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带领美国走出疫情的经济低谷，但为甚么选民仍然未必买帐？」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在扰攘数周，并且党内高层连番“逼宫”之后，拜登终于在7月21日宣布不接受党内提名，并且支持其副手贺锦丽（Kamala Harris）成为民主党提名人，参与今届美国大选。
贺锦丽接手之后，选战主轴明显改变，不再围绕著拜登是否适任。初步迹象也显示，因为贺锦丽有望冲高非裔、拉丁裔以及年轻人的选票，民主党在阳光带（Sun Belt）的乔治亚、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都重新有了胜算，甚至有机会翻转北卡罗莱纳州。比起拜登必须将锈带（Rust Belt）的威州、宾州、密西根州三个州全部赢下，贺锦丽面前有著更多条可能取胜的路径。
但整体而言，这场选战对民主党仍是极大的挑战，近期即使是对贺锦丽最有利的民调，也都只显示她在部分关键州和特朗普打平。然而，这并非因为特朗普多受欢迎：从特朗普卸任至今三年半的期间，他的支持率一直都在4成上下徘徊，反对的比率更是稳定过半。事实上，特朗普在任总统的四年期间，也都一直有半数选民对他表示反对。换言之，特朗普虽然极擅长激发核心支持者的热情，但也极不擅长扭转反对者的反感。问题从来都不是特朗普多强，而是在许多关键的区域、在关键的选民群体之间，民主党的候选人表现得都比特朗普更弱。
为何如此？难道这一切都只是拜登老态龙钟、口齿不清惹的祸？还是因为民主党面临某些更为根本的挑战，问题在于“连话都说不清楚”的拜登无力面对这些挑战？在7月第二周，北约峰会在华府举行，当时的拜登仍想藉著这个机会扭转颓势，证明自己还有作战能力；同一时间，在同座城市距离白宫2英里的一间咖啡厅，《端传媒》专访了乔治城大学的历史教授Michael Kazin，请他从“如果在其他时代，拜登领导的民主党还会选得如此辛苦吗？”出发，剖析民主党此刻面临的挑战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成因。而在拜登宣布退选、确定由贺锦丽接替之后，《端传媒》也邀请了 Kazin 评估贺锦丽的选情。
现年76岁的Kazin对于民主党和美国左翼有深入研究，两年前出版的著作《What It Took to Win》探讨民主党史上的胜败关键，尤其聚焦于民主党如何创造一种“道德资本主义”－－推动一种将企业家自由和工人﹑消费者福利结合起来的制度，并进一步说服大众自己代表的是“一般劳工”、“普通人”的利益，借此稳定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在1830年代，这指的是团结南北白人，对抗金权力量；在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这指的是以政府的就业与福利政策为基础，建立跨种族的联盟，含括了黑人左翼运动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但 Kazin 也指出，在1970年代后，即使是受欢迎如奥巴马和克林顿，都没法再统整出一个强大的，有过半数支持的选民群体。
对此，最明显、人们最常提及的原因，当然是黑人民权运动挑战南方的种族隔离体制，而由于民主党较为支持民权运动，南方白人不再把民主党视为“我们的政党”。但Kazin也同样强调，工会组织在70年代之后衰微，也让民主党失去了和基层工人的联系；加上越战的严重政治纷扰，以及卡特政府的薪资停滞、物价飙涨，以及整体的政治失败，又让民主党失去了最后的挽救机会，难以说服白人工人阶级选民“我们的政策也是为你们的利益著想，不是只为了黑人与精英而存在”，终于让新政以来的民主党选民联盟一去不复返。
在2017年出版的《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中，Kazin 指出，自美国立国以来，美国人就是用“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来理解政治，“中产纳税人”（middle-class taxpayers）是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在争夺的主要选民群体。先前提到的“对抗金权”以及新政时期的“照顾广泛劳动者”都是经典案例，而反蓄奴的过程中，北方白人选民有不少人想的其实也不是种族平等，而是“对抗南方奴隶主金权势力”。因此，在特朗普崛起之后，Kazin 曾发了一篇题为“旧怨新瓶”（Old Whine, New Bottle）的评论，就指出民粹主义只是美国人要求他们的政治精英践行机会平等与民主的理想，而不是只在选举期间侃侃而谈；特朗普种族主义﹑国族主义的语言，只是抓住这种情绪的其中一条路径，在美国历史上，不同立场的人其实也都曾用不同的方式做到这点。
