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H·卡尔（E. H. Carr，1892-1982）
译者：陈荣钢
马克思所说的“阶级”（class）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人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很多笔墨。马克思是一位精确的思想家，他从不满足于经验上的近似。虽然他未能提出阶级的正式定义，但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因为他的主要著作传到世界时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很明显，他从阶级与生产工具的关系这一客观角度来定义阶级。对马克思来说，阶级意识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阶级并不是个人的自愿组合。它的本质并不仅由个别阶级成员的自觉意志和目的决定。
这个问题在英语世界尤为突出，因为在英语世界中，“阶级”一词通常是指与自身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一个社会群体可能包含不止一个马克思主义阶级的成员，或者反过来说，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可能被分解成不同的社会群体。整个概念的基础是不同的。
显然，个体通常会留在他出生时所处的“阶级”之中（英语意义上的“阶级”）。但是，他可以合理地拥有进入另一个阶级的野心（“社会流动”）。他是否成功，部分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资源和目标的力量，部分取决于另一个“阶级”的成员是否愿意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所有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相去甚远。这种术语上的误解或许是如此多的英美知识分子未能（或没有认真）去理解马克思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将在后面讨论）。
因此，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经典评论刚刚首次以英译本面世，这可能是个适时之举。《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是著名评论家和哲学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1919年至1924年间撰写的论文集。卢卡奇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人，最初是黑格尔主义者，1917年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1919年在布达佩斯的库恩·贝拉（Kun Béla）的革命政府中担任小部长。但是，部分由于在莫斯科的匈牙利移民之间的内讧，这本书很快被抨击为异端邪说，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宽容的氛围中并未被正式禁止。
卢卡奇天生不是斗士，他退居幕后，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几十年来，《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直处于“暮气沉沉”的状态，为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所熟知，但对普通人来说却晦涩难懂，直到1967年该书终于再版。卢卡奇在序言中用有些晦涩的语言承认了作品中的“错误”，这些错误是由于他试图“推翻经济学的优先地位”，并以纯粹的哲学术语来处理社会和革命问题。
译者罗德尼·利文斯通（Rodney Livingstone）的工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他将卢卡奇密集的文风译成了英语，而不是简化成通俗语言，并将卢卡奇难以理解的句子重新组织，但目前的评估认为并未曲解他的意思。然而，若认为这是一本易读的书，那就大错特错了。对马克思的批判，就像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一样，几乎必然地使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表达。黑格尔式的术语对俄罗斯、法国或意大利的学者来说或许并不困难，但在英语世界中，掌握和理解黑格尔的术语却并不普遍。卢卡奇甚至比马克思更深地受到黑格尔影响，他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卢卡奇用“阶级意识”（class-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来阐述阶级。用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阶级本身”（class-in-itself）和单纯“属于某个阶级”（class-for-itself）有所不同。但阶级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它如何形成？这正是本文围绕“阶级意识”要讨论的主题。卢卡奇对这一问题的独特回答也让他陷入了困境。由于阶级根据历史进程中的客观情况来定义，所以阶级意识不能被理解为一种主观现象，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它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历史经验赋予个人的意识（因此是心理或大众心理意识）”。卢卡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阶级意识是对特定生产过程中、特定典型地位的合理反应。因此，这种意识既不是构成阶级的单个人的想法和感受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然而，阶级是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最终由这种意识而不是个人的思想所决定。只有通过参照这种意识，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行动。
毋庸赘言，这一概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关于历史进程是终极现实的观点。正如黑格尔所说，“成为”（Becoming）是“存在”（Being）的真理，因此进程构成了比经验事实更深层次的现实。用卢卡奇的话说，人理解现在，是因为他在现在中看到了“他可以从辩证对立中创造未来的趋势”。
这就排除了社会的“自然法”（natural laws）的概念，因为自然法在历史之外，而历史必须遵守自然法则。马克思指出，自然法是资产阶级的概念，起初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进步的，后来转变为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保守概念。这种观点也排除了相对性（relativity）的概念，因为在一个假定变化之外没有其他绝对性的体系中，相对性没有任何意义。
黑格尔一直受到指责，因为他将世界精神视为历史终结的力量，并将历史的终结视为自己哲学理想的圆满和普鲁士国家的具体表现。然而，马克思也离不开有关历史进程高潮的预言性愿景，但他反对了黑格尔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神秘化”提出了抗议，并在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这一点。
人们有说服力地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他通过对黑格尔及其批评者的研究得出“无产阶级是历史顶点”这一观点，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研究经济学，这些研究和推测导向了他对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经济作用的最终分析。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决定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理解视为一个哲学实体而非经验实体，这可能是有历史根据的。
