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译者：陈荣钢
来源：本文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17年11月7日在慕尼黑大学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手稿出版于1918年。本文有很多译本，中译本通常把标题译作《学术作为志业》。本文译自汉斯·格思（Hans H. Gerth）和C·莱特·密尔（C. Wright Mills）的英译本。
各位要我谈谈“学术是一种志业”这个题目。我们政治经济学家有一个习惯，总是从外部情况着手讨论问题，我在此也遵循这种做法。因此我们先提出一个问题——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学术是什么样子？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在问，一位决心在大学生活中为学术献身的研究生的前景如何？为了了解德国情况的特殊性，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来了解国外的情况。在此，美国与德国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将重点介绍美国。
我们都知道，在德国，有志献身学术的年轻人的职业生涯通常始于编外讲师（Privatdozent，或译作“私人讲师”）一职。在与相关专家面试并征得同意后，他提交一本著作，通常还要在大学教员面前进行一次比较正式的考试，然后就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了。他开始授课，除了收取学生的讲课费外，不领取任何工资。他可以在自己的“讲授许可”（venia legendi）范围内决定讲课的主题。
【译注】编外讲师（Privatdozent，PD）是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下的一类教师。成为编外讲师需要完成博士学位，并经过学术评审程序。一旦获得编外讲师资格，他们可以在大学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承担教学任务并指导研究生。但是，编外讲师不同于正教授，它不是一个有保障的终身职位。
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始，那就是担任“助理”（assistant）。这与德国的自然科学大型研究机构和医学院相似，那里通常只有一小部分助理能成为编外讲师，而且往往要等到职业生涯的后期。
这种对比意味着，德国学术界的职业生涯通常建立在金权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之上。因为对于一个没有资金支持的年轻学者来说，直面学术生涯环境会非常危险。他必须能够忍受这种环境许多年，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机会拿到一个薪水足够维持生计的职位。
在实行官僚制度的美国，年轻学者从一开始就领取工资。当然，他的工资并不高，通常还不如一个半熟练工人的工资多。然而，他一开始的地位似乎就很稳固，因为他拿的是固定工资。不过，他也会像德国助理一样被解聘，如果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肯定免不了这种情况。
这些期望使得美国的年轻学者必须吸引大批学生。德国的讲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诚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但他会有一种无可厚非的想法，工作多年，他有某种道德权利期望得到一些照顾。他还希望在授予其他编外讲师任教资格问题时，人们能照顾他的感受（这一点往往非常重要）。
原则上，我们是应该让每一位合格的学者都能有资格教学，还是应该考虑录取率，让现有的教职员工垄断教学——这是一个尴尬的两难问题。这与学术志业的双重性有关，我们将在下文讨论。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第二种方案。但是，这也增加了一种危险，那就是无论正教授多么认真负责，他都会偏爱自己的弟子。我可以谈谈我个人的态度，我必须说，我一直遵循的原则是，由我栽培的学者必须在另一所大学与其他人合作，使自己获得认可并取得教职。但结果是，我最优秀的弟子被另一所大学拒绝了，因为那里没有人相信我的理由。
德国与美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德国，编外讲师能开的课程通常比他希望的要少。依据规定他有权讲授自己领域内的任何课程，但这样做会被认为不尊重资历更深的教师。通常情况下，正教授讲授“核心”课程，讲师只讲授次要课程。这种安排的好处是，学者在青年时期可以自由从事学术工作，尽管这种授课机会的限制不一定出于自愿。
美国的安排大体不同。恰恰是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助理教授的负担太重了，因为他拿的是工资。比方说，在德文系，正教授讲授三小时的歌德课程就足够了，但年轻的助理教授除了德语操练，他每周还要教十二个课时，包括讲授路德维希·乌兰德（Ludwig Uhland）这样的诗人。学校管理层规定了课程，对此，助理教授就像德国的学院助教一样具有依赖性。
近来，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大学在广泛的学术领域正朝着美国体制的方向发展。大型医学或自然科学研究所是“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大量资金就无法管理。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任何资本主义企业运作时都会遇到的同样情况：“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工人，也就是学院助教，依赖国家提供给他使用的工具。因此，他依赖研究所所长，就像工厂里的雇员依赖于管理层一样。所长诚心实意地认为，这个研究所就是“他的”，他管理着研究所的事务。因此，学院助教的地位与任何“准无产者”的地位一样岌岌可危，与美国大学助理教授的地位一样岌岌可危。
