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尔德·耶纳
March 20, 2024
1945年5月，德军向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声明，对于德国人来说，战争彻底结束了。但人们期盼已久的正常生活并没有如约而至，他们需要立即面对一整个被战争摧毁了的日常生活。
在当时的德国，和满城的瓦砾、废墟一样随处可见的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衣衫褴褛长途跋涉，始终在向前走着却没有一个能栖身的目的地。这群人是由战争导致的无家可归者，其中有的人是曾经被俘的德军，有的是战争时期被纳粹从其他国家劫持的外国平民，有的是来自德国失去的东部领土的普通德国人。这些流民人数高达四千万，他们在战争后充满伤痕的土地上幽灵一样行走，迁徙，用切实的痛楚叩问着战争的答案，但在历史书写中，他们很少被注意到。
哈拉尔德·耶纳在著作《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一书中，详细直观地描述了这些被迫迁徙者的生活。哈拉尔德·耶纳把目光对准战后德国的普通人，包括从废墟瓦砾中重建家园的普通百姓，因战争颠沛流离的回归者，从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书中通过大量日记、信件、文学、艺术展现出普通人在战争十年后如何面对、继续、重建生活。
当战争结束了，生活呢？怎样被摧毁，又怎样重建？
01 战争结束之后
1945年夏天，在盟军四个占领区内居住着大约75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并不生活在他们的家乡或者想生活的地方。战争如同一架巨大的移居、驱逐和劫持机器，将每个幸存者随意抛在某个远离故土的角落。
在这4000万被连根拔起的庞大人群中大约1000万曾是被俘的德国士兵。除了在苏联被俘虏的350万人以及被押送到法国的75万战俘，从1945年5月中旬至1946年年底大部分战俘被逐步释放。德军战俘被关押在欧洲各地和美国的战俘营里，数百万德国士兵是在英国和美国军队占领德国后被俘的，其大部分系主动投降。
铁丝网后的命运共同体：在盟军挺进途中有几百万的德国士兵成为战俘。这张图片显示的是1945年4月在雷马根附近露天的“莱茵草原大营”。图源：《狼性时代》
出于对空袭的恐惧或者因为他们的家园早已被炸毁，有900万城市居民被疏散到了农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急于想回到原来的居所，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受农村人待见。鉴于严重毁坏的交通网，回乡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甚至几乎不可能。箱子已成最抢手的物品，市面上几乎买不到，经年累月地在住所和防空洞之间来回奔波使箱子变成了稀缺商品。
这些从故土被连根拔起的人群中也包括了800万至1000万当年在家乡被劫持至集中营和强迫劳动营，现在刚刚被解放的在押犯。他们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别无一物。即使那个所谓的家还在，被解放与回到家之间还隔着漫漫归乡之路。
那些没有在解放后立刻得到盟军的救济并被及时送回老家的人，只能靠自己的运气流浪在这块被征服的土地上，一路上还受尽当地人的欺凌，而有些人的家属早已被国家下令处死了。大多数羸弱不堪的人在新老营地里万般无奈地听天由命。大约1250万人从德国东部的故土被驱逐，他们组成大大小小的逃难人群在陌生的德国土地上寻找落脚处。虽然四处碰壁，没人愿意收留，他们还是得继续寻找一个安身之所。
从德国战败投降那天起，对所有这些人的责任都正式落到了四个盟国的肩上。在四个占领区，共有4000万人以各种方式背井离乡！难民、无家可归者、逃兵、被困的人——这是从规模上根本无法想象的强迫性迁徙。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在移动。大多数人被困在原地，在营地等待，只有痛苦、缓慢地行进、中断或者停滞不前。有些人必须尽快被带回家，有些人则必须先被拘留。但不管怎样都必须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物流壮举，往往连最低的物资需求都难以解决。
投降后，被暂时关押的德国战俘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盟军只好把大约100万人围困在露天的莱茵草原大营里，让他们于上无片瓦的情况下在有刺铁丝网后生活了好几个星期。直到6月，23个营地中的大部分营地才建造了厕所、有屋顶的厨房和医院营房。1945年9月，这些大规模营地中的最后一个才被解散，因为大多数被拘留者早已受到审讯、被释放或者被分配到了其他营地。
