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名字在慢慢消失。未来的某天，她们也会不得不放弃支撑多年的理想，放弃对这里的关注和发声吗？」
特约撰稿人 梁屿桐
引语
2023年6月，网红教师张雪峰直播时的“不要报考新闻专业”系列发言，在大陆网路引起激烈讨论。他随后表态：“新闻专业别的不说，就业是真的不行。”这则发言下聚集了众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有人声援：张雪峰的建议切实“帮助”了他们志愿填报时的选择。
不久后的一则消息，似乎印证了上述说法。2023年8月，因2015年推出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而遭大陆“封杀”的前央视记者柴静，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恐怖主义袭击专题新作《陌生人》，随即再次被全网封禁。
柴静曾被誉为“一代新闻学子的引路人”，2013年，她撰写的从业自白书《看见》登上了当年中国图书销售榜首，也激励了许多年轻人报考新闻专业并在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
两相对比，探讨纷纭。十年间，大陆对“新闻学”的价值引导与学子的主流选择为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一代年轻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信息、理解“新闻”？
端传媒采访了过去十年间曾在独立校园媒体工作的多位记者。有别于大众印象中的“学校官僚传话筒”，独立校媒名义上挂靠高校，采写流程却由学生记者独立推进，报导范围亦覆盖众多社会议题。
从两代校媒记者的工作经历和独立校园媒体的起落始末，或许可以一探，大陆新闻业是怎样从“源头”处一点点丧失“新的希望”。
倾塌时刻
11:30，宵禁时刻，学校中的建筑陆续被封锁在了黑暗中，只一间老旧的阶梯教室还夸张地亮，把会场外兴奋交流的人们哈出的白雾，映出连串的丁达尔景观。两小时前，在这间位于华中某高校的教室里，大陆参与高校最多的新闻赛事，公布了2018年的最终奖项。
被念出名字的新闻作品，后来被在场的学生记者们多次讨论，并带回各自校媒传看：互助献血政策骤然中止后引发的卖血乱象、报导过汶川地震的记者们迎来集体转行潮、学生会的官僚主义为何屡禁不止。仅是标题，就足够令场上已在媒体圈工作数年的嘉宾们讶异，这会是在校学生而非专业记者写就的。
从北京赶来的林惟念不习惯这里的“湿冷”，被冻得连打寒颤，胸中却有火在烧。
当时新闻理想正足的她根本想不到：在四年后的典礼上，同样的奖牌竟会被颁发给《唱只rap给党听》《为党的故事做传声者》《我在家乡做大白》等“新时代报导”；而场上共享荣誉的校媒们，也会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宿命一样地接连倾倒。
消息的抵达，是在两天前。离校多年的林惟念，忽然收到校媒同行发来的大赛获奖链接。
她现在是一家网路媒体的文字记者，每日被“选题有价值，必须做”和“选题太敏感，会被删”的情绪拉扯，早就不提在校媒时经常念叨的新闻理想。但标题中“校园媒体”的字样，让林惟念心中久违地充盈起了“温情”。
她最早是在八年前感受过这样的温情。
2015年，林惟念考入北京某高校，迎新的学长热情建议她进入学生会部门“锻炼锻炼”，他说“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报名截止的前一秒，林惟念却犹豫了，两天前的画面，又来回在脑海中摇晃。
学生会有单独的会场，宣讲时，也遵照职位的大小：会长、副会长、部长、副部长依次上台，再竞价一样轮番亮出“团队福利”和“学分奖赏”。
