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在铁门的这边张望世界

 

    每次去到香港都是放假的时候,但总难找到放假的感觉。那里什么人都好像装了金霸王的兔子,特别的快。走路快,做事快,连说话都特别快。在快的背后,隐约感到的是焦虑。上次去香港,惊讶的发现连元朗,这种最郊区的房子,也普遍要人民币10万一平方米。楼价疯涨的背后,大部分的收入却基本维持跟通胀差不多的涨幅。香港的大学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撇除通胀后和2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房子本来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也是一个很好辨认的指标。它是维持人基本尊严的必要生存要素,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如果活在一个跟棺材差不多大小的房子里,或者3、40岁依然跟父母兄弟一起住,或者一半以上的薪水用来交租、毫无买楼的希望,生活谈何尊严?它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城市的许多问题,包括财政问题、收入增长问题、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就业机会等等。但最绝望的,恐怕是那些害怕永远没有机会“上车“的年轻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香港人将买楼比喻为上车。上车笋盘、上车最后机会。有时候忍不住会想,上的这辆,到底是什么车?将要去往何处?也许上车和没上车的最大分别,就是我已经不在地上了。也许前面并没什么不同,但至少我进来了。就是这样,年轻人的人生梦想,从成为工程师、宇航员、护士、艺术家、运动员、哲学家、科学家,从环游世界、探索未知、维护正义、展现才艺,通通变成了 “上车“。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中期人口统计简要报告》,个人收入中位数仅为1.55万港元,如果家庭总收入超过4万,就已经成为全港最高30%的住户了。也许这30%的两口之家(不包括小孩的开销),存10年可以存个首期,但对于剩余70%的人,在没有父母帮助下,除非突然中大奖,否则基本没有什么希望买得起房子。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17年的《世界概况》,香港人口出生率为世界倒数第四,比韩国、日本以及众多西方发达国家还低。(有意思的是,比香港更低的是新加坡、澳门和台湾,三者都是华人占大多数的社会。)

    香港青年协会研究中心(青协)青年创研库公布有关「提高香港生育率」研究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不想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养育子女需要花费很多金钱」(71.4%)及「房屋问题」(54.9%),同时亦有逾半(56.7%)受访者表示「香港的居住环境并不适合有子女」。

    其实也是意料之内,如果有哪个调查显示香港人现在很愿意生孩子,反而会很让人意外。

记得在深圳工作的时候经常坐和谐号,深圳火车站的和谐号入口有着两个小小的不锈钢门,当登车时间到了,工作人员就会打开这两扇不锈钢门放乘客进去。但有时候,工作人员懒得全部打开,两扇门只有一扇被打开,于是人们便蜂拥着通过这一扇小小的门中间挤过。一列火车少说也有上千人,有老有少,不少人还拖着行李,当时的场面很混乱。但奇怪的是,每个人冲过了那扇小铁门后,总不会回头把另外一扇门的铁栓稍微提一下,这样另外那扇门就很轻易打开了。往往大部分乘客通过了,才会有一个乘客回头去开一下,或者工作人员上去开一下。

    平心而论,这次香港的冲突的诉求很多,但是否争取到了自由、民主就可以立刻解决经济上的问题?就可以给年轻人们希望?未必。现在香港的管治模式从未回归的时候就遗留下来,二十多年来并没有伤筋动骨的大改过,当然共产党对香港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整个体系还是原来那个体系,整个模式还是原来那个模式。爆发出来的社会问题,大多是日积月累的,就像一套复杂的程序,一些问题在早期没有解决,时间久了,后人就更难解决。以前还可以通过勤奋一点挤过这扇小小的铁门,现在发现其实没人是不勤奋的,但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被远远的挤在门外。中国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词“阶层分级”,而香港就是一个已经完成阶层分级的地方。

    香港支持反送中的人很多,但撑警的也不少。从新闻里看到,反送中的支持者普遍比撑警的支持者年轻。当然,也许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来,但多多少少也反映了两边支持者的年龄层次。姑且无论谁的主张更正确,这件事简单说了,就是一边觉得对社会绝望了,而另一边觉得社会还有希望。但神奇的是,后者往往是挤过了铁门的那群人,也就是说,他们并不需要再挤一次。现在令香港年轻人感到绝望的问题,并不是今时今日突然出现的,而是回归之前就已经普遍存在,只不过当时可能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如果当时那群正值壮年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正视这个问题,把问题放在政府讨论的日程表上,要求政府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也许今天香港并不会变成一个(至少对不少香港人来说)绝望之城。也就是今年撑警的这帮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错过了改善的机会,只是想着自己挤过铁门就好,而导致今天难以为继的局面。

