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洛·契斯
March 26, 2024
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契斯1935年出生于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市，“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难到黑山，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后开始文学生涯，创作小说、随笔、诗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花园，灰烬》《沙漏》，短篇小说集《栗树街的孩子》《达维多维奇之墓》和《死亡百科全书》等。曾获得塞尔维亚NIN 文学奖、美国布鲁诺·舒尔茨奖等诸多文学奖项，并被授予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契斯侨居巴黎。1989年，契斯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极高，但在结果公布前，他因肺癌逝于巴黎。布罗茨基称赞契斯是“一位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重新定义了悲剧”；苏珊·桑塔格认为 “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称其为“本世纪下半叶无可争议的几位重要作家之一”，其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人的诗学》是丹尼洛·契斯的随笔、访谈结集，由苏珊·桑塔格编选，这是契斯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这些随笔、访谈中，他依然以其敏锐和追问式的写作，触及现代社会在政治、智识和精神上的困境，并自白生平经历、写作历程、思想观念。他讨论了集体偏执狂一般的民族主义、审查制度，讨论了文学如何反抗庸俗；他还谈论了同为作家的卡夫卡、纳博科夫、萨德、博尔赫斯、福楼拜等人，从中映照出自身的文学观念。本书不仅再次显示出丹尼洛·契斯的博学广闻、独特文风，还以其深刻的探索性与启迪性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真实面目。
今天的推送摘自《人的诗学》。
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paranoia），是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集体偏执狂是忌妒、恐惧的产物，尤其是丧失个人意识的结果；因此，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群个人的偏执狂上升到突然发作的程度。假如一个个体感到在社会秩序的构架中不能“表达自己”，要么是因为这个构架未能激励他成为一个个体，要么是因为这个构架限制他成为一个个体——换句话说，阻碍了他的自我实现——他就会被迫在其身份或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之外去寻求自我实现，加入一个类似共济会的组织，献身于解决时代的问题：使民族充满生气，保卫它的名誉，维护它的传统，捍卫其民俗、文学、哲学等所代表的民族遗产。由于承担了这种秘密的、半公开或公开的使命，他成为一个行动的人，一个民众领袖，一个伪个体；由于降低到这个层面，他的真实的层面，他成为一个没有个人性的个体，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朱尔斯表兄。
萨特《家庭白痴》（L’ Idiot de la famille）中的朱尔斯有一个特征：每当产生某个话题，他的脸就会变得苍白；就是说，每当提到英国人时。他的苍白，他的发抖，他的“神秘”——只要提及英国人就会脸发白的能力——是他唯一的社会身份，这些特征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赋予他生命。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当着他的面提到英国茶，否则所有人都会对你使眼色，做手势，在桌子下踢你的脚，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朱尔斯对英国人过敏，朱尔斯憎恶英国人（并且热爱他自己的国家，法国人）；总而言之，朱尔斯有一个身份，他由于英国茶而获得了一个身份。
从这幅肖像（与所有民族主义者相似）可以得出一个逻辑推论，结果是很清楚的：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除了他所献身的事业，他什么都不是。他抛弃了他的家庭、他的工作（常常是办公室工作）、文学（如果他是一个作家）、他的社会责任，这些都因为他的弥赛亚而失去了全部意义。不用说，他自愿成为了一个苦行者，一个在等待自己时机的潜在战士。萨特观察了反犹主义后解释道，民族主义是“一种自由和完全的选择，一种不仅对其他民族，而且对所有人类，对历史和社会所采取的总体姿态；它同时是一种世界的激情和观念”。按照这个释义，民族主义者就是一个无知之辈。
因此，民族主义是最少阻力、最不费劲的进路。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问题；他知道——或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价值，他自己的人民的价值，他所属民族的伦理和政治价值。他没有任何其他兴趣。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人（其他民族，其他种族）就是地狱，不值得了解和研究。所有民族主义者在其他民族那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形象：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如前所述，这是一个舒适的姿态。恐惧和妒忌。一个选择，一个不需要费劲的义务。民族主义者不仅认为其他民族是地狱，而且所有非他的一切（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法国人……）都是异己的。
