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回应是：女权主义者无权指责我们的自由选择。
桃吐
如果你是一个Instagram或Tiktok的重度用户，那么你很可能见过这样的视频：一位妆发考究的白人女性穿着甜美的服饰，系着碎花围裙，一边在宽阔明亮的现代化厨房里制作各种精美的食物（一般以烘焙为主），一边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往往都围绕着丈夫和孩子）。
这些女性有一个共同的名字：Tradwife。Tradwife 是 traditional 和 wife 的合成词，意为传统妻子，也就是说，她们认同并渴望相夫教子的生活，为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自豪，甚至会去大力宣传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它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交网络趋势。Tradwife 和想成为 Tradwife 的女性基本上都是白人，并且对女权主义和有色人种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当被批评为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的一种回响时，她们的回应是：女权主义者无权指责我们的自由选择。
那么，tradwives选择的是什么呢？
“像 1959 年一样服从并溺爱我的丈夫”
Instagram有一个名为 The Tradwives Club 的账户，拥有两万多关注，简介是“为了生活在现代世界但有着传统思想的家庭创造者们”（For traditionally-minded modern day homemakers）。内容大部分是分享厨艺和家务整理小技巧、一些“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的积极向上小鸡汤，其间夹杂着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娇妻话语，比如“做你丈夫最大的粉丝”。
她们渴望回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白人核心家庭，男性在外工作、女性负责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所以她们往往也会倾向于打扮得像5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家庭主妇：棉麻衬衣和碎花裙、带花边的围裙、温柔的粉色系妆容，以及经过了精心打理的温婉发型。她们相信，由于男性与女性的本质差异，“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才是最正确的，女性天生就应该成为妻子与母亲，部分 Tradwives 甚至宣称“服从”是女性的自然欲望，但邪恶的女权主义者让我们抑制了自己的天性。
毫无疑问，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女权主义抗争历史之后再听到这样的言论，很难不觉得诡异且可怕。这一趋势的出现一般被认为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之后的保守主义与另类右翼逐步崛起相关联，而这几年，随着以 Tiktok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流行，其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加入其中。
有趣的是，我们能看到 #tradwife 词条下的内容在不同社交平台也呈现出分化。在Instagram上，更多是类似 The Tradwives Club 以及其他 Tradwife 个体分享自己的生活。在照片里，她们住在郊区别墅或是农场，打扮精致地做饭、整理家务，跟丈夫与孩子相亲相爱。Tiktok则更加年轻化，许多二十出头的女孩可能还尚未结婚生子，但已经开始想象tradwife的生活会有多么美好。X里有关 Tradwife的内容最为特殊，因为其中有着强烈的男性凝视色彩，显然其受众更多是男性而不是真正的 Tradwives。这里的博主们在宣传 Tradwife的生活方式时，会更强调她们的顺从：永远不顶嘴、不拒绝、不疲倦，不管生了多少个孩子也依然拥有完美身材——一个完全符合父权标准和男性幻想的模版妻子——当然是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
讽刺的是，的确有一部分极右翼女性决定和同为极右翼的“红药丸”男性（以mgtow和incel为代表）结盟，她们称自己为“红药丸”女性，和红丸男一样反对女权主义、强调男女与生俱来的差异。Tradwives 的雏形就是在这些女性聚集的论坛形成的。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Going Dark：The Secret Social Lives of Extremists》），有大约30000名女性被认为是 Tradwife，而三年过去，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广泛的趋势。
当然，大部分有影响力的 Tradwives 都不会承认这些。最著名的 Tradwives 之一Alana Petit，她运营着一个名为The Daring Academy的网站，简介为“一个面向家庭主妇、传统主义者、亲英国人士的生活方式网站“，其中一篇文章便是《什么是Tradwife》。在这篇文章里，Alana称，Tradwives 可能会顺从她的丈夫，但绝不会让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并且 Tradwives 会选择细心负责、会照顾人的伴侣。”我的角色就是像 1959 年一样服从并溺爱我的丈夫”。她在BBC的采访里这样说。
