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住在考试院，永远都只能住在考试院；一天是非正职员工，永远都只是非正职员工。」
特约撰稿人 吴珮如 发自首尔
编者按：韩国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有人说它保守﹑封建，但它有几乎可以说是文化奇迹的，外销全世界的K-pop流行文化；有人说它现代化﹑进步，三星﹑LG等公司的科技产品领先全球，但这些财阀集团同时是韩国政商勾结问题的病根。韩国知识分子金振京说过，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将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一百年；而韩国更在六十年代后，把西欧现代化的三百年压缩成三十年。我们看到的，关于韩国的矛盾，根源可能正在于此：一个本质仍然保守﹑传统的社会，在极短时间内被资本的流动带到了国际舞台，于是各种冲撞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很少人有空停下来反思，也好像没有必要去反思。
随著K-pop在国际上受到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人们对韩国兴趣愈来愈大，想问的问题也愈来愈多：在一个强调儒家价值的社会，生育率为何全球最低？在韩剧外销浪漫爱情时，韩国为何出现被外媒称为“性别战争”（gender war）的社会争议？韩国是“跨国收养输出大国”，但许多被送养的儿童到底去了哪里？为甚么到了韩国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是有那么多被送养的孩子？在社会仍记得世越号惨剧的今天，为何2022年梨泰院事件的受害者家属维权会那么困难？
在未来两个月，端传媒将刊出“K-pop背后的韩国”的一系列在地报道，尝试摸索这个跟华文社群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社会的形状。这是系列的第三篇。在光鲜亮丽的首尔，却有大量租不起房子的年轻人，选择住在被称为“地狱苦”的贫困住宅中。他们因为穷才住进这些住宅，但住进去了，却可能让他们更难摆脱贫困。
“每个房间用一公分厚的木夹板隔开，隔间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男人和女人，大家在里面压低声音地放屁、睡觉、思考、自慰，以及活著，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种奇观，大家好像互通了什么腥臭且骚动的声息。”
韩国作家朴玟奎《甲乙考试院滞留记》
38岁的金佑镇（化名）在下班后，匆匆来到瑞草区的一间麦当劳与我见面。他高瘦﹑斯文，戴著一副银边眼镜。
“住在考试院不是什么值得说嘴的事情。”他受访时很谨慎，说到细节总是再三斟酌。但我问为什么选择住在考试院，他却答得干脆：“因为没钱。”
金佑镇来自庆尚道的乡下，北漂首尔工作两年，几乎都住在考试院或和朋友合住。他目前住在江南区的公司附近、地铁良才站走路不到10分钟的考试院，月租53万韩元（约396美元）。这里大多是5层楼以下的老式独栋住宅，近年陆续出现由住宅改建成的考试院，租户多是在江南上班的人。
金佑镇带我徒步到他的考试院，一栋三层楼加上顶楼屋塔房的小别墅。进入大门后有一座45格的鞋柜，代表这里有45个房间。每层楼以中间走道分割，两侧共有15个房间，门与门之间只相隔一公尺。走廊是寂静的，只有低频的电视噪音偶尔从气窗飘出来。
金佑镇领著我打开房门，已经很局促的入口还摆著一座置物柜，他和我都得侧著身子才能走进去。2坪的房间里摆了过窄的单人床和桌子，边角的空隙架上衣杆，184公分的金佑镇几乎无法在房内自由伸展。床和电视桌是一个伸手可及的距离，他下班后就在床上用电脑，看电视。
我打开金佑镇的冰箱，里面除了一盒披萨，别无他物，“这个是教会聚会时剩下的，但放在冰箱太久，应该不能吃了。”我陪他把披萨拿到公共厨房丢弃，厨房内有一个大饭锅，考试院房东会提供免费白饭。为了节省每餐至少1万韩元起跳的外食费，他偶尔也会在这里吃免费白饭。
他不是不想要搬出考试院。“月租金53万﹑餐费50万﹑60万元的债务…”他在笔记本上一边写、一边给我分析他的每月开支。加加减减后，他每个月税后约220万韩元的薪水，仅能存下约20万韩元，即约150美元。但如果想要在公司所在的江南区租单人房，光是保证金至少要上千万韩元；要不他只能住到首尔边缘，每天挤1、2个小时上班。
