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带着近年来影视作品“重塑正确集体记忆”的特征：按习时代的喜好讲述过去。」
特约撰稿人 rebsduti
【按】电视剧《繁花》落幕，简中网络的少量争议焦点还是王家卫水平如何，这部戏是否配得上高分。剧集是否好看，属于主观判断。值得关注的问题也许是：《繁花》所塑造的“过去”，是一种符合习时代要求的“正确记忆”。
正因为这种藏在文艺滤镜下与“官方叙事”内在一致性，在剧集到中后段及完结后，简中网络上评价是：“黑色的墨镜越看越红。”“这剧给（以后的）红专献礼剧打了个底。”
王家卫似乎从过去人们记忆中反叛商业创作模式，追求创作自主的作者导演，变成了新样板作品的示范导演，《繁花》从一本讲述庶民记忆的虚构小说，衍生出了一部官方肯定“反映时代洪流”的标竿之作。其引起的商业效应也令很多业内创作者趋之若鹜。本文作者试图离开主观的作品质素论断与“结果论”的叫好，讨论《繁花》中符合习时代论述的时代刻画。
正确的改开记忆
1月17日举行的电视剧《繁花》研讨会上，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肯定本剧的措辞为“文艺工作者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反映时代洪流⋯⋯才能更好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最后研讨会如此总结：电视剧《繁花》讲述了以阿宝为代表的小人物抓住机遇，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写命运、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以乐观与积极的时代精神为底色，回望过往，观照现实，以期与拼搏奋斗中的当代年轻人共鸣共振共情。
金宇澄原著小说《繁花》2013年问世后即好评如潮，除了创造一种“书面上海话”的语言方式之外，其自然主义写法囊括了文革和90年代两个时间段的上海城市众生万象。金宇澄本人是体制内作家，小说《繁花》也得到了“五个一工程奖”这样的官方文宣肯定。但严肃文学读者对这个文本的推崇也显然包括：这个故事游离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小说白描了文革和改开后两个年代的上海市井的众生万象，共通之处是永远流淌的人性和情欲。情节里当然包括“运动”对人的戕害和损毁，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受控完全整齐划一，因而市井生活本身就构成了某一种“反对”。
而电视剧版《繁花》则几乎抛弃了原文本，只是几个主要人物保留了原名，主线是男主角“宝总”（胡歌）炒股票和做生意如何成功，一干人等如何富裕奢华，从故事情节到视听语言都是极尽夸张的大开大合、大鸣大放。第一集开头已经给了红旗大特写，之后每一次为男主角炫富或为拙劣商战烘托气氛时，都有黄浦江边的红旗，仿佛在昭告世人这是谁家的天下，这繁华是谁领导的繁华——绝无嘲讽的表意，反倒带着歌颂的恢弘。这种审美取向的变化有几种未知的可能，可以理解为王家卫的水平有限，可以理解为商业考量，如同研讨会所总结的，也是一种为了符合“好时代正能量”而必须选择的“宏大振奋”。
近年来所有这种虚化过去歌颂“改开”的中国大陆作品透着一种虚伪的奋斗精神。因为故事不能诚实地面对过去的变革。也因为现实是：改革开放几乎已经结束了。
腾讯年度S+项目并得到上海市支持的剧版《繁花》不敢不想也不可能追溯真正的“改革开放”，剧中第一句话就说“邓小平南巡讲话⋯⋯”，却无法详细讨论，一切都被虚化为“中央的好政策来了”。邓小平时代不能否定毛泽东，习近平的时代也无法否定邓小平。如今诸多影视作品打着“歌颂改开”的旗号，能做的只有用虚化来篡改制造“正确的集体记忆”，假装改革开放不是因为十年文革而民不聊生，假装南巡讲话前没有发生89也没有89后的摇摆，男主只要跟着好政策即可发家致富，听党话跟党走，从阿宝变为宝总——这才是剧版《繁花》的主逻辑。男主角和三个女主角的暧昧纠缠，是这个主逻辑的调味料。
