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志田
梁心的《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即将出版，她给我以写序的荣幸，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事。2004年9月，梁心以四川大学历史系第一名的成绩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我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后又硕博连读，于2012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本书即是据她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在我的学生中，梁心是一个有些“独特”的人。她看“前近代”的书比同龄人要多很多，读外国书的范围也很宽，从理论到文艺，似乎什么都看。这样的广泛阅读和她要研究的近代中国似乎有些距离；然若一旦联系起来并有所贯通，则会显出不小的优势，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漫长。
梁心的硕士论文选择研究古史辨，侧重古史辨运动中各方具体怎样“辨”和“辩”（其实当年“辨”也就是“辩”，只是现在我们已区分使用了）。那是一个已经获得相当关注但仍有不小推进空间的题目。不过，因为相关资料太专门，论文完成后的延展性不是很大。故当她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时，我建议她可以改做一个既有研究较少且更能关照到广泛社会状况的题目。因为她此前的学习、阅读侧重思想史和学术史，“目不斜视”久了，或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由于梁心的家在四川绵阳，故我曾向她建议，如果觉得自己对于乡村还有些“感性认识”，不妨考虑以“农村怎样成为问题”作论文题目（其实梁心没有什么乡村的生活经验，是我孤陋寡闻，误以为在绵阳就是在乡间，并不知道绵阳是个大城市，至少比铁岭大）。于是她把北伐后的《大公报》（1928-1937）通看了一遍，颇感兴味，认为这一时期农村突然变成了议题，确实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因此确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这对她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研究范围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转变了。然而任何阅读总是不会“浪费”的，此前关于思想和学术的研读不仅仍在她心中，实际也会有助于她对中国乡村秩序的整体思考。现在这本书表明她的付出是值得的，相信她以后的研究能进一步展现广泛阅读与专门研究相结合的优势。
这个新题目仍不离思想，却与社会直接关联。首先需要重建出当时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才能在此基础上辨析各类与其相关的“思想”。然而这几乎是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除胆大能文者外，这一任务的“首先”就是难言“完成”的：
一是中国的确广土众民，地理环境相差甚大，各地发展很不一致。在此基础上，“农业的自足经济，原可以各地有各地的情形”，既“不能以一地的情形硬来代表别一地方，亦不能以部分硬来代表全体”。就社会形态言，“庞大古久的中国农村社会，实是色色型式都存在着的”。若定要一言以蔽之，或许就像“盲人摸了大象的腿子或耳朵，不免各有不同的见解”而已。而且那时思想和社会的发展也不同步——不甚远的地理距离，心态可能相差上百年。
梁启超曾说，“大抵吾国乡治，其具有规模可称述者颇多，特其乡未必有文学之士，有之亦习焉不察，莫或记载”。复因史家更不注意及此，“故一切无得而传焉”。近代居乡能文而又关怀乡土者本不多，即使有也可能是所谓“乡曲之士”。当他们观察社会现象时，不见得会从更广阔的天下或国家着眼。反倒是受外国影响的人，借欧美眼光看过来，或可能见到整个的“中国”，却不免带些异样的神采。所以，真要说出一个整体的“中国农村”，或当如梁启超所言，应先“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然而这样得出的结果恐怕是千差万别的，只能在既不强调其特性，也不侧重其共性的基础上更多考虑其相通的一面，关注其通性，庶几可说出一个大概的“中国农村”。但研究者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所说的仅是一个“大概”而已。
二是没多少切实可据的史料——昔年受过些社会学训练的调查者都是带着问题去的，这些问题往往来自生成社会学的西方；而报刊征稿和自动的乡村来稿作者又太无训练，表述随意，甚至不过是居所靠近乡村者带有想象的传闻（如有人说乡村已经“用自行车来代步”，也以“自行车、手表、电棒”为男子过年的“装饰品”，其生活水准实已超过1980年代初的乡村了）。那时很多调查者和描述者确实也认真地要想再现和描述中国乡村，但他们实际表述出来的却往往带有他们对“中国”的想象——看“传统”者常常暗含“现代”眼光，看“非工业社会”者则怀揣对“工业社会”的憧憬，而以城市眼光看乡村，看到的即主要是“非城市”的面貌。真正从当时当地出发的观察，实在是凤毛麟角（如傅斯年的《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便是一篇典型的“天下士”文章，关怀广阔，叙述既具体又有分寸，惜较少为研究者关注）。