这功利的一幕太熟悉了，林惟念在过去的十二年，做的都是这样理性让位于目的性的事：为著分数，被迫接收教科书上洗脑一样的信息。既已来到大学，她就不想再去遵守过去的习惯。
就是在这时，《疑·问》挤进了视线。宣传单上，《疑·问》直白承认，作为新闻学院下设的部门，它无法为院外学生提供社团加分。但它也承诺，不会有频繁例会和团建项目，“在这里，选题至上，一切只为效率”。
林惟念被它的坦诚打动。之后的三年，林惟念在《疑·问》无数次捕捉到了“纯粹”的乐趣：它不设发稿KPI，记者们得以最大程度地锤炼稿件的信息、用词，只为呈现出最好的报导。
林惟念还记得她跟过的一个关于“临终关怀”的选题，主笔记者跑遍了各大医院，积累的信息已远远超出专业媒体们发布的同类报导，但记者不肯交稿，而是写了长信说明原因：“出于接选题时的承诺，我可以写出一篇稿件来，但我觉得以我目前的社会阅历而言，很难真正体会并呈现出受访者们面临的挣扎。我良心过不去。”
后来工作，为达到发稿KPI，不得不忽略稿件中的不圆满时，林惟念都强烈想起这个瞬间。
回忆很快中止了，林惟念注意到，同行转发来的获奖链接不是2018年的，而是2022年。她点开连结，错愕一阵阵拍来：“党”、“抗疫”和“中国故事”等字眼，像大字报一样糊在获奖报导栏里。被选出的“杰出校媒”，也都带著她嗤之以鼻的官僚背景：某校官方网站、某校团委公众号。
林惟念哑然，过去曾评出众多“负面报导”的新闻大赛，怎么会沦落为正能量宣传会？那些专业校媒又怎么会容许这样的稿子夺取本属于他们的阵地？
她搜出2018年的获奖链接，挨个寻找当时参赛校媒们的下落，结果是当头又一棒：有的已经检索不到，有的只留下遗址，也有一些幸存的，更新频率和稿件深度，都让林惟念感到“曾经沧海难为水”。
林惟念一直清楚校媒会面临的掣肘，它和大陆市场化媒体的处境是同步的。自她进入校媒起，可以讨论的选题就以“天数”为计量地收紧，起初是“女权主义”等性平相关议题，后来是在北京发生的负面新闻。最心惊的是摸不到政策红线，昨天能报的，今天或许就会被封。
但在模棱两可的境遇前，校媒和年轻记者挖掘出了她们的最大韧性。
有的校媒选择在发布前自行审查，尽可能多地删去敏感信息。虽然心有不甘，可大家还是选择让媒体“先活下去再发声”。有的校媒不愿妥协，注册备用帐号来发布敏感的稿子，即使帐号被封禁，亦能春风吹又生，不影响校媒主干。
2018年的中国互联网，充斥著“调查新闻已死”的论调。但透过这些迂回战术，校园媒体却仍能对抗式地将“新闻理想”保全。林惟念因此更不理解，“怎么都能活下去”的校媒，为何会在四年后骤然倾塌？
被掩盖的摇晃预兆
张泽昊和林惟念五年前在某场校媒交流会相识，多年未联系的他俩默契地得出相同猜测：这或许是“高校行政管理更迭”的结果。
2020年，张泽昊毕业后的某天，校媒《瞭望者》推出了一则评论：你过得不好，只是因为你不够坚持。标题把他打得错愕了好一阵。
自2007年成立，《瞭望者》的报导只会问责体制不公，从不从对遭遇苦难的人抱有敌意。可如今，怎么会沦落到和《人民日报》调性一致？
失守的源头，或就在于2018年，校媒核心人物——新闻学院院长的职位交接。
张泽昊想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建立了《瞭望者》且自付营运经费，还经常鼓舞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出事我来扛”的前院长，是当之无愧的“业务领袖”，那么新院长则更像是“行政官僚”。他接连收回学院多家学生媒体的自主权，2021年，又决定了《瞭望者》的死亡。
校媒非办不可？它的意义是什么？某次交流会上，来自不同高校的记者们得出一则共识：校媒的意义，在于它修补了大陆新闻教学和实操业务由来已久的鸿沟。