“外贸”是剧版《繁花》的高频词，但到底跟谁做外贸？偶尔具体台词里就说是中非贸易（外贸局吵闹戏份里有两次提及，一次是喻恩泰扮演的宁波商人说自己的T恤衫是原定出口非洲现在转内销，一次是吴越扮演的金科长提到了中非贸易）。另外就是中国大陆同香港之间的贸易，通过香港引进国际品牌。 这正是习时代重点宣传的几种“经济交流”：要么中国和“一带一路”上中国的朋友们，要么大湾区。（注：后半段剧情里也提到了美金结算对生意作用很大，所以本剧并非全剧剧情都强行“脱钩”。）
女性角色与文革描写原著中的女性和原著中的文革内容，在电视剧里都做了非常耐人寻味的改动。原著中有不少女性在文革中被损害受侮辱，亦有幸存者。在剧中，杜鹃扮演的雪芝与原著里重要的“蓓蒂”合二为一，成了唯一和文革回忆粘连的女性角色，也是全剧里唯一否定、抛弃男主角的女性。
原著中小女孩蓓蒂，曾和阿宝一起在屋顶上看黄浦江，文革中她的钢琴被抄后，蓓蒂失踪，说是变成金鱼走了，一个悲伤的童话。雪芝在原著里是一个幸运儿，特殊年代仍有大宅可住。尽管剧情也暗示了另有一个回忆中的蓓蒂，雪芝故意取了“蓓蒂”的英文名，但最终把悲剧的蓓蒂和幸运的雪芝合二为一，男主角对雪芝的回忆难得去到七十年代，但精准地停在1978——正好是文革彻底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一年。
杜鹃在《繁花》的形象，如同杜鹃在其他中国男导演的镜头下一样，回忆里高不可攀但一扭头就去了海外，多年后海外相见，“崇洋”的雪芝过得并不如坚守国内的阿宝好。
如此的命运对比更嵌入一种“强国叙事”。文革后雪芝和香港亲戚恢复联系，立刻抓住机会结婚到了香港，80年代还回来炫富说在香港赚大钱（“女人虚荣”的老套路），等到男主阿宝发达了去香港谈生意，才发现雪芝在半岛酒店做服务员，当场戳穿她的谎言。男主反覆陈述现在到上海也能赚大钱，雪芝依然不服，二人有个十年之约，是到1997年看谁过得更好。
电视剧给雪芝的结局是：1993年在香港去世。
由魔改出“香港的雪芝”，以及1997的约定，一个上海故事的电视剧硬生生加入了“大湾区主旋律”，主权移交之时，阿宝旁白曰：“那天晚上，象征主权的五星红旗准时升起，香港最大的夜市兰桂坊人山人海，通宵庆祝这个激动的时刻，神州沸腾。那一晚无数人见证历史，但与我约定的那个人没能看到这一幕。”
没有等到97，剧中的雪芝已经不在。那么长一大段《新闻联播》一样的口白之后，雪芝这条线的安排，是终究没有赢过男主的徒劳人生。这也是关于香港与祖国“正确的集体记忆”。剧中存在大量的“旁白”，既是视听语言的无能，也是一种对人物发展的强行注解，以先入为主的方式，将虚构叙述的历史预设为正确。
此结局播出后，微博热议剧中那段回归的画面素材是王家卫在97年自己拍摄的。现在的环境下任何文艺工作者表态自己“一颗红心”都不稀奇，简中网络最愿意肯定的是“早就开始绣红旗而不是临时绣的”，在国安法后、二十大后呈现自己“97庆回归”的拍摄素材，王家卫现在最符合网络认定的“真红心”人士。
除了雪芝故事线外，男主角和另一个女主角汪小姐（唐嫣）的情感结局则是“国庆节隔着黄浦江一同看烟花”，这些个人感情总要融入大国叙事中。大结局反覆呈现“国家命运才是大事”。
独裁是极致的父权。主旋律宣传最容易附着在一个能力值最强大的男子身上。《战狼》如此；剧版《繁花》将“阿宝”改为“宝总”，带了一层层文艺滤镜，但实际上还是这样。
女性去海外的选择，既是拂了男性自尊的面子，也是不看好祖国经济发展的叛徒。男性的个体阳刚尊严和强国不可亵渎之集体尊严合二为一，都要用“出走的女人混得不好被打脸”来体现。在“润”学水涨船高的今天，这个情节也有言外之意。
更值得玩味的是，这光明的结局里，细节逻辑也都透着“正确”。大家在股市里一地鸡毛的下场，被男主旁白解读为“冒进”的代价。这符合现在提出的“防范金融风险”。而后宝总回归了“土地”，依然符合新时代的新要求。2022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为农村引进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大结局画面拍出了“希望的田野上”那样的社会主义光芒，但男主角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他“在乡下种地”的状态看似朴树无华，但观众听到“浦东、川沙、这块地”这样的关键词已经会心一笑知道这才是“巨富”。又朴实又巨富，一个习时代“美好生活”的愿景。
