受这个标签，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其他与硅谷关系密切的人也可以自豪地戴上这个标签——霍华德·莱因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凯文·凯利（Kevin Kelly）、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早期的思想家也可以加入这个行列，比如社会学家威廉·菲尔丁·奥格本（William Fielding Ogburn）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在美国文化中，有一种强烈的“技术解决方案”崇拜。在某种程度上，技术决定论是学者们反对工程师的战斗口号，因为工程师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抱有刻板的敌意，他们往往将人的“因素”视为障碍，而他们的本源意识形态是通过改进小工具来实现进步。在这一领域，对技术决定论的攻击完全有道理。
但是，当大炮向内瞄准时，它会击中谁呢？在严肃的学者中，有谁是技术决定论者吗？马克思？他写下了多少关于历史变革复杂性的辉煌篇章，我们却仍在争论“存在先于意识”或“蒸汽磨坊带来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含义。
雅克·埃吕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在《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1964）美译本的序言中，雅克·埃吕尔回避了悲观主义或宿命论的指控，更具体地说，回避了否定“个人”（individuals）的指控。他澄清说：“我并不否认个人行动或某种内在自由领域的存在。”
雅克·埃吕尔承认自己在分析上是一个决定论者，因为他认为更大的技术结构在塑造社会。不过，他的号召力会让E·P·汤普森或吉尔·勒波尔等思想家感到欣慰：“我们需要所有的能量、创造力、想象力、善良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抵制和超越技术决定因素的方法。”雅克·埃吕尔强调：“现实是各种决定因素的组合，而自由就在于克服和超越这些决定因素。”
那么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呢？这位已故的媒介理论家将对硬件的热爱、主体死亡的后结构主义和独特的学术挑衅天赋结合在一起。他经常被称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并不令人惊讶。
基特勒是“书写系统”（Aufschreibesysteme）或“话语网络”（包括设备、机构、程序、实践和主体）的研究者。但是，如果技术决定论意味着“只有技术才重要”，那么他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他的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医生、将军、哲学家、诗人、发明家、士兵和女性（女性很少与其他任何范畴重叠），这些历史著作由话语、工业、算法、战争、爱情、国家和机器所驱动。他的媒介发展叙述中存在大量偶然性，但他的历史观更多地表现为结构主义的突进，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滑坡，但技术并不是唯一因素。（在此，他更接近伊尼斯而不是麦克卢汉。）
基特勒更是自由主体的死敌。他蔑视草根能动性的感伤观念。他提出“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和“所谓的人民”等言辞，这与他眼中软弱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当我们称他为技术决定论者时，我们是在抱怨基特勒的历史方法还是他的政治观点？
如果我们想要批评学者们没有在历史变革中颂扬普通人所扮演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妖魔化技术系统研究或各种媒介所扮演的塑造作用。（也许在这件事上，基特勒只是以牙还牙而已。）今天，当我们许多基础设施都是数字化的，因此看起来是个人化和灵活的。进步的立场可能恰恰主张技术决定论。（当然，最好是完全摆脱主客体的框架。）
工业利益集团赞美积极创作的用户生成内容及其活跃受众，邀请你将互联网视为你的私人领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味地谴责技术决定论，可能会犯一个比赋予设备能动性更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放弃批判，放弃反思的条件。
我可以列举更多理论家的例子，他们声称自己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却被指控为技术决定论者。学术界是一个由句子构成的异质世界，有些句子严谨得无懈可击，有些句子则不然。学术话语包括建立特写镜头、简洁的情节梗概和深入的阐述。技术决定论是一个放大镜。学者们可以写好几页的限定条件，但最终人们只记得他们偶尔的妙语佳句。
批评家攻击那些警句，作者为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段落辩护。史蒂文·沙平（Steven Shapin）指出，警句是学术知识的核心。这不是在哀叹，而是在解释。细微差别是“学术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需要数据的复杂化，消费则需要数据的简化。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会权衡所有微妙之处；当我们阅读时，我们会谋求综合。以-ism或-ologies（“学”）等形式固化的诽谤和侮辱，往往是这种交易中令人不快的一面。
技术决定论的谬误有哪些？如果它真是一种学说的话，那么这些谬误包括：历史必然论的意味，悲观主义甚至宿命论；公众缺乏对技术决策的政治控制；将技术视为独立于人类行动者之外的实体；否认文化偶然性；将技术僵化为单一的“块状物”；高估工程师的力量；坚持单一成因论；以及未能认识到人们在塑造技术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术语还沾染上了许多累赘的形容词——粗鲁、庸俗、幼稚、狭隘、沉闷、软技术决定论和硬技术决定论。也许，所有的批评都归结为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要把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混为一谈。
“技术”也许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术语，我不过是众多试图梳理它的人之一。技术的概念需要清除男性主导、白人中心、西方中心和亲资本主义的偏见。但是决定论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各国人民会愤怒地反对一个根植于学术研究甚至认知本身核心的东西呢？发现决定因素的驱动是探究的核心。学者们抨击决定论，可能像政客抨击政府一样赢得名声，但这两种立场都同样扭曲和最终不可持续（尽管两者都成就了事业）。
“A导致B”是叙事、逻辑和解释的结构。我们想知道A如何导致B（故事），A表明B（逻辑），或A引起B（预测）。如果我们想要知识，我们就需要某种形式的决定论。通过称其为“主义”来远离这个目标，这是一种掩盖学术探究本质的虚伪行为，它只是重申了没有人会反对的观点——我们想要避免糟糕的解释。
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人类活动和环境转变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我们必须尝试讲述关于数据力量或基础设施形态的宏大故事。蔑视技术决定论是左右派共享的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那些显而易见没人会站出来支持的坏事会遭到热烈攻击。谴责政府滥权比让民主发挥作用容易得多，攻击谬论比弄清楚“阐释”及其真正含义更容易。谴责技术决定论比撰写一部真正好的技术和文明的历史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