民族主义是平庸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在语源学意义上，而且对于人民来说，也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和煽动。由于一个作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人民，所有宣布他们的写作是“属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作家，声称自己的声音低于民族更高利益的作家，都是可疑的。
民族主义也是刻奇。例如，在其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变种中，它是我们华而不实的心灵围绕种族出身的论战。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懂外语（或他自己国家的地方语种），不懂外国文化（他不关心它们），但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可以懂另一种语言，从而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无论民族大小，他只是用它来加以比较——自然是引起怨恨的比较。刻奇和民俗——民俗刻奇，如果你喜欢这样说——要不是民族主义的伪装，它便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块滋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沃土。在这儿和在国外，民俗热的高涨很少是出于人类学的原因，而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原因。
当民族主义处在艺术之外时，它是一种对丑陋的地方色彩的爱好，就是说，此刻它不能提高艺术的真实。但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是一种否定，一种消极的精神，它只有通过拒绝才能兴盛。我们与他们不相似。我们是积极的一端；他们是消极的一端。我们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只有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比较才有意义。是的，我们是民族主义，而他们更是如此；我们只是感到有必要才会割断他们的喉咙，而他们却是嗜血的；我们是醉汉，而他们是酒鬼。我们的历史只是和他们的历史比较才是合理的，我们的语言只有和他们的语言比较才是纯洁的。
民族主义的兴盛基于相对主义：它没有普世价值、美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因为它的唯一价值是相对的，它是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最有价值的就是战胜我们的兄弟，或同父异母兄弟：没有什么人需要我们关心；跳得比他高一些就行：没有什么人是重要的。任何人都有权赶上我们，甚至超过我们。我们不在乎。民族主义总是给自己设定一些可达到的目标，可达到是因为这些目标是谦卑的，谦卑是因为这些目标是可鄙的。我们跳高或掷铅球不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记录；我们从事这些运动就是为了打败他们，那个他者，那些唯一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如此像我们而又如此不同的人。
因而，民族主义者只畏惧自己的兄弟。但他对他的畏惧是存在的畏惧，病态的畏惧：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敌人的胜利就意味着自己的彻底失败，自己存在的毁灭。除了惊恐和痛苦，他没有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战胜他所选择的敌人就是唯一的成功。民族主义依靠绝望；它是潜在胜利——得到保证但总是有点推迟——以及永远不会失败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者不畏惧任何人，“除了上帝”。可他的上帝是为了较量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另一个自我坐在邻桌，他自己的兄弟，完全像他一样虚弱无力，“家族的骄傲”，家族和民族的一个自觉的、有组织的部分——一个苍白的吉姆表兄。如我们所见，做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是做一个没有责任的个人，“一个不会承认自己怯懦的懦夫，一个压抑自己杀人倾向的凶手，由于不能完全控制这些倾向，只敢以象征或匿名于人群的方式杀人。”——萨特笔下令人唾弃的反犹分子形象。我们不知道，他的怯懦来自何处，他的选择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时代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处于一个或另一个社会运动的边缘，挤在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否定个人反抗的可能性，一个个人主义者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裂缝中，一个空隙中：虽然作为一个社会存在，他不参与社会活动；虽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因意识形态而不承认自己的个人性。对他来说，除了到别处寻找他的社会特性，剩下的是什么？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失意的个人主义者，民族主义是他个人主义的失意（集体的）表现，同时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
