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红剧集是否意味着泥沙俱下的时代的开始：不断创造关涉少数民族的文化类型产品，供内地汉族中产阶级大肆消费的时代？
特约撰稿人 卡拉达依
距离暑期旅游季还有一个多月。新疆哈萨克族题材的剧集《我的阿勒泰》此刻正红遍中国大陆。这部同时由中央电视台和串流视频平台爱奇艺参与制作、改编自作家李娟散文的8集迷你电视剧，4月7日在法国戛纳电视剧节首映。截至5月17日，官方宣布已在全网累计播放超过1亿次，豆瓣网评分一路涨到8.8分，位居2024年中国电视剧之首。这样的人气不仅让李娟的同名原著散文集也连带卖得炙手可热，也让阿勒泰的文旅部门迎来一波预期中的旅游热潮。
位于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从首府乌鲁木齐乘坐火车要14个小时，在中国是边缘地区中的边缘。1979年出生的作家李娟曾生活在这里，她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主题都和自己一家人在牧区开杂货店，与哈萨克牧民共同生活的经历有关。而导演滕丛丛，早年读过李娟的作品，其后获得这本散文的改编版权，在2023年组建了以女演员马伊琍、周依然和男演员于适为主演的剧组，正式开拍。
剧集《我的阿勒泰》里，在阿勒泰牧区出生、心怀作家梦想的汉族移民“疆二代”女生“李文秀”（周依然饰），在城市里打工饱受欺负后回到牧区，和丧偶的母亲张凤侠（马伊琍饰）一同经营小卖部。在和哈萨克牧民一起向夏牧场搬迁的过程中，她结识了哈萨克族青年巴太（于适饰），两人发展出一段关系。过程中，剧集包含了爱情元素，也描绘了牧区的社会变迁，加入了一些惊险的戏剧化场面。
若把它当作汉族制作、给汉族看的主流电视剧，它在少数民族文化和青年文化上的诚意和关怀，可说是时代环境中一股清流和小小的希望；但若当它是一部表现新疆和哈萨克文化的民族剧，尤其是考虑到时代背景，就充满了尴尬和不适。
哈萨克族观众有充足的权利不喜欢？散文改编成电视剧的难度不小，平心而论，《我的阿勒泰》大量还原了李娟笔下的生活细节——如舞会中的情歌、夏牧场漏雨的帐篷、叫过油肉拌面被狗赶走的男人⋯⋯但与原著不同的是，以李娟为原型的“李文秀”在剧中谈起了恋爱，甚至出现了冒险剧情，这或许会大扫李娟书迷们的兴致——尽管在一些细微情感表达上，电视剧中李文秀和巴太的感情，和李娟原著中在舞会上认识年轻男生麦西拉的情节仍有某种相似之处。
我的阿勒泰》走红，除了让导演和几名演员在内地获得各种赞誉，也连带让哈萨克族在汉地“出圈”。剧中的哈萨克族演员，如扮演老猎人苏力坦的阿力木江·吐尔逊拜克（Alimjan Tursenbek）、扮演寡妇托肯的阿丽玛（Alima）的演技得到了许多好评；作为剧集配乐的哈萨克音乐——哈萨克族音乐人叶尔波利（Yerboli）和热依达（Reida）创作的好几支插曲，还有冬不拉大师沙依拉西（Sayrax Jarmukamet）的演奏，也大概是第一次进入主流汉族观众的声音世界。
更不必说，剧集推出后，阿勒泰和新疆旅游的热度一路高歌猛进——到5月底，已经出现了阿勒泰因为游人涌入而抱怨厕所难找的新闻。
然而好评如潮之外，一些严厉的批评也随之出现。
结合《我的阿勒泰》制作中新疆自治区和阿勒泰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人们有理由认为，剧中展示的牧区生活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扮演了“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式的新疆宣传和粉饰角色。
最重要的批评，是认为这部剧在粉饰太平。考虑到2017年以来政府在新疆反恐和民族融合上推行的严酷政策——强制汉语和政治学习的再教育营、严打和高度压制性的社会、人身控制等等，加上过去十年中国对少数民族推出的以融合为主、变相汉化的二代民族政策，结合《我的阿勒泰》制作中新疆自治区和阿勒泰地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人们有理由认为，剧中展示的牧区生活无论有意或无意，都扮演了“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式的新疆宣传和粉饰角色。