即使有幸获得一些数据，对于喜欢量化的研究者而言，以前的乡村状况可能是个让人抓狂的题目。陈翰笙等人在1929年已指出，若根据当时政府规定的标准亩，全国亩的实际量度小的不足三分之一，大的约有五倍。就一省来讲，山东霑化和潍县的亩相差五倍，而潍县本身的亩至少有五种。据他们自己对无锡二十二个村的调查，大小不同的亩至少有一百七十三种，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三倍多。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专家马若孟（Ramon H. Myers）也注意到河北省“耕地计量单位‘亩’之间的差异在某些地区高达百分之五十五”。而在山东，“一个县之内的集镇之间，容量单位‘斗’的差异高达百分之百和百分之二百”。所以他在书中“所用的度量衡单位表，只为集镇所用的同样单位提供一个极为粗略的近似值”。后人若把所获数据视为实录，得出的就只能是一个与实际相差数倍的“实况”。故若没有据“近似值”说历史的心理准备，恐怕无法研究当年的乡村。
简言之，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题，充满变数，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在一个地理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的巨大空间里，面对度量衡相差百分之五十五到数倍的史料，若不满足于了解一个具有通性的大概状况，可商榷的地方可能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但这的确是一个久已需要的重要题目，在一个乡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时代，如果对这“绝大多数”及其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不能了然于胸，又谈何理解中国？将那不精确而能达意的乡土展示给读者，正是史学从业者的责任。
其实“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和“古史怎样辩”有些相类，取向都偏于“思想史的社会解读”，即不仅要陈述出当时乡村及其居民的实际状态，还需要展现具体观念和认知的出现、分享、争辩、发展和固化等步步演进的历程。所以这个题目看似实在，却比古史辨的选题更“虚悬”，因为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及其所成的“问题”本身，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也是在那过程中部分由“现代”眼光所生成的，带有很强的虚拟性。
曾经被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乃至成为负面的象征（实际延续至今）。与这一过程相伴相行的，是农村成为“问题”的认知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分享，并最终被确立为整个中国的问题。本书以这一动态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尽量展示各种相关认知和观念的动态发展进程。既从思想史的角度重建了问题发生的具体语境，又追随蒙文通先生推崇的“以子观史”取向，力求展现更大范围的社会观感。全书所呈现的“都市眼中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也为反思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提供了借鉴。
认识被化外的自我
从城乡日渐对立到农村成为问题，以至成为负面的象征，是二十世纪前数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醒我们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现代史上不可轻视的重大题目，其间待发之覆尚多，不宜概念化地简单处理。这是一个敲响警钟式的提醒，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过去以为耳熟能详人皆可以置喙的乡村，其实对时人而言已经代表着“未知的中国”，对后人更有着众多远未被认识到的面相。
从民初之人一度偏好的行业视角看，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至少到全面抗战前都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态。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当时可见大量报纸、杂志的讨论，也有从社会调查、专业人员和政府举措等方面解决农村问题的尝试。惟既存研究多关注“成为问题”之后的农村，对于农村“何以成为问题”的讨论却一直付诸阙如。
“农村”在中国其实是个相当年轻的名相，此前更多说“乡村”或“乡土”。新的“农村”概念诞生不久，“农村出现问题”的思虑即相伴而生。或可以说，正是在“农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农村问题”才开始被“发现”甚至“发明”出来，并呈现在新的话语脉络中。与此前的称谓相比，“农村”概念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以行业而不是区域来说乡村，把一个原来并不怎么细致区分的事物进行严格而排他的区隔，使乡村原有的主体性被掩盖，内部相互关联、支援、渗透的事物被截然分离，而不复是一个农工商诸多事物共存或并存的自主世界，这就让我们对这片开放的乡土产生狭窄、封闭的认知，使我们的理解背离了原来活生生的网络，成为僵化不变、各自独立的单一事物。
