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是语言的生命力，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语言的孱弱和残缺？
布言
注：本文讨论的“中文”和“华语”等概念，或不符合中港台三地任何一地之约定俗成用法，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过去几周，安装试用了 Meta 推出的新社交平台 Threads 的两岸三地与海外华人用户，都很难不被一场网民大辩论吸引眼球，那就是“支语警察”引发的“港台大战”。
这场大战发源于一些 Threads 用户对台湾汉语官话（台湾称为“华语”或“中文”）环境中“中国用语渗透”的担忧。这些用户用“支语”来简称或蔑称“中国用语”。
有人贴文说，台湾人越来越多在口语中使用了“支语”，而非台湾用语——比如帽衫是台湾用语，卫衣是“支语”；比如手提包是台湾用语，手袋是“支语”；忧郁症是台湾用语，抑郁症是“支语”，等等，并鄙夷这些“支语”不好听，或不文雅。
很快，就有香港用户在相关贴文下留言，不解为何港人说的“手袋”和“抑郁症”也要遭到鄙夷，并质疑这些用户对台湾用语和“支语”的二分过于狭隘。随著越来越多关于警惕“支语”的串文出现，Threads 上港人群体对“支语警察”的嘲讽和批评也相应激增，演变为一场港台语言文化辩论。
虽然 Threads 是新兴平台，用户群或许更多是某些同温层或同龄群体，未必可以简单用以代表台湾/香港，其上有关“支语”的讨论也无法代表主流观点。但这些讨论中，涉及到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还罕有地为香港人的语言习惯和对语言的认识提供了展示的机会，从而这些辩论或许能为我们思考“华语”和“中文”到底是什么，思考它的标准化和语言的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思考语言和政治、母语和通用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提供更多的思路。
“中国用语”和“台湾华语”，标准语和网络语言
在网上，一些“支语警察”们的发言带著强烈焦虑。他们认为，“中国用语”属于一种“敌国语言”，它的渗透是广义的中国统战的一部分，会影响台湾人的文化认同，从而令台湾人丧失自身的认同，最终被纳入中国的统一剧本。
但细究“中国用语”的性质，这一议题上有一些在讨论前无法忽略的基本事实。
其一是，中国大陆的标准汉语（普通话）和台湾的标准汉语之间，至少在官方标准意义上的区别非常细微，两者都脱胎于1920年代以北京话（北平口音）为基础的“新国音”中华民国国语。而今天的台湾华语和中国大陆普通话最大的差别，恐怕来自于口语口音和一小部分语法结构。而这些差异化的定型，恐怕是在1990年代之后才逐渐确立——尤其是如果我们回听1970、80年代的两岸新闻播报的话，更是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其二是，如今被列举为“支语”的用法，很多都不是中国官方标准的普通话，而是新词汇、“方言”或网络用语。比如“立马”、“走心”、“老铁”、“爱咋咋地”等，是通过影音平台进入主流的东北方言词汇；比如“颜值”、“干饭”、“小姐姐”等，是近年来创造的网上流行词汇；至于被讨论最多的“软件”、“视频”等，虽然本质是专业领域词汇，亦是互联网时代所创造；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支语”可以算是小红书、淘宝和 TikTok 语言。
其三是，作为网络语言的新词不太存在“取代”台湾用语的问题，因为本来就没有相关用法；而担心被取代的台湾用语，比如“影片”、“品质”，多为书面的、正式的用语——甚至这里还有尴尬，如有网民认为“主办方”是“支语”，而“主办单位”是台湾用法，却没有意识到同样在注重“单位”的党国体制下，“主办单位”也是中国大陆的正式用法。再进一步说，台湾华语中长期发展出来的，和本地语言融合的词汇与语法，被何种语言影响，与被何种语言取代，是两种不同的、其内部也可分出几种层次的问题。
这样的现象，其实又说明了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虽然有一套标准化的现代汉语规则，也强制在全国推行，多年来为了推广标准普通话，对非标准汉语的语言/方言不断被打压，甚至近年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还采取了包含侵犯人权行为的语推广政策言（如新疆用“再教育”的方式强制培训普通话），但尽管如此，中国人日常使用的语言的标准化程度，还是远远未到口音、语法、用词一致的地步，不同地区的“普通话”差异更是巨大。