网上的一些评论提到：考虑到时代背景，哈萨克族观众有充足的权利不喜欢这部电视剧——无论是剧中用汉族演员表演哈萨克族主角，还是其中贯穿着的对游牧文化的想象、美化和消费倾向。
作为汉族，笔者对《我的阿勒泰》的感受是两极的——如果把它当作一部汉族制作，给汉族看的主流电视剧，那么它在少数民族文化和青年文化上的诚意和关怀，简直可以说是时代环境中的一股清流和小小的希望；但把它当作一部表现新疆和哈萨克文化的民族剧来看的话，尤其是考虑到时代背景，它就充满了尴尬和不适。
甚至，它也许意味着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的开始：一个不断创造有关少数民族的文化类型产品，供内地汉族中产阶级大肆消费的时代。
当中国人开始重新寻找“远方”
“人要体验生活，要感受，还要受伤”，这近似19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的气质伴随剧集走红，似是说明了这样的生活想象正在中国当下年轻人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或至少是变成了更有价值的追求。
不得不说，“我的阿勒泰”虽然是一部少数民族主题的电视剧，但其走红几乎是中国主流汉地青年人生存状况和人生哲学变迁的缩影。
或许五年前，我们都很难想象《我的阿勒泰》会受到中国（汉族）观众的追捧。虽然那时李娟早就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著书数本，在文艺青年圈子小有名气，但还远没达到大放异彩的程度。那时，新疆的“严打”还处于高峰，而同时期内地年轻人追捧的现代生活剧集，应该是讲述上海年轻中产打拼故事的《欢乐颂》。
李娟的节奏从来不是内地的：她没有光鲜的学历，写作也不是科班出生，却也没有什么焦虑感。她几乎完全依靠生活经历和时间，慢慢在边缘的边缘积累着故事和文字的成熟度。对内地尤其是大城市的中产阶级来说，李娟的生活几乎是另一个平行世界，和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欲望，都没有什么交集。
但五年过去，国人生活的变化已天翻地覆：经济不景气持续中，大城市粉红泡泡在经历了三年防疫政策——尤其是上海封城——之后被残酷戳破。疫情管控期间，年轻人不但开始厌恶“内卷”，甚至喊出“最后一代”口号，直接实践躺平主义，以“发疯”的形式对抗生活中的无力感、窒息感和无望。短短五年过后，在大城市当上中产已不是全民共享的理想，或者大家已觉得这是一个用来“割韭菜”、麻醉年轻人的幻想。于是，青年人要么直接向现实投降，去考公务员；要么大批涌入云南大理等地，过上不上班，打零工，追求自己舒服的“游牧”生活。
而真正的游牧生活，《我的阿勒泰》里展示的那种油画般的游牧生活，大概比大理更原生态、更具有游牧感，许多观众在串流弹幕留言：“看得我的尸体暖暖的”。这是中国当下最潮流的“社畜”黑话——谓每天上班的自己仿佛行尸走肉，而治愈系的文化产品则让行尸走肉恢复了一点生机。
中国城市中产年轻一代心目中或许已经出现了东方主义式“自由的游牧”和“内卷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而被前苏联机械化和现代化过程“俄化”的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居然和中国汉族人一起羡慕起阿尔泰山里的哈萨克牧民生活。
具体到剧情上，《我的阿勒泰》倡导了许多几年前在中国不敢想象的价值。如剧里一再说：人要体验生活，要感受，还要受伤。前些年教育讲求“赢在起跑线”，“受伤”或挫折和不顺或许是可怕的，但这近似1980年代中国文艺青年的气质伴随剧集走红，似是说明了这样的生活想象正在中国当下年轻人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或至少是变成了更有价值的追求。