    广州有一座海珠桥,是一座年代久远的铁桥,因为很容易爬上顶部,所以经常成为各种喊冤者的展示场所。喊冤的人往往爬上桥顶,一般会带上横额,原因各异,有的是钱的事、有的是土地的事,基本都是一些投诉无门的人。每当有喊冤者爬上桥上,桥下就会封路,消防、警察会想办法把人抓下来,当然最好不要逼他跳桥,因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于是不少赶着上班的人就会被塞在桥下。这个时候公交车上充满了各种诅咒、骂声,有人甚至叫他快点跳下来。要知道从桥上跳下来,是会非死则重伤的,但围观的人没几个会关注他拉的横幅写着什么,也没人会想到他为什么走投无路,只想快点通车,快点上班。

    香港是因为“反送中”引致社会动荡,在内地,没几个人尝试了解过“反送中”到底反的是什么,我们自己不就是在“中”了么?反送中背后那种对内地司法体系的害怕,是内地生活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在内地,没几个人真正关心“”法治“二字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住的小区,前面有一条小马路。突然有一天,区政府委托的承建商宣布在“咨询过小区业主意见之后“,决定拓宽这条小马路,将2车道变成4车道。与此同时,小区的围墙要拆掉往内移十来米。因为小区本来就很小,这件事让小区业主炸开了锅。因为这件事由始至终没有咨询过小区业主的意见,而小区的范围是属于红线范围,也就是说业权是小区业主共同所有的,不是政府的。但对于这件事,小区业主想到的并不是付诸法律,而是在小区里拉横额(然后城管过来扯横额,如此往复),去找居委会谈、承建商谈,都毫无用处,扰攘了差不多一年,最后找来了电视台采访,承建商才暂时放弃了原有计划。

    在内地,恐怕没有几个人真正清楚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前者是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基础,后者是以消灭私有财产为目标。当然,现在中国并不算共产主义国家,但也不算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介于两者中间。我们有了私有房产,但拥有的只是70年的土地使用权,并不拥有永久的产权。从根本上,政府并没有付出所有努力,通过法律的武器将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上升到资本主义的高度。

    在这个有数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结果其实也不算意外。因此当涉及私有财产的冲突,特别是跟政府相关的,人民永远处于弱势,手里并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工具保护自己。

    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还有另外一个词叫rule by laws。一字之差,相去甚远。绝大部分内地人理解的法治是后者。根据维基百科,后者是指“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制定法律以管束人民“。而前者(也就是法治),则是指“以民意授权为前提和基础立法,以严格依法管治国家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的内涵,不单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很明显,中国目前是彻底的rule by laws,法律是政府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约束权力、赋予人民各种权利的工具。

    法治意味着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唯一尊重的是逻辑和证据,而不是人的意识形态。法律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个人的背景、支持的政党、支持姓社还是姓资而有所区别对待。换句话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同一件事,不会因为是你做,所以就是对,因为是我做,所以就是错。

    如果一场球赛,裁判的标准模糊不清,规则随时改变,估计没有哪个球员会全心全意的参与球赛,而是不得不大量花费心思考虑裁判的因素。

    现在香港股市总市值跟上海A股差不多,其中四成以上是中资股。除了股市,还有债市,找不到最新数据,但2015年中资企业在香港发债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现在估计可能翻倍了。中资股为什么不在中国上市,要在香港上市?从大股东的角度去看,尤其是国外风投的角度,上市是为了有机会变现,香港是中国(不含台湾)唯一一个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金融市场,是唯一一个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建设的法治体系。香港的法治体系相当成熟,完全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而设。比如香港上市公司的审计要求、香港评级公司的持牌制度、香港司法体系的高效性和独立性、香港证监体系的严格程度,当然还有香港的廉政公署。在金融行业深刻感受到,虽然A股总市值不小,但方方面面落后甚多。深圳河南边的资本市场,人们大部分时间用在产品设计、风险管理、法律条文的斟酌,各种金融工程和律师的智慧碰撞,深圳河北边,各种窗口指导、自纠自查、指导意见、精神学习、圣意揣摩。最近出事的康得新,平白无故现金122亿没了,为其审计年报的瑞华所,涉嫌为其虚增利润119亿。瑞华年年被罚,但A股里居然还有300多家公司请它审计年报,至于发债的公司更数不尽,甚至连我也接触过。这种事情在香港可能发生吗?不太可能。因为它一整套体系都是建立在法治精神上。法治的根本是什么,是法高于一切,逻辑、证据高于一切,保护私有财产是法治的首要任务。是你的钱,就是你的,签了合同,就按合同办事。监管负责维护市场的有效和公平,没有什么政治任务负担。