我相信，这个评论、这番声明很难纠正民族主义者对我作品的主观阐释和恶意解读。事实上，他们一定会宣称（口头上——这是唯一的可能）我的作品是一个挑战，布拉托维奇的毁灭性机器将要开始运转，通过打电话对我的“不齿于人民”表明他那疯狂的看法。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他阅读和阐释文学的方式是遵循心理的、非理性的、反复无常的偏执狂逻辑，他处处都能看到幽灵，看到心理与道德的堕落，将一切都降低到“赞成我们”或“反对我们”的同一趣味，这种阴暗的意识在所有时代、所有地方都在制造精神的焚书（autos-da-fé），宣称“我无处不在”，就像在告知所有人，它看见了幽灵，就像醉汉看见了耗子。
当我在访谈中谈及民族主义而提到朱尔斯表兄时，我无意将这作为一个“喝得烂醉的农民”的隐喻。我只是想援引萨特这个熟悉的、显明的例子，证明伴随着妄想症和幻觉的心理结果。同样，在我看来，当某些南斯拉夫作家为了蛊惑人心的目的和地方色彩（“当其作品不能提高艺术的真实时”），采用他们惯用的（时代错误的）民族主义口号时，没有任何例子比这个更适合他们的了，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蛊惑人心的形象。
至于“华而不实的心灵”——其种族血缘近来已经成为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媒体专栏充满仇恨的争论主题，从而成为展示民族主义意识的廉价市场的一个标志，摆满面团和酥皮做成的以神话为主题的糕点纪念品——我最初看到它们是在巴克萨市场（在匈牙利），当时我只有九岁。在匈牙利，它们都是红色、白色和绿色（piros-fehér-zold，ez a magyar fold，红、白、绿是我们马扎尔土地的颜色），但就像我们的民族一样带有成见，玫瑰形和拉出细丝的糖果的花边镶着红色斗蓬的轻骑兵或红脸颊恰达舞蹈的小画，舞者戴着珍珠王冠，穿着绿上衣和白衬裙，脚上是饰有郁金香的血红色靴子——从头到脚都是清一色的民族风味。如果在当时——尤其是在1944年5月——你问任何一个围着小摊的过节的人，任何一个涌进货棚的农场工人或城里人，如果你冒着亵渎的风险，质疑这种民族的华而不实心灵的真诚，他们不仅会用卡仁奇热、库苏什或裴多菲来发誓，这个风俗在匈牙利已经存在了一千年，而且还会由于你的过度好奇，竟敢当众怀疑民族的心灵，而把你的脑袋劈开。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如此戏剧般地产生，民族特性成为媒体的热点——无论一张华而不实心灵的照片是刊登在帕拉钦的塞尔维亚报纸上，还是刊登在河对岸瓦拉日丁的克罗地亚报纸上——这个问题在当时和现在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根本不值得浪费口舌（他们从不在乎怒气和热血），这个问题完全不考虑利益（也许除了人种学者），在给定的语境下，就像华而不实的心灵一样空洞——如法国人所说——是用相同的面粉制成的。
在一个人形成世界观的岁月里，当神话和偏见在一个人的心里留下印记，当一个人的神话和社会特性形成时，我从童年开始就好不容易幸运地（或不幸地）知悉了所有神话的相对性：家乡伯蒙街道上的男孩们是最强壮的，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他们只为自卫或复仇而战；这是一个神圣的领土（terra nostrana），未经许可禁止进入，否则将受到惩罚〔后来读到费伦茨·莫尔纳（Ferenc Molnár）的小说《保罗街的男孩》（The Paul Street Boys），这个主题感动了我〕。幸运的是，我很早就不得不接受了（就像一个文学人物，他那全知全能的作者喜欢拿他的命运做游戏）一个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不仅知道——恐怖！——我们将从伯蒙大街搬到希腊学校大街，或者——恐怖的恐怖！——从路易斯·巴索大街一直迁到特里普，那个最冷酷的罪犯和凶手的家园，但我不久就意识到，在这个残酷的游戏者的游戏中〔在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这个游戏最终发现它的“意识形态”和心理转换，它的神话寓言〕，在这个青春期的极权主义世界，概念很容易变成相对，成为信念和偏见，上升到绝对道德和原则的水平，一旦我们从墙或边境的另一边，从障碍的另一边窥视它们，它们就会在我们眼前崩溃和消失。这障碍是由残酷的、无穷的、青春期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建立起来的，蔓延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小城镇的穷人区、砖厂和棚户区的阴影下，在那儿，保卫属地的完整会“流尽最后一滴血”，社区的边界根据街道或村庄的意识形态来划分，这些意识形态是由代代相传的传说统治的。社区的锻造和加强依靠有关英雄业绩的记忆，它是由指尖挤出的血、大卫的庄严誓词、法典和规则、用作号角的口哨、快乐的心跳、考验力量和勇气的仪式、秘密的名字和绰号（取自廉价的惊险小说）、身体和性的秘密的发现、培养孩子长大成人的传说、渐渐消失的童年的怀旧混合而成。
这种对事物相对性的模糊意识，对独一无二的存在的信仰崩溃，不断地给我的儿童时代带来恐惧，取代了早期的焦虑。我不得不为了说不出的理由离开了伯蒙大街，那儿的青春期王国的秩序由一个靠刀子和双筒望远镜武装起来的德国侨民（Volksdeutscher）统治着，躲在防空洞的迷宫和刚挖好的战壕（为不同仪式准备的，但其结果更残忍和血腥）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界线分明的地盘，界线分明的责任和义务，相信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可能最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