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不只是取消了谁，而是以正确之名取消了善恶的辩证，也取消了对真理的追求。
【编者按】过去一年世界可曾平静？过去一年的银幕世界又特别精彩吗？电影总是大众的白日梦，如何解读过去一年的现实，真实，与梦境？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将于3月10日（东八区3月11日上午）在加州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也是藉著这份世界关注的提名名单，盘点过去一年重要电影的时机。
我们为此邀请了香港、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居英、法、美各地的十六位华语影评人，作为端传媒文化版的“驻场影评人”。首先是“聊‘透’奥斯卡”部分，影评人们将从时下重要议题入手，解说过去一年银幕世界与奥斯卡入围热门作品，这类似一场纸上对谈，同一电影不同的观点呈现才最有趣。
此外在“赌局”部分，驻场影评人也对“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四大奖项投票，得出一个华语视界下的投票结果，比较我们的赌盘预测与奥斯卡赔率或会有饶有趣味的发现；同时，影评人们还在回顾过去一年电影的同时，为我们组合、推介不同情境下的最佳观影配方。
投票和颁奖前，先来“聊‘透’奥斯卡”。今天的议题是“取消文化”，执笔者是影评人翁煌德（台北）、林克（北京）、Ina Yang（纽约）、马欣（台北）。
特约撰稿人 翁煌德 林克 Ina Yang 马欣
Part A 以色列：奥斯卡永远无法跨越的红线？
影评人 / 翁煌德
现任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现任Cinema at Sea – 冲绳环太平洋国际电影节策展人；脸书粉丝专页、部落格“无影无踪”经营者。
1973年的奥斯卡奖，美国原住民小羽毛（Sacheen Littlefeather）在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本人授意之下上台代领奥斯卡奖，并呼吁台下众人关注美国原住民处境，当其时现场嘘声四起，以西部片英雄角色闻名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竟想要冲上台打她。
2022年8月，美国影艺学院向小羽毛的遭遇正式致歉。没想到一年多后，莉莉．葛莱史东（Lily Gladstone）就有望以《花月杀手》（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影后的美国原住民演员，而且呼声甚高。这部片讲述的正是美国白人对美国原住民的系统性谋杀。
小羽毛在相隔近五十年后得到平反，奥斯卡也展开双臂拥抱像《花月杀手》这样反省白人恶行的电影，但这并不代表奥斯卡就从此在道德上站在高地。尽管近年在种族多元上展现不少努力，但仍有一条红线永远无法跨越，那就是奥斯卡绝不会对以色列表示谴责。
我们可以想见届时描写乌克兰战争惨况的《战场日记》（20 Days in Mariupol）肯定会拿下最佳纪录片，也可以预期典礼上听见声援乌克兰的发言与掌声。但别期望能听见任何人呼吁以色列停止轰炸巴勒斯坦，犹记英国女星凡妮莎．蕾格烈芙（Vanessa Redgrave）在1978年在奥斯卡奖颁奖典礼上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流氓，从此之后她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颁奖台。
奥斯卡影后苏珊．莎兰登（Susan Sarandon）在去年底参与的一场力挺巴勒斯坦集会上表示：“现在有很多美国人正因自己的犹太人身分而担惊受怕，但这正是经常面临暴力对待的穆斯林在这个国家的日常。”这段发言暗示了她觉得犹太人大惊小怪，因为穆斯林明明才是长期以来的受害者，而她也为这段言论付出代价，UTA经纪人事务所将之除名。
她不只是第一位在爆发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之后，因为站在以色列对立面而被“取消”的演员，主演《惊声尖叫》（Scream，2022）的墨西哥女星梅丽莎．巴雷拉（Melissa Barrera）因为指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施行种族清洗，而被续集制作方开除。
