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无法让我相信，在祖国我的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
特约撰稿人 于小白 发自新加坡
得知被裁员时，陈文欣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社保该怎么办？
她今年31岁，硕士就读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毕业后回到中国在一线城市的一家外企工作。
社保全称为“社会保险”，主要对参保者提供养老、医疗、生育、失业等领域的现金补贴。中国劳动法规定，企业必须为受雇者缴纳社会保险——这也是中国人最主流的参保方式，其中，企业和受雇者会根据政府规定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保费。
“社保千万不能断”，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因为几乎在所有城市，社保与户籍制度共同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诸如买车、买房、落户、就医报销比例、孩子接受教育等一系列政策均与社保进行了捆绑。
例如，北京市主城区的小学均规定，对于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其父母一方需至少连续在该区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保，子女才能拥有摇号入学的资格；非京籍户口，需连续在京缴纳社保满五年，才可以拥有在北京购房、车牌摇号的资格等。
缴纳社保代表着被纳入了既定的国家管理轨道，并拿到可以享受特定政策的入场券。
从这个角度看，失业者可以被视为“脱轨者”。当公司不再为他们缴纳社保，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参保，并承担全额保费。但这一参保形式有个bug——参保者只能在其户籍所在地缴纳社保。
也就是说，所有在异乡拼搏的年轻人如果想在定居的城市拥有连续的社保缴纳记录，只有持续不间断地工作。
在陈文欣居住的一线城市，社保断缴三个月，之后可以补缴，且不会影响缴纳记录的连续性。但如果超过三个月，则无法补缴，就算之后找到工作，缴纳年限也会归零、重新计算。她和丈夫计划这两年生小孩，如果自己断保，会不会影响小孩的户口和教育？
留给陈文欣的时间不多了。
保留一种可能性在三个月的deadline到来时，陈文欣不得不再次将已在头脑中计算过无数次的家庭收支又算了一遍：每月房贷18000元、车贷3000元、家庭固定开支4000元，扣除这些开支，丈夫每个月的工资几乎没有剩余。
在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能够保证社保不断缴的路径只剩一个——找机构代为缴纳。这种方式并不合法，即通过专营社保缴纳的中介公司或经营个人公司的朋友，以公司为员工缴纳社保的名义按照所在城市的最低缴纳额度缴纳社保，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被缴纳社保的一方承担。为此，陈文欣需要每月支付2000多元给代理机构。
这2000元成为他们小家庭无法承受之重。丈夫建议向双方父母求助，但陈文欣很犹豫。
“我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父母那一辈的想法相对保守，在他们一贯的认知中，老了有退休金可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我告诉他们，现在没有单位在给我交养老金了，他们会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为了一点钱，让父母为我担心，我觉得没必要。”她说。
同样被困在社保断缴难题中的还有吴佳佳。在被公司劝退后，最先困扰她的也是社保问题。
从中国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吴佳佳来到北京工作，这是她在北京的第三年，拥有正式社保的第二年。她交到一些朋友，养了一只猫，“稍微找到些生活的状态”。
身边人都告诉过她千万不能断缴社保，理由非常常规：买车、买房、孩子受教育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些都离我太遥远了”，吴佳佳说。对于自己在社保问题上的犹疑，她思考后解释说：“想要为自己保留一种在既有轨道上生活的可能性。即使我知道这辈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但这种可能性依然像在一头驴面前挂着的那根萝卜。”
吴佳佳清点了自己北漂三年的存款，发现那笔钱在现有生活开支不增加的前提下足够她在北京躺平两年，但如果每月还要额外支付2000余元社保，则没有那么乐观。
缴，还是不缴？
在中国多个社交平台上，有大量年轻人在询问类似问题：“断缴社保有哪些影响”、“社保能不能断”、“社保能补缴吗”、“如何找人代缴社保”，并由此催生了一批对社保问题答疑解惑的知识博主。
李晓明四年前也经历了这种折磨。2019年她从前公司离职后，选择找平台代缴社保。那次的代缴时长6个月，每个月支出2100余元，总共花费一万余元。
与陈文欣不一样，买房、买车、生孩子从来不在李晓明的人生规划中，她自称“绝贷佳人”——没有房贷、车贷以及后代。对于当时选择代缴社保，她表示，主要是考虑到在没有工作期间万一生病怎么办。她所在的城市，失业人员无法单独缴纳医保，想要享有国家医疗保障服务，必须统一缴纳社保。
但现在回想当时的做法，她连称“非常后悔”。
缴纳社保似乎没什么意义了2023年12月是刘玉婷失业的第7个月。辞职前，她在广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每天熬夜工作至凌晨四点。尽管才23岁，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掏空了，甚至感觉自己有猝死的风险，于是毅然决然辞了职。
在辞职的当月，她打开大学同学微信群，想问一下大家怎么处理失业后的社保问题，结果出乎她意料：在56个人的群中，有35个人失业，其中28人的社保处于断缴状态。
刘玉婷瞬间不焦虑了。
