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暗 蓝
在2013年出版的作品《美丽灵魂》中，普雷斯讨论了梭罗的著名政论《论公民的不服从义务》。不同于人们通常对这一文本战斗性的关注，普雷斯强调的是梭罗在其中做出的细微区分：“值得注意的是……（梭罗）并没有呼吁他的同胞携手终结奴隶制。他只是力图避免奴隶制的污点。梭罗写道：‘一个人当然不应该致力于根除任何其他群体，即便是最错误的庞大群体。他可能有其他要紧事缠身，但他至少应该不去沾染它，不去考虑，也不去支持。’……梭罗的话强调了心系如何改善社会状况的‘好公民’和力图保持自身道德纯洁的‘好人’的区别。”（[美]埃亚勒·普雷斯：《美丽灵魂：黑暗中的反抗者》，刘静雯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122-123页）在普雷斯看来，梭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所捍卫的始终是个人作为“好人”的底线，这至少能够确保个体良心的实现。
《美丽灵魂》的原书副标题是“在黑暗时代说不，打破等级制度，听从良心的声音”（Saying No， Breaking Ranks and Heeding the Voice of Conscience in Dark Times）。而在2021年（原书出版时间）的新作《脏活》中，普雷斯关注的是“说不”的反面——那些面对不道德工作“无法说不”的个人。他将脏活的本质概括为“将某些不道德的行为交由代理人实施，再顺势对此矢口否认”（第4页）。被选定的代理人无从拒绝，于是只能在社会“无意识的授权”（unconscious mandate）下，沦为直接作恶者。
普雷斯的“脏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娜·阿伦特的经典概念“平庸之恶”。实际上，这一概念正是借用自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反思纳粹暴行的论文《好人与脏活》（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 1962）。但普雷斯真正关注且忧心的是“奥斯维辛之后”脏活在美国社会的日常化和隐匿化。他列举了三个主要案例：监狱工作者、远程确定无人机打击对象的图像分析师，以及屠宰场员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作美国民主的捍卫者与供养者。然而除了积极的守护与劳作，这些人也被动承受了民主社会的道德污点。如今“好人”们将“肮脏”转移给他人，进而在不听不闻的状态下保持自身道德纯洁——这显然是理想主义者梭罗不曾考虑的现实主义妙计。
“通往遥不可及的生活之路”原本是《纽约时报》对石油钻井工人——普雷斯讨论的另一种“脏活”——的描述（299页），但它同时适用于脏活两端的人们。不得不从事脏活的社会底层因生存与道德的双重重负隐没于生活之下，而有权转移道德责任的更高阶层已然漂浮在生活之上——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症候的蔓延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由此造成的阶级撕裂与道德真空似乎难以逆转。
“全控机构”中的“事人工作”
英语以“dirt poor”形容极贫穷的状态。如奥威尔所言，“灰尘是体现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最好表现，当你穿戴整齐时，灰尘就离你远远的，但只要你穿得破破烂烂了，灰尘就从四面八方朝你袭来”（[英]乔治·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胡仁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94页）。不难想见，这种“dirt poor”往往是人们被迫接受“dirty work”的根本原因。
反过来，脏活之“脏”，亦具有与灰尘近似的属性。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精神健康顾问哈丽特·克日科夫斯基来说，她完全可以在定期为囚犯提供服务时察觉监狱系统里种种不道德甚至是残忍的做法。只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态让她无法离开这份工作——她越是离不开，这份工作就越使她的生活蒙上尘埃。
但哈丽特尚有充足的时间生活在“干净”中。对狱警来说，他们在这里度过的时间远比外面更久。于是他们无暇观察与反思，只能适应——适应这里的肮脏，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心之苦。普雷斯在此处援引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论述，戈夫曼将包括监狱在内的收容机构统称为“全控机构”，“他在《精神病院》一书中指出，在‘全控机构’中完成的是‘事人工作’（people work），这种劳动形式需要每天与‘人体材料’（human materials）互动。即使在旨在最大化确保患者和工作人员之间社交距离的机构中，这种工作也可能在道德和情感上令人不安”（4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戈夫曼的理论中，全控机构中的两种角色——约束者与被约束者——只为彼此存在，而这种安排的最终指向是人的材料化，“全控机构所瓦解和污损的行动，恰恰是这样的行动：在公民社会中，这些行动告诉行动者及其他在场的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世界”（[美]厄文·高夫曼：《精神病院》，群学翻译工作室译，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51页）。被约束者不再有权控制自己的世界，而约束者同样如此。他所做出的约束行为无关自主的逻辑思考，而仅仅是“一些合理化行为，为的就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花费小额的资源去控制一大票人的日常生活”（同上，55页）。