美国人向来是以色列忠坚盟友，演艺界尤然。大多企业大亨都是犹太人，作为握有资源的一派，他们自然要控制舆论风向。每年也都会有讲述纳粹大屠杀的电影或同情犹太人处境的电影入围奥斯卡，以今年来说，以独特角度描写纳粹恶行的《梦想集中营 》（The Zone of Interest）提名了最佳影片，入围最佳动画短片的《Letter to a Pig》则描述一个老人回顾自己躲在猪窝躲避纳粹追缉的往事。
提名本届奥斯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的《赎罪日之战》（Golda）也惹来争议，因为该片是以以色列立场看待他们如何在赎罪日战争之后力抗阿拉伯联军，尽管电影本身的处理并非想像般粗暴的“主旋律电影”，但光是题材本身就已经让不少巴勒斯坦同情者觉得在此时上映可谓“不合时宜”。不过奥斯卡奖显然无惧这些抵制与争论。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伊始，舆论压倒性地认为哈马斯的偷袭行径就是“恐怖分子”，但随著以色列以不成比例的举国力量加以反击，造成相对贫穷的巴勒斯坦陷入严重人道危机后，风向顿时转变。但在当下的好莱坞，不发言就是明哲保身，对比美国电影人过往经常出声力挺自由人权，反对极权暴政等等，现在针对以巴议题安静一片，显得格外伪善。
大家之所以噤声，也跟近年美国的取消文化脱不了关系。早年凡妮莎．蕾格烈芙投资亲巴勒斯坦纪录片，在台上怒呛以色列，但当时电影圈仍然把她的政治立场跟演艺成就分两边看，分别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都再次提名她入围奥斯卡，尽管都没给奖，至少仍然表彰她的事业成就。
但在当下的取消文化氛围之中，梅丽莎．巴雷拉哪怕只是发个Instagram限时动态都会直接被片方除名，又有哪些人敢在犹太人大老板前造次？
过去谈取消文化，大家谈到的是道德审查的面向，即卷入性骚或性侵争议的从业人员很可能就此失去工作。但未来几年的取消文化，恐怕已经跳脱到政治层面。个人的政治理念很可能都面临审查与考验，在麦卡锡主义之下的恐共时代，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进行裁决。而在21世纪的当下，裁决者恐怕是网路乡民们。奥斯卡奖上会不会有人试图挑战这条底线，我们拭目以待。
Part B 女导演支持#me too，亦反思其中泛道德化倾向
影评人 / 林克
在北京的影评人，关注电影节文化，独立电影和女性电影。
自2017年#me too运动席卷好莱坞，取消文化的影响力越发不容小觑。不少曾经炙手可热的好莱坞名流因私德问题被公众讨伐，继而失去工作机会甚至不再出席公开活动。伍迪·艾伦（Woody Allen）、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J·K·罗琳（J. K. Rowling）等人的经历，在中文世界也曾获得不少关注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取消文化”并非今日才有，而是一直在历史进程中时隐时现，只是标准和表现形式不同。相较欧洲三大电影节，奥斯卡的道德标准更为严格，不但会在颁奖礼上“取消”部分名流资格，选片标准也似乎更加道德化，每一届都会平衡性别、种族和阶级三大板块。但由于其核心的“老白男”口味并无本质变化，也不断有批评指出奥斯卡多元化追求的虚伪。
获得本届奥斯卡多项提名的《音乐大师》（Maestro）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试图回应当下性别议题，却陷入了一种自恋式套路。电影将男主角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塑造成困在异性恋婚姻中的双性恋者，在妻子和婚外同性情人之间摇摆，而其妻费利西亚（Felicia）则不得不承受婚姻带来的痛苦。
题材上，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获得去年奥斯卡提名的电影《塔尔》（Tár），主人公都是酷儿指挥家，都陷入多角恋漩涡中，但《音乐大师》完全是男主视角，创作者对他投入极大认同，强行将其漏洞百出的婚姻塑造成“爱情”悲剧，以“去道德化”的名义粉饰了音乐大师对妻子的倾轧和剥削。