然而，这正是卢卡奇最终陷入困境的地方。他完全接受并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脱离实践的理论真理是空洞的抽象。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确实，这两个过程无法区分。
卢卡奇说，“当下”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拒绝被忽视的问题。但这涉及到他对当前政治的态度。在1920年的欧洲，在经历了前一年失败的匈牙利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必须以某种方式回到现实，理论必须与实践经验相适应。在这个绝望的时期，革命理想主义仍然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卢卡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中，仍然称赞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无产阶级（当然不完全指或主要指俄国无产阶级）将通过这种组织形式获得阶级意识，从而把自己和整个社会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两、三年后，随着俄国苏维埃的衰落和西欧，特别是德国革命的失败，这种愿景逐渐消退了。1922年，卢卡奇在一篇关于组织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段落来论述共产党的作用，这与他之前的文章风格完全不同。他解释说，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个战斗党，这意味着拥有正确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必然会在共产党内得到组织和体现。稍加思索，就会明白这些论点可能导致的结果。然而，卢卡奇似乎从未再以如此明确的方式回顾这些论点。
1922年底，卢卡奇将过去三年的论文结集出版时，做了两件事。在他关于阶级意识的1920年的文章中，他虽然淡化了苏维埃，但并没有将其删除，而是巧妙地引入了一个简短的段落，再次将共产党描述为“无产阶级正确阶级意识的有组织形式”。
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关于“无产阶级的物化（reification）和意识”的文章，这是整个卷子中篇幅最长的部分，也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第一部分专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fetichism，或“物化”）理论。第二部分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物化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在题为“无产阶级的立场”的第三部分中，他退到了纯粹抽象的立场上，根本没有触及当前的形势，也没有讨论党的作用，只是在最后隐晦地指出：“任何转变都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自由行动的产物”。这似乎暴露了卢卡奇对自己的结论畏缩不前，完全拒绝面对当前的形势。
卢卡奇的著作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他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以最尖锐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和无产阶级概念的基本困境——作为经验实体的无产阶级，与历史让无产阶级成为“阶级”之间的鸿沟。马克思在发明“无产阶级”这一范畴时揭示了这一鸿沟，但没有加以探讨。
列宁在早期文章《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一文中首次将这一问题作为创建革命党的实际问题来面对。众所周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自生自灭，从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日常斗争经验中，只会自发地发展出“工会”意识——除非有组织的革命党“从外部”向无产阶级植入真正的阶级意识，否则这种斗争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
列宁承认，他在《怎么办》中片面地提出了这一理论。1905年，苏维埃的经验使他对群众运动持更加乐观的态度。但困境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在1967年版《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序言中，将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与列宁《怎么办？》的观点呼应起来，也呼应了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和葛兰西（Gramsci）——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反对斯大林于1928年在共产国际中“向左转”，但卢卡奇立即收回了自己的观点。
莫斯科的学究们竭力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血统，在那个时代，所有这些人都被随意指责为“在纯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引入了黑格尔的词汇”。
卢卡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及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形式”的分析遭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一直持续。卢卡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过程，这一过程中，原本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表面上拥有自身独立存在的实体（比如商品、交换价值、市场规律）。
这种转化不仅阻碍了对现实的真正理解（除了最肤浅的经验层面），而且保护并延续了剥削，因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认为自己受制于外部现实的僵化强制，尽管这些现实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社会自己创造的关系。当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后，麻烦就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受资本主义思维中固有的“拜物教”或“物化”的误导，只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他们称之为“意识形态”（ideology）。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将获得真正的“意识”，意识形态也将消失。
列宁则中性地使用了“意识形态”一词，将它同时用于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意识和无产阶级的（假定真实的）意识。这一创新意义重大。诚然，卢卡奇将抽象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具体体现是共产党的权威）与经验观察到的、服从于共产党权威的、无产者的思想和情感割裂开来。党和党纪为“物化”的法律和制度的回归提供了便捷之门，将虚假的意识或意识形态强加给广大工人。