有时好几十万被关押在一起的士兵蜷曲在地上任由风吹雨打，这是怎样的一幅令人震惊的悲惨众生相，纳粹政权和战争竟使社会堕落至此。然而在这围栏以外，很多人的日子也同样不好过。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离开住所冒险出行，他就会在街上、火车站站台上和候车室遇到无数颠沛流离的人。
1945年9月，女记者乌尔苏拉·冯·卡多夫（Ursula von Kardorff）在哈勒（Halle）火车站看到如下的惨状：“这景象真是惨不忍睹。这群人看上去已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穿着棉絮外露的破烂军装，身上布满脓疮溃疡，拄着自制的拐杖在瓦砾间艰难地移动脚步，简直就是行尸走肉。”
02 被解放的劳工和流浪的囚徒
两股完全相反的人流组成了这支浩大的迁徙队伍：流离失所的人群和被驱逐的人群。用西方盟军的术语来讲，流离失所的人就是那些当年被纳粹政府所劫持的外国平民，从德国集中营里被释放后他们的何去何从就成了占领区部队的一项责任。流离失所者从修辞上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表达，但却是对德语里的“被剥夺了故乡”一词的最贴切翻译。这个词切中要害，因为它没有把这危难的处境归咎于被劫者，而是归咎于当年劫持了他们的人。
尽管如此，德语里的“无家可归”还是被时常用来形容“乌合之众” 这个词。大部分德国人把这些被迫流离失所的人笼统地称为“外国人”。为了填补大批人因战争被送上前线而造成的劳力缺失，德国在“二战”期间一共将700万外国人驱送至德国境内。在战争最后几星期里这些苦力经历的地狱般的苦难可谓无以复加。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残忍。盟军的炸弹也同样地会击中他们，但与德国人不同的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保护。
不少强迫劳工虽然能够在爆炸的混乱中获得自由，但他们从此只能毫无生存保障地到处游荡。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在森林里流浪，或者以小团体形式在城市里分散隐居下来。他们时不时地出现和存在造成许多德国人的神经质反应。怀着日益增长的恐惧，纳粹当局监视着那些还固定在工厂卖命的强迫劳工。当局势越来越不明朗时，德国当局对这些奴隶工人起义的恐惧就越大。政府对这类人的担忧始终比对德国本土的反抗恐惧更大，而现在它成了一种极度的恐慌。当战争接近尾声时，那种对强迫劳工还能派上用场的信心消失了，于是德国治安部队开始对他们进行大批屠杀。
大屠杀的发生，部分是出于对囚犯日后报复的恐惧，但部分也是出于“世界末日的惯常行为”。他们想让尽可能多的“敌人”一起去死，即使他们手无寸铁，无力自卫。盟军万万没有预料到，这些流离失所者成了残存的现有公共秩序的巨大麻烦。由于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投入了战斗以及确保战线向前推进，对于这些人应该如何安置，人们完全不知所措。一名美国陆军军官甚至认为这些难民“团伙”是纳粹军队用来制造混乱的新秘密武器。
美军占领法兰克福时，只安排了一个由21名士兵组成的小队来看管4.5万名战俘。他们多次遇到大群因为看守已经逃离而十分无助的囚犯。比如在飞机零部件工厂附近，他们突然遇到3000名不会说英语的法国强迫劳动者，同样美国人中也没有人会讲法语。没有人知道谁该去哪里，谁有或哪里有食物。日益扩大的混乱无法解决。
因此，一些工人自愿留在军火工厂令人憎恨的简易房里，而另一些人则毫无目标地四散离去。马路上聚集了越来越多不知何去何从的人流，他们用自己的拳头和蛮力让自己不致饿死。一位英国的观察者这样描写着那些“一夜之间从囚徒变流浪汉”的人：“人们可以看到这些流浪者如何沿街游移，有时是不到12个人一小队，用小车拉着他们仅有的随身物品,他们当中有些衣衫褴褛，其他人则穿着形形色色的破烂军装。”
1945年11月20日，不来梅（Bremen）附近发生了一起极端残忍的抢劫案。一群来自供应相对充足的蒂尔皮茨营地（Camp Tirpitz）的波兰难民闯入一个偏僻的农庄，当天晚上有13个人住在那里，其中有儿童和未成年人。在这些居民交出了食物和少数值钱的东西之后，他们在地下室被枪杀。只有43岁的威廉·哈默尔曼（Wilhelm Hamelmann）因装死而幸存下来。他的言行后来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因为他公开原谅了罪犯，并努力为他们争取赦免，尽管他们杀害了他的妻儿。