    为什么香港会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这么小的土地却有着世界第五大的股票市场?为什么不是越南、不是菲律宾、不是印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人相信香港的法治水平确保了它的公平性、安全性。

    法治二字也没那么高大上,只不过确保了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不用去爬海珠桥,或者去找电视台、拉横额,或者在业主群里骂楼上空调滴水(在香港这是违法行为,完全可以报警),或者去找后门托关系,而是一套可靠、高效、真正维护公平的机制触手可及。不至于明明是我对的,却无处伸冤,没人在乎。

法治的基础,是自由。

    自由二字本来是个中性词,但内地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教育,却将“自由“二字变成了贬义词。长期国内的教育,刻意将自由解释成那种侵犯别人权利的事。这是一个颠倒是非黑白的事。根据1789年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自由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两百多年前,也就是乾隆年间,自由的定义就已经如此,这么多年来从未改变过。自由,是建立在尊重别人权利的基础上的。但在中国这70年,灌输的却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自由“成为了”极端主义“的代名词。吃饭是会撑死的,所以为什么要吃饭?

    自由的另一个方面,是权利,尤其是人的基本权利。法治的体系需要人民授权,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集舍自由、没有出版自由,人们根本无法行使权利。对着明明是错的事情,却没有机会、没有场所将错的事指出来,错的事情不会消失。因为长期生活在缺乏这些自由的环境里,中国人特别难以理解,这些自由(或者权利)的重要性。

至于什么是民主,估计问十个中国人,估计九个半都会说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句话也是在我的小区群里经常听得到的,所有小区事务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直到小区前面的路要扩建了,人们跑去跟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局长批评“你们小区不考虑广大公共群众利益”。如果世间事情简单得诸如“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谁家的小区都不再安全,谁家的房子都会因为“公共利益”而消失,甚至不用征询业主的意见。

中国就是这么神奇,有着14亿人口这么大的分母,哪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少数派。今天我们庆幸在人多的这边,明天说不定就成为了人少的那边,尤其是这种分类标准是由少数人主观制定的,就很容易成为他们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称呼代议民主制的其中一种形式——自由民主制,在自由民主制里被选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数人的民意在行使决策权力时必须受到法治的限制,通常是用一套宪法加以管制,以强调对于个人和少数派的自由和权利的保护。

原来,民主并不是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所有人的意见都需要听到。

民主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有点让人不知从何说起,作为一个公民,对与自己相关的事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来是天赋的权利,医疗改革你没有想说的么?养老金全国统筹计划你没有想说的么?高考改革你没有想说的么?计划生育你没有想说的么?延迟退休你没有想说的么?疫苗监管你没有想说的么?食品安全监管你没有想说的么?蓝天被灰霾取代你没有想说的么?房价畸高你没有想说的么?路边停车涨到24块一个小时你没有想说的么?有大把钱开运动会民众病了却要自己众筹你没有想说的么?求职时问你有没结婚有没打算生小孩你没有什么想说的么?恐怕并不是你不想说,而是没有什么渠道去说,缺乏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你永远不知道其实还有别人认同你,原来还有如此多也许你会发现也有其他人跟你一样的想法,原来你作为一个公民,不仅仅意味着14亿分之一。如果缺乏公开透明的咨询公众过程,如果缺乏民众授权的民意代表,每个人都只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小小的零件,只有依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才能生存。虽然中国也有各级行政系统,但你了解你的市长书记吗?你认识你的人大代表吗?我们连选票都没见过,他会重视你的意见吗?他们出工资用的是人民直接或间接交的各种税费,为什么就可以忽略人民的意见呢?就算在一个家庭都会因为晚上吃什么而有不同意见,更何况一个社会,怎么只会有同一种声音?民主不是最终消灭少数派的声音,不是马太效应,不是winners takes all,而是尊重所有人的意见,找到一个相对平衡和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随着中产的崛起,国家不再由无产阶级组成,人们保护财产私有权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强烈。比如我的小区,人们开始理解当遇到私有财产受侵犯的时候,自由拉横幅表达不满、找电视台表达不满的权利、尊重个人财产权是如此重要,再进一步,小区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法律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侵占,那多好。

    自由、民主、法治不是万能药,就像水一样,一个人喝水不会饱,但没有水却不行。数学、物理、医学、计算机、建筑、艺术、天文、地理、生物、几乎所有高等教育的奠基理论、应用全部都可以来自西方,但一旦讲到自由、民主、法治,它们却成了洪水猛兽。要知道,如果自由、民主、法治是如此有害,诸多发达国家(包括韩国、日本等同是儒家思想的亚洲国家)就不会绽放出如此多人类智慧的瑰宝。当然,争取民主的途径有很多,如果能非暴力是最好的,但至少明白,自己不是主,而是民。