同时，她明确否认tradwife和右翼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强调其作为一种个人选择。尽管在《什么是Tradwife》这篇文章里，她表示 Tradwife无法接受女权主义“仇视男性、受害者心态的那一面”，并反复强调传统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Estee Williams在tiktok有超过八万关注者，26岁的她在结婚后放弃了自己气象学家的工作，决定成为一位 Tradwife。她将 Tradwife 定义为“选择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性别角色的女性”，甚至向自己的关注者们呼吁“make tradwives great again”。在一段视频里，她抱怨“整个世界都在继续谴责 tradwives”，说这些话的同时，她一边为丈夫烘烤面包，一边抽空修饰自己的头发和妆容，以确保“一整天都要保持完美”。同样，Estee也认为作为 Tradwife，必须服从自己的丈夫，但她表示这不意味着不平等，而是不同的角色分工，“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是一种恭维，”她说， “男人需要这个女人在他身边，激励他，陪伴他。”
Estee的母亲是一位职业女性，她从小目睹母亲在工作与家务之间奔波劳累，“我无法想象自己过那样的生活，我喜欢自己在家庭里的传统角色”，她这样说到。
事实上，这也契合了目前针对 Tradwife 趋势产生原因的主要观点：一部分女性想要回到50年代并不是因为她们真的认为那个时代更好，而是因为当下的时代太糟糕了。在经历了若干年的女权主义斗争之后，女性终于获得了和男性一样参与劳动生产的权利，但家庭内部的劳动——做饭、家务、照顾孩子——仍然全部落在女性头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社会默认女性是承担家务劳动的那一方，职场环境对女性格外不友好，不仅存在同工不同酬、职场天花板等问题，连带薪育儿假期都很难得到保障，更何况还有许多企业因为觉得女性生育会耽误工作而更愿意招收男性员工。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部分女性会选择进入职场不婚不育，自然也就会有一部分女性选择放弃工作回归家庭。相比为了女性可以免除家务劳动负担而抗争，直接回归最传统的性别角色或许确实更轻松。
白人中产阶级基督徒的怀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怀旧基本上仅限于白人中产阶级，毕竟对于有色人种和底层女性来说，她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丈夫一人工作养活全家”的时期。Tradwives怀念的美国50年代事实上只是一段历史特殊性的产物。工业革命后，劳动力需求增加，成为女性正式进入社会生产的开始，之后的两场世界大战期间，女性也需要作为战场后备力量从事各种军事服务与生产。直到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大社会福利力度来重新振兴经济，的确让一部分家庭过上了一段时间一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的生活。
但这仅限于核心工业产区的白人家庭，而核心工业产区能够提供的高工资又是以剥削边缘地区和殖民地为代价的。于是对于更多边缘地区的农村家庭、有色人种工人家庭来说，一个人的工资是远远不够供给生活开销的。这些家庭的女性一直需要外出工作，同时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Tradwives 也是在怀念自己曾经享有更多特权的时代，这也就不难解释这一趋势为何无法与极右翼思想分离。一些 Tradwives 认为，当代社会充满了种种为了削弱白人种族而被设计出来的“不自然”的生活潮流，比如消费主义、滥交和LGBTQ，而成为 Tradwife 就是反击这种现象的方式。她们还呼吁白人男性也应该参与进来，重新成为拥有传统男子气概的“真正的男人”，而对爱情的追求则是 Tradwives的“激进之处。一部分“红药丸女性”甚至宣称，女性外出工作和性解放摧毁了美好的传统家庭，还使得男性被剥夺了工作、结婚和生育的权利。邪恶的女权主义破坏了男女生理差别导致双方必须履行的性别角色。
其中最夸张的代表之一Ayla Stewart，社交账户名为Wife with a Porpose，甚至为了鼓励白人大量生育而发起了“白人婴儿挑战”，她在自己的主页写道，“我已经生了六个孩子，要么赶上我，要么超过我”。Ayla相信，白人、异性恋和基督徒是美国最自然、美好的事物，但这些正在被非白人移民、女权主义者和LGBTQ人群所取代。作为一名虔诚的摩门教徒，她坚称自己并不是种族主义者，她爱上帝的所有孩子，但人们应该留在自己的文化区域和国界内。Ayla现在四十一岁，在她二十多岁时，也曾支持女权主义和自由主义。
另一位成功超越了Ayla的 Tradwife 今年一月刚刚生下她的第八个孩子，两周后她立即报名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在此之前，她已经是纽约、犹他州和整个美国的选美皇后。她叫 Hannah Neeleman，Instagram账号有着将近九百万关注者，相比其他Tradwives，她并不那么强调自己的这一身份标签，而她能够成为社交网络明星的原因也不仅仅只有 Tradwife 这一个点。从她的账号名称 Ballerina Farm（芭蕾舞女农场）也可以看出，Hannah曾在美国顶尖的舞蹈学校学习芭蕾舞，但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生子，草草结束舞蹈生涯，随丈夫一起到犹他州过起了农场生活。她发布的照片和视频里除了和所有 Tradwives 账号一样常见的家务、家人，偶尔还穿插着自己在谷仓里、草坪上跳舞的片段。