在一定程度上，戈夫曼六十年前提出的理论预言了普雷斯如今面对的现实：在今日美国，精神病院与监狱正日趋“合流”。自1963年约翰·肯尼迪签署《社区精神健康法》，试图“用社区的温暖包容取代监护的冷酷无情”（27页）以来，美国精神疾病治疗领域开启了“去机构化”进程。而当这一进程遇上美国社会在上世纪下半叶另一独有趋势，即惩罚性刑事司法措施的突增，其结果便是很多精神障碍者不仅得不到社区的温暖，反而被关进了监狱：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监狱逐渐成为美国新的精神病院，关押着越来越多急需精神科护理的人。这种现象在佛罗里达州尤其突出，而该州在精神健康方面的人均支出在全美各州中排名倒数第二，仅略高于爱达荷州。与此同时，从1996年到 2014年，佛罗里达州存在精神问题的囚犯人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三，足足是监狱总人数增长速度的三倍之多。（28页）
当精神病院试图“花费小额的资源去控制一大票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虐待行径被社会看到，于是才有了“去机构化”的做法。然而这一做法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倒不是因为其本身的缺陷，而是因为政客和选民的选择”（27页）。换言之，无论精神病院的存在是否必要，“好人”钟情的始终是“低投入、高回报”的经济法则，于是“全控机构”便成了必然选择——无论它是精神病院还是监狱。当哈丽特这样的专业人士介入其中，她不得不同时面对两套规则——或者用书中的说法“双重忠诚”——的矛盾，一套是专业的、治疗的，一套是控制的、惩罚的。至于狱警，他们也许会考虑到精神病患与一般囚犯的差异，但仅仅是前者更加“难以管教”。而一旦他们采取的更为激烈的手段酿成惨剧，如从未被提起刑事指控的达伦·雷尼被虐致死一案（31页），他们却鲜少招致应有的惩罚。也许人对人的杀戮可以称为谋杀，换作材料则只是失误。
幕后之人与人的土地
普雷斯接下来讨论的脏活工作者是操纵无人机的图像分析师和屠宰场员工。尽管同为“脏活”，但它们有一点与监狱工作恰恰相反：在监狱里，务必对公众隐身的是囚犯——正如福柯对“惩罚与规训”演变脉络的梳理；后两者则以工作者的隐身为前提——公众看到的只是“精准打击”的捷报，或超市里的“健康肉食”。
和哈丽特一样，让希瑟·莱恩博决定入伍担任图像分析师的直接理由仍是贫穷。只是更年轻的她尚未见识金钱世界的残酷，她所匮乏的是对未来的希望——生于小镇、高中毕业、刚刚结束一段糟糕的恋情，若是按部就班就只能在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中蹉跎一生。于是她来到当地征兵处，渴望投身海军，这样或许有机会像前男友那样有机会造访异国他乡。结果海军服务台那天刚好没人，于是希瑟阴差阳错地加入了空军，在尚未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情况下便得到了担任图像分析师的机会。
高中毕业生是美军图像分析师的主力——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技术却拥有技术工作的光环，不需要世事洞明但需要足够的体力与耐力。也有条件比希瑟更好的年轻人被理想主义感召加入其中，但他们很快便会失望：一方面是他们的贡献即使在军中也充满争议，“与常规士兵不同，无人机操作员没有资格获得战斗勋章”（156页），当有人提议为他们颁发“杰出战士勋章”时，一些退伍老兵干脆建议这个勋章改名为“任天堂游戏”奖章；另一方面，由于这份工作需要长时间注视监控画面以捕捉目标，他们更容易沉浸在所谓“敌国”的日常中，进而引发共情：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希瑟开始注意到以前没有留意的事情——一个男人在修补房子的墙壁，一家人围着炉火。她也开始与内心的疑虑搏斗。在她监视的任务中，有许多美军士兵和平民丧生。希瑟开始质疑当地人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在她目击的一次袭击中，目标原本是一名携带迫击炮的男子，受害者却是一名怀抱小孩的妇女。（170-171页）
而一旦这些“操纵杆战士”离开办公室，这种幻灭感便会更加强烈——前一分钟他们还在发动攻击，将某个人烟袅袅的区域夷为平地，接下来他们却要回到自己的日常当中。这些远离战场的士兵更容易看到真相——然而即便鼓起勇气说出真相也无济于事。实际上，他们可疑的工作正是公众心目中实现正义的理想路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持续冲突损失了数千亿美元和数千条生命之后，远程杀人的无人机操作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社会的代理人，公众希望军事行动造成的本国人员伤亡和经济成本最小化”（156-157页）。再一次，“好人”们以他们的理性做出了选择。
如果说“操纵杆战士”代表人类在杀戮这桩事业上最新的进展，那么屠宰场的工作大概是最古老的脏活之一。古人有训“君子远庖厨”，而如今人们依然保有“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高洁品格——“超市出售的牛排和鸡腿均使用了无菌、无味的包装，掩盖了屠宰体系的残酷性”（251页）。在美国，目前直接承担这一部分残酷性的大多是墨西哥移民，他们的工作与他们自身处境在隐匿性要求上的一致，显然绝非偶然：
在2018年出版的《上帝保佑得克萨斯》一书中，得克萨斯土生土长的记者劳伦斯·赖特，创造了一个短语来描述这个“孤星之州”多达一百六十万的非法移民。他称他们为“影子人”（shadow people），并表示这些人就像牛仔和牧场一样无处不在。赖特说：“在得克萨斯州生活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影子人。他们走着一条我们其他人几乎不承认的路。他们拥有的一切随时随地都可能被夺走，又会陷入贫困、暴力和绝望，而正是这种处境驱使他们离开祖国，冒险过着地下生活……这些影子人提供了美国边境州尤其依赖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算不上奴隶，但也缺乏自由。”（210-211页）
在工业化屠宰场，屠宰工作既会像一般流水线工作伴随着对肉体的损伤——“刀具割伤、肌肉撕裂、手指肿胀：美国屠宰场的工人自己也是弗尔所说的‘饱受折磨的肉体’”（223页）——但更严重的摧残也许来自情感：“最糟糕的事情，比人身危险还糟糕的，是情感上的伤害。屠宰间里待宰的生猪走过来，像小狗一样用鼻子蹭我。两分钟后，我不得不杀了它们。”（254页）这一点其实与监狱中的“事人”工作有些相似——工作者必须把自己面对的对象视为“材料”，但除非他们自己也成为材料，否则情感创伤很难避免。