承载着“正确改开记忆”的男主角，怎么可能有《红楼梦》那样的结局？
无意识的麻木中国大陆不乏讲述困难贫穷年代的剧集。过去的影视剧中，经历过“单位安排所有人的人生”年代的创作者，即便正能量满满，也会不自觉指出这种“安排”的荒谬，优势阶级里资源从家长传到孩子的不公平。而王家卫执掌《繁花》中对于过去的描摹，对于不公平的系统，无知无觉。男主角阿宝去外贸局排大队，所有商人排队办事都要一整天但没有结果，而汪小姐工作时间主要任务是帮科长“脱邮票”（从信封上完整地把邮票取下），因为科长爱集邮。这种明显的官僚作风和国家单位效率低下，是男主角阿宝（胡歌）和汪小姐（唐嫣）互生暧昧的浪漫背景板。识于微时的段落里，汪小姐尤其反复强调“你要排队”“你不能进来”“我们是国家外事机关”“外事无小事事事要汇报”，这种官家对商人的权威，被王家卫拍成了小姑娘的可爱耿直。
“汪小姐因小人告状而被调查”的段落中，汪小姐昂首挺胸自陈：“阿拉爸爸是27号（外贸局）的老外销员，伊提早退休了，之后我就调到这里来。”垄断单位掌握着稀缺权力，入职的方式就是“萝卜坑”代代相传，何其不公。而剧情的气氛却是在塑造汪小姐是个多么清白的人。——一种父权制社会里“清白女人”的定义，她的优势资源来自于父，所以不能质疑她的人格。
网络舆论称颂汪小姐的金句：“我要做自己的码头。”但她进入单位是父亲的“坑位”，开始做生意有父亲的人脉和资金。但比“伪大女主”这种国产烂剧常见谬误更值得注意的是，剧中所谓“发家致富”，尽管是“好政策”的结果，可首先沾光是裙带，是关系，是某一种特权。男主角拜了一位“爷叔”就能做生意炒股票如有神助，“爷叔”一直有外贸局的关系。汪小姐是女承父业做外贸局职工。而所谓的“王家卫美学”，美化的是这些主角们超乎常人的财富和气派。作为对比组的“常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无权无势的人。
金宇澄原著《繁花》小说有一半篇幅都在讲文革市井生活，从上等阶级（阿宝和沪生）到工人阶级（小毛），文革对人的迫害和挤压落在每一个人头上。90年代的市井情欲故事，底色是社会主义一以贯之对人性的压抑，和开放之后市民生活不可避免的性解放时代。将这样一本书改编成“正确的改开记忆”还能同时慕富慕强，跟王家卫过去把金庸小说拍成文艺片绝不是一个性质。
众所周知王家卫是上海人的儿子，其美学建树也包括呈现融合沪港两座城市的文化基调。根据演员采访可知，这部电视剧《繁花》在上海拍了三年（演员马伊琍透露），2022年剧组停了一年（演员董勇透露）。2022年上海封城时，王家卫在哪里？他经历过封城吗？至少整个剧组的上海演员都经历过吧？城市遭遇了巨大的集体创伤之后，“上海人的儿子”王家卫交出的“上海故事”里，这座城市是中央一切决策的受益者，是“好政策”的化身。
也许，我们都误会了“国际大导”们，大家都是随大流而已。另一位斩获金棕榈的陈凯歌，在1991年写出《少年凯歌》里种种反思，现在拍完了《长津湖》还不够，接着要拍三部《志愿军》（原名《伟大的战争》），详细讴歌“抗美援朝”。
对商业、对“流量”的谄媚，是其次的。对强权的谄媚，才是惊人的堕落。当然，在另一部分受众眼中，和权力大手翩翩起舞琴瑟和鸣，就是创作上极致的升华。现在，王家卫被虎扑论坛（顺性别男性意识高涨的中国网路论坛）定义为“红专”。他在微博上又被重新发掘出了惊人优点：王家卫是教员粉（毛粉）！连“泽东”这电影公司名字都算作“王家卫是毛粉”的证据，虽然公开报道中“泽东”二字来自于 JetTone 的音译。
有一则网络评论赞美王家卫能把“广告、官方正能量、文艺小资”三个元素拍到一起。也许十年前的影迷论坛上，这种评价是嘲讽。但在2024年的微博里，这是真心的赞美。
从“任务片”到“内化宣传”从2019年70周年国庆档开始，影视领域，“主旋律作品”与“非主旋律作品”的界限在渐渐模糊。影视行业感受到了“任务”的出现。