张泽昊就读的新闻学院稳坐各大学科排行榜前几，教授们同样资历丰富，但，他们的教学，显然和实务脱节，也和时代脱节：课堂中心，大多围绕电视台民生栏目，讲人物沟通技巧，好像大陆2010年后兴起的非虚构报导热潮，根本闯不进学院大门。直到在《瞭望者》，张泽昊头次懂得怎样拟定问题大纲、发出采访邀约，让其落地为逻辑通畅的报导。
校媒如今的溃坝式倒塌，自然不仅是因为某个具体的人。它的萌发和退场，都只不过是外在土壤的真实回馈。
二十多年前，在新旧世纪的交接处，大陆新闻业获得了一些喘息，也迎来被后人们集体缅怀的“黄金时期”。新闻学教育同样从冷滞中复苏，以“一级学科”的地位被越来越多地设立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中。
校园媒体就是在这样的温和中长出。它们大多被学校赋予“院系部门”或“学生社团”的定位，并以此为名相对自由地操作新闻选题、发出采访邀约。但林惟念却觉得，学校对校媒纯粹是单向“利用”。学校公众号定期推送的“我校学生成就”中，从不遗漏校媒获得的每一个奖项，哪怕是安慰性质的“最佳组织奖”。但真正的支持，却可以忽略不计。
林惟念加入的《疑·问》，最早连报纸印刷费都要学生来凑，指导教师看不下去，申请下来了一笔经费。但这已经是极限。
大多数相对保持独立的校媒都会面临这样的困境，它们的建立往往出自于高校某位教师的提议，也因此，营运资金的多寡极依赖于扶持者的个人争取。《疑·问》频频参与全国高校赛事，不是为名声，而是为几百至几千不等的奖金。
林惟念骂：“对校媒的承认和利用也是暂时的，一旦大环境有变，他们对校媒的整治会毫不留情。”
这个观点在2019年后逐渐得到了证实。高校行政化的触角终于入侵到了《疑·问》，记者们操作著以往并不敏感的选题，却遭到新领导威胁：再报就让你们停刊。大家将这样的变化归结为：新领导是“不专业”的。这个印象事出有因：他在多次发言时，都念出了错字，还时不时透露一些“奇葩”观点，在学校流为笑谈。
“让不专业的行政人员管理专业的事”，好像一场时代症候，平等地席卷了大陆各高校的学生媒体、性平组织、哲学社团，让自由地“发声”和“思辨”，沦为一种时代残影。
2021年5月，《瞭望者》停刊。对于一百多位学生记者的“流离失所”，有老师只一句话安抚：学生组织都有它的生命周期，这很正常。学生当然不满——张昊泽记得，那天的微信朋友圈沸腾了好一阵。但他又隐约觉得，早在学校的致命打压来临之前，校媒的摇摇欲坠就已经有了预兆。
它是从内部萌发的。
2018年，《瞭望者》在各赛事中接连获奖，但这些荣誉怎么看都只是过去的残影：新进来的记者们显得过于随和，不会因某处分歧而在众人齐聚的选题会上吵得不可调停。在媒体事务中，“随和”的同义词是“漠然”，张泽昊回忆起2015年刚进《瞭望者》时的场景，“以前选题会上大家都很伤和气，但这是为了选题能更专业，新人们好像就完全不在意了。”
不只是选题会，在各个环节，新的记者们都好像“能偷懒就偷懒”。最早，是不去现场，只语音采访。再后来，和受访者这点微弱的联系也被放弃了，一些新人甚至习惯了透过微信文字聊天。寥寥数语，就凑出一篇报导。
张泽昊收到新人的报导——甚至不能称之为报导，只是信息缺失惨重的文稿时，他意识到，《瞭望者》积累下来的传统和共识，都在被一点点打破。
时间拨至2016年，张泽昊进入《瞭望者》时，遵守的还是另一套规则：不缺位，在现场。这是出于专业性的考量，只有面对面交流，才能让受访者卸下一些防备，多探出深入的信息。
张泽昊参与的第一个选题是“莆田系医院受害者”，《瞭望者》只是校媒，实际上影响有限，但张泽昊能明显感受到，聊著聊著，面前的人隐约和他建立起了情感连接，把在微信上不会说的话，都一股脑倾诉了出来。
连接不是单向的。张泽昊强调：“在现场，你才能真正感受新闻。”
和那两年大多数报考新闻专业的同龄人一样，张泽昊想做新闻，是因为柴静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但对新闻的理解，好像只停留在想象。