这部剧集的热度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日益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开始对发展主义产生不同的理解。剧中阿力木江·吐尔逊拜克扮演的老猎人苏尔坦，一再拒绝现代生活方式——不愿为了坐火车放弃佩刀，不愿放弃猎枪，不想让孩子离开草原。剧集播出后，这并未有招来诸如“发展就是没办法要接受”之类的论调，反而许多年轻观众都在社交平台上为这个角色感到“理解”和“难过”，甚至哀叹传统之消逝。
这多少说明，年轻一代人不再像长辈那样，因为曾经日子太苦，所以相信人要努力发展，把过去的生活方式视为落后的、要抛弃的；相反，城市中产年轻一代心目中或许已经出现了东方主义式“自由的游牧”和“内卷的现代生活”之间的张力。
不过，这里倒有一个有趣的对照——《我的阿勒泰》被加上了俄语配音，引入了哈萨克斯坦，引发了哈萨克斯坦网民们的讨论。翻看社交平台，许多已经“俄化”的哈萨克人在网上这样感慨：“中国的哈萨克族居然能说流利哈语”、“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多耻辱啊”。还有人感慨说，剧中的哈萨克牧民生活才是真正的哈萨克精神。
被前苏联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过程“俄化”的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居然和中国汉族人一起羡慕起阿尔泰山里的哈萨克牧民生活。这样的雷同，我们大概可以解读为：《我的阿勒泰》这部剧营造的氛围，能够精确击中现代化社会里，中产阶级对现代社会之外存在的“高贵的野蛮人”的想象。
可以想见，在《我的阿勒泰》之后，会出现一轮少数民族题材影视和文化作品热潮，而其中走红的秘诀，一定包括了少数民族文化如何能够为内卷的汉地排遣焦虑，提供不一样的世界观支持。当然，和曾经富人对西藏活佛的需求不同，这类文化产品的角色之一，就是“灵性”需求的大众化——为大众提供廉价的、可以大规模生产的精神疗愈产品。
“鲜肉”演哈萨克，既是进步，也是窒息
巴太可以被看作导演和女性观众共同塑造的、对现代中产女性充满魅力的“少数民族男青年小奶狗”——与其说他是具体的人，不如说是女性情欲的化身。
《我的阿勒泰》中，内地演员于适饰演的“巴太”圈粉无数。这个并不存在于李娟原文中的青年男性帅气而腼腆，对女主角一片真心。于适的颜值、身材出众。滕丛丛在访谈中提到，因为于适多才多艺，所以在剧中特意把巴太设定为一个骑术高超、会使用弓箭、会弹吉他唱歌的哈萨克族青年。这些才艺展示，果然成为《我的阿勒泰》源源不绝的话题，有许多粉丝特地去到饰演巴太父亲苏力坦的阿力木江的社交账号下，大呼“你儿子好帅！”“叔叔您好！我是您的电子儿媳！”。
于适拥有蒙古族血统，或多或少带着“异域风情”。剧集宣传称，为了表演巴太这个哈萨克族男青年角色，于适提前半年开始学习哈萨克语，背下了所有台词，在剧中巴太的哈萨克语台词，也都是于适原声演绎。
让于适饰演巴太，是《我的阿勒泰》最具争议性的地方之一。毕竟于适虽然有官方的蒙古族身份，母语却是汉语，也在汉族家庭环境中成长，整体上完全可以算作内地汉族演员。一旦这样理解，那巴太这个角色就变成了多数民族饰演少数民族——这在族群议题上之危险在于，因为这几乎是在暗示少数民族不能表述和扮演自己，只能交给占据宰制地位的主体民族来表述和扮演。
尽管于适其实很努力在表演好一个哈萨克族角色——汉族演员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乃至用少数民族语言念对白而不靠配音，在中国演艺历史上或许并不多见。
有一些哈萨克族观众批评、吐槽说，于适的台词读得异常僵硬，“像是AI配音”，但这也多少说明于适的哈萨克语口音其实不算太差，以至于可以让人觉得像是标准化的机器朗读。仅就语言而言，这角色简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融合”的典范。
然而，于适演绎巴太，必然会在民族题材的影视上带来一种窒息感。甚至，这种窒息感还和女性主义有些微妙而复杂的关联。