在非常重要的方面，德国的大学生活正在美国化，就像德国人的整体生活一样。我深信，这种发展趋势终将席卷那些研究者自己拥有工具（主要是图书馆）的学科，在我自己领域的情况大致如此。这种发展趋势完全符合过去工匠的情况，而现在正全面铺开。
与所有官僚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这一切都有不可否认的优势。但是，支配这些事务的“精神”与德国大学的历史氛围不同。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来看，在这些大型资本主义大学企业的负责人与旧式的全职教授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对比也体现在内在态度上，在此我就不多说了。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来看，旧的大学章程都已成为幻影。唯独保留下来并在本质上有增无减的，是大学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特殊因素——编外讲师，乃至学院助教，能否成功晋升为正教授，甚至成为一个研究所的负责人，这很凭机遇。诚然，机遇并不是唯一的主宰，但它的主宰程度却异常之高。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职业能让机遇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在我早年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一门学科的正教授，而在这门学科中，与我同时代的人无疑比我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我有一双敏锐的眼睛，透过这段经历，我可以看到许多人的无奈命运，他们被意外打入了相反的方向。尽管他们能力出众，但在这种遴选制度中，他们无法获得各自应得的职位。
机遇而非能力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这不全归咎于人为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学术遴选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就像在任何其他遴选过程中一样。大学中无疑有许多庸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将此归咎于教师或教育部门的个体劣根性，那就不公平了。庸才占多数的原因在于人类协作的规律，尤其是若干机构间协作的规律，这里说的是负责推荐的院系和教育部们的协作规律。
与此类似的是教皇选举中的事件，这些事件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是与学术遴选性质相同的最重要的可控实例。“众望所归”的红衣主教很少有机会胜出。规律往往是排在第二或第三的红衣主教胜出。美国总统也是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第一流的人才能获得代表大会的提名。大多数情况下，二号人物，甚至往往是三号人物将获得提名，并在随后参加竞选。美国人为这些候选人类型发明了技术性的社会学术语，通过研究这些例子来探究集体意志的选择规律会非常有趣，但我们不在此赘言。然而，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德国大学的合议制度。我们不应该对经常出现的错误感到惊讶，而应该对正确任命的数量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正确任命的比例依旧非常可观。只有像某些国家的议会和德国迄今为止的君主（两者的结果都一样），或像德国现在的革命当权者那样，出于政治原因干预学术界的遴选，人们才能确信，那些不费力气的庸才或应试者才会有机会独占鳌头。
没有一位大学教师喜欢回忆起有关职务任命的讨论，因为这些讨论很少令人愉快。然而我可以说，在我知道的众多案例中，都存在着让纯粹客观理由发挥决定作用的善意。
还有一点必须澄清。学术命运的决定如此依赖“机遇”，这不仅因为集体遴选机制的不足。每个立志于学术研究的年轻人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具有双重性。他不仅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学者，还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这两者并不完全重合。一个人可以是杰出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教师。这让我想到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和兰克（Ranke）等人上课时的情形，他们绝不是罕见的例外。
如今，德国大学，尤其是小型大学，正陷入一场极其荒谬的学生招生竞争。大学城里的学生公寓房东为迎接第一千名学生而欢庆，他们甚至渴望用火炬游行来庆祝第两千名学生的到来。我们坦白承认，招生人数会影响相关领域的聘任，因为这些领域会“吸引人气”。除此之外，学生注册人数被视为一种可以用数字衡量的资格测验，学术资格则难以衡量——对于那些大胆的创新者而言，学术资格甚至经常引起争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几乎每个人都沉迷于大规模招生带来的无法估量的巨大好处和价值。宣称一位讲师教学能力差劲，就等于宣判了他的学术死刑，即使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学者也无济于事。学生们是否会光顾他的课堂，决定了他是一位好教师还是差教师。
