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曾昭明
直面「後現代帝國」的「時代革命」
台灣的天朝主義文人，談論「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已將近20年。在學術光環的加持下，這種觀念成為了台灣文化圈的「通行常識」與「強勢貨幣」。
舉個例子來說，某位我野百合學運時期的老朋友，就曾嘉許《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之類的「後殖民主義」著作。我一度非常狐疑，他為什麼沒有從其中讀出，從伊斯蘭世界到漢語世界，各種貨色的保守威權主義「新國粹派」意圖復辟的時代訊息？
晚期全球化下的「後現代帝國」
台灣的知識人，在解讀《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國家」新一代國粹派菁英的論述時，往往都有共同的盲點：忽略掉這些21世紀的「再傳統化」（re-traditionalisation）主張，正表徵著朝向「帝國之復權」而前進的權力意志與帝國慾望。畢竟，Claiming Victimhood（以受害者自居）的基本話語姿態，容易遮蔽了一個基本的實情：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的，無非還是帝國，儘管是在晚期全球化的時代脈絡下的「晚發展的後現代帝國」（late develeped post-modern empire）。
進而言之，這類的21世紀「晚發展的後現代帝國」，從哲學的角度觀察，似乎也無一不是20世紀德國與日本以「超克現代」為志向的法西斯哲學的「歷史的重複」。
為「伊斯蘭帝國的偉大復興」而魂牽夢縈的「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學者，對德國的法西斯哲學家海德格表現出高度興趣；無獨有偶，在所謂「大國崛起」的時代，堅持重建政教合一的「儒教天下帝國」的「政治儒教」學人，也是借助「古今之爭」的美妙學術姿態，暗地復刻或重製20世紀日本皇國的「超克現代」話語，藉此來為「世界史的中國時刻」的論證貼上散發時尚風華的標籤。
學院哲人宛如古代秘傳宗教的「東方宇宙論境界神學」裡，豢養著各種咆哮「帝國復權」的古老神獸。一般而言，凡在文字上將「天人合一的境界」表述得越是玄妙的，越是會玩弄「境界光景」的，所展演出來的「帝國復權」的權力意志也就越發精純；越是以言說堅持「道體」不可言說的（=從人類言說的領域中移除出去）「形而上奧秘」與「光明境界」的（基本的參照點，孟軻：「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對「帝國復權」的期盼也就越發殷切。
無論如何，作為初步的探索，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基於這類帝國建設方案（empire-building project）具備著「超克西方現代性」（Overcoming Occidental Modernity：OCM）的基本自我定位，「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的21世紀「晚發展大國」，就構成了人們還看不清楚、講不明白的「後現代帝國」。
「後現代帝國主義」=「新攘夷論」
當然，讀者不免會懷疑：如果確實存在著邁向「後現代帝國」的趨勢，那麼，21世紀的「後現代帝國主義」，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答案的線索，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儒教學人認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與行中。
諸如《在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主義」論述，總是凸顯著「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議程。然而，在中美貿易戰與香港「流水革命」的雙重衝擊下，不論是台灣、香港或中國的天朝主義文人，在「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上，顯然已經不僅滿足於「聖王專政的復權」，而更亢奮地指向了「世界規模的脫美入中」，指向了「爭取具有儒教德性的世界秩序」的「倫理性的世界戰爭」。
事實上，至少從2018年開始，北京的天朝學人，早已公然談論著歷史上各個古典「世界帝國」的「第一次世界戰爭」，為中國權力集團發動屬於「新天下帝國」的「第一次世界戰爭」，進行「思想的武裝」。
古典「世界帝國」的「世界戰爭」，對正典的帝國儒教，當然絕不陌生。它在儒教的帝國釋經學中（華夏帝國傳統中所謂的「經學」），還有著人們耳熟能詳，聽到了就熱血沸騰的名字：「攘夷論」。
只是，古代「天下帝國」的「攘夷論」，在文化政治上的基本性質，究竟是什麼呢？
非常粗略地說，「攘夷論」首先必然是以「聖王禮樂教化的世界化」為歸趨的「倫理戰爭」，一種「爭取有倫理品格的世界」的「倫理戰爭」，一種致力於實現「天下歸仁」的「王道戰爭」；總言之，一種「王者德性」的「世界化」。以這種「倫理性的世界爭戰」來實現「王道帝國」，一向是帝國儒教「修齊治平」修身術的技術性終點，一向是這種儒教「帝國心性」的隱蔽台詞（王陽明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禮義廉恥」的「王道帝國」
我的野百合老友，之所以對《在帝國的廢墟中崛起》這類「後殖民主義」著作在文化政治上的「潛台詞」無所知覺，最大的原因之一，恐怕在於他自己也潛意識地認同這種「攘夷論」，認同這種「新國粹派」志向。