    可惜,民智都是需要时间开启,尤其在信息严重受到审查的国家。人们依然对中国的司法体系存在信心,人们依然不知道“司法独立”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底线,是因为不知道汶川地震里那些需求校舍真相的人的下场,因为不知道三鹿奶粉那些受害家长的下场,因为不知道疫苗事件受害家长上访的下场,因为不知道P2P爆雷受害者的下场,因为不知道2015年7月9日中国一大批维权律师的下场,因为不知道中国新闻调查记者的下场。最重要的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不是还没挤过铁门的那个人。

    说真的,我们内地人跟香港人的交集也就仅限于去买奶粉、打疫苗、买便宜的化妆品和电器,顶多去一下迪士尼,逛一下星光大道和金紫荆。但这次事件里内地人表现出来对香港人的恨,是前所未有的强烈。我一直在想这种恨来自于哪里,我想到了信仰的差异。在集权政治下成长的内地人相信“强国带来幸福生活“,长期沉浸在英国式自由贸易文化下的香港人相信”自由带来美好人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没有比信仰差别更能引起武力冲突。人这种复杂的生物就是这样难以理解,为了自己相信的事不惜大打出手。

    一边厢选择相信香港人自己,一边厢选择相信北京中南海。

    想起去年去了一次北京,刚好遇到北京沙尘暴加灰霾爆发,我第一次体验了PM2.5达到1000。白天的北京像黄昏一样,昏昏暗暗,整个城市的天空都是土黄色的,能见度可能不到一百米。当时我算是大开眼界了,手机上的空气质量软件到500就爆表了,那天足足可以爆2次表。北京或者说北方的灰霾问题已经有很长历史了,虽然官方一会又严查工地扬尘、一会又禁止路边烧烤,但无数证据说明灰霾的来源主要是工业污染,特别是不完全燃烧的煤炭。但神奇的是,过了几个月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北京的天空蓝得像假的一样,这就是有名的“北京蓝“。北京蓝只会出现在重大国际盛事或者开全国大会的时候,背后是周边无数企业的临时停工。让人忍不住想问,这群人连个首都都管理成这样,为什么还有能力管理一个14亿人的国家?要知道中国有多少资源集中到了这个2000万人的城市。

    北京治理空气的路数跟治理这个国家的思路如出一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你有严查严打,我有双标排放标准,你有你的要求,我继续建我的低标煤炭发电厂。只要把掌权的思路摸熟了,关系打通了,什么都不是问题。

    香港是个没有关税的自由港,香港政府的税收种类远远少于中国大陆。根据香港立法会资料,2014-2015财政年度,利得税为最大的收入项目, 佔政府收入的28.8%。紧随其后的是地价收入(16.3%)、印花税(15.6%)、薪俸税(12.4%) 及一般差饷(4.7%)。该5 项目共佔政府收入的77.8%。而在中国大陆,光是税种就有18个种,分别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然后,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费,比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文化事业建设费、教育费附加费、三峡基金、人防易地建设费等等,这里面还涉及许多税局自我裁量,用一个知乎用户的说法“目前税务局的裁量权力非常大,我们需要遵守的并不是中国的税法,而是当地税务局的税法,而令人绝望的是,当地税务局的税法可能朝令夕改。“当然,还有企业雇人的成本,企业付给一个人的实际工资,其实有超过三分之一是给了国家,然后才是你的税前工资,但还要再扣至少三分之一才变成自己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到手5000块,企业其实已经至少给了1万块,只是你见不到而已。

    如上面立法会数据所示,香港通过土地财政(卖地)弥补其他税收的不足,但中国地方政府除了繁多的税费以外,·也相当依赖土地收入。2017年,全国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91469亿元,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为49997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换句话说,地方政府不可能愿意土地掉价。另外,无数城投公司通过发债融资数十万亿元,抵押物大部分也都是土地。

    香港的土地财政,是形成今天楼价畸高的重要因素。但造成香港今天境况的所有因素,大陆全都有,而且还更甚之。

    香港,至少还有一个比大陆透明得多的政府,至少还有一个廉政公署。通过香港这件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同辈跟香港撑警的主力有点相似,而我们的下一代,也就是2010后,也许就是今天香港走向街头的年轻人。我们以为自己挤过了那扇铁门,但原来自己的下一代还在铁门的那一边。你会不会回过头,把另一扇门的铁栓稍微提一下呢?

    而根据社科院的报告,到了2035年,我们的养老金可能也会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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