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阿泼 发自台北
距离二战结束都已数十冬，外貌与父亲、阿公（祖父）极为相似的杨炳炜，还是会被老村民盯问：“你知道你阿公以前做过什么事吗？”
“他去世将近二十年，我才出生，我不清楚。”杨炳炜只能以此回应他人质疑的目光，毕竟，连他的父亲与姑姑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而理应知道详情的阿嬷（祖母），始终沉默，但凡子孙问起，就会哭泣。“她是个坚强的女性，隐瞒一切，不让我们知道，但受了很多苦。”
杨炳炜的阿嬷是土生土长的槟城人，生在名门世家，在一场音乐会上遇见来自台湾的单簧管乐手杨树木，旋即遁入爱河，不顾家人反对，1932年以18岁之龄嫁给这个“身家背景不明”的台湾音乐家。杨树木也于婚后定居槟城，并在市乐队找到一份差事，后生下四个子女。
结褵未满十年，这段异国婚姻就遇到外来的冲击——战争爆发后，英军抓捕囚禁英属马来亚境内的日本人，而受日本殖民的台湾，因被视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台湾人自也落入阶下囚的命运；待日军侵占英属马来亚后，“日本人”才得以重获自由，能与华人沟通的台湾人，也就为日军所用。杨树木从一个乐手，转成为宪兵部的通译，也因此参与了几次对华人与马共的围捕。
大东亚战争发生后，马来半岛诸多华人金援中国，协助抗日，遂成为日本帝国的眼中钉。在日军眼里，马来亚华人也是敌人，捐钱者固然该杀，但华人也得亡。不分男女老少都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或是遭到凌虐而亡。躲藏起来的华人，会被蒙面的线民指认，又或是被能说客语或福建话的台湾人伪装成自己人哄骗出来，落入日军手里。例如槟城钟灵中学二十多位师生，便是因此被逮捕送命。
战争结束后，被盟军所捕的日本士兵为自己的犯行付出代价，杨树木也遭判死刑。尽管杨妻以请愿书相求，仍然救不回丈夫的性命，甚至被村民视为叛徒，家人也与她断绝关系。
杨家三代一直承受村民异样的眼光；杨妻甚至被人蒙上头套，带到偏僻处殴打，而杨家女儿也曾在市场受到攻击，气得杨妻拿起脚上的木屐，反击回去，“后代什么事都不知道，怎么可以每次看到就打她骂她？”
后代所知，都是“听说”：杨树木在战争时期虐待很多人。尽管杨炳炜认真向学，捐血行善，想透过自己的努力，弥补阿公的罪业，但所谓的罪业于他还是模模糊糊，没有证据。
2022年8月，投入《由岛至岛》拍摄工作的导演廖克发，带著摄影机和几份档案到杨家旧宅访谈，杨炳炜无法查证的传闻，这一刻摆置在他的眼前。
杨炳炜先看了阿嬷当年请人打字的请愿书，再细读阿公的口供。杨妻尝试说明丈夫只是个乐手，不愿替宪兵工作，但杨树木指证日军发动三次围捕，逮捕数百人，这些人既有当地线民指认、又遭到日军殴打虐待，“我无能为力只能看著事情发生”。
杨树木撇清责任的说法，被一份遭囚英军的证词打破。这份来自英国档案局的档案，证明他确实参与虐囚，双手沾了血腥。此外，根据口述记录，钟灵中学某位师生的牺牲，源于杨树木指认。
而杨炳炜正是钟灵中学的教师，换句话说，每天到学校教书，他便要经过一次钟灵中学师生蒙难纪念碑。在旁人眼里，这是纠结的事。
廖克发向钟灵中学校方申请拍摄校内的师生蒙难纪念碑。拍摄当天，杨炳炜找了机会到现场，向负责导览的前校长坦言自己的阿公是某位牺牲者的指认者，“场面很尴尬，这个前校长就不想理他，一直跟我们说话。”廖克发认为这是杨炳炜自己的事，便没有拍下来。
“日军屠杀华人的记忆，是靠口耳相传，一代一代传下来的。”1979年出生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廖克发说他从小就会听到长辈强调日本占领马来亚如何残暴，专杀华人且做了很多坏事，直至今日，长者都还有仇日的情绪。杨炳炜此举，令他惊讶。
但完成《由岛至岛》后，廖克发才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廖克发称杨炳炜表现豁达，认为别人要怎么想都是他们的事；在这个导演眼里，这都是人性的考验，“我觉得Simon（杨炳炜）是很勇敢的人。”
