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离开的人似乎没有受到风暴的困扰？留下来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海岸？
本文节选自“黑体文化”日前出版的2022年普立兹历史奖作品《古巴：一部追求自由、反抗殖民、与美国交织的史诗》，第三十章“新美国人？”，讲述古巴革命后离散的古巴人的故事。
很久以前，一位研究其他国家的革命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出，可以客观、冷静地计算革命的强度。如何计算呢？就是计算逃离革命的人数的多寡。在古巴，很多人逃离了革命。第一年，超过两万五千人离开；第二年，又有六万人离开。到一九六○年底，每个星期都有一千五百名古巴人抵达美国，到一九六一年底，在哈瓦那大使馆已经关闭的情况下，每个工作日向美国移民归化局申请入境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一千二百人。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革命爆发，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飞弹危机爆发，有将近二十五万人离开了古巴。在移民潮之后接踵而至的其他形式的出走，有些甚至更为集中。数字最终证明了一种可以量化的印象：古巴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革命。
对于大多数离开古巴的人来说，他们选择的目的地是美国大陆最南端的大城市迈阿密。今天，任何到迈阿密旅游的游客都能看到古巴人的存在改变了这座城市。然而，古巴人向迈阿密的移民也改变了古巴。事实上，移民是整个古巴革命史的核心力量。在革命的古巴，离开或被迫出走的可能性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去留的重大决定塑造了个人和集体的革命经历。亲人申请护照；一个邻居将贵重物品留给另一个邻居保管；人们厌倦了所有的道别。“今天，星期一，”一位哈瓦那居民给一位已经身在美国的朋友写道，“我一直待在家里，等待如常到来[寄放物品]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所留下的一切。”一个月后，他抱怨说，由于不断有人来找他，他只能抓紧时间写信。他开玩笑说：“这里连猫都要走了。”
但离开古巴并非易事。飞机票必须用美元购买；航班需要排队；在一九六一年之后，人们只被允许携带五美元和三十磅行李离开古巴。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障碍之外，还有情感上的障碍。他们真的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吗？他们何时才能再见到家人？他们还能回来吗？对于许多离开的人来说，离别的那一刻仍然历历在目。每个人都记得机场的样子。与家人道别后，旅客们在一个被称为“鱼缸”的玻璃封闭房间里等待。从里面可以看到另一边的亲人贴著玻璃，用手势交流。妇女们戴著墨镜，遮住红肿的眼睛。一名少年后来回忆说，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成年男人哭泣。一名六岁男孩目睹海关官员撕毁了他父亲的哈瓦那大学毕业证书。一位年轻的祖母回忆起被彻底搜查的屈辱，她的私人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被迫脱掉衣服，看到穿著尿布的婴儿被检查是否藏有珠宝。一位母亲──我的妈妈，回忆说，一位年轻的女制服人员摸著她孩子耳垂上柔软的皮肤，试著决定是否没收这些小金首饰，最终却不了了之。当旅客登上飞机时，飞机上一片沉寂。一些人低声哭泣，当飞机起飞时，乘客们有时会鼓掌。
从一开始，离开的就是那些与巴蒂斯塔关系最密切的人。随后，随著新政府开始征用财产并减少租金收入，许多受到不利影响的人购买了前往迈阿密的机票。随著革命的激进化，其他人也选择了离开。当他们抵达佛罗里达时，大多数人都对斐代尔．卡斯楚怀恨在心。但许多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在一九六二年于迈阿密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最初的确将斐代尔视为古巴的救世主。这个数字在实际状况中有可能更高，因为在一九六二年的迈阿密很少有人会急于承认这一观点。事实上，这座城市里有很多人都曾以某种方式参加过反对巴蒂斯塔的斗争，无论是卡斯楚的“七二六运动”还是其他团体。革命政府的首任总理在辞职后也搬到了迈阿密，首任财政部长等人也是如此。
专业人士和商人也纷纷离开了古巴。在一九五九年时，古巴有六千名医生，其中约一半去了美国。近两千名牙医中有七百多人，三百名农业学家中有两百七十人去了美国。哈瓦那大学在一九五九年时在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教职员在一九六一年时都已身在迈阿密，高级医学教职员从两百人减少到十七人。这些早期的古巴流亡者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远高于古巴整体人口；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至少接受过一些大学教育，而古巴整体人口中仅有约百分之四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在早期流亡美国的古巴人中，只有百分之四的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四年级，而古巴人口中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受教育程度低于四年级。