比如，台湾所说的标准汉语（华语）口语其实已经有了较为趋同的口音模式，但在中国大陆，各地口音仍然是五花八门，而且不同省份和地区，事实上可以说是产生了不同的普通话和本地语言融合的变体（比如东北话，四川普通话、湖南普通话、“沪普”、“广普”、新疆口音汉语等等），这些五花八门的变体不仅是口音差别，也反映出背后的地方语言仍然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普通话“一统天下”在短期内仍不可能——尽管普通话一致挤压对方言和民族语言的生存，但后两者的弱势也引起关注。而除却民间保育运动外，新出现的旅游热潮、地方“特色”经济，也让地方语言得到一定资源。从而，在未来可见的时间内，中国依旧可以被视为一个拥有大量多语人士的社会。或许可以说，这样的多语交流环境，才是现代中国大陆的汉语仍然不断可以创造新词，并向台湾在内的华人世界不断输出的内在动力。
其次，台湾华语虽然已经拥有自身的独立发展轨迹，并且也慢慢开始定型，成为有语法和发音规则可循的、和台语（台湾闽南话）等其他语言融合的北京官话的一种固定变体，但是，台湾标准汉语的官方定义，仍然保持著党国时代的规则，目前为止还没有变成官方的“标准台湾华语规则”，换句话说，现代标准汉语在台湾已经演化为了“台湾华语”，但“台湾华语”尚未有对语言标准化而言尤为重要的官方标准。然而，经历了党国时代，“现代标准汉语”的标准化思维，又常给人带来语言要追求一致的“标准语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standard language）。这种标准化意识形态和实际语言规则变迁、社会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和焦虑，或是“支语警察”问题本身的一种驱动力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语言学角度看，用“台湾华语标准语”去阻挡“中国用语”恐怕难有什么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上文所述，“中国用语”并不是中国大陆标准汉语的外溢，而是其创造新词的迁移；另一方面是，根据许多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新词汇的习得并不是像看电视那样，模仿大众传播里出现的语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和自身所在的社群交流实现的。这也符合在台湾讨论“支语”时常出现的对年轻一代语言变迁的讨论：社群的交流和使用，在语言流变中扮演的角色异常重要。以学校教学式的方式强调标准语，和新语言传播的逻辑其实是两条轨道。
“香港中文”进入论战：港人语言文化的独特意义
这次 Threads 上“支语警察”的论战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港人下场参与，甚至，部分网民对“中文”的理解，触发了一些港人的愤怒和身分认同，最后甚至变成了广东话的 pride show（骄傲展示）。
香港和澳门的语言环境，可以说是和台海两岸截然不同。排开澳门珍贵的克里奥尔语遗产，香港的广东话，几乎可以说是现代现代汉语系语言中的一颗遗珠——香港粤语拥有两岸现代标准汉语之外唯一大规模通行的、可以用用全汉字的书写系统。而调转方向，现代香港用广东话教授中文的教育，也使得港人能够用广东话（粤语）自然地阅读中文——只要是文言或现代标准汉语书写的文字，香港人就基本可以逐字一一对应用广东话读音朗读（就算不符合广东话语法），这是当今其他汉语系语言，因为种种历史原因，都难以做到的。
也正因为如此，香港人在台湾常遇到的文化冲击之一就是可能会被问到“你会不会中文？”或是突然评价说“你中文很好”。此时香港人往往会莫名其妙：广东话就是中文呀！因为中文写的所有东西，我们用广东话都可以读——可以逐字读，也可以改成符合广东话的语法和用词读。但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都很难想像这件事。甚至，随著多年的普通话教育，广东省的广东话母语者，也很少能做到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中文”在香港人的语言世界中并没有和广东话完全对立起来。而现代标准汉语在台湾则拥有一种较为晦暗不明的身分。它被视为一种外来政权语言，和原住民族语言与早期的外来语言（闽南话、客语）相区别。也因如此，另外这些语言被理解为“母语”，而“中文”、“华语”成为“非母语”。另一方面，现代标准汉语在台湾的实践结果，又成为“支语警察”们眼中涉及国家安全的文化身分，甚至要以“反支语”的形式去保护和守卫。这其中的矛盾，或许值得更多讨论。