正是在新概念创造出的新视野下，乡村开始呈现新形象，并被看出了新问题。而新的农村概念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新学生。这一转变趋势至少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兴起后，曾以耕读自诩的读书人开始疏离于乡村，而新生的读书人更多生活在城市中，与乡土事物渐行渐远。他们往往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昔人熟悉的广阔空间和众多居民。随着发展中的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读书人所知的国家本体也日向城市倾斜，原来作为广土众民代表的乡村逐渐淡出，成为暌隔的异乡。这个异乡虽在国中，且占国家面积的极大部分（如果不把广大的畜牧区域计入，仅说可耕区域的中国，就是中国的最大部分），却已沦为化外。就此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知识人实际已不甚了解自己的国家。
吴寿彭曾列举当时中国社会中各种“怪奇的情状”，并指出这些“都是中国的‘现实’”，是认清“中国现时代革命的性质”所必须了解的。“不幸中国的革命者或革命的谈论者，不是见闻限于通都大邑的知识分子，便是熟视过东西洋的工业社会的人。而广大中国的社会，对于他们往往是谜样的模糊。中国实是一个未知的中国（‘Unknown China’）。”从他所列举的广大中国社会的对立面——通都大邑、知识分子、工业社会——来看，那“未知的中国”指的正是乡村。
借用旅沪川人王宜昌的话说，“有一个‘异乡’在那时的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随处可见的乡村”。异乡的“秘密”存在，意味着占人口和土地大部分的乡村已不甚为人所知。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这显然不能说是“正常”，故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表现为对乡村或农村的关注。这一倾向大体呈现为连贯的三部曲，先是开始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观感褒贬参半；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见解贬多于褒；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升级为“破产”或“崩溃”，表述以贬为主，甚至不贬不足以立说（虽也多出于同情，却不免表现出一种西来的“城市傲态”）。
或可以说，五四后想要认识化外的自己这一努力，并没有改变乡村在很多人心目中处于化外的现实，更多改变的是对化外者的表述（从早期的褒贬兼有转为对农村的同情与鄙视共存）。“重视”农村逐渐成为时代思想的一股主流，却也越来越多地以负面为主。于是逐渐发现（甚或发明出）农村的问题，进而把并未崩溃的乡村说成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农村。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以行业而不是区域来认识和表述乡村这一重要转变。我们可能需要记住社会学家蒋旨昂的概括，“乡是一种社区”，它可以“用生产方式来分类”，但在职业或行业上却并不限于严格的“农业”，更多表现一种充满开放的生活方式，亦即一种文化。只有接受一个虽不精确却能达意的乡土中国，才能进而理解那片土地上各式各样的人涵义丰富的生活。
农村“问题”的构建特色
本书的第二个贡献，是告诉我们那时关于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往往带有构建的成分（包括输入性的构建），并带有虚拟特色。关于这一点，梁心在书中引用了胡适一个说法，即“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却“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胡适本是在讨论新思潮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意义，但若把民国前期的“农村”也看作一种制度，它正经历了一个胡适所说的从“不发生问题”到“变成问题”的进程。
我们不必将当时的乡村理想化，以粗粮土布维持温饱的乡村生活是相当清贫的，不能说没有问题。至少在清代中叶，所谓的人地矛盾已经引起了洪亮吉的注意，后来也一直有些解决的尝试。但后五四时期农村讨论的特异之处在于，其所说的“问题”并非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而是整体性地视农村为“破产”或“崩溃”。相应的“救济”以及相对中性的“建设”，也都带有指向整体的显著特性。故这一时期所论及的“农村问题”，程度和意义都与此前完全不同。