在古巴，他们的离开为那些留下来的人创造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新政府对这些人进行了工作培训。与此同时，在美国，流亡者可以依靠他们重要的文化资本──教育、人脉，有时甚至是英语来维生。因此，这些早期移民后来被称为“金色的流亡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来到迈阿密后，他们通常无法从事自己本来的职业。为了生存，医生只能在医院当勤杂工；建筑师则是当园丁，教师当警卫，药剂师当挤奶工。曾经住在哈瓦那的韦达多区、米拉马区或圣地牙哥的阿莱格里区豪宅里的人们，如今却挤在即将被称为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的贫民区的小公寓里。在迈阿密的古巴人首先感受到了这里发生的变化。该社区多年来一直在衰落，这让那些来迈阿密时身无分文的古巴人能够负担得起。租金便宜，靠近市中心，就业机会多。学校招生人数激增，附近的高中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州最大的高中。学年纪念册的美国编辑可能会抱怨“按字母顺序排列时要列上三百个叫冈萨雷斯的古巴人真的是很乏味。”古巴人拥有的小型企业逐渐开张──咖啡馆、摄影工作室、珠宝店，这些企业的名称通常和在古巴时一样。
但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古巴人来到迈阿密。迈阿密的白人写信给媒体编辑，抱怨他们的新邻居。公寓开始张贴“不要儿童、不要宠物、不要古巴人”的告示。商人们抱怨古巴人只想和其他古巴人做生意。一位商人说：“古巴人这么快就把美国人赶走了，真让人难以置信。”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商业领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服装行业的劳动力中，非拉美裔的白人的比例从百分之九十四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一差距几乎完全是新来的古巴人造成的。
也许没有人像迈阿密黑人一样感到被古巴人粗暴地赶出了迈阿密。小哈瓦那与上城隔著迈阿密河相望，上城是一八九○年代以来迈阿密历史上的黑人区。迈阿密属于吉姆．克劳法案的南方。当非洲裔美国人看到古巴人在那里安家落户时，他们注意到了各种矛盾。在种族隔离盛行的时代和地方，他们观察到几乎所有古巴人──通常无论肤色如何，都变成了白人。有时，这就发生在他们抵达的那一刻。当他们在市中心的难民中心登记时，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收到旅馆优惠券。除了肤色最深的难民外，几乎所有难民都获得了入住白人酒店的凭证。迈阿密的海滩也同样实行种族隔离。有一些人只能去白人海滩，有人只能去黑人海滩，“但古巴人可以使用其中任何一个海滩”，《展望》（Look）杂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时这样报导。古巴儿童──几乎不分肤色，都被允许进入白人公立学校就读，而这些学校的资源总是优于黑人学校。一九六一年，当地一位黑人牧师推测，迈阿密的非洲裔美国人只需教他们的孩子只说西班牙语，就能解决学校的种族隔离问题。撇开这些看法不谈，黑人领袖一直强调，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新移民本身，而在于政府给予他们的优待。正如迈阿密城市联盟的负责人所坚持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对古巴人感到愤怒，而是对一种制度感到愤怒，这种制度对外来人的照顾多于对本国公民的照顾。”
然而，古巴人并不是普通的外来移民。他们是在冷战高峰期为了逃脱共产主义而来到美国的移民。这使得难民成为了一种资产。他们可能会成为华盛顿反卡斯楚计划的新兵；至少，他们的大量到来有助于在世界面前打击古巴革命的形象。因此，移民归化局给予古巴人临时合法身分。随后，在任期即将结束时，艾森豪成立了古巴难民应急中心，负责协调对古巴人的救济工作。甘迺迪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新命名和扩展，为古巴人提供了各种资源：工作许可、就业培训、英语课程、小额贷款、儿童保育补贴、住房援助和职业介绍。
享有这些福利的古巴人可以接受低于其他人的工资──有时甚至只有黑人同事薪水的一半。据一份报告估计，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有一万两千名非裔美国人因古巴人而失去了工作。有时则是美国政府为古巴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一九六○年代初，中情局的工资单上有一万两千名古巴人，这让中情局成为了佛罗里达州最大的雇主之一。事实上，中情局在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站（在维吉尼亚州兰利的总部之外）就设在迈阿密。中情局还控制著五十多家幌子企业，其中许多位于小哈瓦那。这些都是中情局所有、古巴流亡者经营的旅行社、枪枝店、房地产公司等。这些企业“帮助流亡者磨练了创业技能，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展”，尽管它们对推翻卡斯楚毫无帮助。正是美国政府的援助，而不仅仅是文化资本或自力更生的决心，使早期的流亡者获得了成功。
在革命才刚刚开始的那几年，古巴人就带著回乡的渴望、对斐代尔．卡斯楚的憎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一个主要城市。然而，如果没有另一批鲜为人知的古巴人涌入迈阿密的话，迈阿密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新一轮难民潮是在飞弹危机之后出现的，当时两国之间的商业航班长期停飞。古巴飞弹危机后，希望前往美国的古巴人不得不透过其他途径。一些人经过墨西哥或西班牙等第三国离境。其他人──每年都有更多的古巴人，透过非法海路冒险前往佛罗里达。在一九六四年和六五年，美国报纸经常刊登古巴人乘船离开古巴的报导。例如，《纽约时报》报导了卡斯楚家族的一名司机与近百名其他人一起出逃的戏剧性事件。