对行业而言，电影局像是一个不需要出钱的甲方，分发任务给各个电影公司，要求他们找大导演大明星拍摄“任务片”。官方格外乐见文艺片导演、商业片导演、港台导演、海外导演，执导那些与过去“主旋律”不同的商业片。《长津湖》的三位导演里有两位香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博纳直接声称献礼二十大的电影《无名》，执导筒的是影迷心中的文艺片导演程耳，而程耳的上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原名为《旧社会》。
这样的成品，说教里带着娱乐娱乐里带着歌颂，以商品的形式推给观众，再投入营销成本维护口碑。如《长津湖》、《我和我的××》系列都有民营营销公司运作，其口碑维护不仅包括“好看”，也包括“正能量”“讲好中国故事”“看得好燃”等等——这相当于电影公司自己投入资金去购买“主旋律宣传”的软文。而对宣教部门而言，他们享受了商业化运作的主旋律宣传，更将盈利的事实变成制作方无法逃避“任务”的说辞：这不是也都赚钱大卖了吗？
电影局这样运作后，电视剧司立刻跟上。几家大的电视剧公司都领过主旋律任务。从歌颂官方处理疫情到歌颂美好时代。与上述电影运作类似，“任务”都要按照商业化逻辑运作，播出平台和电视剧公司出钱拍摄，也要主动维护舆情，最后也能有商业收益。
这种操作的“任务”，以任务起，以商业问世，改造了“主旋律”，使其更有娱乐性，身段更柔软，更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让带着“宣传任务”的内容变成了一种观众主动购买的娱乐产品。
如此更改变了业态。影视公司和创作者不断地接受教育、领会上头精神、也在一次次体会“正能量”的经济效益。这次任务摊过了，没领到任务的下次会主动揽下“正确价值观传递”的大旗；主动正能量的《战狼》《流浪地球》大卖了，其他类型创作会积极为剧情增加“民族和时代自豪感”，主动“讲好中国故事”。
现在中国影视行业的局面，已经无需分辨“主旋律”或“非主旋律”，“宣传”或“非宣传”，“接任务了”还是“主动创作”。每一部影视作品都需要自证，去对领导对公众条分缕析地解释，自己是正能量的、是对新时代有贡献的。
在官方文娱媒体账号内中搜索“研讨会”，你会发现所有的电影电视，都在拼命地开研讨会。歌颂领袖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回顾改开创业奋斗的，甚至包括时尚、恋爱、犯罪、科幻⋯⋯各路题材的创作者都在给自己“上价值”，阐述作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了中国故事。这些研讨会中，有些是地方宣传部门参与的，标榜自己所辖地区的文艺工作者交出了新时代答卷；有些是播出平台主导的，要证明自己从不做无用功，每一次娱乐大众都带着弘扬正能量的目标；也有机构协会自己操办的，体制内头衔的各色人等抓住热门内容发言，就算完成了某一种学术或业绩指标。
符合“时代精神”的“正能量”内容，会以大家想不到的面目出现。比如很多甜宠剧也通过男女主“搞事业”，增加时代自豪感集体荣誉感。又如古装剧中，但凡强调古装服饰制式、强调古代文化的仪式感（哪怕是架空虚构朝代的），都算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中华美学”。尤其是当剧情被审查钳制得不能动弹之后，古装剧通常都会宣传自己的“美学”是代表了中华的。“美学”是现在吹捧国产影视的高频词，包括这次的剧版《繁花》热潮。
上文说述剧版《繁花》“重塑正确的改开记忆”，某种意义上说，只是重复操作了被实践过的“创作经验”。早在2021年刘涛和林峯主演的一部剧《星辰大海》中，“改革开放”就被重新叙述为外来妹出去打工做了外贸，着重强调的是中国人开拓非洲和东南亚市场，如何改变了当地老百姓生活云云。