杨炳炜即将在今年五月自钟灵中学退休，退休之期恰逢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开幕，而录有杨家故事的《由岛至岛》也将透过TIDF首次面对观众。
《由岛至岛》片长290分钟，杨树木一家故事仅占20分钟，剩下270分钟，是由拥有各种战争经历者、见证者及其后代的陈述。换句话说，这部以台籍日本兵为叙事起点的纪录片，以战争为界，除了探查日本军、东南亚人民的战时经历与作为外，也追索这些国家的战争经验者、幸存者、后代各自在战后的表述与记忆。
“原本我这部片子要拍的是海外台湾人。”廖克发阅读了历史学者蓝适齐的论文后，发现有一群在印尼生活的台湾人于战时被送到澳大利亚的集中营、战后被遣送到台湾，他对这些人的经历长期不被关心感到惊讶，便针对这些经历过拘禁或集中营的台湾人访谈、跟拍——即使他们那时还是个婴孩，甚至有人是在集中营出生。
这群台湾人之所以有此经历，究其根本，不正因为当时的台湾对盟军而言，是“敌国”吗？既是敌国的一份子，台湾人在战争时期的东南亚做了什么？
廖克发的第一部纪录片《不即不离》，也是因为“不认识自己的阿公”，透过拍片探知阿公加入马来亚共产党，以及抵抗日本侵略的过去。但当他为了追寻阿公的身影，至海南岛访问流亡马共时，遭一位前辈破口大骂：“你个马共后代干嘛跑去台湾？你没事在台湾干嘛？”
27岁赴台学电影后就定居台湾的廖克发，不懂眼前的老先生为何如此愤怒，经旁人解释才知：战时的台湾对海南岛的人来说是“敌国”，且战后滞留海南岛的台籍日本兵形象很糟，当地人对台湾的印象很是不好。
而在新马地区华人的口述历史中，住居当地的台湾人常是协力者的角色，轻是当通译，重的话是指认、举报或出卖。那么，台籍日本兵呢？
廖克发想起一次拍商业案的经历：老板听说导演是马来西亚华人，便在拍片结束后出面招呼，称自己年轻时到过马来西亚，而后尝试跟他说马来话，甚至唱起马来歌，“那个气氛非常诡异。”
这个经验不只一次，他在拍摄《由岛至岛》时，也遇到受访者强调自己很久没说马来话，想跟廖克发讲个几句，并也唱起马来歌。神情非常欢喜。
这般“热情”令廖克发困惑：“虽然他宣称自己提到的杀戮都是听来的，但他还是个在新加坡执行任务的日本兵啊。”
但随著拍摄工作推进，接触到越来越多日本兵、台湾兵后，廖克发慢慢理解在这些表现之中，可能有著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人性黑暗或扭曲。
“他们在这里杀这么多人，却对著我唱马来歌，完全没有感到抱歉内疚，仿佛他们当时只是是出游、交朋友。”廖克发表示，这些老兵会说自己喝了椰子水或看了什么风景，就像分享旅行，但从他眼里看来，这些人似乎在杀戮时刻“断片”，留下的都是美好回忆；甚至还有台湾兵向他诉说自己在东南亚的“罗曼史”，他就听了好几次当地土著想要把女儿下嫁的叙事，但当廖克发继续追问下去，就会发现有点像是这些人的“幻想”。
“时间过了那么久，人为了要活下去，也许需要的是美化的记忆或什么的。”
钻研过各种档案、文件与口述，廖克发知道事情可能不是如受访者所说那样，“每个人不可避免地会稍微美化自己的记忆，我会想找出这些冲突点，再去问。”
例如马来西亚华人在自己的历史叙事里，都是受害的一方，但真的是这样吗？
廖克发尝试挑战这个“记忆”，他找出许多案例，反问“华人真的无辜吗？”。例如有个村子为了求生，向日军献出18位女性，个个都是被骗来的——但当地人却说那些女人本就是妓女、慰安妇。“我们能活下来牺牲了什么，我们能记得这些牺牲的东西吗？”
“我们（马华）故意忽略掉很多，我们也是共犯的记忆。”他举例：慰安妇招待所的经营者，就是当地人，但这样的事实却被忽略，“我们在某个程度上妖魔化了日本人，让自己踩在受害者的叙事观点上。”
这种双重性一如廖克发在片中的口白：“一个人如何可以在战乱中求生活下来的，他们有是被害者的时侯，也有是加害者的时侯。”
这不是一刀切的事。廖克发认为，人的记忆不可能客观，会因身分、位置的不同而有偏差，但都要记录下来，再与其他人记忆的差异凸显出来，“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不是假装看不见⋯⋯“我隐隐觉得如果我有些疑问，可以透过拍纪录片的方式来回应。”受剧情片训练的廖克发拍纪录片的动机比较像是提出一个疑问，再找出回答自己的方式，“只是《由岛至岛》不只有一个问题，而是衍生更多问题。”