两名老人在美国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下棋，度过了一个轻松的下午。图：Reuters/达志影像
卡斯楚对他们的离职和负面报导感到非常恼火。但他的反应却完全出乎意料。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卡斯楚在一次演讲中宣布，他的政府将允许在美国的古巴人驶往卡玛利欧卡港（Camarioca，位于古巴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接回想要离开古巴前往美国的亲属。“现在让我们看看帝国主义者会怎么做或怎么说。”
卡斯楚宣布这一消息时，恰逢一九六五年美国的《移民和国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获得通过，该法逐步取消了移民美国的国家配额制度，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总统于十月三日在自由女神像脚下签署了该法。他在演讲中给了卡斯楚答案：“今天下午我向古巴人民宣布，那些在美国寻求庇护的人将会得到庇护。”迈阿密的古巴人甚至在林登．詹森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就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们取出存款、租船、与在古巴的亲戚联系。到十一月下旬，卡玛利欧卡的转运船将大约三千名古巴人带到了佛罗里达海岸，还有更多的人在等待被接走。
两国政府都不满意这一安排。斐代尔对这种宣传感到尴尬。美国人担心，这种非正统、无序的移民方式难以控制进入美国的移民。船运也给移民带来了明显的危险：海岸警卫队已经营救了数十艘遇险船只。出于这些原因，两国政府同意暂停船运，改用空运。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被美国称为“自由航班”的空运开始了。每天有两架航班从马坦萨斯的海滩度假胜地瓦拉德罗（Varadero）快速飞往迈阿密。迈阿密的古巴电台每天都会播报抵达航班的名字。到一九七三年时，三千零四十八次航班已经把将近三十万古巴人带去了美国。几十年来，这一直是古巴人移民美国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自由航班”上的移民与之前的“金色的流亡者”有很大不同。美国政府主要批准已在美国生活的古巴人的亲属入境。与此同时，古巴政府拒绝向服兵役年龄的男性发放出境签证；它还加快了老年人的签证速度。这两点加在一起意味著，新一轮移民潮的女性人数和年龄都明显高于第一波移民潮。许多人是革命前三年离开的年轻专业人士的父母。如果说早期移民被称为金色的流亡者，那么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银色的流亡者”。
古巴政府推行的其他政策也塑造了这一流亡浪潮的特征。在一九六八年，卡斯楚的“革命攻势”将目标对准了城市中的小型商业地产。因此，小企业家在 “自由航班”抵达者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在这一浪潮中，古巴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华人和犹太人社区，他们在古巴的小企业主中占有很大比例。
随著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来到迈阿密，迈阿密的资源变得日益紧张，联邦政府开始鼓励古巴人到其他地方定居。许多古巴华裔难民去了纽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九七○年代时，古巴华裔餐馆大量涌现在纽约，而不是迈阿密。也是在这一时期，纽泽西州北部的古巴移民社区发展得最为迅猛。然而，尽管政府在努力地进行重新安置，但仍有大约一半的古巴新移民留在了迈阿密，还有一些人在北部过冬后返回了迈阿密。
在许多方面，是自由航班的移民才确保迈阿密成为了一个古巴城市。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期，小哈瓦那最终形成了，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居民来自古巴。这里成为了典型的“先落脚”社区。早先来到这里的古巴人搬走了，古巴人分散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新来的古巴人在小哈瓦那占据了一席之地。迈阿密许多著名的古巴企业，例如凡尔赛餐厅等标志性场所正是在这一时期开业的，几十年来，古巴流亡者一直在凡尔赛餐厅抗议岛上古巴人的来访，或庆祝斐代尔．卡斯楚逝世等事件。在一九六八年时，WMIE电台变成了WQBA电台。如果说Q-B-A这几个字母还不能让人对其节目重点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它的另一个名字就能让人有所了解：“La Cubanísima”。到一九七六年时，Q-B-A的招牌新闻节目成为了迈阿密所有广播节目（无论英语还是西班牙语）中收听率最高的节目。