作为一部女导演拍摄的、强调女性故事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其实可以说是偏向讨好女性观众的。
于适是否开创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先例呢？在以后，是否少数民族剧的主角，都可以交给内地汉族演员来扮演？毕竟他们/她们更容易击中主流观众的审美？
巴太的角色，尤其是巴太和李文秀的恋情，如果仔细推敲剧情，会让人产生疑惑：李文秀对巴太的喜欢，开始更像是李娟笔下悠长的单恋——“出于年轻而爱上了麦西拉⋯⋯可那又能怎么样呢？这些似乎都是与我对他的爱情无关的”，但很快，剧中的巴太就展现出了对李文秀的喜爱，这里的爱似有些无所依据，两人的互动铺垫也并不充足，紧接着巴太就出现了嫉妒、紧张、猜测——在女主角面前显得像一只“小奶狗”。
或许，巴太可以被看作导演和女性观众共同塑造的、对现代中产女性充满魅力的“少数民族男青年小奶狗”——与其说他是具体的人，不如说是女性情欲的化身。而剧中女主角李文秀和巴太的关系，尤其是在草地上看着一群男人幼稚地扭打在一起的桥段，也更加凸显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独立自主。
只是，如果我们把《我的阿勒泰》视为一部少数民族剧而非主流电视剧的话，我们就会追问：难道少数民族剧的主角也需要符合汉族女性的主流审美吗？难道少数民族演员就只能在主流电视剧中饰演配角吗？想起几年前因为颜值而被疯狂消费的藏族男青年丁真，这里的巴太不就是一个更具像化、更可以被消费的丁真吗？
在这里，于适是否开创了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先例呢？在以后，是否少数民族剧的主角，都可以交给内地汉族演员来扮演？毕竟他们/她们更容易击中主流观众的审美？而《我的阿勒泰》剧组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真诚探究、于适努力学习哈萨克语和扮演好少数民族角色的努力，也未知是否会成为日后近似主题演员与剧组会采取的高标准。
这倒不是说《我的阿勒泰》中反映的主流商业审美化的危险就完全是一个民族问题。毕竟，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东亚影视中，资本化的“鲜肉”审美在整个市场中都拥有霸权地位。就算是汉族演员又如何？难道《我的阿勒泰》能交给孙红雷主演吗？上一代长相“五光十色”的汉族男演员，如果年轻几十岁放在今天，恐怕很多都无法在粉丝文化时代的造星运动中崭露头角了。而反过来，如果中国哈萨克族演员中有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Dimash Qudaibergen）这样的长相，那么反过来演主流汉族片扮演主角，似乎也不是不可以想象？“巴太”角色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怕只能在多年之后重新审视与讨论，才能得到答案。
最不坏的少数民族题材，最尴尬的少数民族题材
甚至《我的阿勒泰》也并没有把汉人的生产生活当作高级的、需要少数民族模仿的东西。剧中的大反派是个广东人——改革开放前线的商业头脑和对金钱、发展的渴望变成了破坏牧区生活的罪魁祸首。
如果把《我的阿勒泰》当作一部主流剧审视，那么剧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可以说处理得要比几乎其他任何汉族主导的文化产品都好。
比如，其中没有像很多主流剧集那样凝视少数民族女性，最出彩的角色“托肯”（阿丽玛饰）是一个在不断追求独立和自主的强大女性；比如音乐和民俗方面，剧集大量尊重和使用了新疆本地积累的民族音乐和现代音乐传统，没有出现为了讨好主流观众而迎合他们对于异域音乐的想象。
甚至，剧集还展示了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转场过程中苏力坦带着主角一家做祈祷，双手伸出手心向上，这是伊斯兰教的“堵阿”（dua）祈祷。（只是，看到这个场景，笔者第一反应是“这居然也能拍？如果是少数民族来拍，可能就要被当作宗教极端化了。”）