“怎么会有债务呢？”我问金佑镇。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北漂首尔的前两年他都没找到工作，一直只能刷卡负担生活费，最后欠下近3千万韩元的卡债。“现在大概还有2千万要还”。2千万韩元即15000美元，即使他不吃不喝不交租来还钱，也要用上一年时间。
韩国有个说法，叫“지옥고（地狱苦）”。“地狱苦”即“在地狱中感受痛苦”，也即韩国三种贫穷住宅的型态的统称，包括在“寄生上流”里主角一家住的那种半地下房（반지하）、屋塔房（옥탑방；可类比台湾的顶楼加盖）和考试院（고시원）。根据统计，每10名首尔青年就有4人住在“지옥고（地狱苦）”，金佑镇不过是其中之一。
许多首尔青壮年其实和金佑镇有相似的处境，他们从贫穷的乡下来到首尔，没有父母的金援之下，租屋的门槛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许多人想凭努力翻转职场的阶级、家产的阶级，但努力有时候是徒劳；他们想白手起家，但光是脱离白手（백수，意指失业人士）状态就很困难。在阶级愈趋固化的韩国，从入学到就业，几乎在一开始含著什么汤匙出生，就决定了一大半。
很多人以为，在打拼的时候住到“地狱苦”里没甚么，咬著牙忍一下就过去。但贫穷不止是个量度经济能力的基准，还是个社会文化标签，一旦贴上了，也许再也撕不掉。
逃不出去的循环“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第一次见到尹成老，是在去年年底首尔消除贫困日的集会上。当日参与者有数百人，有老人坐著轮椅前来，也有年轻人戴著蜗牛发圈和房屋头饰，呼吁增建公屋和打房。
身形壮硕、皮肤白皙的尹成老个子不高，笑起来时有些腼腆。他穿著用黑色垃圾袋制成的上衣，头上顶著标语手牌做成的尖角锥，在人群中特别醒目。43岁的他，过去近20年几乎都在“地狱苦”度过，先后住过考试院﹑半地下房与屋塔房。我笑说他是“来自地狱的男人”。尹成老听罢只是苦笑。
后来我才发现，他不但是集会的常客，还是韩国排名前十的名校汉阳大学经济学系的高材生。
“我小时候真的还蛮会念书的。”尹成老故乡在首尔近郊近畿道水源，家境清寒。考上在首尔城东区沙斤洞杏堂洞的汉阳大学后，为了节省近两小时的上学时间，他一度住进城东区的考试院。但他在入住不到6.6平方米（66呎）的房间后，才察觉自己可能有幽闭恐惧症，待了15天就落荒而逃。“我觉得我好像在棺材里面生活。”他说。
两年军旅生活后，尹成老回到大学完成最后一年学业。那年，他住进了大学附近城东区的一间半地下房，保证金只要100万韩元、月租18万韩元。
1960年代在首尔市中心开始冒出的半地下屋，是那个政治动荡年代下的产物，起初是为了防避空袭而建。1980年代大量人口从乡村涌进首尔，快速都市化的首尔缺乏居住空间，政府于是允许高度3分之2位于地下的空间使用居住，是半地下屋常态化之始。据统计，首尔现存的半地下房将近23万户，平均每20个首尔市民，就有一人住在半地下屋。
由于半地下屋有一半位于地面下、仅有气窗，没有阳光也不通风，既阴暗又容易滋生蚊虫，房价比地上房便宜近半。且位于低洼地区的半地下房，在暴雨侵袭时难以排水，2022年就发生过一家三口因豪雨溺毙在家的悲剧。
尹成老在没有冷气的半地下房度过了两年。他说，浴室内总是布满霉斑和蟑螂的足迹。“我后来想想，应该就是在半地下房的时候得了忧郁症。”因为担心门诊纪录会影响求职，尹成老不敢去看医生，他一边打工，支付每期约300万韩元的学费，一心希望赶快毕业、赶快找到工作、赶快搬离半地下屋。但生活困顿让他难以专注学业，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韩国开发硏究院做行政职，虽然是公家民营机关，但他只是非正职员工，月薪只有120万元（890美元），但2008年间的首尔正职员工，平均月薪已达250万元，是他的两倍不止。
非正职员工在年终奖金、休假制度、退职金等都差正职员工一等，而且未必能“转正”。一名在韩国公司担任主管的朋友向我透露，如果在公司内无法“转正”，想找下一份正职工作极之困难，因为“非正式员工”的标签代表著这个人“有一些不足”，而这种印象很难抹走。
“一开始成为非正式员工的话，就会一直只能当非正式员工了。”第一份工作，尹成老才做了6个月就被解雇；之后他又进到另间公家民营机构，仍只能当非正职员工。忧郁症发作时他又无法正常上班，深深陷入打零工和非正职交替的恶循环。尹成老越是急著想摆脱贫穷，贫穷就越是紧抓著他不放。