时人所谓中国“以农立国”，即言“农”是国家的根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以有限的耕地面积保证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其农业可算比较成功，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算是特例。换言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农村经济都被认为是大体健全的，甚至有着某种优势。但这一观点从1920年代开始发生了突然的改变，北伐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伐后学术的社会科学化与同时兴起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对此都有所促进。
一种长期存在、基本不变的状态忽然“成为问题”，被视为变态，显然是一种建构（不必是有意的）。中国农村成为问题，不必是因为其本身有多大变化，而是既存的常理被流行的新理取代了，于是构建出一个整体出问题也成问题的农村。而一种建构能广泛传播，影响并改变世人之视听，其力量从何而来，又怎样发展壮大，是某些变化被惯性地或偶然地放大，还是因为更大的时代波澜引起了眼光的转变，实大有探索的必要。
全书所论及的时代（1908-1937），是中国人对很多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时代。在此关怀之下，常可见到有着醒世意图的激愤之言。就像清末事事都要上升到“亡国灭种”一样，当时很多人都爱说破产，如“金融破产”“教育破产”等。这恐怕更多是一种忧患意识，又想要表现其认识问题的深度和高度。那时的中国社会思想的确也已经涉及不少根本性的层面，家庭在此时成为革命对象即是一个先例。“农村成为问题”，就需要放在这样一个重视变化的时代，从基本处加以思考。
那个时代“新的崇拜”非常流行，在世界、现代等中性名目之下，新与西方和旧与中国的关联日渐显著。由于中西认同的表面淡化，中国读书人无论少长，其趋新、崇新多已超过外国人，达世界少见的程度。对许多趋新者来说，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包括本民族固有之文化，都可以忍痛割爱。在本土或从传统中寻找不足（而不是光荣）以摈除或改进这样一种“反求诸己”的取向，几乎成为走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随着读书人的日益世界化/西化，他们看待乡村的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与趋新超过外国人相似，他们对乡村的态度往往比外国人更贬低。不过正因是“忍痛割爱”，这些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所表述的农村，多少也是个人心目中的“传统中国”。就像国中的异乡，自己未必就在其外，却也不在其中。故他们对乡村多少仍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态，不一定有意要把乡村“讲坏”，但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特别是外国人，把乡村“说好”（一个典型的例子即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后，曾引起一些中国读书人的不满，责其未能反映中国的真实，把农村和农民说得太好。实则他们所谓不真之处，多是城市知识人不甚了解的农村情形，而赛珍珠基于第一手观察的描述，反更接近中国乡村的实际）。
中国近代的家庭革命告诉我们，有些我们视为正常的，其实可能是反常。反过来，有些我们视为变态的，其实仍是常态。乡村需要拯救正如家庭需要革命，呈现出某种相似性，都是过于趋新以至于在世界范围内走向变态的现象。在更现代的西方，对家庭远没有那么排斥，对乡村也没有那么贬低。
把乡村生活的常态视为变态这样一种眼光的转变，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乡村问题的虚拟特色。如前所述，中国的农村从来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底是否濒于“崩溃”，则是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本身对生活的感受与这些想要“走向现代”的读书人很不一样。张镜予在对“我国农民经济将陷于破产状态”深表担忧的同时已注意到，“可惜我国农民对于这点还没有感觉到”。
身处“破产”边缘的农民自身对即将来临的危机无甚感觉，固然表现出一些人眼中农民的“无知”，却也提示出“破产”或“崩溃”之说更多出于立言者的学理分析。如梁漱溟稍后指出的，“救济乡村的呼声，不发于乡村而发于都市”。那些讨论者所述的恶化趋势未必产生于和此前状况进行的比较，而是心中另有新的标准。他们对问题的构建，来自他们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正常生活”，有着和当时大部分人非常不同的认识。
有学者指出，以粮食和油料计，“新中国成立前农业的最高产量”就在1932年。这年末《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九三二年中国农业恐慌底新姿态——丰收成灾》的文章，文章标题特别能提示当时“农村问题”的特色：一方面，“丰收成灾”当然不乏“谷贱伤农”一类“自古以来”的慨叹，表现出中国的农民从来就与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绝非单纯的“农业”人；另一方面，把丰收诠释为恐慌的“新姿态”固然体现出辩证的眼光，然谷贱之伤是在销售层面，若在口粮方面，丰收总会带来更多的保障（农民出卖粮食，不一定是食有盈余，而是要缴纳赋税或偿还债务等，或者卖细粮以买更多的粗粮。在这些方面，谷贱的杀伤力都是很实际的），似乎离“崩溃”尚远。梁心在书中也论及时人在担心农村破产的同时又批评乡村生活奢侈，这在经济学上或可以辩证地剖析，若在实际生活中恐怕只能并存于不同的区域，这样也就难言整体的“崩溃”了。