随着经济下行、群体性失业的发生，断缴社保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2022年中国参加社保的人数比上一年减少1700万，医保参保人数比上一年减少2500万。在经济活跃、社保系统负担较小的上海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据上海人社局披露，截止2023年上半年，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比2022年末减少7万余人。
与此同时，多个省、市大幅上调社保基数下限（即最低缴费基数）。以深圳为例，2023年深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基数标准为2360元，到2024年，则涨为3523元，涨幅接近50%。
一般来说，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是根据上一年社会平均工资的60%计算的，所以其增长幅度应该同步于社会平均工资。但各省市统计到的平均工资涨幅，却与普通民众的真实感受完全脱节。
“随着这几年一些变化的发生，越来越让我觉得社保之于我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李晓明表示。
李晓明长期在外资药企工作，其所在公司在医保谈判中曾接连被医保局的相关谈判代表杀得片甲不留，这让李晓明格外留意医保目录中药品种类的变化。
“政府很愿意让老百姓看到政府非常努力在为人民服务，惯常做法是不断压低外企的药品价格，把企业逼得节节败退。但这样一来，只能导致好药、有效果的药根本无法进入医保目录，能进入的反而是一些效果明显不行但价格低廉的国产仿制药。”她说。
李晓明举例道：她前几个月犯鼻炎，接连去了她所在的一线城市的三家医院，给她开的都是国产头孢——这些药对她的鼻炎毫无作用。最后，她去到了一家非常知名的三甲医院，向医生指明要某一款进口头孢，却被告知医院没有这款药。
而在两三年前，她所在城市的多家医院都可以为病人提供上述品牌的头孢。最后不得已，李晓明去到一家私立医院，自费购买了进口头孢。
李晓明的父亲刚刚从一所地级市的医院退休，对于女儿的买药经历，他坦承这只是开始。因为医保费用紧张，很多医院的手术设备甚至都只能使用国产器械，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手术效果，甚至会加重病人所承受的身体创伤。因此，李晓明的父亲日常就医也会选择自费去大城市的私立医院。
“这么一来，缴纳社保似乎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社保所涵盖的医疗保障根本无法起到保障的作用”，李晓明说。
而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社保缴纳费用近几年的连年上涨。其中2023年，她所在城市的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上涨幅度超过了12%，远超她工资4%的涨幅——而后者是她与公司据理力争的结果。
医保之外，社保中所涵盖的养老保险存在的意义也在越来越多地被年轻人质疑。
谁能给我保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丹丹曾发文表示，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可达到46.5%，远大于当时官方公布的19.7%。
张丹丹的研究同时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3月城镇16-24岁人口劳动参与数据显示，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约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为6400万。而6400万非劳动力中，在校生为4800万，剩余的1600万非在校生大多选择躺平，不工作、“啃老”，即所谓的“全职子女”。
刘玉婷和她的34名大学同学便位列这1600万人中，但她认为自己是被动“躺平”。投出的几百份简历都石沉大海，她获得的面试机会寥寥无几。因此，本打算只断两个月的社保，一直断缴到了现在，她也因此被同学拉进了一个名为“养老计划小分队”的群。
在这个群里，大家的聊天主题是如何省钱、攒钱，以在年老的时候可以实现自费养老。
“群里的同学都认为，即使我们现在足额缴纳了社保，但等到我们老的时候，这笔钱都不一定能拿回来，还不如每个月攒一千块钱的养老金”，刘玉婷表示。
刘玉婷的担忧不无道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为60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常年研究中国人口模型的教授表示，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暴力破坏，中国的人口结构被强力改变，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将出现断崖式下跌。相关研究则指出，届时每三名中国人中将会有一名老年人。这一数据在2010年是8:1，2023年则是5：1。
而本世纪中叶，恰逢诸如刘玉婷一样的千禧一代逐步进入退休阶段。“所以养老不能指望国家，还得靠自己”。刘玉婷说服了自己，断缴社保不值得恐慌。
周然是刘玉婷的大学同学，与刘玉婷不同，她自2022年毕业便从来没缴过社保，她说这是她的主动选择。
周然长期关注丰县被铁链锁住的八孩妈妈事件，并曾打算和女权组织的伙伴一块儿前去丰县看望这位妈妈，但她们的计划被守备森严的村庄“巡逻员”阻止了。
而在该案的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她更加愤慨：“判决书认定董为民犯的是虐待家庭成员罪，这意味着地方法院认为董为民和铁链妈妈的买卖婚姻是有效的，这太荒谬了。这个判决表明，国家、社会、法院都没能给铁链妈妈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凭什么相信国家体系设计下的社保制度能带给我们保障？”