在投降前后的动荡中，盟军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来安排这些难民住进勉强过得去的住处。即使在那里也一再发生摩擦和恶性冲突事件。盟军军方对被解放的强迫劳工的态度有着很大波动。刚被解放之际，他们作为战败敌方的受害者得到了盟军尽可能的优待。根据盟军的命令，他们在商店被优先照顾，因为供给极其稀缺而实行严格的配给制，这引起了德国方面的不安和仇视。引发众怒的还有这些流离失所者提出的最终得到人道住所的要求。
由于这个庞大的人群只能用严格的措施来安置，不仅厂房和医院，在毫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甚至整片的工人住宅区连同里面漂亮的排房都被征用。居民不得不立刻离开家园，为这些“外国人”让出住所。几个月后，当难民不得不根据盟军行政当局的命令迁往为其新造的营地时，发生了多次暴乱并摧毁民宅的情况。有时他们甚至放火烧了房子。难民营中多年的奴役生活给这些流离失所中的很多人造成了严重的行为障碍; 他们用暴乱发泄其不满，对他人的好意他们反应粗暴和叛逆，特别是盟军士兵对他们的照顾不可能像社会工作者那样体贴周到。他们破坏性的行为举止往往使得盟军士兵很快丧失了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
在解放后的法国发生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说明了他们暴行的程度。1945年初，3500名苏联流离失所者被安置在马恩河畔沙隆（Châlons-sur-Marne）的一个营地里。当营地在美军的帮助下搬迁时，在一列部署的火车上发生了多次争吵。甚至在出发前，这些人就把他们的营地夷为平地; 在火车行驶过程中，他们继续嚣张不已。他们多次拉紧急刹车闸使列车中断行驶，更沿途抢劫并与法国居民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最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苏联联络官德拉贡（Dragun）在巴黎获悉此事。他开车来到现场，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了10个难民，并枪毙了他们。他就是用了这些人多年来早已习惯了的暴行对待他们。纳粹政权在集中营中推行的非人道逻辑不仅仅体现在其受害者身上，也同样在不堪重负的胜利者身上得到了延续。
03 被驱逐者，德国人的惶然自顾
1945年6月，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和一位朋友从柏林骑着自行车往东来到奥得区（Oderlandkreis）。过了几个小时，他们看到一个指向高速公路的牌子：
我们爬过路堤，像石化了一样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仁慈的上天，我们卷入民众大迁徙了吗？一个望不到尽头的苦难的行列从东到西在我们面前蜿蜒移动。妇女和男人，老人和孩子，命运把他们不加选择地混在一起。一些人来自波兹南，另一些人来自东普鲁士。这些来自西里西亚，那些来自波希米亚。他们背负着所有的家当，走到哪儿算哪儿。
一个孩子摇摇晃晃着走过来。可怜的小家伙抽泣着说：“痛死我了。”他费力地翘起脚尖，尽量不让流血的脚掌接触地面，用赤裸的脚跟行走，艰难地保持着平衡。“正在揉着面团，就从烤炉前被赶走了”，一个女人在他身后自言自语着。在陌生的路途上她已经把这句话说了无数遍，一直不停地以不变的语气在不变的绝望中絮叨着“正在揉着面团，就从烤炉前被赶走了……”两个饭锅像铃铛一样在她背上晃荡着，随着脚步的节奏叮咚作响。
……我吃惊地看到一个人拉着快要散架的小车，我意识到，有人快死了。那是一辆儿童用的小拉车，短小、狭窄而且低。里面塞了两个枕头、一些稻草和一条棉毯子。毯子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身着乡间星期天才穿的好衣服。她的双手交叠在胸前，郑重地望向天空。在她鼻翼的周围出现了蓝色的阴影。小车颠簸不已，她的头无力地来回摇摆着。再呼吸十来次，这个男子拉的就会是一具尸体了。
这位旁观者惊恐地自问：“这如何了得？让这1000万人去哪里？”她的同伴耸耸肩说：“去哪里？随便哪里！也许最好是上天堂。除非找得到一位建筑师把德国再加高一层。”
事实上战争结束五年后西德人口比战前多了几乎10%；而那里四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毁。当时有1200万人逃难到了德国西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年男性，他们被残酷无情地驱离了故土，这是希特勒发动的毁灭性战争导致的恶果。事实上德军受希特勒之命对东欧平民百姓实施的暴行要残忍得多，为了这场毁灭性战争，现在他们遭了同样残忍的报应。