自由航班移民和早期的“金色的流亡者”共同造就了一九六○和七○年代初的迈阿密，它不仅是古巴裔美国人的城市，也是另一个世界。它是合法永久居民和渴望回家的公民的飞地，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世界的守成者的避风港，是关于一九五九年的哈瓦那的争论从未止息过的政治撕裂之地，是一个遍布著曾经的革命者的反革命社区，是一个沉浸在反革命而非反文化的地方，是一个顽固的黑白种族国家中的一个神秘的三种族城市，在这个世界里，少数人成了事实上的多数人，店员总是用西班牙语询问顾客是否想要说英语。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为离开古巴的古巴人提供优惠。在一九六六年，美国政府调整了他们的移民身分，使他们只需两年就可以申请合法居留权。古巴人由此快速获得了公民身分和选举权──而此时的非裔美国人争取同样权利的斗争才刚刚导致一九六五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的推出。尽管《古巴调整法》（Cuban Adjustment Act）于一九六六年通过，但其条款适用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之后抵达美国的所有古巴人，并将无限期地适用下去。后来的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古巴人无需证明他们在美国有工作或家人在等著他们，也无需证明他们不会成为公共负担。政府还将古巴人申请居留的等待时间缩短了一半（一年零一天）。没有其他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在抵达美国时能享受到这些好处。显然，移民政策仍然是冷战时期的政策。
然而，美国政府冷战派和古巴裔美国人鹰派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简单明了的。在猪猡湾事件中，古巴流亡者听从了美国政府的命令。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将卡斯楚赶下台也是他们的目标。这次失败让华盛顿方面和古巴流亡武装分子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在一九六二年，甘迺迪向赫鲁雪夫承诺不入侵古巴，这也激怒了流亡激进分子。到一九七○年时，古巴流亡者社区越来越多地与共和党结盟。那些保守的美籍古巴人，其中包括一名猪猡湾事件的老兵，甚至加入了水门事件的盗窃行列，开始为尼克森卖命。
然而，到一九七○年代中期时，美籍古巴保守派人士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透过故意对抗美国政府的方式来推行反卡斯楚计划。随著华盛顿和莫斯科关系的缓和，保守派的古巴流亡者担心古巴政策也会开始注重共存。事实上，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指令，要求与古巴进行秘密会谈，以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即使对这一举动一无所知，流亡者社区中的激进分子一直以来都已动员起来，反对与古巴建立任何形式的友好关系。在一九七四年的时候，一些猪猡湾事件的老兵成立了一个名叫“欧米茄─七”（Omega-7）的新组织，致力于暴力暗杀古巴的共产主义者和与他们接触谈判的美国人。虽然Omega-7不是唯一的反卡斯楚组织，但联邦调查局认为它是“在美国境内活动的顶级国内恐怖组织”。该组织活跃在迈阿密、纽约和纽泽西州。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间，仅在迈阿密就发生了一百多起爆炸事件。在纽约，反卡斯楚流亡者在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甘迺迪机场的环球航空公司航站楼和艾弗里费舍尔音乐厅安置了炸弹，所有这些炸弹都与向古巴政府作出的某种姿态有关。即便很多古巴流亡者正在成为美国移民，但是这个移民社群之所以会存在的最大推动力──古巴革命，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人的视线。
如果说有古巴人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变成美国人，试著忘记当初是什么让他们来到美国的话，斐代尔．卡斯楚则总是会提醒他们这件事。在一九七八年九月，斐代尔．卡斯楚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他公开邀请在美国的古巴人前往古巴与他本人会面和交谈。如果他们前来的话，他将释放多达三千名政治犯。他还将考虑允许美籍古巴人返回古巴探亲──这件事是他们离开古巴后一直不被允许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改变对流亡者的态度时，他回答说：“革命很快就将满二十年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革命成果是绝对巩固和不可逆转的。我们知道这一点，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我认为国外的古巴社会也知道这一点。”一九七六年通过的社会主义宪法（取代了一九四○年的宪法）和同年成立的名为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立法机构赋予了革命和一党制国家难以否认的稳定性。卡斯楚从这一权力地位出发，向他长期的敌人发出了邀请。