梁漱溟在1933年说，在近代举国西向的大趋势下，农村“被迫的随着大家变，却不能了解为何要变，并且亦追赶不上，但又没有拒绝否认的勇气与判断”，因而“失去了社会上的价值判断，是非好歹漫无衡准”，致使“有心人亦且窘闷无主”。此前《东方杂志》有两位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出了中国农村那进退失据的困窘。署名“有心”者说，“中国农村经济已陷于东不是西不是的走头无路的状态中”；吴觉农也觉得“病入膏肓的农村”就像“病人的热度高也不是，低也不是；脉膊〔搏〕多跳是危机，过慢也是险象”。
两人在大约同时非常相似的观感，或许反映出当时农村的某种状态，却也不必就是农村的本相。乡村的问题本虚实兼具，既然社会失去了价值判断，自然无所适从。正是认识和评估标准的歧异，造成人们认知中农村现象的莫衷一是。
从这个意义上言，本书以1933年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成立作为这一历史进程完成的标志，是一个适当的选择。那是一个政府设立的机构，意味着政府已经开始正式地把农村作为一个问题，农村也已成为一个需要政府力量来“复兴”的领域。可以说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农村“问题”的构建可以促生一个专门的国家机关，应该说取得了实际的成功。而一旦“国情”变成“国策”的基础，这样的“国情”就需要进一步的构建。带有强制特色的官力介入，甚至可能借助权力将农村“问题”进一步“落实”。在实业部长陈公博眼里，农复会的成立就表明“农村破产是事实”。而国家机关的特色，也可能使农村一步步从扶持目标走向管制对象——农民“无知”和“短视”的流行认知，正可作为“训政”的基础。且官僚机构的自保和扩张能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农村要是真复兴，这机构就要取消，所以复兴可能永远都在路上，直到以新的名义建立更具常规性的机构。
不应忽视的是，官僚机构虽借助众声喧哗建立起来，那些立说的读书人其实不太清楚农村的实际状况。这样一种充满虚拟意味却能起作用的舆论基础，揭示出近代中国一个异乎常态的持续现象，即受外来影响的“都市眼光”，实际已内化为一种仿佛众皆认可的常理。这或许是远比前述史料缺陷更难克服的困局，特别能体现本书是在进行一项“不能完成的任务”。
从根本处思考“都市眼光”
本书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的贡献，就是具体指出了“都市眼光”的存在，并从根本处进行了论证。当年就有人注意到“强依都市的人情而来估度乡村的人情”这一趋向。很多农村的问题，包括民不聊生、破产、崩溃等等，都是从这种眼光看过来。也因为有这一眼光在，很多不是问题的就被视为问题，一些不甚严重的问题则被看作很严重的问题。
那时中国的乡村当然不是没有问题，而乡村遇到的主要困扰，就是马若孟指出的，“通商口岸以牺牲内地农村利益为代价得到发展”。城市不仅没有“促进落后的农村的发展”，还“剥削农村经济”，导致农业衰退，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使“农村经济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
“城市”在中国虽不是个新名词，在近代却取得了近于新名词的新涵义。古人最初是把城和市分开说的，盖城近官而市即商，本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大约从两汉开始，城和市就逐渐连用了。到宋代进而较多出现“城市乡村”连用的表述，但并非强调城乡的关联或对应，而是泛指（生活方式）不同的区域。而近代“城市”的使用，又多半与翻译或借鉴异域文字相关，逐渐侧重其与工商特别是工业的关联，后者颇带虚拟意向（近代城市的虚拟特色及城乡的对峙，当另文详论）。
在外来的“城市”观念流行后，一个我们注意不够的关键性变化，就是城市兴起后城乡的疏离及对峙。这一变化在书中虽若隐若现，却是全书整体论述背后的一条主线。在很多时人的认知中，城市取代乡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即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城市不仅比乡村更重要，而且比乡村更正确。借用美国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话，城市远比乡村更显出政治重要性（politically important），而且逐渐从政治正确转为文化正确。
故近代中国乡村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的步步紧逼。不仅国家控制的资源向城市倾斜，乡间的人才也向城市集结。而城市更凭借政治和文化双重正确的地位，越来越轻视乡村，终形成城乡“文化之中梗”（章太炎语），使乡村在实际层面和认知层面都开始变得有些虚浮——乡村被表述为农村，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为利于今日读者的理解，并适应所引史料的表述，下文在不涉及时代定位时，也多从众说农村）。实则乡是居住的描述，农是行业的表征，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异。