甚至《我的阿勒泰》也并没有把汉人的生产生活当作高级的、需要少数民族模仿的东西。剧中的大反派是个广东人——改革开放前线的商业头脑和对金钱、发展的渴望变成了破坏牧区生活的罪魁祸首。
汉族女性还是有意无意扮演了启蒙者和改革者的位置，这意味着剧集中的哈萨克族还是被放在了一个更“原生态”的位置。也因为这样，观众才能把哈萨克族牧民理解为“高贵的野蛮人”，从而产生出逃离城市回归草原的梦想。
但如果把这部剧当作一部反映阿勒泰生活的少数民族剧来看的话，尴尬之处也非常之多：
除了前文提到的用内地演员扮演哈萨克族角色，《我的阿勒泰》也并没有挑战汉族对现代化的主导叙事。这种叙事体现在剧集的细微之处：剧中，主角一家几乎没法说几句哈萨克语，而居然可以和牧民们沟通无阻。这多少有些违反“老新疆”汉族人的常识，也和李娟笔下大家需要掌握大量基本哈语词的现实不同。“说国语”（在这些年的新疆称为“国语”），作为近年国家意识形态极端强调的内容和最强势的意识形态载体，在剧中虽然没有被强调、被捍卫，但也没得到任何挑战。
另外，在剧集本身设定的传统/现代的对立设置中，汉族，或者说是汉族女性，还是有意无意扮演了启蒙者和改革者的位置——李文秀在蒙古包里站起来为寡妇托肯改嫁说话，这难道不会跌入“汉族代表着更进步的现代价值”的意识形态陷阱吗？
这意味着剧集中的哈萨克族还是被放在了一个更“原生态”的位置上。也因为这样，观众才能把哈萨克族牧民理解为“高贵的野蛮人”，从而产生出逃离城市回归草原的梦想。然而在历史上，哈萨克族是有自己的现代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的（只是，中亚草原上的知识分子更多受到沙俄影响，很难符合汉族主导的现代化想象），整个民族自身，对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的冲突也有所回应。哈萨克族及其文化真的能被等同于牧民和他们的文化吗？如果文化工业中的想象都变成后者，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样的主题或许太大，非李娟的散文或一部剧集能够承载。就算这部电视剧把这些都处理到位，中国社会上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无视和不理解，也并不会随着一部剧集的走红而有多大改善。举个例子：已经非常开放，部分代表自由派知识群体的播客《看理想》，最近做了一期节目采访《我的阿勒泰》剧组，而主播除了在节目上大谈阿勒泰旅游风情之外，居然能大剌剌地把哈萨克语歌曲称为“方言歌曲”——这是怎样的无知才可以做到？
反而同一集节目中，剧组谈到了很多议题，听得出她们对民族、文化的一些思考已超出了典型的“傻白甜”汉族视角：导演滕丛丛谈到音乐选择中“特意不选风格化的民族音乐”，而是带上“世界音乐”的视角，比如把民族音乐和手风琴、提琴融合起来。这样的混杂风格，传统现代的，不同民族的，东方西方的混杂，可能更符合新疆自身历史带来的气质。
少数民族主题文化工业：稍有希望而泥沙俱下的未来？
和天山厂电影制作班底充满新疆本地各民族人士相反，这部大量以哈萨克语为对白的电视剧确实是汉族团队主导拍摄制作的。而它针对的舞台和观众群体，也是更广泛的内地市场，其“少数民族剧”属性怕远不及“主流电视剧”的属性。
一些访谈中导演谈到，剧集的配乐很依赖作曲人高小阳。高是新疆人，父亲是自治区所属的天山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自己也出自天山厂的培养，多年来走遍新疆各地采风，对民族音乐有很深钻研。
未知剧集中，从音乐到少数民族演员再到后勤支援，是否颇多仰赖天山厂所代表的新疆本地电影工业体系；但须知天山厂可说是中国“第一代民族政策”提倡的少数民族文艺产业的杰出成员。上年纪的人可能还会记得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老电影，那些维吾尔历史片（《阿曼尼撒罕》（1994））、伊犁革命片（《孤女恋》（1986）），和诸多新疆各民族影片，都被配音成为汉语普通话电影。但除却普通话配音，天山厂的电影制作班底，从编剧到演员到后勤，充满新疆本地各民族人士。也不会有什么人质疑这些电影不是“少数民族电影”或者“新疆本土电影”。