辗转十多年，尹成老至今从未当过正职员工。如今回想当时，他说自己“一开始就走错了”。他的意思是，自己从住进半地下房，罹患忧郁症开始，生活就没顺遂过，加上只要一当起非正式员工，他就摆脱不了这个标签，“我多次试图推著自己往前，但只要有一次摔倒，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困难”。
尹成老找到工作后虽然搬离半地下房，但人工太低，他其实没有多少选择，于是搬进了保证金200万韩元、月租20万韩元的屋塔房，但住了7年多，房子被都更重建，尹成老又顿时失去安身之处，他接著流连在几位朋友的屋塔房和半地下屋借宿好几年，2021年才又租了一间半地下房独居至今。
尹成老如今落脚的圣水洞，是时下韩国年轻人、观光客喜爱的新潮打卡圣地，原本工厂林立的地铁圣水站周遭，这几年进驻了大批网美咖啡厅、时尚快闪店和高大尚的办公大楼。但热闹喧哗的另一头，旧式的独栋住宅密集，随处可见气窗紧贴著马路的半地下屋，灰尘和噪音都能轻易进入，尹成老就安顿在其中一户，他却不愿意让我到访。
“我家真的是乱得不像话。”尹成老拿出照片给我看，想证明所言不假。照片中，半地下室6坪的空间堆满了杂物、衣物，地上全都是垃圾。我问尹成老睡在哪里，他指著地上有一小块铺在地上的薄垫，只说了一句：“我有病。”
他一边说一边自责，怪责自己没有心力整理房间，一直与我延期采访时间，还有自己的贫穷。
“地狱朝鲜”
“不要因为找不到工作就喊‘地狱朝鲜’，看看ASEAN的话就是‘幸福朝鲜’。”
－文在寅总统秘书室经济辅佐官金显哲在2019年的一场演讲上说。
尹成老说自己是典型的“88万韩元世代”（可类比台湾的“22K”）。他说的是2007年前后开始的韩国现象：当时许多20多岁的韩国青年加入职场当约聘的非正式员工，平均薪水88万韩元，即约660美元。
衰落并非从2007年左右才开始。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借款195亿美元，并进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令贫富差距加剧，各种并发症还包括企业大量裁员，1百多万人一夕失业，连三星、现代等大企业也改用派遣和约聘雇职缺取代正职员工。大学生的就业率只有48%，许多人转向考公务员吃铁饭碗。
2001年韩国企业的非正职员工比例已达27%，但2004年更达到37%，之后连年都超过3成以上。在还没订定最低薪资法的那个年代，经济学家禹皙熏和资深记者朴权一在合著的《88万元世代》书中，将平均月领88万韩元的非正式员工，和绝望画上等号。
该书虽已在2012年绝版，但12年后，贫穷仍以各种形式寄生在韩国每个角落。过去十多年，又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韩国青年间出现了一个新词：“地狱朝鲜”。还不是“地狱韩国”－－“朝鲜”是一个古代王朝的名称，从1392年统治朝鲜半岛，一直到1910年日本殖民为止。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只有少数精英掌握经济和政治实权，其余的人口只能世袭贫穷，一代一代的种地或成为他人的奴仆。很多韩国年青人觉得，今日的韩国也像古代的朝鲜，除非你有世袭的家财，或者能进到“SKY”名牌大学再找到财阀集团的工作，不然就只能不断付出可能是徒劳的努力去生存。也因此，“N抛”（类似于大陆语境的“躺平”）的人愈来愈多了：不止是“三抛”（放弃恋爱﹑结婚﹑生小孩），还抛弃了正职﹑人际关系﹑属于自己的家﹑梦想﹑健康﹑外貌﹑人生……N项能让人活得像个人的一切。
到了今日，世袭贫穷的人，似乎在首尔都住到了包括考试院在内的“地狱苦”里头。随著韩国经济在80年代起飞，越来越多青年离乡背井，涌入首尔求学、求职。1980到1990年间，首尔人口增长近200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7万人；1997年后，失序的经济和就业环境让廉价的租屋的需求急增，越来越多大学生、劳工、职场人以及失业人口住进考试院。考试院不再只是考生的考试院，考试院也成为不该是家的家。根据2020年的《首尔考试院报告》，2019年全韩国的考试院有11,605个，光是首尔就占了一半、超过5800个，每个考试院平均有37.3个房间，再计算空屋率，在首尔，至少有15万人住在考试院。报告也显示，有将近4成的首尔考试院没有窗户、将近6成的考试院房间面积不到2.1坪、月租金低于30万韩元的廉价考试院占了4成2。