学生是否涌向一位教师的课堂，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纯粹的外部因素（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气质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经过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冷静的思考后，我对那些吸引大量学生的课程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尽管有些情况无法避免。民主只适用于它应该适用的地方。按照德国大学的传统，我们坚持的学术训练关乎智力精英，这一点我们不应讳言。将学术问题以一种未经训练但理解能力强的人能够理解并独立思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无疑是教学中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对我们来说，这才是教学的最终目标。但是，这项任务是否完成并不取决于注册人数。并且——回到我们的主题，这种技艺是一种个人天赋，绝不会与学者的学术资格完全重合。
与法国不同，德国没有学术界的“常青院士”（die Unsterblichen，或译作“终身院士”）。根据德国传统，大学既要满足研究需求，也要满足教学需求。一个人是否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完全取决于运气。因此，学术生涯充满着疯狂的冒险。如果年轻学者向我咨询取得教职资格的事宜，我很难鼓励他，因为这责任太重大了。当然，如果他是犹太人，我只能说“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对于其他人，我必须问一句，扪心自问，你能坦然面对一年又一年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而不心生愤懑或一蹶不振吗？人们总是回答：“当然，我只为我的‘使命’而活。”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免于此。
【译注】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çaise）常设四十名终身院士职位。“放弃一切希望”来自但丁《神曲·地狱篇》，进入地狱的门上写着：“进入这里的人，放弃一切希望。”
关于学术职业生涯的外部环境，我已经说得足够多了。但我相信你们真正想了解的是学术研究的内在召唤。与将学术视为一种志业的组织形式相比，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内在状况首先取决于以下事实。学术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前未知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况将永远持续下去。内外环境皆如此，只有严谨的专业人士才能获得在学术领域取得真正杰出成就的坚定信念。
所有跨领域的交叉研究都伴随着一种无奈的认识，我们充其量只能为专家提供他们自己从专业角度不易想到的有用问题。我们自己的研究必然存在许多瑕疵。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学者才能在一生一次的（或许永远不会有第二次的）机会里，全心投入并取得一项长久的成就。如今，一项真正权威且优秀的成果总是来自于专业领域。任何没有能力“戴上眼罩”，埋头专注于手边工作的人，任何认为灵魂的命运取决于他在这份手稿的某个段落中是否做出正确推断的人，这样的人最好远离学术。他永远不会拥有所谓学术的“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陶醉感”，没有这种激情，没有这种“数千年时光在你之前流过，还有数千年的沉默在未来等待着你”，如果没有这些，那么你就不适合从事学术研究，你应该去做别的事情。任何不能让人满怀激情去追求的事，都是不值得的。
但事实是，无论多么真诚，无论怀揣多么深沉的激情，都无法强迫一个问题能产生学术成果。诚然，激情是关键“灵感”的必要条件。如今，在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认为学术已经变成了一种计算问题，就像“工厂”一样，只在实验室或统计归档系统中进行制作，仅仅是一种冷冰冰的智力计算，而不涉及“心血”。我首先需要指出，这些评论者完全不清楚工厂或实验室里发生着什么。在这两者中，要想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都必须有人提出一些想法，而且必须是正确的想法。这种直觉无法强求，也与冰冷的计算无关。当然，计算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比如，任何一位社会学家，哪怕到了老年，也不应该自视甚高，拒绝进行数万次琐碎的计算，甚至可能需要持续几个月。想要弄清楚某些事情，即使最终的结果往往微不足道，也不能一味地将这项任务完全交给机械助手。但是，如果他的脑海中没有关于计算方向的“想法”，也没有在计算过程中关于新结果的意义的“想法”，那么就连微小的成果也无法获得。
这样的“想法”往往只有在脚踏实地的努力工作基础上才会产生，但肯定并非总是如此。在学术领域，业余人士的想法对学术的重要性与专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大。我们许多非常棒的假说和洞见恰恰来自业余人士。赫尔姆霍兹在谈到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时说，业余人士和专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缺乏稳固可靠的工作方法。因此，业余人士通常无法控制、评估或利用这个想法的意义。灵感并不是研究的替代品，研究也不能替代或强求灵感产生，正如激情那般。激情和工作，以及两者共同的作用，都可以诱发灵感。