卢卡奇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多次反悔和改变立场，证明他急于否认自身论点的种种后果，并否认确实发生过这类事情。但是，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呢？我们能否把马克思从这些黑格尔批评家对他的错误描述中解救出来？这种辩护可能遵循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
马克思最初对社会和阶级问题的灵感来自黑格尔，虽然后来他的思考和写作逐渐淡化了黑格尔的影响，但仍然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对导师的赞美，和对那些视黑格尔为“死狗”的人的不屑态度都有记载。但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抽象的理论世界里。他的思想不断努力将实际观察和抽象理论统一起来。尽管他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并带有黑格尔特色，但它也基于对当代社会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卢卡奇从未提及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充满了对阶级状况的敏锐经验观察。
马克思成熟时期的所有著作都离不开对经济问题的具体阐释。卢卡奇正确地承认，他自己“推导马克思主义革命意义”的尝试“缺乏真正的经济基础”。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耗费了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关乎作为剩余价值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关乎既是经济机器的重要齿轮又注定是牺牲品的阶级——所有这一切，他的声誉和持久影响的基础，都是对具体情况进行不懈而深入研究的结果。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无论最初的灵感来自何处，也无论最终掺杂了何种乌托邦因素，都是一支由真正的工厂工人组成的军队，而不是卢卡奇的准形而上学抽象概念。马克思主义阶级的定义与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的阶级定义标准不同，但它是真实工人的集合，而不是以名义行事的政党、工会或其他权力机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可以仅凭经验研究和观察就得出结论，也不是说，马克思没有早年的理论框架，尽管这个框架在他后来的研究中有所改变。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思考与观察、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他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认识和回应。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既是适用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理论，也是旨在改变这一社会的行动纲领。
这就引出了在当代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重要性的第二条思路。卢卡奇在较早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What is Orthodox Marxism?）一文中竭力强调这一点：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假设最新的研究完全推翻了马克思的每一个观点。即使是这样，每一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完全接受所有这些现代研究成果，而不必放弃自己的正统立场。因此，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它不是对某种信条的坚守，也不是对某本“神圣”书籍的遵循。相反，正统性完全是指“方法”（method）。
这意味着，在批评马克思某些结论时，有责任运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当然，并非大部分马克思的主要命题和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或过时的。1920年，布哈林（Bukharin）在俄国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解体，马克思揭示的“拜物教”经济范畴已经消失，被自然经济的形式所取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经济问题不能通过“拜物教”的交换价值和市场规律的术语来解决，也无法在这些术语下进行有益的讨论，而是被迫回归到社会价值和生产力等“自然”范畴。马克思确实揭示了19世纪资本主义根源上的问题，无论他的分析中的哪些细节需要修正，都准确地诊断出了麻烦的根源。
但同样，尽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照亮了许多黑暗之处，不仅照亮当代世界，甚至照亮远古时代（近年来，古代历史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改变），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期和事件中，马克思主义需要做出许多保留和修正才能适用。的确，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前殖民地世界已以一种列宁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分析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仍然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同样真实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已受到现代技术进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后者是防御严重攻击的堡垒，而诸多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触及“方法”的问题。与具体学说相比，更加致命的是这一点，这一点远远地将马克思与英语世界的思想家们分隔开来，并解释了最近英国政治和历史写作中如此普遍的薄弱和肤浅。英语世界的传统深受经验主义的影响，用事实本身说明问题。
某个特定问题会根据“价值”进行辩论。主题、事件、时期会根据某种未宣布的、可能是无意识的相关标准被单独提出来进行历史研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历史变成了一系列事件的连续，我们原则上无法发现它的因果关联。所有这一切对马克思来说都不可容忍。马克思不是经验主义者。将部分研究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将事实从意义中分离出来，将事件从原因或后果中分离出来，将特定危机从一般情况中分离出来，这一切对马克思来说都是无益的。
这种差异有历史根源。无疑，英语世界一直如此顽固地奉行经验主义。在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中，没有人愿意质疑经验主义的资格，经验主义有助于进行实时修复，实现保持机器运转所需的微小修正和调整。19世纪的英国正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典范。但在每一个基础都受到挑战的时代，当我们缺乏指导方针，并且从一个危机陷入另一个危机时，单纯的经验主义是不够的。
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结束如下状况。许多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或者认为他对他们的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相关性。卢卡奇的极端反经验主义可能是另一种极端的例子，但这不能成为我们短视的借口。这就好像现代数学家不费功夫去研究爱因斯坦，就好像爱因斯坦从未存在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