然而实际上，我们不必制造如此多的损伤与摧残。只是因为我们有权视而不见，我们便默许了它的无限生成，并对以此为前提的“洁净”充满信赖。在《猪的土地》一书中，约翰·伯格对资本主义的所谓“进步”提出质疑：“进步文化展望未来的发展。他们向前看，因为未来给予更大的希望……在最普通的时刻，他们对（消费主义制造的）死亡视而不见。”（[英]约翰·伯格：《猪的土地》，周成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2页）以此为前提，伯格进一步指出，尽管人们早已将小农时代的农民经验弃若敝履，但在资本主义对未来的破坏几成定局的当下，回想这种经验也许会带来一丝生机，“相对于那些不断改革、失望、急躁并给出一个终极胜利的进步希望，农民的生存经验可能更容易适应这一长期与艰苦的情景”（同上，23页）。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养猪还是养鸡，“小农”都不需要大工厂用于“活体吊杀”（见213页）的阴暗车间，更不需要用于背负扩大生产所造成的残忍性的影子劳工——他只需要一块开阔的土地。至于供养自己所需的一切劳作，他都可以在太阳底下完成。
免于“无法说不”的自由
1991年，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前夜，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问题引入经济学研究当中。他敏锐地捕捉到随着经济发展，与日俱增的碳排放势必将对全球气候造成严重影响。但他选择相信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维持经济增长，我们的后代就能利用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他认为有了经济增长与新技术，也就不需要把与现在同等水平的自然环境留给后代。”（[日]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2页）
这一选择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一点便是以诺德豪斯的理论为依托，很多“行动迟缓、等于无所作为的气候对策被合法化了”（同上，第3页）。从长期效果来看，期待经济增长解决环境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但由于所造成的灾害首先影响的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依然可以置身事外——与个人层面的“脏活”异曲同工。
在《脏活》的最后一部分，普雷斯关注的是那些伴随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脏活，这些脏活“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发挥润滑剂作用”（14页），从而确保经济法始终可以主宰一切。当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海峡与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墨西哥湾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海上钻井平台爆燃事故，造成相关水域大面积污染，两地公众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自然有地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但这种分歧也反映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前景”（301页）。相比于表现出愤怒情绪的加州民众，路易斯安那州的人们平静许多，因为他们更需要石油公司所带来的工作机会。
同样地，当另一起爆燃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旁观者却在此时关心起了环境问题。在他们看来，钻井工人已经通过这份工作得到了充足的薪水与福利，于是也就应当承受相应的风险；这种逻辑自然也被相关公司欣然接受，“对瑞士越洋钻探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来说，幸存者不是应该得到尊重对待的人，而是需要控制的潜在法律责任”（295页）。
技术带来进步，经济发展被期待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人——他的情感与受伤倾向（injury proneness）——却被视作麻烦。所以在最后一章，尽管硅谷精英杰克·波尔森对脏活说不并全身而退的案例令人振奋，但这个故事本身即隐藏着十足的危机。杰克能与大公司抗衡的根本原因是他出众的技术能力，然而技术的发展，却有可能让个人再无反抗的机会：
在谷歌工作期间，杰克偶然阅读了物理学教授厄休拉·富兰克林的作品，她在书中区分了“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前者是由工匠（如陶工、五金匠）完成的工艺，正如富兰克林所说，他们“从头到尾控制着自己的工作过程”。相比之下，规范性技术将工作分成了小步骤，这使工人们只专注于他们被分配的独立任务。杰克总结道，这就是高科技世界的现实，人的自然冲动是专注于满足似乎没有道德后果的狭隘技术基准，而道德后果很容易被忘记。“你可以很容易地将其分割开来。”他说。（347页）
“今天，奴隶绝对是奴隶，没有黑格尔式的反转。这是因为掌握了大自然的力量……”（[法]西蒙娜·薇伊：《工厂日记》，王天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64页）在技术崇拜与逃避本能的加持之下，脏活的扩大化几乎不可避免。而让人们看到脏活中被隐藏的道德后果，看到个体如何丧失免于“无法说不”的自由，进而只能被动接受并非因他们而起的“肮脏”，则是本书最大的功绩。除非让残缺的视野得到补全，否则我们很难重回切实可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