和 Ayla 一样，Hannah 也是摩门教徒，因此避孕是不被允许的，于是她一直生，但同时永远保持着选美皇后的身材。她的女儿们和她一样总是穿碎花裙，儿子则都穿牛仔靴牛仔帽，打扮得像父亲。一家人在农场里自给自足，连面包都是从面粉开始做，周末一起上教堂，家门口飘扬着美国国旗。
但事实上，这个农场的经营状况一直很糟糕，其收益远远比不上 Hannah 运营社交媒体得到的收入。不过这点收入对她来说根本不值一提：Hannah 的丈夫是美国航空公司 Jet Blue 老板的儿子，她本人也家庭背景优渥。对于真正的农民来说赖以生存的劳作，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场田园牧歌的游戏。但这也体现了一个 Tradwife的吊诡之处：尽管声称要成为只做家务工作的传统主妇，她们中的一部分却还是能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获得收入。
但 Nara Smith 是一个例外——她出生在南非，有一半黑人血统，同时，她也是一位年仅22岁的母亲、当下在 Tiktok 最具影响力的 Tradwife博主之一。今年三月，她在 Instagram 宣布自己和丈夫即将迎来第三个孩子。
事实上一开始，Nara 在 Tiktok 走红只是因为她的烹饪视频。在这些视频里，她穿着华丽——比如有着夸张花边领的衬衫、可以当作晚礼服的连衣裙——在一尘不染的大理石台面上为丈夫和孩子制作复杂的食物——她甚至会从头开始制作麦片。很快，人们发现她的私人生活也极具戏剧性。她和丈夫 Lucky Blue Smith（一名白人男性，同样也是一名网红）在同一家模特公司相识并很快结婚，当时她19岁，丈夫21岁——这位二十一岁的丈夫还有一个18岁时和前任生的儿子。婚后Nara过起了家庭主妇的生活，就像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一样，每天都在从头开始制作精致繁复的食物，并分享“今天我为丈夫做了什么”以及“今天我的孩子们吃了什么”。她从未主动表示过自己是 Tradwife，但依然受到了很多相关的指责。
Nara 在她最近的 Tiktok 视频里对此作出了回应，她说，自已一直想成为一名年轻的妈妈，因为她的父亲常常说后悔晚年才生孩子，所以她“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而自己为全家做法也仅仅是因为“喜欢做饭，喜欢照顾别人的感觉”，她强调，这并不是丈夫对她的期望，也不是自己必须要做的事——熟悉的用个人选择遮蔽结构不平等的招数，但谁又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作为一个不那么标准的 Tradwife，Nara 能引起巨大争议主要还是因为她的种族和宗教——她是我们目前在社交网络上能看到的唯一不是白人的 Tradwife 博主。根据同为 Tradwife 的 Ayla Stewart 的观点，Nara 就不应该生活在美国。然而她的丈夫 Lucky Blue 又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徒，也很乐于分享在宗教家庭的成长体验和自己的信仰历程。摩门教一直有鼓励教徒的伴侣皈依的传统，因此 Nara 也成为了一名摩门教徒。但在最新发布的一些视频里，她说自己从来没有试图“传播摩门教”，相反，她还在试图弄清楚自己“应该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
作为工作的家务劳动
“工作”是 Tradwives 经常用来为自己辩护的一个关键点。Alana Petit 就曾明确回应过，“我的工作就是做家务”，还有一些 Tradwife 认为自己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选择了不外出工作，拒绝进入资本主义父权制构建的新自由劳动力市场。但现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部分 Tradwives 仍能通过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形象赚取收入，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有更多女性被这种趋势影响而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她们可不一定能将 Tradwife 的身份转变成盈利的工具。
但即便没有报酬，家务劳动就不算是工作吗？这是一个已经被争论许久的问题。1972年，女权主义活动家达拉·科斯特（Mariarosa Dalla sta）和谢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 在意大利发起了“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号召人们关注女性的无偿劳动并呼吁国家发放家务劳动工资。在此之前，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可能还是更倾向于恩格斯所言“实现女性解放的关键是让女性进入到社会生产中”的观点，但科斯特和詹姆斯指出，女性不需要进入社会生产，因为她们已经身处其中了。
她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征用了女性的身体为其生产下一代劳动力，还将维系和修复劳动力的活动——男性工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部转化为了女性的劳动。父权制将女性被划分在公共领域之外，形成了“家庭 – 社会”的二元对立，女性在作为私域的家庭里所做的一切劳动都不被尊重。同时，女性从小接收到的社会教育都将母亲塑造成一个无比神圣的形象，用 Margaret Benston 的话来说，仿佛这样就可以“掩盖和抹杀附着在母职背后的体力与情感劳动，以及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为女性带来的损耗”，并用诸如“爱”这样被神化的话语来美化家务劳动，让女性认为自己的付出都是因为“爱”，因此无偿劳动反而成为了自愿的伟大牺牲。父权制资本主义就通过这种类似煤气灯效应的方式，盗取了女性的劳动与生产价值。