前引马若孟的最后一句话表现出他对城市未能帮助农村改变而失望，其实所谓农村“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恰是中国几千年的常态。这一不变的形态忽然被视为一个“问题”，而且是朝野注目的国家问题，实有浓郁的构建意味。很多时人谈论的问题，恐怕更多是带着轻视眼光从城市看乡村所发现甚或发明的问题。
近代城乡关系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城乡之间的差异逐渐依产业表示为工农差别。在工业应为现代国家产业结构核心的认识之下，城市的正当性日渐显著（商业的意义则要很多年之后才体现出来）。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强调，也使得乡村中“农”的面相得到空前的加强。“城”与“乡”作为对立的象征，在国家发展甚至文化转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中国思想界逐渐接受了来自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标准。这一新的标准使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别有了社会生产的意义。西方国家的“以商立国”“以工立国”与中国“以农立国”的对比，成为思考中西社会差别的基础，作为“农国”的中国形象也因此确立。我们过去的研究较倾向于说明“以农立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其实更需要思考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农已经不再是国家的“根本”，而是一个与工、与商或者与城对立的“问题”。
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工业的观念是伴随着想要现代化的愿景进来的，与之相应的经济基础实际并不存在。从晚清到1949年，中国的工业不能说没有进步，但北伐后不久就频遇战乱，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始终不那么高。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未见根本的改变。至少在本书所讨论的时段中，足以支撑国家的新“根本”似乎并未出现。如果以行业来思考，中国或已成为一个没有“根本”的国家。
尽管城市并未成长为时人所期盼的工业城市，至少看起来更接近现代化的目标。时人及后人对城市的定位，也常带有某种“现代想象”。很多人喜欢依据那个尚处发展中的“工业”来思考和表述，隐然成为所谓现代认知的一个核心。同时，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因为新教育、新行业的出现聚集并停留在了城市，几乎不再返回乡村。许多外来的思想、观念乃至生活习惯，也因此而由城市转出。
那时的中国社会还是以居乡务农为主，这种提前到来的都市眼光，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社会意识”与“社会事实”的不相应。以前在中国不太具有正当性的城市竟然反客为主，成为看问题的出发点，几乎具有衡量一切的力量。在城市眼光的作用下，乡村的问题不少是被“转移”过来的，有时甚至是把城市的不足转移到乡村，甚或将时人认知中国家、社会、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转而落到乡村之上。
尽管农村问题具有虚拟成分，“成为问题的农村”却不仅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它的出现并为时人所接受，说明它对社会实际存在着某种关照。“农村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的，多大程度上是虚悬的，多大程度上是想象的，多大程度上是构建的，多大程度上是社会改变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改变后让本非问题的成为问题，这些都需要一一考察分析。通过这样的慎思明辨，或可以认识到这种“都市眼光”是一个不太有经济基础且也很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到支持的眼光。
当这种眼光成为判断农村问题的标准，就放大了农村客观实情中不佳的一面，又从某些不成问题的地方看出了问题。本书展示从“乡村”到“农村”的转变，剖析农村何以成为“问题”，甚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揭示城乡关系在这一时段社会文化中的重要性。
当然，“城”和“乡”这样的概念从来都富于象征的意义（雷蒙·威廉斯就曾探讨过其在英文世界中的丰富内涵）。民国读书人言及的“城市”与“农村”不仅是现实中的不同空间，也承载着他们对于“中外”和“新旧”的各种想象（包括中国对西方的想象和西方对中国的想象，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构建中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标准的出现，“都市眼光”不仅体现出对于工业化国家发展远景的憧憬，也改变了时人理解现实和过去的方式。