作为一名悲观主义者，周然认为在中国出生的每一个女孩儿都无法获得保障，“在父权和专权的双重制度夹击下，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保护我们。而且因为女孩儿体型上的弱势，甚至警察在人群中抓人时，都会率先围捕女孩儿。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让我相信，在祖国我的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她说。
刘敏同样是一名悲观的人。2022年4月的上海，她在阳性转阴后仍被抓到了方舱医院。在那里看到了弱势群体被以防疫之名肆意践踏。
疫情三年，她在上海参加过多场线下小范围的关于国家、公民社会、民主政治、女性权利的讨论。“但是这一切都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她说。
于是在2022年11月，她辞去了蒸蒸日上的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决定在离散中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相应的，她也主动停掉了在上海的社保。“我和我的朋友们很少担心养老金问题，我们都认为我们根本不会活到可以领养老金的岁数。”
刘敏的医保账户还剩7000多元，她说这足够用了。“如果我得了大病的话，直接死掉就行了，我并不想去努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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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的压力下，陈文欣最终决定不再缴纳社保，相反去申请了失业保险金。这样一来，家庭资金从每个月需要支出2000余元变成了增加2000多元。
但申领失业保险金意味着，陈文欣此前的社保连续缴纳年限会被清零。这或许对她车牌摇号以及孩子教育产生一些影响。
为了对冲这种潜在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找工作的难度，陈文欣决定备考公务员。她认为，考上公务员后，首先可以拿到所在城市的户口，相应的，她的子女也会拥有这所城市的户口，受教育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迎刃而解；其次，有了公务员身份后，即使社保因断缴可能导致她的缴纳年限少于同龄人，但因为公务员的社保缴费基数远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到退休年龄，她每月到手的养老金会高于非公务员序列的人。因此，她想放手一搏。
相关数据显示，公务员领取到的退休金约为退休前工资的90%，企业退休人员平均退休金约为退休前工资的43%，农民的退休金则只有每月150元左右。过去十年，尽管中国官方媒体曾连续宣称将终止退休金双轨制，但相关制度改革从来没有彻底改变过两者之间的收入鸿沟。
对于这种“名亡实存”的双轨制养老金体系，北京某知名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称之为“劫贫济富”。
“在中国过去20年的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农二代开始扎根城市，这个群体构成了城市里的劳动力主力。但这些人缴纳的钱却被用来养城市的老人，这批老人中很大一部分在退休前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而这些进城的农二代的父母在农村每月则只有100来块钱的养老补助。这意味着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高额退休金是在制度设计的保护下通过剥夺更广大弱势群体的福利实现的，这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该青年教师指出，并补充说，“很多供养公务员的年轻劳动力，每月到手的工资甚至都不如他们所供养的人的退休金高。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形大概率会持续上演”。
这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对体制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因为竞争激烈，陈文欣对于自己在31岁“高龄”备战公务员考试颇感焦虑。
刘敏对这种焦虑嗤之以鼻。“很多人陷进他人设计的游戏规则中无法自拔，到头来把自己搞的筋疲力尽，难道他们不知道游戏界面上还有一个选项叫『quit』（退出）？我们是可以对规则say no的。”她说。
在吴佳佳的想象中，自己应该是像刘敏一样的“头也不回，潇洒地大步往前走”的人。但事到临头，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
在失业一个月后，她选择找人代缴社保。
“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买车买房，虚无缥缈的跟UFO一样。但恰恰是这些我自己非常清楚不存在的东西束缚住了我。”她说。
但即使身陷此刻的纠结，吴佳佳认定自己的终点绝对不在中国：“存款我要留着出国用。我很肯定，等我七八十岁的时候，我绝对是在国外的”。
在刘敏看来，勇敢是在经历中锻造出来的，“过去三年疫情期间在上海经历的一切给了我出走的勇气和力量”。
对于自己的选择，她认为这是一种与困在主流序列中的人的切割。“所谓的主流序列就是那些被房子、车子捆绑住的人。”
但是走出去后，刘敏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难题，那就是她所持有的中国护照能去到的免签国家数量非常有限，此外，一些国家对中国护照持有人要求的签证办理条件也相对苛刻。
因此，她正在努力寻找可以更换护照的方法。“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其他国家会有多好，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完美无缺的地方”，她说，“我只是不想被规训，我要找寻自由”。
应受访者要求，陈文欣、吴佳佳、刘玉婷、李晓明、周然、刘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