《音乐大师》透露出导演莱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的电影野心，但就上映后反馈来说，如今年轻一代观众早就不满意此等“渣男”叙事，该片目前在IMDb上的评分只有6.6，在中国豆瓣网仅有5.8。
女导演茹斯汀·特里叶（Justine Triet）的作品《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揭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内部不可见的性别张力。女主角Sandra在杀夫案审讯中乍看起来疑点重重，她不但是双性恋，还曾经出轨，又对丈夫暴力相向⋯⋯但随著调查深入，Sandra在失衡家庭生活中承受的压力让事件变得更加复杂。
茹斯汀·特里叶曾公开支持#me too运动，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性别运动中“泛道德化”倾向的反思。在《坠楼审判》中，Sandra是否真的杀害丈夫已不再重要，虽然逃过了法律惩罚，但生活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她不但要面对儿子的信任危机，还要应对公众的道德审判。在失败的婚姻中，没有人是完美的受害者，Sandra固然要为之负责，但她的遭遇却让人十分同情。
《坠楼审判》显然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它没有刻板化女性的结构性遭遇，而是展现出一个在丈夫面前强势的妻子是如何被父权制婚姻“剥削”和异化的。这部电影是去道德化的，但处处又体现著道德的思辨。或许，在私人生活领域，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完人”，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内心的魔鬼斗争。
而近三个小时的《奥本海默》（Oppenheimer），真正的核心只有两部分：奥本海默如何在政治和人道的天平上做选择，以及晚年的奥本海默如何被自己的国家打压。显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位科学家因为年轻时代的“左倾”思想，也成了“取消文化”受害者。
没有什么比国家英雄被“取消”更讽刺的场景，奥本海默本可为自己抗争，但他心存对造成杀戮的懊悔，选择以“殉道”方式赎罪。荒诞的是，反派“迫害”奥本海默是出于一个无聊的误会。诺兰让宏大的历史在个人恩怨纠缠中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奥本海默的遭遇尽管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却充满了当下症候。遗憾的是，不论是对技术的思考，还是对“取消文化”的反思，诺兰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Part C 白人女导被冷落有群起激愤，亚裔女导未提名无人声张？
影评人 / Ina Yang
兴趣广泛的流行文化观察者，中英双语独立撰稿人，写影评和录播客，解读当代女性生活。现居纽约布鲁克林。
如果把一切表演者或电影人被各大奖项忽视的现象归咎于投票者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恐同行为，那就是过于简化这个复杂的议题。
从2015年的#OscarsSoWhite，到2018年的#metoo，再到今年关于《芭比》导演和主演并未获得提名的争议，取消文化这个词似乎总是和奥斯卡脱不开干系。
今年提名名单宣布时，最大的新闻反倒不是哪部电影获得了提名，而是哪部电影被电影学院所冷落。这个席卷社交媒体的新闻聚焦在去年暑假一炮而红、以14亿美元创造了2023票房新高的《芭比》（Barbie）。电影导演Greta Gerwig和主演Margot Robbie并未得到最佳导演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反而是Ryan Gosling饰演的Ken获得了最佳男配角提名。
要知道，《芭比》的诞生离不开这两位杰出女性：Margot Robbie十年前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LuckyChap Productions，一直追踪芭比这个IP。当没人愿意大手笔投资去改编芭比，Robbie和合作伙伴决定自己来，并找到Greta Gerwig这位唯一前三部电影全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导演合作。