灵感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由不得我们支配。正如耶林（Jhering）所言，最好的灵感确实会突然出现在脑海里，比如舒适地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或者像赫尔姆霍兹用学术严谨性来描述他自己一样，发生在缓慢爬坡散步的时候。总之，灵感总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而不是埋头苦思冥想地在桌前寻找答案的时候降临。然而，如果没有在桌前孜孜不倦地钻研，满腔热忱地寻求解答，灵感也肯定不会浮现在脑海里。
然而，无论如何，学术工作者都必须考虑到学术工作中固有的风险。灵感会降临吗？他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工作者，却从来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原创想法。认为这种情况只存在于学术领域，商业办公室与实验室不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商业头脑”，缺乏想法或理想直觉的商人或大型工业家，一辈子都只是一个更适合做店员或技术人员的人。他将永远无法在组织上真正发挥创造力。学术上的自负常常夸大学术领域的灵感作用，但其实，灵感在学术领域发挥的作用并不比它在现代企业家掌握实际问题领域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另一个误解在于，灵感在学术领域扮演的角色并不亚于它在艺术领域扮演的角色。认为数学家只要坐在书桌旁，使用尺子、计算器或其他机械手段计算，就能获得任何学术上有价值的结果，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诚然，魏尔施特拉斯（Weierstrass）的数学想象力在意义和结果上与艺术家的想象力截然不同，本质上也存在差异。但两者的心理过程并没有区别。两者都是某种狂热（柏拉图意义上的“mania”）和“灵感”。
现在，学术灵感是否降临于我们，取决于一些隐藏的命运力量，也取决于“天赋”。正因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一种无可厚非的态度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这让他们去崇拜偶像，这种偶像崇拜如今在所有街角和报刊上都占据着显赫的位置。这些偶像就代表“个性”和“个人体验”。两者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为后者构成了前者，并属于前者。人们煞费苦心地去“体验”生活，因为这适用于一个认识到自己地位和身份的“个性”。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体验”生活，我们至少要假装拥有这种天赋。以前，我们用简单的德语将这种“体验”称为“感觉”（Sensation）。我相信，我们当时对于“个性是什么”以及它代表的意义有着更加恰当的理解。
女士们，先生们。在学术领域，只有埋头专注于手边工作的人才有“个性”。这不仅适用于学术。我们所知的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潜心致力于他们的作品。就艺术而言，歌德这样的杰出人物试图将自己的“个性”变成艺术品，反而损害了他的艺术成就。有人对此怀疑，也必须是歌德那样的人物才敢冒这样的自由。每个人都会承认，像歌德这样千年一遇的天才，这种自由也并非没有代价。政治领域也一样，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在学术领域，那些将自己视为本学科的“经理人”，走上舞台，并试图通过“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人，他们会问：我如何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专家”？我如何能说一些没有人说过的形式或内容？这样的人并没有“个性”。如今，这种行为是一种大众现象，总是给人一种浅薄的印象，让当事者自取其辱。与此相反，只有内心忠诚地投入到任务中，才能使学者提升到他所声称要效力的对象的高度和尊严。在此，学者和艺术家并无不同。
与艺术共享的这些先决条件相比，学术有一个与艺术截然不同的命运。学术工作与进步息息相关，艺术领域则不存在同样的“进步”概念。并不是说一个掌握了新技术手段或透视规律的时代艺术品，就因此在艺术上高于所有不了解这些手段和规律的艺术品——除非艺术品的形式能与材料相得益彰，换言之，它的创作对象和形式的选择，使得无需运用这些条件和手段就能在艺术上加以驾驭。一件真正“完成”的艺术品永远不被超越。它永远不会过时。每个人在欣赏艺术品的个人意义方面可能会有差异，但没有人能说，这样一部作品被另一部同样“完成”的作品超越了。
在学术领域，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取得的成就将在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过时。这是学术的宿命，也是学术工作的本质所在。其他文化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但学术领域有它的特殊之处。每一次学术上的“完成”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它要求被“超越”和淘汰。任何想要为学术效力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当然，学术著作因艺术性而“满足”，因学术训练手段而重要，这些都没问题。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它们终究会被超越——这一点需要反复强调，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更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如果不希望后来者能比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就无法开展工作。从原则上讲，这种进步永无止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开始思考学术的意义。毕竟，一项受制于这般规律的事业本身是否合理和有意义，并不好说。为什么人们去做一件永远不会完成也不会结束的事情呢？
