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4年，英国人赚到钱吗？答案：几乎没有。
特约撰稿人 谢达文
2010-2024，失落的14年
5月22日，英国首相辛伟诚在唐宁街前，在没拿伞也没人撑伞的情况下，淋著雨宣布将于7月4日举行下议院改选。在演说中，他强调只有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计划”，能够带来经济稳定。
经济本来就是选举“必答题”，民调公司YouGov最新的调查显示，有半数的英国选民认为经济是国家当前的前三大重要议题，是最多人选取的选项。但同一份调查也显示，有将近7成的选民认为政府对经济问题处理不佳。而面对长期落后于工党两成之多的民调，保守党政府最近不断强调经济正在“逐渐转好”、已经“度过难关”。确实有一些数字可以作为证据：比如通胀（通膨）率终于回到相对正常的2.3%，显示物价渐趋平稳；2024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0.6%，虽然仍旧不高，但已是两年来新高，更代表英国走出衰退期。
但对此，工党的反击其实非常简单：这只不过代表最近稍微不那么差，但保守党执政这14年来，经济真的有比以前好吗？
而一旦采取这个中长期的观点来看英国经济，2010年至今的保守党政府只能说是表现极差。自2010年保守党取得执政权的14年以来，英国人均GDP成长率每年仅有0.8%，单就这项指标而言，是战后历史上最差的成绩，更是唯一没有达到1%大关的案例。
同样地，实质工资（也就是考虑通胀之后的工资）即使在近几个月有所起色，但在保守党14年执政期间，实质薪资的年均成长率也仅有0.2%，同样是战后最差的表现。
当然，对民众而言，最直接决定“生计”的因素就是实际有多少收入，而关于这点，保守党要找到方法为自己辩护，恐怕更是非常困难──早在疫情、早在乌俄战争之前，英国的人均收入早已陷入停滞，可以说是失落的14年。
过去14年，英国人赚到钱吗？
为了衡量人们的进帐，一项常用的统计指标是“人均家户实质可支配所得”（average real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per person），即是收入用来交完税（“税后”）还剩多少。那么，在考虑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胀率）之后，保守党执政的这几届国会表现如何？
答案是“极差”：几乎停滞不前。
据独立智库Resolution Foundation分析，这70年来表现最差的四届英国国会，近三届竟然通通上榜，分居最差、第2差和第4差：2015-2017年国会，人均可支配所得的年均成长率仅有1%，可以说是完全停滞，2017-2019国会的年均成长率也仅有3%。至于2019年开始的今届国会，在考虑物价上涨幅度之后，每人平均的家户可支配所得还以每年1%的速度降低，是70年来仅见“民众变穷了”的国会。
在近四届国会中，仅有首届（2010-2015年）表现较为“正常”，年均收入成长率是7%，以历史标准来说算是中段，不过值得补充的是，该届国会是2008金融海啸后的复苏期，是从历史低点回升，本来就应该要有相当的成长。
史上只有1974年2月至-1974年10月的这届国会，能与最近三届相提并论。但这届任期不到8个月，又完全落在1973-1975年石油危机所触发的西方经济萧条期间，本来就不可能有太多成长，可以说是非战之罪。而改选之后，工党政府执政四年半，期间人们的收入成展就超过1成。
换言之，保守党已连续执政14年，但任期四届国会中，竟有三届是要与这届多事的国会相提并论，甚至表现更差，足见最近14年，英国人是真的“赚不到钱”，保守党实在无法宣称真有改善人民生计。
惨过金融海啸
当然，“平均”只是反映整体趋势。若要分析选情，必须考虑各阶层选民群体的状况。毕竟，虽然多数选民的所得停滞甚至衰退，但如果另一群选民的经济状况其实有改善，那么后者可能还愿意相信保守党政府“拚经济”的能力。
然而，对保守党相当不妙的是，他们恐怕根本找不到这样一群选民。