本剧因剧情降智但足够狗血而引发过公众吐槽，只把这当笑料的观众，也许想不到在另一些官样文章里，这部剧借由一个开了挂的“伪大女主”简爱（刘涛扮演），完成了如此多正能量时代精神的演绎：“不仅是发自简爱个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更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通过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爱收获了与自己颇有缘分的外国客户，并与其多次签下出口贸易订单；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简爱顺势而为，将简爱外贸发展壮大，开展国际合作；简爱进军东南亚建厂，既解决了公司运营的痛点，还使得民族品牌走向了世界。简爱成就的一切，均与祖国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
当意识形态管制无孔不入，当影视公司经历过发放黄马褂一样的“任务摊派”，当创作者们领教了一次次的审查和修改，当“自豪感”成为一种民间自发的情绪能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领导指示不是负担，要多谢领导拨冗帮助我们学习，才能找到创作的方向。创作者早把宣传部内化到自己心里，把官方需要的宣传意图提到自己动笔前。
这种“内化宣传”的状态，是内容审查和商业经验的双重驯化结果。当然，内容审查还是决定性因素。审查决定了另一部分内容永远不见天日，那么市场反馈的商业经验就只能是有限的某几种。
尽管每部作品都意识到，“正能量”是自己必须附着上去的保命符或成功密码。但在一个迅速左转的中国，以更年轻更柔软更具娱乐性乃至文艺性出现的“正能量内容”，随时可能被极左否定。例如陈凯歌电影《志愿军》播出前就因一张海报观众不满意而被质疑立场有问题。剧版《繁花》热播，也有观众启用陈旧话术称“资本市场就是投机倒把”。不过目前来说这是极其边缘的声音。
好评如潮中的舆论控制《长津湖》或《志愿军》那样简单直给的爱国仇美教育，获得的网信办宣传部庇佑更多。批评电影可能会被删文炸号，甚至可能依“侮辱英烈罪”坐牢（罗昌平）。剧版《繁花》这种由民间公司牵头操作剧集，依然带有很强的宣传教化色彩，其舆情控制也更柔软更隐形。
官媒用词都是“正能量”一类。如央视评价是“阿宝的存在，确定了全剧阳光向上的基调”，北京日报的评价是“大时代影响下上海人民的理想与进取、勤奋与坚韧”。但内容审查部门不会为了控制该剧舆情出动“铁拳管理”。作为对比项的是，《我本是高山》引发的争议，都被微博管理员警告不得煽动性别对立。剧集播出期间，偶有针对剧版《繁花》的批评文章被删，似乎只是腾讯视频手伸到了微信公众号那里。（由于删稿是黑箱操作，只能从被删被管理的情况，反推其管制逻辑，不一定准确。）
剧版《繁花》开播时是央视八套、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同时播出。央视和腾讯本身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和舆论资源。网络上出现了这样的消息：“诸多评论者、学者，都被点了任务，要写文章要赞美，变着花样夸。”（注：这一则消息很快被删除，不再留存）
“一部剧是否投了软文投了多少”，在社交网络上是一个玄学，因为只有买卖双方知道，从无公开投放单，但以许多媒体人私下的感知来说，该剧是有软文的。此外，这部包含了短视频式虚假商战、痴男怨女言情、年代回忆杀等元素的电视剧，本身就自带了粉丝及捍卫者，形成了一种类似“饭圈”的舆论场。
无论恰不恰当，都有人为了“王家卫”还在使用他过去的拍摄技法而感动不已，维护其“艺术家地位”，批评者一律被打成“看不懂王家卫”“山猪吃不了细糠”。胡歌、唐嫣等“流量明星”自带粉丝控评。已经无法逐一分辨为电视剧辩护的人到底是哪个群体，但其控评话术相当“饭圈”，从“王家卫是华人导演TOP1”到“央妈背书”到“播出数据遥遥领先”再到“豆瓣分数一路走高”，全方位占领舆论阵地与少量批评声音作战。