除此之外，他认为纪录片可以让自己不至于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你不能以不知道作为借口，要有义务去知道，作为一个人，你要去回答自己‘为什么’，你是如何来到这里的，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处境是这样⋯⋯”
而这种不知不问，假装一切都没发生的状态，竟是出现在台湾？这个发现是《由岛至岛》拍摄过程中，最令他感到难受之处——期待越高，失望越深。
“我中学时期看的书都是台湾来的，是我心中对知识分子的想像。必须说我对台湾是有憧憬的，它像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这位从华校（独中）毕业的马来西亚华人解释：他认知中的知识分子，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思考事情的人，但马来西亚是欠缺这样的文化资源的，因此，他成长过程仰赖的养分，都是来自台湾。
当他发现这个“心所向往的知识分子之地”与自己祖辈经历的屠杀有关，却毫无一语，尽是沉默时，遭受到的打击，也就格外巨大，“我很失望，也很沮丧。我不理解这种沉默。”
沉默，正是贯穿《由岛至岛》这部290分钟长纪录片的关键字。廖克发透过口白，在影片中，数次提及“沉默”，并反复提问：“台湾士兵是在那里看见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吗？让他们今天变成沉默的人，或变成一个沉默的盒子，或一个沉默的空罐头。”
“为什么可以一沉默，就是七十年？”廖克发反问。
目前能见到的台湾战时记述，多强调“受害者”的心理，或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让自己的记忆服务后来的政治意识型态。廖克发表示，唯一带著检讨反思的，只有曾在20岁前往东南亚战场参战的作家陈千武。
“我并不是否认台籍日本兵的苦难，但在这之前，他们确实是加害者的一部分。”廖克发发现台湾的历史研究会将军伕和士兵分开，前者被以“工人”框架，不是战斗人员、不拿枪，也就没有涉及伤害，不算直接参与战争，但日本并不会做这样的区分。“就算只是当个通译，也是用语言杀人。”
廖克发所谓的“沉默”，即是台湾社会被自己的“受难”所说服，与纳粹德国士兵的辩称：“不是我，是系统做的，我只是其中一个齿轮”一样，都是切割。
拍过二二八相关题材，现已取得台湾公民身分的廖克发，并不是不清楚国民党统治与白色恐怖的影响，将台湾二战经历扭转为中华民国立场的历史叙事。但他想扣问的，并非战败国方的国族叙事被压抑，而是个人经验的噤声：“你作为人的经验，甚至人性的反悔，难道就不值一提了吗？”。
“这么长的时间，任何一个正常人可能都会想要稍微整理自己的经历，或把自己的某种感受讲清楚。”廖克发表示，九零年代有非常多日本士兵书写回忆录，有些回忆录不仅有自白，还带著思想高度，正是因为这波浪潮，才有更多资料出土，让大众知道更多战争细节，并顺著经历者视角诘问战争的道德与人性的幽微。
然而，正是因为战争记忆被压制，台湾兵于战后失去表述那个空间，“也不被允许。”廖克发认为，时间久了，人们就会开始相信另一种说法了，而所有经历者都抱著扭曲的记忆离开。
“我们很可惜的错过了很多可以更了解人性的机会。”这是让廖克发最沮丧之处。
这位纪录片导演所能做的，就是透过档案、口述记录、旧影像，田野调查与访谈，展开战争的样貌，尽可能呈现那个时代的多声与复杂，据此来诘问沉默，也抵抗沉默。
“一场战争牵扯的，不只沉默的士兵，还包括沉默的医生，沉默的资本家，为了让人能够理解一根恐龙骨的位置，我们需要仿制整只恐龙，来理解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联。”
廖克发发现儿子爱去的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恐龙展示区，原本是经营战备物资与慰安妇事业的台湾拓殖会社，于是有所感触，认为这样曾存在的历史痕迹，应该也要被打开。
而他这近五个小时的纪录片就像是透过不同个体的经验叙述，来拼组了整只恐龙，同时也在这巨大的历史论证中，让无能告解的个人，落在自己应当发声的座标。