而在2011年出版的《American Dreamers》则讨论美国左翼对美国带来的长期影响，他在书中提醒读者，若要评估左翼的成败，需要注意的不只是选举结果，更要看到左翼如何影响文化，如何迫使美国社会正视如蓄奴、种族隔离、性别压迫等问题，进而让原先激进的主张（如废奴）成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常识”。同时，这些运动若要成功，常需要用“实现个人自由”的语汇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并且善用宗教或爱国主义的语汇，而非对宗教组织和国族主义抱持敌意，但这又未必完全符合运动者的理想。
保守派的主要刊物 National Review 称赞 Kazin 本人虽然属于左翼，但对于来自右翼的批评和质疑也处理得相当公允，是帮助理解美国左翼长期以来各种成败的重要著作。这样的研究经历，已足以让他成为分析民主党此刻机会与困局的绝佳人选。
何况，除了政治菁英之外，Kazin也研究基层劳工组织的历史，1987年的成名作《Barons of Labor》研究的正是20世纪初期起工会组织的兴衰──而他在专访中也指出，工会衰落其实是民主党此刻困局的重要长期历史成因。至于1995年的《The Populist Persuasion》，则是研究美国建国以来横跨意识形态光谱的各种“民粹主义”，分析不同版本之间的关联，更是命中了2、30年后讨论美国政局时人人强调的关键词。
以下是《端传媒》和Michael Kazin的访谈。
端：端传媒
Kazin：Michael Kazin
换上了贺锦丽，就能解决民主党的“沟通问题”吗？
端：虽说撤换拜登的最大原因是拜登个人的年纪和健康状况，但从更中长期的角度出发，历史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更理解民主党面对的困境？比如说，在任何其他时代，拜登的“沟通能力”问题，例如他的老态，他时而口齿不清﹑辩论能力不济，都会是那么严重的选举问题吗？
Kazin：拜登所面对的主要质疑，首先还是在于他个人、在于人们不确定他是否仍真的“在状况内”。这些年来，我在不同场合遇过他很多次，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演说家，但过去的他从来不会这样口齿不清，而且还忘东忘西。我对他也是有点同情的，毕竟我今年也76岁了，也经常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我毕竟不是美国总统（笑）。
但如果进一步追问：拜登的情况为何引发这么多顾虑？民主党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把讯息传达出去？这确实反映了民主党好一段时间以来的问题，最迟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很明显。
民主党现在仰赖的选民基础，我会称为“上下联合”（top-down coalition），或者也可以说是“哑铃联合”（dumbbell coalition）。
哑铃是两端很重、中间很细，而民主党现在的选民基础也是大幅仰赖社会的上下阶层。哑铃的一端是专业白领阶层（但也不是最有钱的富豪，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工作者），另一端则是多数居于都市的贫穷选民，有较高比率是少数族裔或晚近移民。至于美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是民主党70年代以来的弱项，在近十年又格外明显。
而在我2022年的书《What It Took to Win》里，我主张这些年来民主党的胜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成功提倡某种“道德资本主义”的视野，进而号召更多选民。这种视野也被一些人称为“经济民粹主义”，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下，仍能同步提升劳工和消费者的生活品质。
而针对这点来说，拜登的一些政策，特别是育儿相关的政策其实相当受欢迎，民调上一直都是如此。但问题在于，拜登的老化让他更难跟大众沟通，所以也始终无法以这些热门的政策为基础，说服中间这群人他有更好的经济政策，确实是照顾他们的利益，因而值得他们的支持；相反地，由于他的沟通能力疲弱，甚至还进一步让不少支持者、特别是“上层”的支持者感受不到被鼓舞、被号召，正是他的困境所在。
端：现在拜登下来了，他的副手贺锦丽将会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她的机会和限制又在哪里？