这场迁徙最后导致了西德16.5%的人口来自失去的东部领土，在东德这个比例甚至多达四分之一。这些外来人口的成分和别的流亡人群一样良莠不齐，他们当中既有纳粹分子和反纳粹者，值得尊敬者和贪婪的无赖，也有昨天的富人和一辈子都穷困潦倒的人。
最近几年的考证纠正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60年代沾沾自喜所鼓吹的那个所谓的“接纳奇迹”。从冷酷无情上讲，很多德国人对待逃难的同胞并不比对那些外国难民好到哪里去。也许从中至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冷酷的自私行径至少不是出自种族歧视。
这些当初被行政部门称作“从外地迁来的移民”（Zuzügler）遭遇了一堵拒绝之墙。在那些人满为患的城市里，他们因发布的移民禁令最多只能滞留两天，有些乡镇干脆封界。在不来梅有50%的民居被炸毁，一次轰炸中就令5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街上张贴着告示：“我们无力再接纳任何人！禁止移民！”盟军为此设立的“移民委员会”打算将这120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大部分安置到农村。他们故意拆散那些想在异乡尽可能待在一起的移民团伙，以促进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
在漫长的徒步旅行中，许多来自同一村庄的难民团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由于难民和当地人的关系日趋紧张，盟军担心会发生武力冲突和暴乱。无论是在巴伐利亚州还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当地人有时强烈反对这些移民入住，导致流离失所者只有在机枪的保护下才能进入给他们指定的住所。在对这些人困境的置若罔闻上，农民们的固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牛。
种族主义依然延续着，但这次却是针对自己人的。那时有不少关于“德意志部落”的说法。他们的融合对各族裔早已成形的地域民俗特征构成了威胁，无论是上巴伐利亚人、弗兰肯人、普法尔茨人、图林根人、梅克伦堡人还是石勒苏益格人。帝国崩溃后，民族共同体的主张失去了光芒，但民族的自豪感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德意志民族被彻底打败了，人们突然重新意识到可以把地域作为身份认同的决定性特征。于是许多人把德国的境内移民看作是一种多元文化对自己的攻击。部落主义蓬勃发展，作为部落成员，人们用风俗、习惯、信仰仪式和方言把自己和周围的人区别开来，尤其是那些德裔波希米亚人、生活在巴纳特的施瓦本人（Swabians）、西里西亚人、波美拉尼亚人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德裔——他们通通被骂作“波兰来的穷鬼”。
冲突之所以严重，部分原因在于难民实际上改变了德国。战前，在西部德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160人，现在有200人。在大城市，外来者所占比例还相对较低。在柏林和汉堡，流离失所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6%和7%。然而，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州（Mecklenburg-Vorpommern），这一比例为45%，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为33%，在巴伐利亚州为21%。在这里，异族的移民人群动摇腐蚀着当地人之前的坚定信念，即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唯一正当的。
社会学家伊丽莎白·普法伊尔（Elisabeth Pfeil）早在1948年就在她的书名中准确揭示了这一现象：《难民：转折点上的人物》（DerFlüchtling. Gestalteiner Zeitenwende）。她写道：“难民的出现扰乱了一个世界，而后发生的一切不仅仅发生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那些他们走进其房舍、向其倾诉自己不安的其他人身上这次大迁徙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至今在德国人的生活中处处留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