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具体领域的几个具体政策就能解决的，而是道路性、理论性的问题亟需“拨乱反正”和纠偏，体现在，如何看待“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
其中，最核心的应该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这里却让位于“经济和社会”，在最新通稿中排在第二，“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算“经济账”和“算政治账”的问题，将其放在“政府和市场”的前面，表明本次改革方向重点并非市场化方向，反而更强调政府对资源分配的干预。
这也表明，高层对中国当前问题把脉不准（或刻意回避），此前习在考察中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下降的主因是什么？”，虽然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完整语境，但对于这个问题，新质生产力的鼓吹者林毅夫是这样解释的：“民营企业的表现主要是受到外部市场影响，是国际贸易趋势变化造成的，并不是政策造成的”，这不得不怀疑，最高层对当前核心问题是否认识到位，或者真心觉得“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纠偏的必要和紧迫性？
2、本次改革的大前提。习明确说明“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否则就是自毁长城”，这就是所谓“根本制度”，根本制度不仅不会改、不会完善，还要进一步“筑牢”，这是大前提。
对于道路性、理论性问题的回应，往往与这些大前提存在冲突，这就更难在道路性、理论性问题上做出“拨乱反正”的纠偏。因此，不要期待会集体“右转”，甚至连道路性、理论性的向右纠偏都很难有，更只是具体领域的具体政策措施的提出。
3、可能讨论的几个具体问题和应对改革措施方向：
①“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应新质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包括但不限于：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科技自立自强、发展风险投资等）、民生领域制度改革（电力体制、三座大山等）、主体功能区制度和农业农村综合改革（统一大市场、城乡融合发展、宅基地？等）、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改革（在安全的基础上适当开放，优化外资企业营商环境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清洁能源、碳达峰碳中和等）；
②宏观经济治理问题–待观察，不知张斌的建议能否听得进去；
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对应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④发展安全问题–对应安全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对应强化党对经济的领导和对社会的管控）
4、对于具体措施也要放低期待，高层对于重要问题的存在的认知惯性若不做出改变，可能导致具体改革措施也不及市场预期：
一是，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法。高层认为在经济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有形的手比无形的手更为重要。若这个观念不改变，对于后续完善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和期望，自然也不必抱有太高的期待（上面讨论已有体现）；
二是，对于债务的看法。高层依然认为债务可能是贬义的，债务太高了就是不好，地方债务太高了，就要严格限制地方进一步新增债务。若这个观念不改变，那么，对于市场希望中央接替地方和居民加杠杆提升债务水平的过高期望，大概率也会不及预期；
三是，对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看法。高层依然执着于刺激供给端，即使供给过剩，也宁愿刺激过剩供给并以低价出口海外市场。
一方面，表现为自上而下地倾向于刺激投资而不是消费，即使也出台了很多所谓促进消费的措施，但更多是从供给端刺激以促进消费，而消费的核心本就在于需求端；另一方面，表现为过早担忧”养懒汉陷阱“的问题（习曾多次提及），不愿大规模增加社会福利，即使我们仍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社会。这个观念不改变，将导致改革在民生问题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不及预期；
四是，对于通胀和通缩的看法。高层对通胀的担忧，更甚于通缩，实际上经济陷入通缩泥潭往往比通缩更难解决，影响更为深远。我们当前面临的预期不稳、信心和有效需求不足等，实际上都是经济通缩的表现，且或将长期存在。这个观念若不改变，也将导致接下来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力度，也将不及预期；
五是，对于外部问题。高层倾向于用对抗思维，而不是合作或竞争思维来看待。特别是对比中外双方的官方通稿可以发现，外方往往强调的“竞争”与“安全”等中性词汇，中方更多强调的是“遏制”、“围剿”等对抗性词汇。这样的认知惯性若不改变，将导致外部灵活性降低，以及对外开放的改革推进不及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