Kazin：大部分的美国选民其实还不了解贺锦丽是怎样的人，只会认为她是来自旧金山的自由派，知道她在堕胎权和种族平等议题上有强烈的立场。她当然必须继续讨论性别和种族议题，毕竟这就是她的形象所系，也是能用以号召年轻选民的强项，但她面对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则会遭遇相当的困难。尤其对于其中目前并不支持民主党、甚至开始对民主党有些反感的选民，贺锦丽阵营仍需要回应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焦虑，否则仍很可能败选。进一步来说，这类选民普遍已经强烈认定民主党代表女性主义议题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而问题在于，绝大部分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并不认为自己太过父权，也不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而民主党候选人哪怕只是稍稍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指控了，就会引发灾难。
民主党为何难以与中间阶层对话？
端：那么，民主党对于中间阶层这样缺乏说服力的情况，又有什么长期的原因呢？换个方式来说，过去小罗斯福新政（New Deal）就能同时联合黑人和白人的工业劳工，甚至60年代詹森（Lyndon B. Johnson；另译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希望推进种族平等的同时，虽然已经受到一些白人强烈质疑是独厚黑人，但也仍有一群白人劳工愿意相信这些政策也对他们有利，为什么他们就能做到？
Kazin：在你提到的这两个时代，民主党仰赖的不只是总统出面说服大众，更是倚靠工人阶级的组织来传播这些主张，将这个视野和理念传达出去。当年工会的组织仍然强健，有些甚至是跨越种族的（按：1935年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是最早跨族裔的大型产业工会），许多中间阶层因此可以从身边信任的伙伴那里听到民主党这样的讯息。
但现在呢？由于70年代起工会等组织衰弱（按：主因是共和党主导的多项法案打击工会，加上新的政治氛围下，大企业也利用更多既有的法规工具打压工会活动；在这个背景下，工会更无力因应产业变迁，所以无法有效因应经济型态的变化，难以组织新兴的非制造业劳工），许多工人阶级选民能够透过大众媒体听到特朗普的论点，特别是听见他把民生困难和民主党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互相连结；过去，他们会参与劳工组织，组织内可能会有一些他们信任的人，这些人会提供相反的论点，现在却已经不再有这些他们信任的、亲民主党的声音。当然，现在还有部分的人有参与一些特定的社群组织，但是组织的情形和过去的高峰不可同日而语。
随著这样的发展，在这些白人工人阶级眼中，民主党也越来越容易被认定为是服务那群专业白领阶层的政党，进一步被贴上“进步派”、“自由派”的标签，并且和“不是服务他们的利益，不共享我们的价值”画上等号。
事到如今，民主党已经缺乏这样的组织力量，而拜登的沟通能力又疲弱，虽然也有其他民主党的领导人尝试代劳，但对于很多民众而言，只有来自总统的讯息才比较有被听见的机会。不是来自总统本人，人们就是听不到。
也就是说，民主党现在需要的，不是更抢眼的广告，或者更能疯传的迷因，而是要思考如何建立信任。
端：从经济数据看来，拜登带领下的疫后复苏有相当成效。疫情期间的经济衰退、工作机会流失都发生在特朗普任内的2020年上半年，之后就已经恢复成长。例如，失业率在2020年4月达到15%的高峰，拜登接手时仍超过6%，但近两年半以来都稳定维持在4%的历史低档，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增加尤其快速，拜登政府主张这得归功于他们大胆的投资计划。而在2021年、也就是拜登上任第一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已高达6%。去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七大工业国中最高。物价方面，乌俄战争后虽然有一波物价飙涨的危机，通膨率于2022年年中达到9%高峰，但到了2023年，通膨率就已经回到3%，而这一年半以来，中、低薪劳工的薪资成长速度其实也都比物价更快。
从这些数据看来，拜登带领下的疫后复苏有相当成效，许多中下阶层劳工的生活确实有改善。可不可以请你多说一点，在工会组织衰落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其他因素导致人们不愿买帐？
Kazin：民主政治的核心是说服人们“我们真的会帮助你，而且真的能帮到你”，而从2008年金融海啸到前些年的疫情，人们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又持续降低。自此之后，人们对政治的感知方式发生改变，而这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疫情期间实际上的生活经验，比如工作一团混乱的同时，又搞不定该怎么托育小孩，加强了人们对政治人物失职失能的感受。