我们做学术研究，首先出于纯粹的实用目的。更广义地说，是为了技术目的，为了能够根据学术经验提出预期，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没错，但这仅对实践者来说才有意义。那么，一个真正的学者，如果他真的在追寻一种个人定位的话，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呢？他会坚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仅因为别人利用学术成果取得商业或技术上的成功，从而让人们吃得更好、穿得更暖、生活更有亮光、国家治理得更有效力。但是，对于那些融入到这个永无止境的专业化组织中的人来说，他们究竟希望在这些注定过时的成果中取得什么重大意义呢？这个问题需要一些综合的思考。
学术进步只是我们数千年来一直在经历的智力化（intellectualization）进程的一部分，虽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智力化进程通常都被冠以非常负面的评价。我们首先厘清，由学术和学术导向的技术创造了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思潮，但它在现实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真的比生活在美洲或霍屯督人（Hottentot）更了解当下的生存环境吗？恐怕不是。就拿坐在大厅里的各位来说吧，除非你是物理学家，否则不知道电车如何运转。但其实根本不需要知道。人们只需要确信电车会按既定路线运行，并以此安排自己的行程。至于电车如何制造才能运转，他们一无所知。反观野蛮人，他们反而更了解自己使用的工具。就说花钱吧，即使在座的各位中有研究政治经济的学者，对于“为什么可以用钱买东西，有时价格高有时价格低”这个问题，恐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野蛮人却清楚知道如何获取食物，知道有哪些机制帮助他们达成目标。因此，智力化和理性化进程的推进，并不代表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普遍认知有所提高。
智力化意味着另外一件事——人们相信只要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学习新知识。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无法解释的的神秘力量，一切事物原则上都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控。这代表着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我们不像野蛮人那样需要借助魔法手段来控制神灵或祈求神灵，因为我们知道神秘力量并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这才是智力化的核心。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在西方文化中延续了千年的“祛魅”进程（学术是其中的一环，也是驱力），它们是否除了纯粹的实用性和技术性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的作品就以最根本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思考越来越多地围绕着一个奇怪的问题——死亡是否具有意义？他的答案是，对于文明人来说，死亡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文明人的个体生命融入到无限的“进步”洪流中，按照生命的内在含义，它永远不应该结束，而在进步的道路上，总有下一步等着你。任何即将死去的人都无法站在无限顶峰。亚伯拉罕或过去的农民“老死于世”，是因为他们处于生命的有机循环之中，因为他们已经从生活中得到了应有的一切，因为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谜题需要解开，他们可以对生活感到“满足”。然而，文明人置身于思想、知识和问题不断充实的文化洪流之中，他们可能会对生活感到“厌倦”，但不会感到“满足”。他们只能捕捉到精神生活不断涌现出的微小部分，他们总是只掌握暂时而非终极，因此死亡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既然死亡毫无意义，那么文明生活本身也就毫无意义。正是由于“进步性”，死亡也染上了这种无意义的色彩。在托尔斯泰晚期的所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一思想，这是他作品的主旋律。
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进步”本身是否具有超越技术层面之外的清晰含义，以至于为之效力是一项有意义的使命？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但这已经不仅是学术使命的问题了。因此，对于那些忠诚的学术门徒来说，“作为志业”的学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探寻学术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使命。学术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