求职难、低薪和高居住成本，让首尔的青壮年涌入考试院。根据《首尔考试院报告》调查考试院居民的收入，有3成7的居民月收入未达100万韩元、3成6的居民收入介于100万至200万韩元，1成8的居民收入介于200万至300万韩元。
而考试院似乎也承载了某种社会底层的文化想像。在李栋旭和任时完主演，以考试院为主要场景的恐怖韩剧《他人即地狱》里，考试院的逼仄﹑阴暗和压抑，不止是体现了贫穷，还滋生了罪恶﹑暴力－－见不得光，不容于“正常”主流社会的一切。在《他人即地狱》里，考试院的住客总是郁郁不得志，在职场被上司欺负，被同事看不起，而那些无处宣发的积郁，都在考试院幽暗狭小的空间里，变成了对他人的恶意。
而现实中发生在考试院的社会案件也不少。像是2008年造成6死的论岘洞纵火杀人案、2015年的考试院员工偷拍案、2018年的钟路考试院火灾7死案等，都为考试院蒙上一层阴影。
或者，像奉俊昊导演的《寄生上流》（Parasite；另译《寄生虫》）里说的那样：贫穷是有味道的。一旦穷人越过了阶级的界线，他们的“穷酸味”，无论用多少洗衣粉都难以掩盖。
正如金佑镇说的，住在考试院“不是值得说嘴的事情”。在现实社会，考试院不一定是奋发向上，用才华和汗水实现阶级流动的地方－－许多人搬进考试院是因为穷，而考试院在某种程度上，又合理化了他们的处境。贫穷的人继续贫穷，住在考试院的人继续住在考试院，在金融风暴后贫富悬殊﹑阶级固化的韩国，似乎是鲜有人质疑的事情。就像尹成老一样，一天是非正职员工，永远都是非正职员工。
土汤匙的“现实自觉时刻”
你是金汤匙、银汤匙、土汤匙﹑还是屎汤匙？
带著对居住问题的疑问，我们来到首尔的“无壳蜗牛办公室”。“无壳蜗牛”（Min Snail Coop）希望以合作社形式，持续发展非营利，可负担的住房。他们目前在全国负责14栋公共住宅（公屋）的招募和管理，现有3百多名住客。合作社理事长郑基雍（音译）告诉我们，公屋的租金约市价一半，而大部分的房客都是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均月收入约200万韩元。
“2020年，年轻的一人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05万韩元，但首尔公寓的中位数接近9.9亿韩元，简单计算的话，要不吃不喝40年才买得起一套公寓”，无壳蜗牛联盟委员长池秀告诉我们，在首尔想成为有壳蜗牛，并不容易，韩国年轻人真正面临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正透过世袭加剧”。池秀指出，“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累积的差距，正在不断加深”，因为底层20%的人和上层20%的人，收入差距7.7倍，资产差距更高达35倍，“这意味底层的人想获得和上层的人一样的收入，必须多努力7.7年。”
池秀的说法，来自2018年和2021年的统计数据：2018年的底层20%家庭月平均收入为131万多韩元，上层20%家庭月收入却是这个数字的6倍有多。同时，20、30岁的底层和上层年轻人资产差异，是2473万韩元对比上8.7亿韩元。
无论在哪里，能继承父母的财产的人总是能更快累积财富；而在韩国，这种家庭背景的优势，最能体现在教育资源上：“能进去SKY名牌大学的人，父母都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家境也影响了居住的起步，“如果父母能提供1、2亿韩元的资金，那一开始就能住在好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你就必须要做出选择—住考试院或是回父母家一起住，”池秀说。
近年韩国流行“汤匙阶级论”，以金汤匙、银汤匙、土汤匙﹑屎汤匙等比喻家庭阶级背景。网路还流传著“土汤匙标准清单”，用以判断一个人是否为土汤匙阶级：家中有没有债务﹑父母从小有没有教导“不要浪费食物”﹑家中有没有浴缸﹑电视有没有超过30寸﹑肉类料理是不是都是汤类……
而金汤匙家庭，在小孩出生开始，就以小孩名义存款、买卖股票、避税，让孩子拥有第一桶金。近年来多名韩国官员都曾被揭子女拥有高额存款。许多人为了让孩子挤身名门中小学，不惜违法假迁户籍，当中包括前总统李明博，他最后被逼公开致歉。这种必须要想尽办法领先的心态，即使到了孩子的大学阶段都没有停止：前后任的韩国法务部长曹国、韩东勋都被质疑过让孩子挂名论文共同作者，或是为孩子代笔论文。而出社会后，拉拔同校前后辈，或是利用人脉安插亲友进入职场，成为所谓的“降落伞（낙하산）”，甚至有七成韩国人都称见识过。