这一邀请震惊了迈阿密。许多人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陷阱，与卡斯楚谈判就是承认他的统治正当性，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包括猪猡湾事件老兵在内的三十个流亡组织公开地强烈反对此次会晤。但这远非唯一的观点。事实上，美籍古巴人向古巴政府办公室发送了大量电报，自愿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会面。至于谁能来参加会议，卡斯楚本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有一些与会者是学者；一些人是已经前往古巴并与古巴政府建立联系多年的年轻美籍古巴人；一些人是猪猡湾事件的老兵，他们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现在赞成与卡斯楚谈判。在一九七八年秋天，有七十五名古巴流亡者前往了哈瓦那与斐代尔会面，并参加了大家所说的“那场对话”。更多的流亡者返回哈瓦那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强硬派大发雷霆。一份流亡者报纸（在波多黎各出版，但在迈阿密广为流传）刊登了前往古巴的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并敦促读者骚扰他们。他们还抵制迈阿密的主要雪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的老板被记者拍到他正在向卡斯楚递他的雪茄。不过，尽管几乎整个社区都乐于抨击斐代尔，但因谈判释放的政治犯们陆续抵达迈阿密时，大多数人还是感到欢呼雀跃。当卡斯楚宣布海外古巴人可以回乡探亲时，尽管大多数人仍在咒骂卡斯楚，但还是有大批古巴人赶来利用这个机会，自流亡以来第一次回到家乡。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对家人的爱和挂念又是另一回事。
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家庭探亲团聚是古巴革命史上最重要、却被忽视的事件之一。在开放探亲的第一年，有超过十万名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带著礼物、现金和情感返回了古巴。旅行者们破费更新他们的古巴护照；他们匆忙办理美国居留手续，以便能够顺利地再次进入美国。他们要去古巴，但无论他们曾经对重返古巴抱有怎样的幻想，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停留时间只有一个星期，这是古巴政府规定的访问期限。
在为期一个星期的逗留期间，他们尽可能多地买东西。他们在自己的老社区里走来走去，给老熟人送小礼物，这里送五美元，那里送一瓶指甲油。他们用新的蓝色牛仔裤赢得了孙子的欢心，用现代化的日立电子锅赢得了儿媳的欢心。（尽管有《家庭法》，但在如今的古巴，负责煮饭的仍然大多是女性）。家庭成员们还会去专门为游客开设的商店购物，商店里的货架上摆满了人们在古巴人去的商店或古巴货币没办法买到的食品。但最重要的是，游客们沉浸在家人的亲情之中。他们的古巴家人也是如此。
当时生活在古巴的古巴人对探亲记忆犹新。近二十年来，卡斯楚一直用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难听的贬义词来称呼那些离开古巴的人──人渣、蛀虫、叛徒、暴徒、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政府欢迎这些人作为“海外古巴人社区”的成员回来。对于年轻人，那些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探亲这件事让他们感到很困惑。这种困惑与其说是源于政府语气的突然转变，不如说是因为眼前的这些人看起来是如此的正常，如此地像古巴人。当时的一位十五岁的女孩回忆说，她邻居的表兄弟来探亲了。“他们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对于这些青少年的父母来说，与离别亲人的重逢既欢乐又悲痛。在与亲人分别一二十年后，人们相拥而泣。但是，邻居家的古巴共产党员医生可能会对他迈阿密表亲拥有的消费能力感到有些不高兴，当他看著自家空空如也的厨房现在塞满了美国来的各式日用品时，他可能也会想到，那些没有国外亲属的人──以黑人居多，他们将无法获得这些涌入的现金和各式商品。
在海外古巴人和古巴国内的古巴人之间的大量接触中，后者常常感到疑惑。为什么政府要向那些离开的古巴人提供那些留下来参加了义务劳动、在集会上欢呼或参加古巴革命的古巴人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古巴人用文字玩笑的方式解释了这一难题。人们会开玩笑说，如今“蛀虫”们像蝴蝶一样飞回来了。叛徒们实际上只是“带美元的人”（traedolares）。不仅是那些离开的人似乎过上了比留下来的人更富裕的生活。政府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公开宣示，要么是政府在称流亡者为叛国者时撒了谎，要么是政府对现金的需求比这种观念更急迫。事实上，这些人的探亲之旅给古巴政府带来了很多钱。分析人士预测，从特价商店、护照和签证费以及要求回国者购买全包式旅游套餐（即使他们与家人同吃同住）来看，政府在访问的第一年就能赚到近一亿五千万美元。
然而，古巴政府却为家庭团聚付出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代价。这些探亲之旅引发了古巴政府希望去避免的问题和比较。来访者展现出的“示范效应”恰逢古巴的经济遭遇衰退，这种鲜明对比对古巴政府毫无帮助。在一九七九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斐代尔喃喃自语道，国家正处于困境之中，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彼岸遥遥无期”，他感叹道。这已经不是斐代尔第一次说这样的话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然而，在探访家庭团聚的背景下，这句话却引发了更多的疑问：为什么那些离开的人似乎没有受到风暴的困扰？留下来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海岸？难道他们也应该离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