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十分巨大。想必大家还记得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第七卷开头的精彩比喻。一群被锁链束缚的穴居人，他们的脸朝向面前的石墙。他们身后便是他们看不到的光源。他们只关心光线投射在墙上的模糊影像，并试图理解这些影像之间的相互关系。最终，其中一人成功挣脱束缚，转身看到了太阳。他被刺眼的阳光弄得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描述着眼里的景象。其他人说他疯了。但慢慢地，他学会了直视阳光，然后他的任务就是回到洞穴，带领其他人走向光明。他就是哲人。太阳就是学术的真理，它不局限于幻象和阴影，而是抓住真正的存在。
然而，现在还有谁会这样看待学术呀？如今，年轻人感觉恰恰相反，学术的智力建构像是不真实的领域，充满了人为的抽象概念，它们试图用枯槁的手抓住充满血肉和活力的真实生活，却永远触不可及。真正鲜活的现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柏拉图那里，它是洞穴墙壁上那些摇曳的阴影；如今，学术的智力建构不过是生活的衍生品，是毫无生气的幽灵，仅此而已。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充满激情的赞美，最终可以用一个理由来解释，那就是“概念”（concept，所有学术知识的重要工具）在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意识层面。苏格拉底在与人辩论的过程中发现了它。当然，他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发现这个概念的人。在印度，我们也能找到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非常相似的理论雏形。其他地方却没有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概念”的重要性。在希腊，人们第一次拥有了某种趁手的方法，就像拧螺丝一样，让对方在辩论中无法逃脱，只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承认某种东西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绝不会像盲人所做的事那样消散于无。这就是苏格拉底弟子们意识到的一项重大发现。由此看来，只要找到关于美、善、勇敢、灵魂等等正确的概念，人们就能把握它们的真正本质。这反过来又敞开了一条道路，去认识和教授人们如何正确生活，尤其如何成为一位模范公民。对古希腊人来说，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他们的思想始终围绕着政治展开。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人们才投身于学术研究。
伴随古希腊精神中“概念”这一重要发现，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工具——理性实验（rational experiment）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应运而生。实验是一种可靠地控制经验的手段。没有它，当今的经验科学将无法存在。当然，历史上也存在早期的实验，例如印度瑜伽修行者进行的生理实验，古希腊时代为战争技术进行的数学实验，以及中世纪用于采矿的实验。但将实验提升为研究原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成就。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的革新者们正是实验的先驱。达芬奇及其同僚，尤其是16世纪的实验音乐家们用实验性的钢琴进行创作，他们都极具代表性。正是从这些圈子出发，实验才得以进入学术领域，有了伽利略，有了培根的理论方法，它们最终被欧洲大陆各大学的精确学科采纳，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然后是荷兰的大学。
对于站在近代门槛上的人们来说，学术意味着什么？对于像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实验家和音乐革新者来说，学术意味着通往真艺术的道路。这对他们来说也意味着通往真实自然的道路。艺术将被提升到学术的位阶，也意味着在社会地位和人生意义上，将艺术家提升到学者的位阶。这就是达芬奇素描手稿背后的雄心壮志。那么今天呢？“学术是通往自然之路”这句话在年轻人听来简直是异端邪说。当今的年轻人宣扬着相反的观点，他们要从学术的智力主义（intellectualism，或译作“知性主义”、“理智主义”等）中解脱，回归本真自我，进而回归整体自然。学术是通往自然之路？这甚至都不值得批判了。
然而，在精密科学兴起时期，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此。还记得斯瓦默丹（Swammerdam）的那句话吗：“我用虱子的解剖结构，带给你们上帝的护佑之证。”这句话恰恰反映了受新教和清教徒思想间接影响的学者对自身任务的理解——指明通往上帝的道路。人们不再相信哲学家们通过概念和演绎推理能找到这条道路。当时，所有虔敬神学（Pietism）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施本尔（Spener），都明白上帝不在中世纪追寻的那条道路上。上帝是隐秘的，祂的道路非我等所能理解，祂的思想非我等所能揣测。人们希望通过精密科学，通过亲手研究上帝的创造之工，来揭示祂为世界定下的计划。那么今天呢？除了那几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老儿童”，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发现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世界意义（meaning）的知识？如果存在这样的“意义”，那么这条道路究竟在哪里？如果这些自然科学真的能指引这条道路，它们只会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宇宙存在‘意义’ ”的这种信念。