在“支语警察”辩论中，很多港人已经指出，中国大陆的日常用语中如今有大量香港传入的广东话词汇，比如“的士”、“八卦”、“外卖”“拍拖”、“派对”、“贴士”等等，其中还不乏香港直接以粤语发音音译的英文词汇。这时候或许值得指出的是，港人对“母语”的理解，能够为打破语言标准化和纯洁化的迷思，提供一种新的思考。对港人而言，“两文三语”（书写中文、英文；说普通话、广东话和英语）的既成事实中，“母语”本身就是一种混杂物——香港文化学者周蕾（Rey Chow）曾经探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对殖民地而言“恢复母语”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恢复一种纯净的、未被污染的语言吗？在香港的“两文三语”例子中，“母语”本身也是一个模糊的、不断流动的概念——毕竟港人的广东话也带有那么多的英文单词。
广东话和港人的语言状态，更生动反映了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常常强调的一个“反常识”，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的常态是：一个普通人同时会好几种语言，日常的语言也有混杂的特质，语言和文字也并非一一对应。
这种自然的语言状态，在近现代被民族国家的单一语言想像和建设下被视为落后的，不标准的。但21世纪了，我们是否认为“标准语”要像经典的民族主义者的思路那样，足够纯净才有意义和价值？“支语”辩论背后，香港语言景观的混杂，仍然能为华人世界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辩论给出思想资源。
华语、民族国家和帝国在中国影响力的背景下，就华语、华人这些概念，文学研究者史书美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家黄锦树曾有一系列隔空论战。他们二人的一大分歧是：史书美强调21世纪初对中国崛起带有的霸权意味，从而回溯性地批判历史上的中国对外移民上，强调“中文”和“中国人”的政治属性乃至对外殖民属性；黄锦树则从马来西亚华人的历史经验角度，认为这种霸权批判本身忽略了历史语境，甚至放在南洋的语境下，完全可以服务于种族清洗的论调。
“支语”的焦虑和论辩，其实也体现出类似于如上论战的问题面，更共享一些基本预设上的分歧和困难。
对“支语”的警惕有这样一个前设：现代标准汉语作为一种“中国国语”已经大力推行到成为民族国家语言。因而，凡是从中国大陆输出的中文，就或多或少是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符号载体。
然而，这里不得不处理的“房间里的大象”是，中国本身的国家性质是什么？台湾人或许会更容易代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反攻大陆”时代建构的想像：中国是一个强调“炎黄子孙”血统属性、以标准现代汉语为母语的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的对台宣传也一直在用这样的民族主义语言。反过来，对中国的批判者则强调多元性乃至中国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民族国家，进而产生出包括刘仲敬“姨学”在内的“解体论”推论来。
反常识的现实或许是：无论带有多少现实中国家力量的助推或宣传，“中国用语”的传播力，中国网络语言和新语言的生命力，都如前文所言，基于中国语言地景的多元性，基于现代标准汉语仍然没有大一统的现实，基于地区分野、民族语言、地区方言/语言和口音的混融。这里恰恰反映出，由这种“杂种”属性衍生出的“文化输出”能力和文化生命力，要远超标准文化产品和标准语言的对外影响力。
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影响力常常不是一回事。在语言上尤其如此：中国越不是强行大一统，中文就越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对外的文化影响力就会越强，这种基于多元的影响力是很难抗拒的。但也恰恰是如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如果中国真的像许多民族主义者想像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内部由汉族和标准汉语“大一统”的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中国的对外影响力，尤其是文化上对台湾和海外华人地区的影响，就必然会丧失能量，变得乏善可陈。
无论我们持有何种政治观点或民族立场，无论我们希望语言的社会体现是什么样貌，我们都值得想想，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否是可以混为一谈的同一件事情？而标准化在什么情况下是语言的生命力，什么情况下会变成语言的孱弱和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