在剧版《繁花》大结局播出的第二天，微博热搜出现“央视评繁花可能成为孤品”。热搜来源是央视六套《今日影评》给出的剧评，点进热搜，各种评论是一片叫好。一部电视剧，央视八套播，央视六套夸，观众再积极附和之。如果不是官媒的大力支持、如果不是腾讯对大项目舆情维护的能量，本剧将会面临怎样的公众评价，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另一个角度看，好评是有公众情绪基础的。赞美王家卫和剧版《繁花》，参照体系是水平早已跌破底线的国产剧：厌女到女角色时刻犯蠢拖后腿；“歹毒运镜”头晕目眩；冷白皮滤镜和不贴脸的配音。中国电视剧长期面临的舆论环境：比烂。
电视剧《繁花》至少有形形色色带自我意志的女性角色（尽管是把严肃文学改成了大男主发大财）；至少是有王家卫拍出来的画面（尽管视听语言一塌糊涂）；至少有上海话版，多悬浮的情节，有上海话，即可让吴语区内外都振奋。
关于“上海话情结”，反而有些讽刺。现实是，方言表达和创作，在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内地，过去经常是受压制的。2010年广州市打压方言节目、校园禁说粤语等情况导致“广州撑粤语系列行动”。2014年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了一条通知，要求所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节目必须使用国家标准语言普通话，避免使用方言和外语，同年，广受上海观众欢迎的方言栏目《闲话上海滩》关闭。。
上海话、广东话这种自带本土优越感的大方言体系多年来也一直面临普通话普及下的“方言”危机，民间颇有怨言，但问题常常在争吵中演变为“本地人和外来人口的冲突”，而非“如何促进文化多样性”。在娱乐行业内，创作者很容易想到“方言创作”是一个唤醒共情的优势却束手束脚，即便是电视剧《繁花》也可能只是一个额外的开恩。东方卫视作为一个上星卫视，能播出上海话版本是极为罕见的。而剧版《繁花》走红后，立刻有心怀大局观的网友主动提出，不能提倡上海话拍摄，这破坏了国家文化统一，赞成“不提倡上海话拍摄”的甚至包括上海人。
去地方特色或强化地方特色，两种背道而驰的方向，都可能是统治意志的体现。其共同点是“听指挥”，而不是“自然生长”。例如最近号召各地文旅内卷，促进旅游内循环，看似是突出地方特色，实则是把城市拟人化，把地域特色标签化当作言情男主一样的卖点，但本地市民的生活或地方文化保育不在其中。
娄烨曾说：“中国大部分观众只能做“二流观众”，他们看不到他们应该看到的东西。”审视观众总会担上“傲慢”之名。墙内观众是无从选择的。跟盗版文化产品垂手可得同时存在的是，大部分观众不知道怎么观赏主流视频网站和电视台之外的东西。
无从求真原著读者通常会提出，小说有一半篇幅在文革，直接舍弃，那么影视改编首先已失去一半意义。而这种批评在网络上会被网友主动反驳：“这怎么可能拍？”“拍文革不过审怎么办？”更有甚者会认为，以删减文革来批评就是“推别人跳崖”。
“记忆”“历史”，在墙内是官方和民间都在主动筛选、删除、重塑的概念。最简单的例子是大部分中国家长不会告诉孩子何为文革、六四。大众传播中，每一寸对于过去的记忆都要经过严苛的审查和自审才能得以呈现。久而久之，受众对于“创作不真实”这样的批评都会感到莫名。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时候在追求真实。
剧版《繁花》以夸张的色调和表演塑造了一个“90年代极致炫富的黄河路”。那么不需要索何为“改革开放”，“繁花”两个字即被王家卫重新定义。其最新网络含义大约是：赶上好时代，我们早就阔啦。
打开小红书，不少用户借着电视剧热度发“我家的繁花时代”“爸爸妈妈的繁花时代”这类标题的老照片，照片中，先富起来的家庭90年代初就用高档家电、穿高级时装、下馆子、到国际机场出境游。这些在当年分明是“天龙人”的生活图景，时时引来评论艳羡“po主一定被好好爱着”或讨论“其实在上海这样也还算常见”。
是否我们的集体记忆已经开始错乱。“6亿人口人均收入不到1000”的现在不需要面对，连物资匮乏和重建经济的过去也不需要面对了。真实老照片里的90年代是北京上海遍地的自行车。小红书上的90年代是“黄河路上一顿饭有多贵”“1993年宝总就送了汪小姐一辆凯迪拉克”“上海女人早就有名牌”。