在重视血缘、地缘、学缘的韩国社会，透过财富、势力，盘根错节地巩固既有的阶级结构，从就学到就业，为上层阶级筑起一道高墙。而这种阶级文化甚至影响到孩子：2019年，有媒体报道釜山小学生之间以“旧公寓乞丐（빌거지）”、“公屋乞丐（엘거지）”等语来侮辱出身公屋的同学。一名年轻的韩国朋友也告诉我，同学父母开什么品牌的车来接送、揹著什么品牌书包来上学、穿著什么品牌衣服，连小学生之间都会谈论－－他们会以此决定要不要和你当朋友。
北漂首尔的尹成老，就向我自称是“土汤匙”，即便名校毕业，搬到被称为“机遇之地”的首尔，也还是只能落脚半地下房，在阴郁潮湿的房内生活。他说自己有所谓的“현타（现实自觉时刻）”，即幻想破灭，直面现实残酷的一刻。“以前觉得想做什么就能做，但觉悟后才知道现实有多艰苦。”从“自觉”而来的无力感，占据尹成老整个青年时代。
像尹成老这样从外地涌入首尔，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单人房，不得已住进考试院的青年不在少数。但池秀指出，社会风气总是刻意营销“年轻人住考试院能存钱，未来就能住更好的房子”的信念，描绘一种“为了将来的荣耀而等待”的梦幻情境，但事实上许多建商、投资客借此将房子改建成考试院出租牟利，而且租金越来越昂贵，有些甚至需要缴交保证金。“考试院早就变成一种投资商品了。”她说。
为甚么那么多青年会选择住在考试院？一家首尔考试院出租新创企业的负责人对我说：“因为有梦想，住在考试院能存钱。”“有目标的人根本不会介意这个空间（考试院）。”我想起池秀说的社会氛围－－好像所有人都要你相信，只要付出努力，你终有一天可以不用住在考试院。我不禁想起金佑镇和尹成老的经历。
池秀也指出，住屋贫穷问题甚至也愈趋地域化。以前廉价和高档的住宅混杂，但如今首尔一直在淘汰旧社区，有钱能住进公寓社区的人们就成为共同体，“不是说你住在考试院，我就不跟你交朋友，只是我从出生开始，我的朋友都跟我一样是富家子弟。这就构成了某种阶级。”油水分离的阶级屏障，还具有排他性。
而且，社区居民会反对在区内兴建公屋，常见的原因是“社区会因此变成难民营”，而且“年轻人的租屋客增加，性犯罪也会变多”。这些歧视言论让公共住宅推动不易，而且，住在考试院或其他恶劣环境的人，为了不想背负污名，甚至很难理直气壮地表达想入住公屋的渴望。
后记过去上演汉江奇迹后，韩国一直在刷新自己的纪录，并且在2017年以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之姿，入列“30-50俱乐部”，即国民人均收入3万美元以上、人口达5千万以上的进步国家。但真实的韩国还包括这些数据：每5名独居青年之中就有1名处于贫困；65岁以上的老人中有4成处于贫困。韩国是37个成员国中，老人贫困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韩国每10名独居老人，就有7名属于贫穷。
许多独居老人，除了选择住在“지옥고（地狱苦）”，还有另一个最不得已的去处－－蚁居房（쪽방）。
在玻璃帷幕的办公大楼环绕首尔地铁站后方、东大门周遭的昌信洞、永登浦区等地，还是有由蚁居房堆叠出的蚁居村。我从首尔地铁站走过去，爬上小山坡后，在曲折的小巷深处找到一大堆矮房。它们大多由粗糙的木板隔间，墙面斑驳，房门比人还矮。蚁居房不像考试院，有专人打扫整理公共区域或协助住户处理大小事。月租平均18万韩元的蚁居房，几乎只有1坪大小的空间，连床都没有，住户席地而睡，私人物品在有限的空间堆到天花板， 许多浴室没有热水。
从考试院到蚁居房走一遭，我突然想起尹成老在消除贫困集会上大力挥舞标语、用力吹著号角的模样。我知道他仍怀抱著希望。“大家承受著各种居住问题的痛苦，我发声是希望能改变。我经历过这些痛苦，如果能解决，很多人就能过得更好。”他跟我说。
最后一次见面时，我问尹成老，希望以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他说：“只要住在地上就好。”金佑镇则说：“没必要住公寓，有两个房间就很好了。”尹成老和金佑镇是好朋友。我和他们俩聊了一晚，最后他们说想去吃消夜，尹成老还笑嘻嘻地跟我说：“晚上九点到十点， KFC炸鸡买一送一。”
两人向我鞠躬道别，笑著闹著，一起融入首尔街头的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