Gerwig匠心独运把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商业产物芭比娃娃写进当代社会，运用芭比这个文化符号讲述了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再考虑到《芭比》电影中对于男权社会和男性气质的调侃戏谑，也不奇怪公众会对奥斯卡冷落女性电影人感到十分愤怒。
我们需要去审视这个愤怒的来源：对于参与《芭比》的女性电影人可能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颗粒无收的被夸大了的担忧，忽略了Gerwig和Robbie分别作为联合编剧和制作人依然出现在提名名单上，也忽略了电影中American Ferrera获得的最佳女配角提名，因其是该类别第9位被提名的拉丁裔女演员而同样具有历史意义。
美国观众对两位白人女性在奖项上被忽视而引发的狂热，同时也是白人女性主义最糟糕的例子：除了Ferrera，首次执导和编剧的Celine Song凭《之前的我们》（Past Lives）成为首位获得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的亚裔女性，同样创造了历史；而她同样没有获得最佳导演提名，却也无人为她声张。当然，如果把一切表演者或电影人被各大奖项忽视的现象归咎于投票者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者恐同行为，那就是过于简化这个复杂的议题。
这样的提名结果值得讨论的另外一点，是它让我们去思考，看电影的观众和投票的学院成员，该如何参与以非白人角色为中心，以他们的视角讲述的故事的影片呢？
今年获得提名的《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其实探讨了这样的故事。男主角“Monk” Ellison是一位黑人作家，但著作多为学院风格，并不符合（白人主导的）出版界和读者期待的“黑人文学”，Monk一怒之下写了本讽刺出版行业白人自由派对黑人创意人士的象征化的小说，却出乎意料大卖。电影对出版界白人角色的扁平化，和男主角在小说里对黑人家庭创伤的刻板印象描述相呼应，都可理解为导演对于现在美国社会如何讲述非白人主角故事的讽刺。
好莱坞在1970年代曾有“黑人剥削电影”（Blaxploitation）的草根电影运动，是一个黑人自己把自己剥削变现的电影运动，起源于美籍非裔电影人有意识地庆祝白人主导的好莱坞所建构的黑人刻板印象，如皮条客、帮派人士等，由此取得票房成功，而好莱坞嗅到商机，也开始按这个模板拍摄更多类似的黑人电影。
此运动的流行一方面可以理解为黑人赋权的象征，但同时也延续巩固了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 如果说主角Monk的“玩笑著作”是对于如何讲述少数族裔故事的最懒惰的解题方法，《美国小说》则给了更巧妙的回答。电影本身是导演兼编剧Cord Jefferson对此问题的思考：作为少数族裔，是该写讨好大众的故事，还是忠于自我忠于社群的真实故事？
这两者之间有一定张力：如外界商业压力，或创作者被双重意识挟持所感觉到的撕裂感。所谓双重意识，是边缘群体在拥有两重身分时经历的内在冲突，其中一个身份定义源自主流社会结构，而另一种更符合自己的文化背景。当今仍然有很多Monk这样的创作者，依旧需要不断说服白人主流社会“我的故事是有价值的”。
但值得庆祝的是，2023年在好莱坞我们看到了不止一部创作者忠于自我讲述的细腻故事：《美国小说》另一条故事线讲述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细腻家庭故事，而《之前的我们》讲的则是对失去故土和故乡的人的爱的故事。
《之前的我们》女主角在2023年12月在年度亚裔盛宴“Unforgettable Gala”中，获得电影突破奖（Breakout in Film）的时候说到，“我终于能够做我一直看著我的同行和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们经常做的事情：我可以扮演一个只是处理爱情、命运和影响人生的选择的角色。我可以扮演一个普通人，只是试图理解活著的意义。”
Part D：自由是否被不断变形的意识形态驯化？
影评人 / 马欣