最后，让我们探讨一下“学术是通往上帝之路”的观念。学术是一种非宗教的力量。每个人心中都清楚，当今学术已经脱离了宗教的范畴，即使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摆脱学术的理性主义和智力主义桎梏，是与神性合一的必要条件。这正是那些对宗教怀有虔诚信仰或渴望宗教体验的德国青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号。他们不仅渴望宗教体验，也渴望一切形式的体验。奇怪的是，他们如今采取的方法却与以往截然不同。非理性的领域，亦即尚未被智力主义触及的领域，如今被提到了意识层面，并被置于审视之下。究其原因，现代智力形式的浪漫非理性主义（romantic irrationalism）在实践中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种摆脱智力主义的方法，很可能会和本身的目标南辕北辙。
尼采（Nietzsche）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人”（last man）进行了猛烈抨击。我完全可以不去理会那种将学术（建立在学术之上掌握生活的技术）简单地颂扬为通往幸福之路的幼稚乐观主义。谁还相信这一点呢？除了大学讲堂或编辑部里那几个“老儿童”以外，没人会相信。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吧。
在如上内部前提之下，所有曾经的幻象都被驱散了——“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那么学术志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托尔斯泰给出了最简单的答案：“学术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回答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学术确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唯一剩下的问题是，学术“没有”回答的含义是什么，以及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否还能从学术中获益。
当今人们普遍认为学术“无预设”（free from presuppositions）。这种观点是否成立？这取决于我们对“无预设”的理解。所有学术研究都以逻辑和方法规则的有效性为基础。这些规则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般基础。对于我们特定的问题而言，这些前提在学术领域最不值得怀疑。然而，学术还包含着另一个前提——学术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价值，因为它“值得被认识”。显然，这正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因为学术手段无法证明这一前提。我们只能根据自身的人生观，去诠释这一前提指向的最终意义，并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
此外，学术研究与其预设之间的关系性质会根据结构而发生很大变化。例如，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就自明地预设了如下观点——探索宇宙事件的终极规律，只要学术能够做到，就值得。这种预设不仅因为拥有这样的知识可以带来技术成果，而且就其本身而言，追求这样的知识是一种“使命”。然而，这个预设根本无法被证明，更不能证明学术所描述的世界本身有价值，不能证明它有任何“意义”，不能证明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有意义。学术不去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再来看看现代医学，这门高度发达的科学实用技术。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可以用一句老话来概括——医学科学的任务在于最大程度地维持生命本身并减轻痛苦本身。然而，这个观点存在问题。医生通过这种手段延续垂危病人的生命，即使病人恳求我们解脱他的痛苦，即使他的生命对亲属来说毫无价值，即使维持他毫无价值的生命所产生的费用让他们难以承受，即使他们也希望病人得到解脱。也许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可怜的疯子，无论他的亲属是否承认，他们都希望他死去。然而，医学和刑法的预设阻止医生放弃治疗。生活是否值得，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值得？医学不去追问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在技术上掌控生命，应该怎么做。它完全不考虑我们是否“应该”、是否“想要”在技术上掌控生命，以及这样做最终是否有意义。
以美学为例，艺术品的存在是美学研究的前提。美学寻求探索艺术品存在于何种条件下，但它不去追问是否奇伟，是否属于这个世界，因此从根本上敌视上帝，是否在最深层和贵族精神上敌视人类兄弟情谊。因此，美学不去追问是否应该存在艺术品。
再来看看法学领域。法学根据法律思维的规则来确定什么是有效的，这些规则部分来自逻辑上的必然性，部分来自约定俗成的框架。只有特定的法律规则和解释方法被承认为具有约束力时，法律思维才能发挥作用。法学不去追问是否应该存在法律、是否应该制定特定的法律规则。它只能回答，如果根据我们法律思想的规范想要达到某个结果，那么特定的法律规则就是实现该结果的恰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