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小罗斯福可以说是躲过一劫，因为他是在大萧条已经持续三年之后才上任，所以选民普遍不会把民生问题怪罪到他头上，反而愿意肯定他带领复苏有功。一般而言，在美国政治史上，执政党在期中选举通常注定失去席次，然而在1934年的期中选举中，即使大萧条依然持续，但小罗斯福带领下的民主党却能够在参众两院都斩获更多议席，正是此一现象的结果。当然，2022年拜登带领的民主党在期中选举也表现不差，外界预期的“红色浪潮”并未发生，但这主要是因为堕胎权议题成为选战重点，与经济的关系不大。
谁是民众，谁是精英？
端：刚才你提到从2008年开始，人们对政治人物的信任持续降低。这种对政府失去信任的现象，对两党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共和党受伤的幅度，为什么似乎远小于民主党？
Kazin：当然，确实有许多民众对两党都不信任，认为两党政治人物都不值得信任──假使民众对主流政治人物的信任程度再高一些，川普在2015、16年也未必能够拿下共和党的提名权。
然而民主党确实受伤更深，而这则是基于美国政治的一项特点：民主党更会被认为是代表“政府”的政党，而共和党则不然。在威尔逊和小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之后，民主党更常被认为代表政府；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相较于欧洲的右翼经常是起源于捍卫体制、捍卫阶序关系，战后的美国右翼却有强大的反体制、反精英色彩。麦卡就锡是最好的早期案例，当年他主张有一群菁英要出卖国家，而这群菁英被说成是共产党的“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并用“自由派”的标签标举出他们和一般美国大众抱持的价值观不同。相较之下，保守派就以“捍卫一般美国大众的价值观”自我标榜，是战后至今美国政治的特色。
而到了今日，特朗普更是了解自己的潜在支持者们也深深不信任体制，但相较于早期美国右翼会认为商业是美国价值的重要组成元素，特朗普则明确把一些富商也划入敌对菁英的那一边，在第一次选举时就有“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这样的口号，指的就是要对抗华府政商菁英之间的合谋。
端：这种一般民众与精英的对立，经常被认为是所谓民粹主义的核心，而你刚才提到，美国民主党成功的关键，其实也经常在于提出“道德资本主义”或者“经济民粹主义”的视野，那么，民主党历来的版本和共和党、特朗普有怎样的差异？
Kazin：我常用的形容是，民粹的语汇并不专情（笑）。这种语汇并不专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重点就是在于要能够界定出精英是谁，一般人又是谁。特朗普的界定方式是其中一种，兼融了宗教式以及反政府的内涵，也取得相当的成功，对于福音教派白人的核心受众而言尤其如此。
那民主党呢？在过去成功的论述中，倒未必是攻击整个商业界，而是将生产者和所谓的食利者区分开来。在美国文化中一直有一种认知，认为“真正的美国人”是卷起袖子著手生产的人，不管产出的东西是什么，这些就是“一般人”；相对地，套用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曾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一百年前著名的书籍标题《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与生产者对立的精英正是那些“用别人的钱赚钱”的人。
在目前的民主党中，如华伦（Elizabeth Warren，麻州参议员，被认为是进步派代表之一）提出要开征财富税，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不过这条路线遇到了两种困难，一方面，这对许多选民来说比较遥远，未必能直接共感，另一方面，这样的政策当然也会被民主党大金主们反对，而美国选举又出了名的花钱，让大金主们有了更强的影响力。值得补充的是，民主党过去曾经不那么仰赖资本家捐献，1936年大选时民主党最大的金主其实是工会（按：指的是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但这当然已经是过去式了。
另外，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布朗（Sherrod Brown）是我心目中阐扬这种生产者精神做得最好的政治人物。他除了提及民生，还会特别强调“劳动的尊严”，是他这套论述的特色。而在上次的选举中，虽然特朗普于2016年在俄亥俄州获胜（按：差距约8%），但布朗却在2018年能够以约7%的差距击败共和党的对手。今年，特朗普料应也能轻松拿下俄亥俄州，但如果布朗依然能够成功连任，有望让这条路线在民主党内更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