曾任台湾金曲奖、金钟奖、金音奖、金马奖评审。著有电影书《反派的力量》《当代寂寞考》等。
我们以为自己生而自由，却不知道取消文化是种匿名专制。以往几年的奥斯卡选片有著浓浓的政治正确，然而今年最佳影片入围看来，即便奥斯卡最终结果再保守，也无损于这些电影破格的尝试。尤其对于这几年流行的取消文化，更有其犀利的讽刺。
从天才变成蝼蚁，奥本海默的变形记
“政治正确”大旗高举的世界，让我们忘记艺术最重要的是人性复杂幽微的部分，及唯有艺术才能揭开文明假面的可能性。被视为最可能得奖的《奥本海默》，天才“功成身退”后，科学家如同坠入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与《审判》的景况，主角存在本身，自此成为一个荒谬的符号，被“驱之别院”地对待，成为被政治玩弄的棋子。
导演诺兰最会处理人性的矛盾性，“奥本海默”的名字成为“死神”后，电影下半部便让这位科学家如蝼蚁一般，接受不存在公平的审判与他说的任何话都形同被消音，人生被迫停止在原子弹爆发那日。以他为代罪羊，来遮挡他背后的庞杂政治布局与恍如未知的集体社会。
集体乡愿的机制最大的Bug只剩下他。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名字，却被取消了他实体的存在，导演诺兰拍的是：取消文化一直都在，即便知名如奥本海默，都会被刻意一步步取消他身为一个人的真实。
我们膜拜的“政治正确”真的更贴近善恶吗？
较少被讨论的黑色喜剧片《美国小说》，更是将当今“正确”专制讽刺到极致。文学教授传授黑人历史小说时，被学生质疑那本19世纪的小说怎能用“黑鬼”二字，毫不考虑时空语境的问题。更吊诡的是黑人教授连为自己人权表达的权利都被夺走，改为一个白人学生用如公式教条般的“政治正确”话语剥夺了他的自由。
此片更进阶地让教授后来因愤怒而出了一本合乎“政治正确”的书，书中黑人成为完美受害者，好让白人借由买书完成了“赎罪卷”的行为。这一连串玩笑的出气行为，竟让那本书成了畅销冠军。极端的“正确专制”取代了善恶是非，“政治正确”取代了艺术价值。
取消文化不只是取消了谁，而是以正确之名取消了善恶的辩证，也取消了对真理的追求。
《坠恶真相》真正的死者是真相
深受台湾文青喜爱的《坠恶真相》，更是取消文化的佳作，深深呼应了这个“真相”被取消的时代。畅销女作家可能谋害亲夫的消息震惊了视听，从法庭到阅听者，都开始柯南探案。检察官与律师加上家人，没有人对真相执著，反而早看清世道般为所谓的“真相”添油加醋。
或从小说家书中的内容猜测作者本人，或以形象来包装“真相”，以至于到最后导演都没有要告诉观众任何真相，而是呈现这社会的真貌。如今网路社会的“真相”是要为证明自己存在与点阅率的自恋工具，当群众自恋现象无限放大时，“真相”成了比电影中那个染血的老公还要隐晦的“死亡”。
商业面前，人命可以如工业废水般形同消失
自然，《花月杀手》与《梦想集中营》的种族屠杀，在人类史上并不罕见。前者导演马丁史柯西斯以非常古典的叙事，为观众细细梳理脉络，其中的弱弱相残，由落魄的白人毒杀奥赛奇原住民，以榨取原油生产地，成了一个有系统与的生意，当生意繁荣后，源头的犯罪通常不了了之。当“杀人”成了好生意的一环节，人类从来就会选择遗忘，几乎没有反例。
《梦想集中营》则将观众也卷入那时空，以声效与若无其事的紧绷，尽管一墙之隔集中营杀人的烟灰很少断过，另一头的富裕“乌托邦”还在延续。“被遗忘”是在当下就开始，这部除了在讲纳粹外，同时也在诉说我们现世跟多少事情是“一墙之隔”呢？尤格蓝西莫始终讽刺的是整体社会忽视个体，而不只是女生生存问题
主角是女生就是全然的女性电影？
当然《可怜的东西》与《芭比》常被放在一起讨论，但并非主角是女生就是全然的女性电影。尤格蓝西莫的《可怜的东西》更多是在挑衅整个社会结构，放在现在也是一个可以赛博格的人，如果换脑会变成如何？但无论科技如何发达，人可以如何被改造，《可怜的东西》里面的角色都是去除本质的，为了彰显社会结构而存在，无论男女。三个男人借由女性投射出最理想的自我，但都是海市蜃楼，无关女主本人。
而女主角本人最后的选择，也是荣耀了结构本身，《Poor Things》是复数，我们人从食物到手机一再被改造（赛博格）中，但终归是效忠系统与组织的思考，虽然不知那匿名的专制从何而来（因为到处都有）， 如果说是女性的觉醒太过夸大，拿到权力的圣杯终究内化在权力之中。
这几部电影都在讲著人们被不断变形的意识形态所驯化，包括也入围最佳影片《滞留生》必须被迫相处才感受到阶级本身就是视而不见，我们以为自己身而自由，这些电影告诉我们：笼中鸟并不知天空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