在金融海啸之前，不论是低收入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4分1）、中收入家庭（收入约处于中位数）还是高收入家庭（收入属于最高的4分1），英国家庭的所得都有年均2%上下的实质成长（与前一张图不同，这张图呈现的是家户而非个人的数据）。至于贝理雅交棒白高敦后不久，即发生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中收入家庭的收入因此以年均不到0.1%的速度小幅衰退，而高收入家庭衰退速度则是0.7%，后段家庭则仍受到有力的保护，工党政府紧急推出一系列纾困措施，包含增加低收入家庭的福利金，并专门为低收入者砍税等等，因此最终仍能逆势达到年均0.9%的成长率。
然而，到了2010-2015和2015-2019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即使尚未有疫情，又明明已经走出金融海啸，但不论是位于后段、中段还是前段的英国家庭，所得成长的速度都慢于先前戴卓尔（1979-1990）、马卓安（1990-1997）和贝理雅（1997-2007）时期。
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他们这段期间年成长率先是各只有1%和0.8%，到了2015-2019年更只有0.2%和0.5%，明显陷入停滞，与先前的高峰相较，等于先腰斩一次后又再腰斩一次。至于低收入家庭情况更坏，在2010-2015年平均成长率仅有0.7%，之后的2015-2019年更只有0.3%，与贝理雅执政期间的高峰相较，各自仅有3分之1和6分之1，甚至还低于贝理雅执政时期、受到金融海啸冲击下的0.9%。换言之，单就这项指标而言，如果是从低收入家庭的角度来看，就连金融海啸时期都好过2010-2019年的保守党执政期间；至于何以如此，经济学家普遍归因于生产力停滞，而这背后又是因为政府和民间的投资双双疲软，国家的产能无法提升，因此不分阶层，收入的成长也都非常有限。
而停滞甚至还不是最糟的情况。到了2019-2022的今届国会，历经疫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等一系列变故，所有阶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都面临衰退。低收入家庭以年均0.2%的速度衰退，中段家庭的年均衰退速度更达0.6%，都明显惨过金融海啸时的0.1%。至于高收入家庭年均衰退速度0.6%，较之金融海啸时期的0.7%也仅仅是稍好一些。不论原先收入为何、不论是贫是富，人们感受到的都是收入缩减，日子更都只有越来越难过，收入前段的家庭面临跟金融海啸同等的冲击，而对收入中后段的家庭而言，情况甚至惨过金融海啸。
除非你高龄且无大学学历，否则不如回到金融海啸前
保守党执政14年，难道真的没有为任何一个群体带来进步吗？从世代的角度来看确实是有，而这也决定了保守党这次的选战策略。
先看处于现时“21-40岁有大学学历”人群的实质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已考虑物价上涨幅度）比2007年还低了9个百分点。假设你要打游戏，角色设定是“21-40岁有大学学历”，那你应该去2007年金融海啸之前的世界，还是现在？从收入角度考虑，如果你选择2024年，收入就会比2007年版本的你低上一成。
事实上，该选择2007年的不只有这群人而已：相比2007，现时“21-40岁无大学学历”人群收入低了2%，“41-55岁无大学学历”人群收入低了3%；而有大学文凭状况更差，“41-55岁有大学学历”人群收入低了13%，连较高龄的“56-75岁有大学学历”人群的收入也低了9%。
金融海啸后，保守党执政14年，英国各项职业的就业条件普遍下滑，尤其是所谓中高阶专业工作更是如此，就业机会并未随著高等教育扩张而增加，让大学文凭面临“贬值”，导致2007和2024年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由于税率级距门槛经常未随通胀调整，人们的税务负担增加，据独立智库Resolution Foundation估算，也使得这些劳工的家务可支配所得下降1%至2%不等。