回顾一段虚化失焦的过去，再诉诸真实的消费。青年男女在黄河路排大队，餐馆争相推出排骨年糕，和平饭店人民币1460元另加16.6%服务费的“繁花双人套餐”日日售罄。在这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民众找到快乐已经很难。
观众连剧中的商战有没有逻辑都不追究，怎会分辨真与假，更不可能思索大陆经济究竟是打破了什么才起飞的。甚至于，是不是现实令人疲惫，“在90年代发财”的幻梦才愈加让人迷恋？电视里拍的是不是真的，不重要。永远闭上双眼。
从2023到2024，所谓的“高分国产剧”，都带着不逾越雷池半步的“正确意识形态”。创作者抓住了公众情绪里一个点就能制造“爆款”。但创作者们又如此自觉地在其中掺入失真的讲述或重点的偏移，搅浑真实的“问题”。
2023年《漫长的季节》引发性别视角的争议，这个论述还能在墙内展开，但如何回顾为了拥抱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其引发的下岗潮，始终都是所有人含糊其辞的话题。现在拍摄“下岗潮”，跟现在拍摄“失独”一样，都是政策掉头后才能捡起的旧日伤痕。习近平主张“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那么国有工厂的失落时分才能真正被描述为错误的和伤人的。但旧日伤痕必须自觉主动化作自我疗伤和继续前行（就像讲述失独的《地久天长》），说再多就不和谐不利于维稳了。
《漫长的季节》女性视角缺失，只剩下中年男人的哀叹，看起来何其阳刚。但阳刚仅限于自顾自怜。工人失权的过去如何面对？“向前看，别回头。”（本剧大结局传播最广的台词。）同一时期台湾电视剧《人选之人》呼吁“不能算了”，引发轰轰烈烈的台湾#metoo 运动。而被简中互联网称赞有美学有艺术有叙述技巧有精彩剧情的《漫长的季节》，主旨不过是“算了”的同义词。这正是当下墙内创作的要义：自觉控制情绪、叙述尺度、议题指向，完成有序发泄。
2023年年底《新闻女王》被冠以“大女主”标签热播，其假女权真父权之处已有文章论述。而在描摹香港和新闻行业方面，《新闻女王》可说是极尽污名化。它讲述了一个没有反送中没有政治新闻的香港，在这个“不存在的香港”内部，新闻理想也不存在，只有电视台职场宫斗，残酷程度如同活在毫无人权的古代。最有新闻理想的角色张家妍抽风一样的变成反派，高海宁扮演的许诗晴另有职业出路，以趾高气昂政府发言人的身份飞得更高，大约相当于大陆网络最推崇的“考公上岸”，背后是创作者对新闻价值的极端蔑视和嘲弄。
这是一部同时在香港现状、新闻行业、女权三个方面混淆视听偷换概念的电视剧。或者这也不能算“港剧”，是优酷下单TVB承制的针对大陆市场的爆款剧，呈现出的错漏之处，正匹配了简中网络可允许讨论范围内的基础认知。毕竟，香港、新闻、女权，共同点是聊多了就炸号了。审查制度塑造了受众，娱乐产品遵守了审查制度，但可以自吹自擂“受众喜欢我们的故事”。
《新闻女王》和剧版《繁花》都不同程度地，污名化或者说矮化了香港。前者可概括为“香港记者什么都不是”，后者则总是暗示着“香港有什么好的，还得回归，我在上海赚钱比你多，以后还会更多”。——意外发现，政府宣传及创作者的潜意识里对于香港是多么在意，时刻想把这座原本在帮助中国和世界、和现代社会沟通中转的城市，摁回一个“孩子你要听话”的位置。
曾经国产影视爱好者热衷于解读“创作者如何绕过审查进行反体制暗喻”；而如今墙内对于“高分作品”的称颂中则默认了“失真”，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察觉那“失真”的部分。
当信息被层层封锁，当公众习惯了失真，那么分辨娱乐内容是否属于“宣传”就更无从谈起。无法论证“宣传不是真的，所以有问题”。议题反而变成了：“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说正能量？”
二十年前“主旋律”可能是一个贬义词，观众会默认这不好看。而现在，能在娱乐里掺入“红专”，是高人，是墨镜下的红心。中国早已被一只大手挤压到每个角落都扭曲变形了，但官商民三方，仿佛都能找到更其乐融融的姿势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