产生于中国的“都市眼光”，其实是一种广义的现代认知。把它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现代化本身的意义和问题。如何理解人类历史上的农耕文明，或者以时人的话说，“农化为工”是否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些问题实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按照泰勒（Charles Taylor）的看法，如果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文化特征，意味着现代带来了一整套即使在西方也与之前不同的文化观念，其中两个主要象征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这些特征常被现代化理论的崇奉者视为标准与目的，然从探究现代性的学人更关注的视角看，它们也正是东西概莫能外的文化特征，对人们的认知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所有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相类，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都为所谓的现代化付出了比其他行业和社会群体更大的代价。人们讨论的多是以城市为方向的现代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却让乡村承担着发展不够成功的沉重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未必正常的城乡态势长期被认为是一个正常（甚或必然）的发展历程。
当代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理论本潜藏着文化规则。这种文化规则在中国不仅是外来的，也与固有的社会基础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偏向产业的眼光看，或可以说是一个农业社会接受了一个工商业社会的观念。而前引“社会意识”与“社会事实”的不相应，也可以视为一种中国现代性的特殊表达。如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类学家注意区分的农和乡，本是西方视角的冲突，在中国的语境中却表现得更为醒豁。就像米尔斯（C. Wright Mills）指出的：
社会科学的许多常用观念都与从封建时期的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过渡有关：梅因的“身份”和“契约”；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韦伯的“地位群体”与“阶级”，圣西门的“三阶段”；斯宾塞的“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帕累托的“精英循环”，库利的“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俗”和“城市”，贝克尔的“神圣的”与“世俗的”，拉斯维尔的“谈判社会（bargaining society）”和“卫戍国家（garrison state）”。无论这些观念如何被普遍地运用，都是有历史根源的观念。甚至那些相信自己的研究不涉及历史的人，在运用这些术语时也表明他们具有历史趋势的思想乃至一种时代感。
从这个视角看，梁心的工作也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她从根本处重新考察近代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揭示了源自西欧的“都市眼光”如何由外转内并不断强化，最终重塑了读书人看待中国乡村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农村从被“复兴”到被“改造”的依据。重建这一发生在近代中国的理论移植、观念流转直至国策确立的重要历史进程，能够为我们反思当下社会科学体系中一些依据西欧历史总结出来的基础概念提供新的参照。
传统中国的乡土是多元的，江南、华北、西北、西南和东北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可以说存在“多个世界”。在近代的变局中，有些村落、人群确实表现出衰落趋势，但从乡镇层面的离散聚合看，不少乡村也有更好的发展。新物种、新技术虽然引发了区域性、群体性的不平衡和部分破产，但仍在可控的常态范围内，并未全面崩溃。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并非落后文明的产物，它确实需要改进，却不是所谓“改造”的对象。
今日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仍然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众多充满同情的言说中，有没有几分行业压倒区域的倾向，甚至有没有哪怕些微的“城市傲态”？在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中，是否需要考虑乡土也曾代表着一种自主的生活方式，可以衍生出以其为基础的现代化？本书叙述的虽是过往之事，却可以在其中找到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前车之鉴，给后人以启迪。就此言，本书会是这个领域中一本长期存在而不可绕过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