不過，今日的我們，終究不得不去思考：21世紀的天朝主義文人重新操持起「攘夷論」，對漢字文化群，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可能意涵是什麼？
天朝學人最終指向「世界規模的脫美入中」的「新攘夷論」，表面上好像是才剛浮現的事物，但其實，它相當程度上就是構成了我們所知的「白色恐怖」的歷史元素。
讓我們想想最近上演的電影《返校》。
在觀賞《返校》後，人們似乎有個錯覺：那個「白色恐怖」的時代，已經遠離我們而去。實情毋寧是：生成「白色恐怖」的文化政治裝置，依然是漢字文化群當下的霸權文化，依然是盤旋在人們心理深處的幽靈。
例證呢？就在與《返校》的上映同時發生的潑漆事件。
李濠仲先生的專欄文章《胡志偉「偽裝」潑漆何韻詩才是大問題》，點明了統促黨成員發動的潑漆事件，真正該讓人憤怒的地方：
「這擺明不是不同訴求的表態，也完完全全違逆民主自由社會中，兩相不同意見者公開衝撞的文明規則，基本上存在的是「消滅」心理。就像挪威那名兇手，不偽裝成警察，他一樣會造成傷亡，偽裝成警察，目的就在把眼前不知遠避的人全部殺光光。都是行兇，企圖心完全不一樣。」
「禮義廉恥」倫理學：對「東方王道帝國」的戀物癖
正是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天朝主義文人謳歌的「禮義廉恥」倫理學的「本來面目」。
對主張台灣與香港必須在文化上「脫美入中」的儒教文人（不屈服於這種對「東方王道帝國之物」的戀物癖，據說就叫做「戀殖」），向「不知禮義廉恥」的「非人」潑漆，當然是表現了勇於實踐「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的「高貴心性」，是護衛「聖王專政」的「無上威嚴」的「義行」。
如果要更完整地說，對這類的儒教文人，現在最能體現「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的，應該還要包括了在香港槍殺青年的警察、在台灣打人的中國學生，以及在高雄辱罵議員的韓粉。帝國儒教的「禮義廉恥」修養功夫，歷來都是烙印著「聖王專政」的權力紋章的。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與「聖王專政」的關聯，在台灣原來不該是秘密。許多人可能都還記得當年李登輝前總統被倒紅墨汁的事件，但卻極少有人知道：倒李登輝紅墨汁的人，名為史力行，在戒嚴時期是執掌政治犯思想感訓工作的仁教所主任。
天朝主義文人一方面高談闊論「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但也一方面遮蔽了這種帝國王道的「道術」在文化政治上的基本作用——維護「聖王專政」的「無上威嚴」。這是為何對天朝主義文人來說，「保護死人被潑漆還勝過潑活人」；在「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想像中，保護像蔣介石這樣的「聖王專政」的「王道典範」的「神聖性」，與向「不知禮義廉恥」的「非人」潑漆，兩者當然是不會相互違背的，而毋寧是互補且相生的。
換句話說，「禮義廉恥」之所以名為「國之四維」，不是沒有理由的；只不過，這種理由，不是「民主共和的理由」，而是「王道帝國的理由」。
「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無需戒嚴之名的戒嚴狀態」
我多少覺得，台派在面對潑漆事件時，可能有些過度「自我感覺良好」。讓我們去看看手機社群軟體上的言論吧。實情是：天朝主義的支持者，至今依然將潑漆的人看作是實踐「禮義廉恥」帝國倫理學的英雄。
有人說：統促黨是台灣的毒瘤。我對這樣的判斷，感到有些存疑。國台辦的代理人，不過是表面的症候，真正的毒瘤，卻應當是——使得潑漆成為可能的帝國倫理學，預先將所有向「聖王專政」進行抗爭的人貶抑為「非人」的「王道帝國」倫理學。
從國家理論與政治理論的視角來觀察，每當「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高揚的時刻，也就是我們進入了「無需戒嚴之名的戒嚴狀態」的時刻。每一個實現「禮義廉恥」王道倫理的當下，都是某種「微型的戒嚴狀態」的具體落實；倒過來說，也唯有以這種「禮義廉恥」的帝國倫理學為文化政治上的前提，才有可能實施普遍的「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
直言之，以「禮義廉恥」之名來戮殺「非人」，不但被這種「王道倫理」預先宣布為無罪，而且還是「自然正當」的「大仁大義」；否則，就不會有「白色恐怖」或「紅色恐怖」。
因此，當台灣的天朝主義學人將訴求「禮義廉恥」的「紅衫軍運動」，規定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典範」，乃至台灣近二十年唯一「真正的社會運動」，從那一天起，我們其實就已處在隨時可能發生「潑漆事件」的社會狀態。
我們所處的當下歷史情境，或許已經允許我們做出暫時的結論：當台灣的儒教文人，把打著「禮義廉恥」的口號，而將台灣人踐踏和貶抑為「非人」的「紅衫軍運動」，標舉為「聖王專政復權」的先兆，今日的「潑漆事件」，多少就已注定必然發生。
我們應該可以預見，關於這種帶有「聖王專政優越論」的權力紋章的「帝國倫理學」，我們如果找不到讓它停止作用的方法和策略，將來還會有類似的事件，以更大的規模，以更為真實的暴力手段（而不再僅是黑道慣用的「暴力象徵物」），而繼續發生。
乃至，我們尤其不該遺忘了：站在潑漆人背後的，乃是當下正在維護「帝國四維」的「聖戰士」——香港的警察，實際上已變身為「中國武警」的香港警察，那種可以直接射殺17歲青年的香港警察。
另一個228，不是嗎？你知道，我知道，幾乎所有的台灣人，在心底也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