《我的阿勒泰》则正相反，这样一部大量以哈萨克语作为对白的电视剧，确实是汉族团队主导拍摄制作的。而它针对的舞台和观众群体，也是更广泛的内地市场，它的“少数民族剧”属性，恐怕远不及“主流电视剧”的属性。毕竟，语言和身份并不是界定一件文化产品归属的唯一标准。
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其中的逻辑也反映着中国民族政策的转变。2010年代之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一再被质疑，也仍然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不少自我表述的空间，正是这个制度下产生了天山电影制片厂，产生了老一代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但2010年代之后，鼓励民族融合的“二代民族制度”大概率导向的结果，就是打破“少数民族表述少数民族”的传统做法，内地演员扮演边疆少数民族可以理解为这一新模式的最直接反映。
可以想像，未来试图模仿的剧集和文化产品，在内地市场巨大需求下，也许会一再复制，到时在“泼天富贵”的诱惑下，有多少导演会舍近求远和新疆本地的文化传统努力接轨，而不是直接从广东或者横店拉来团队？
《我的阿勒泰》仍然可以说是制作精良，导演团队作为汉族，对哈萨克文化的探寻和表现也是真诚的。但不得不说的是，这部剧之所以还有这样的真诚，剧集和李娟的小说之所以还能生产与面世，或许和“一代民族政策”的遗产密切相关——20世纪初之前的数十年，阿勒泰地区仍保留了游牧传统，让游牧文化有所继承；在双语教学政策下（近年来已经被普通话教学取代），几代哈萨克族仍能说流利的哈语，甚至比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说得好得多；新疆本地民族区域自治下的电影工业仍然提供了优秀的本土音乐人、演员和电影人。
甚至，于适的“游牧”属性，也得益于他此前在《封神》剧组中的历练。有趣的是，《封神》的导演、蒙古族的乌尔善，也算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下培养的少数民族文化精英——近年来他甚至多次因为涉及民族历史的言论，而被大汉族沙文主义者攻击为“歧视汉族”。
或许还可以说，《我的阿勒泰》里体现的“高贵的野蛮人”视角，可能不完全是把少数民族“内部东方主义化”。剧集所展现的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老猎人试图保存的传统，与其说是完全的传统，不如说是“一代民族政策”下的阿勒泰生活——在这里，少数民族主题隐微地和“下岗潮”之后的中国东北主题相呼应——近年高口碑的东北主题电视剧，如《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诉说的也是被体制、政策背叛、损害的群体的故事，带着的也是对逝去时代的缅怀和不舍情绪。
而我们可以想像，未来，试图模仿《我的阿勒泰》的剧集、文化产品，在内地市场的巨大需求下，也许会一再复制，到时，在“泼天富贵”的诱惑下，天山厂的那些遗产还能有多少剩下，有多少导演会舍近求远和新疆本地的文化传统努力接轨，而不是直接从广东或者横店拉来团队？目前可见，似乎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保障他们不选择后者。
届时，《我的阿勒泰》中那些灰色的民族问题，恐怕会更清晰地浮上水面：汉族可以扮演少数民族主角，那么少数民族演员可以扮演汉族主角，乃至扮演汉族历史人物吗？“融合”之下，文化工业中的身份问题也一定会再次浮上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