“当然前提必须是，如果我们不假装看不见它的话。”
如何“记得”历史《由岛至岛》中有句台词，既可以放在战争时期的日本人身上、东南亚协力者身上，也可以放在台湾人身上：“对任何人来说，记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是比较容易的事。”
这部纪录片前半段描述日军侵占马来亚后的杀戮。纵然解释了台湾作为日本南进的跳板而卷入战争的无奈，但也显示台籍日本兵无可回避的责任。
“我剪完后，给一些年轻人看，他们看了很愤怒，问我：为什么他们要知道这些事？要让他们做什么？”廖克发因此意识到观众对这样的叙事，会有强烈的抗拒，心想：不能拍一部让年轻人只感到愤怒、挫折就离开电影院的片子吧？“这种强大的无力感，会把他们带向偏激。”
廖克发强调，过去的历史不是当代台湾人的责任，“但选择怎么记得这些事，是我们的责任。”
于是，在以两个半小时呈现台湾人的作为与新马华人的遭遇后，廖克发再以同等篇幅处理日本不同世代面对罪责的态度、行动与说法，也腾出空间让观众思考。
日本教师高嶋伸欣是《由岛至岛》下集的重要人物——他自1976年到东南亚旅行，发现日军在此的杀戮作为后，花上数十年岁月，独自找出马来半岛70个日军屠杀华人的地点。
“杀我父亲和兄弟的是一般的日本士兵，不是吗？他们也是善良的父亲丈夫兄弟，不是吗？”当地人对日本反感，无法信任高嶋伸欣，但也有人认为不是这个日本人的错，却也不免提问：“为什么一般人来到这里，就变成魔鬼对待我的家人？”
高嶋伸欣认为当地人对于“侵略者”有很多话要说，而倾听这些幸存者的故事和情感，则是他的义务。这位与战争无涉的教育工作者透过持续重访，让人们有机会反复诉说：“我知道我打扰了，请再说一次你的故事。”
高嶋伸欣夫妇的真心诚意感动了华人族群，华社甚至把他们捡拾的遗物交给他，让他带回日本展览、做教材。“这就像被害者把唯一的证物交给加害者一样，会有证据被毁的的风险。”廖克发提及此，忍不住强调：“真的是有很强的信任才做得到。”
遗物中，包含婴儿的脚环。廖克发说，日军用刺刀穿透婴孩，把婴儿丢进水井等，都是他从小就听闻的故事，但当他亲眼看到婴儿的脚环还是不敢置信，无法直视。而高嶋伸欣的妻子高嶋道则捧著这个比掌心还小的物件说：这个脚环就混在成人遗物中，“原本可以长大展开人生的婴儿，我不明白，怎么可以就这样夺走他们的生命，只要想到，我就心痛。”
一位当时仅有四岁的幸存者，尝试对著镜头描述过去：他身体被刀刺入后，尚留一口气，只是个婴孩的弟弟此时朝著自己爬了过来，他肠子跟粪便都从身体掉出来⋯⋯如今已成阿公的他，掩面痛哭，再也说不下去。
正如同廖克发将所剪的片子给台湾年轻人看，所遭受的反弹一样，高嶋伸欣利用假期带著日本中学生到马来西亚和受害者见面时，这些孩子们也会有情绪。尽管他们本就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但到了现场、听当事人诉说遭遇，仍有人会失去理智，不断质问对方：“你当时那么小，你怎么可能记得？”“你被刺那么多刀，为什么没有死？”
作为成人，高嶋伸欣不会出面劝阻，也无安抚之举，而是静静等著这些年轻人消化这一切，“他们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情感。”
而这样的冲突，也发生在廖克发的拍片团队身上，除了台湾年轻人，日文翻译也会提出抗议。例如当他想问广岛犹太人屠杀纪念馆馆长尖锐的问题时，她会直言：这对日本人来说，很不礼貌。最后只好由廖克发自己以英文提问。
这位名叫永田理乃的翻译，出身广岛。广岛虽因原爆为世人所知，但多由广岛人组成的第五师团也在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中扮演屠杀者的角色。执行马来西亚双溪镭386人灭村案的，就是这个师团的第11联队。
永田理乃的曾祖父是飞行员的训练官，曾祖母的弟弟则死于原爆，尽管后来她自陈得在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找到平衡，但初期，因为广岛特殊的战争记忆教育，她在替廖克发工作时，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只觉自己“背叛广岛”。