但的确有一类人的生计稍稍变好了：“56-75岁且没有大学学历”，他们的中位实质可支配所得成长6%。根据Resolution Foundation的分析，这不只是因为这群人的劳动条件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更是因为这群人的收入大量仰赖国家给付的退休年金，而保守党执政以来，虽然各项社会福利都受到大幅缩减，唯独退休年金稳定成长──政府提供极为优渥的“三道锁”（triple lock）政策，保证每年退休金都会上涨，涨幅是年度“通胀率”、“平均收入成长率”及2.5%三个数字中最高者。政府年金持续上升，加上这些年长者多半还有各自工作所带来的个人退休金，让这类人的所得能够逆势上升，成为金融海啸后收入唯一能有所成长的一群。
在这个背景下，这群人成了保守党唯一的希望：民调落后2成的保守党政府，首要目标是不要输得太难看，但面对多数选民都已经对他们毫无期待、不想听他们说话、不相信他们真的有好的计划，辛伟诚团队的主要策略因此是稳住高龄选票，先求避免灾难性的败局。
相较之下，工党的策略可以说是好整以暇，但也可以说是过度戒备，既然保守党（特别在卓慧思之后）已经在经济上失去选民信任，工党目前的策略是尽可能不要提出任何具体的政策方案，以免受到过多的检视和攻击，目前给出的讯号甚至是要延续保守党目前的财税措施，只是会更鼓励投资，并更强调政治稳定──“稳定就是改变”，工党的影子财相里夫斯（Rachel Reeves）在一场演说里这样说。
相较之下，辛伟诚就不敢如此稳扎稳打，而必须频出险招。他于选战第一周提出的政策，包含还要推动“三道锁＋”，单独调升退休者的免税额门槛，以确保退休年金不会被课税；换言之，即使当下财政紧缩，也要选择优先照顾老年人。同时，他还主张要缩减高教机会，砍掉“低品质”──指的是毕业生收入较低、升迁较缓慢──的大学名额，要学生改去担任“高技术”工作的学徒（apprenticeship），也显然是不顾年轻选票，只求高龄且无大学文凭的这群人能够回到保守党怀抱。
引起更大争议的，则是辛伟诚表示希望恢复1960年以前的兵役制（national service），要18岁的年轻人多多为国奉献──不过，由于军队根本没有量能可以容纳这么多短期义务役，绝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会被要求每个月选一个周末当“义工”，服务自家社区，被戏称为“强迫志愿”的政策。这样的政见显然不惜得罪年轻人，完全是为了讨好那些希望“重振纪律”的高龄选民而存在。而政见宣布后立刻执行的民调显示，这样讨好的效果，甚至很可能仅限于对1950、60年代仍勉强有记忆或有向往的超高龄选民：不仅18-26岁选民仅有23%支持此一政策，不到四分之一，就连60-74岁间的选民也都只有45%支持、36%反对，支持方仅稍稍领先，并未明显买帐，仅有在75岁以上的选民之间则是63%支持、26%反对，呈现压倒的局面。
尤有甚者，为了赶紧抛出这样的讯号，这个政策来得相当仓促，显然在保守党内部都没有经过充分讨论：毕竟不过一周之前，政府官员还在国会公开表示这样的建议有许多缺点，并非政府政策；政策推出后，有部长级官员具名表示并未获得咨询；面对媒体询问，其他官员更无法回答“处罚措施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有人说可能考虑祭出罚款，有些人说可能考虑要求年轻人的父母缴纳罚款，甚至一度传出要让逃兵的年轻人无法从事公部门工作，即使现在英国公部门其实严重缺工。这样的政策宣示背后，显然只是表态而已，连基本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宣称要让老人免税，回过头来要求年轻人不念大学、去服兵役──多家英国媒体都形容这根本是世代战争，背后反映的是经济困局下辛伟诚的孤注一掷，想的已经不是争取年轻甚至中壮年人的支持，而是希望至少守住“近年来生计勉强没有变差”的唯一的一群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