科斯塔与詹姆斯合著的《妇女与社会翻转》中写道，“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因此，她们主张应该由国家而不是家庭主妇的丈夫们来支付家务劳动工资，因为资本通过剥削家庭主妇获得了利益。
在1985年联合国第三届妇女大会以及十年后的第四届会议上，“家务工资”代表团争取到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妇女的工作算作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胜利，但在将近四十年后的现在，仍会出现 Tradwife 这种趋势。
Tradwife 最早出现在北美，后来逐渐蔓延到其他欧美国家。相对而言，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妇女解放的思想遗产，家庭主妇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大众的群体。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沈洋在界面文化的采访中提到过，“全职妈妈会因为缺乏政策保障和经济不独立，容易陷入地位危险境地”是大众的普遍印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促进生产、将女性纳入社会劳动力，国家曾短暂地尝试过开设公共托儿所等方式来实现社会化育儿，使女性能够从部分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显然，所需的成本远远不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可以承受的。然而为了契合“革命理想”，女性不能也不应该退回家庭主妇的生活，于是同时兼顾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就成了默认的对社会主义女性的要求（至于男性和家务的联系根本从来没有被考虑过）。
2021年一月开始施行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算是在法律层面上承认了家务劳动应当获得报酬这一观念。但仅限于离婚时的经济赔偿，而不是一份工资。此外，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一方要举证难度较大，在实践中常常无法顺利实行，而且对于补偿标准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类似的法律在许多国家都已经存在，其中最为完善的是德国在1957年颁布的《关于在民法领域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它将家务劳动定位为了一种职业。根据德国民法典第四编家庭法第1360条规定：“婚姻双方相互之间负有义务，以其劳务或财产为家庭提供适当的生活费。如果婚姻一方承担家务，则其以劳务为家庭提供生活费义务，在通常情况下即通过从事家务而得到履行”。尽管明确了家务是一项工作且应当获得报酬，但这个报酬仍然是由配偶个人来支付——换句话说，家庭中在外工作的一方支付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税收——这也是 Tradwives 的生活现状。
目前关于 Tradwife 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除了年轻女性对当代社会的失望，还与与对大崩溃的恐惧相关：面对萧条的经济形势、动荡的国际政治和不可逆的气候危机，人们很难还像世纪初一样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盼，也就顺理成章走向了怀旧——再进一步的话，干脆直接重新拥抱最保守的传统性别秩序。同时，由于大部分tradwives仍是白人中产女性，她们的精英主义思维方式让她们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一个温柔可靠、善解人意的丈夫，而不会陷入其控制中。
面对全球范围的保守主义回潮，Tradwife 趋势只是冰山一角 。在中国，我们也可以见到很多类似的场景，例如社交媒体上总能收获大批流量的“娇妻文学”，古早霸道总裁言情小说输出海外拍成短剧大受追捧，以及前段时间哈尔滨旅游走红后出现的一系列诸如“尔滨哥哥宠溺南方小土豆”的变形泛化娇妻语言。
总的来说，Tradwife 能够成为流行，也从侧面说明了女性在当下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正如电影《芭比》的台词：我们仍然在贯彻父权制，只不过更隐蔽了）——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职场女强人并不是出路。一位 Tradwife 曾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一个女性臣服于她的老板，没有人会说什么，但当一个女性臣服于她的丈夫，就会被认为是奴隶”——比起真正的50年代家庭主妇，这一代 Tradwives 显然对自己的主体性十分自信，但即便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白人精英，也无法逃脱结构性不平等的牢笼——就像底层有色人种被白人精英压迫一样，白人精英女性也被白人精英男性所压迫，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Tradwives 的主体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人意味的“自主”，都可能是父权制建构的结果。当潮水退去，新自由主义女权的“独立女性”梦想也被无情戳破，我们终于意识到了：无论臣服于老板还是丈夫，都没有逃脱奴隶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