在一次对11联队士兵访问中，廖克发与永田理乃起了冲突——在日本长幼有序的文化下，这个女孩不仅不敢违抗长辈，还不时替眼睛不好的长者擦眼泪，但不识日文，不懂眼前老人为何笑著说话的廖克发，只觉受访者始终闪避，频频催促永田理乃追问，“我们出现争执的，她会认为这对长辈不礼貌，也会质疑为何要问这些问题。”
“但这种磨合过程，就是这部纪录片想要做到的。”廖克发解释，因为历史就是“你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观点”，所以，尽管出现那些争执，但之后都还可以彼此理解。
纪录片中，也收录了永田理乃与高嶋伸欣的对话——她认为自己无法承受家人的经历感受，以为只能默默接受这一切，但又很想跟他们聊聊，高嶋伸欣给了她解决内心矛盾的建议后，表示：“我想每个人能活下来都会有各有的苦衷，他们可能也经过道德的挣扎。”
面对历史，世代之间的对话很重要。廖克发曾请一位日本女学生，以询问长辈的态度向台籍日本兵提问，而受访者也会以上对下的身段说话。
“整个对话的建立，都不是一个被摄者在面对导演。”廖克发解释，他尝试营造的是一个长者自己会希望孙辈记得他的经历——尽管亚洲文化不像基督教文化那样，离世前要告解，但亚洲人会希望孙辈或后代知道自己是谁的那种思维，而他拍摄这部纪录片，要面对的也是下一代。
为了拍摄《由岛至岛》，廖克发研究了大量欧洲面对二战杀戮的论述与书写，看到了犹太集中营中非人化的状态与无法面对。“有一任德国总理说，没有群体的罪，同样的，你也不能随便说台湾人有罪。”他认为，这么大的群体是有异质性存在，但所谓的内疚感或自省，还是要落在个人上头。
相较欧洲，东亚对二战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教育和反思是欠缺的。《由岛至岛》的配乐师是荷兰人，对于片子内容表示不敢置信，对廖克发说：“长久以来，你们都不知道这些事吗？那你们怎么活下来的？”
在欧洲教育里，二战在严格意义上，无法扫进“历史”，而是“当代”的一部分，因为二战的影响会延续到下一代。“欧洲人讨论二战会从自己的家族开始，谈父母、祖辈在那个年代经历了什么、扮演何种角色。”廖克发解释，由于二战在欧洲教育中有著举足轻重的位置，配乐师才对亚洲人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关系感到惊讶。
因此，《由岛至岛》虽是一部历史纪录片，但对廖克发而言，却不只有回望过去的作用，他更在乎的是“现在”，“我们永远要想，如果自己处于那个当下，会做出不一样的事吗？”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人性的考验与挣扎，并不具时间性，现在还没发生，不代表就不会成立。
“尤其是现在，这个距离战争其实很近的时候。”廖克发反问：有没有想过，你我脑海中的战争，究竟是何等形貌？真正的战争其实非常复杂而且会对我们产生考验，“一旦战争发生，你怎么定义谁是敌人，而谁又不是？那些模糊未定的人呢？你是不是做好消灭他们的决心？”
廖克发自陈，拍完《由岛至岛》后，他对人性保持著极度不信任，认为人类随时可能向邪恶屈服，。
而“抵抗”二字，再次出现。若说纪录片对这个导演来说，“对成为一个平庸的人的抵抗”，那么，《由岛至岛》的完成，或许就是“抵抗某种人性中很容易屈服于恶的东西”。
廖克发解释， 这跟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且闪闪发亮，是很不一样的，藉著此片，他希望年轻世代遇到人性抉择的时候，可以想到前人经历过类似的困境，不会无所适从，没有参照的依据。“人性真的很容易屈服于邪恶，但我们要努力的，就是抵抗自己向邪恶屈服，这才是文明。”
访谈最后，廖克发提及一个小故事：马来西亚华人之间常提及某些鬼影幢幢、闹鬼之地，而那常是日军屠杀华人的所在，人们避之唯恐不及。但杨炳炜却会往这样的地方走去，他想要看见鬼魂，听见亡灵的声音，只因为那可能就是他的阿公，而他想要与这个未曾谋面的亲人相连。
如果真能相遇，也许杨炳炜的阿公就留给后代的，就不会只剩辩解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