直到2017年，张泽昊接过“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选题，来到面目已改的新建村。有间从强拆中幸存的商铺，门口还贴著“春节回家，初x营业”。被撕掉的数字和那两天在微信上流传的视频交叠，张泽昊懂得：他直视不到的地方，一群群维系著城市运转的打工者们，正拖家带口，被迫连夜离开打拼多年的“第二家乡”。
张泽昊在北京市区长大，一环一环公路隔绝了他对首都外围的想像与了解，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多年生活的便利，是建立在许多人“普遍的不幸和血汗”之上。
在看过《穹顶之下》的多年后，纪录片中口号一样的“同呼吸，共命运”，穿越时间和记忆的封锁，回到已经从观众变为记录者的张泽昊这里，诱发出了新的回响。他明白了什么是新闻，也懂得，为什么一定要做新闻。
忽略“现场”的新人记者们，同时放弃的，也是对“新闻”的理解。不能和新闻中的人共情，又怎么能做出好的报导呢。
当新闻理想遭遇系统性消除
新一代记者们，并非觉察不出“一年坏过一年”的现象。
校媒《疑·问》的新主编符晓璇记得，2022年参与面试的，大多是刚入学的新生。但2023年通过的人里，只有一位是2023级的。她猜测：难道是受到张雪峰“新闻无用论”的影响？
但这则原因好像过于简单：早在张雪峰的发言之前，新人对新闻的热情，就像频繁出问题的电梯，“老是往下掉”，而维修人员抛下“只是因为搭载人数过多”就离开了。这则关乎学生安全的议题，在五年前，大概率会被《疑·问》的记者们追踪，如今却被集体性地放过了。
是因为料想到发不出来才不去尝试吗？符晓璇愈发觉得，起决定作用的是另一个原因：大家好像已经没有了报导和争取的“意识”。
2022年，符晓璇高中毕业，跨越半个中国，来到想象中“能让学生有自主权”的大学校园。但和高中如出一彻的封控政策，让她觉得好像只是从一个笼中，到另一个笼中。
被封锁在校内的符晓璇，透过网路了解到一件件后来被掩盖的事件，乌鲁木齐大火、贵州大巴侧翻。回想学校施行的各则混乱条例，好像那些新闻并不遥远。她和同学本能地愤怒，但只是愤怒：“高中就告诉你该怎么做，大学还是一样。好像已经习惯顺从了。”
被规训的，除了习惯，还有呢。《乌托邦》现主编吕慧文在寻找答案。
《乌托邦》是华中某高校新闻学院下设的学生媒体，二十年来的学生记者们，都以比专业媒体还早地去往全国各地、发回现场报导为荣。为何在交通畅通、通信发达的当下，这些场景却无法复刻？
2022年，吕慧文考入大陆某高校新闻系，刚一年，学校就修改了于2018年改过的“培育计划”。变得最多的是“思想与政治”课，过去能带资料答题的《毛概》、《习概》和《思政》考试，全部改为闭卷，而2023级新生要学的思政课，比吕慧文她们这一级还多了四节。
“思政”课的侵入太过全面，连各学院的专业课程，都未能逃过牵连，而它的泛滥，同样也不是单凭某间学校就能实现。
2022年，教育部印发了数份文件，将中宣部、教育部部署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推行到了全国各校院系。
教材的前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新闻院的师生们习惯叫简称：马工程。和这个词连在一起的，往往是不耐烦但无奈的叹——过去习惯从多部教材中取长的教师，现在只能按照规定，专心对著“马工程”的教材照本宣科。
但吕慧文能感受到，这些来自“旧时代”的教师们，尽可能在做出一些对抗。
一位老师曾带著歉疚提醒：“马工程”仅供考试，对学业和从业无半点价值。同时也会想法设法传达一些教材不提的事，巧妙地以“学界认为”和“主流叙事”来区分。
吕慧文还记得，他讲到“学界认为”的“1942年报纸整风运动”时欲言又止，停顿了数秒，才磕磕绊绊挤出句零碎的话：“变化是⋯⋯出现了一些⋯⋯说真话的栏目”。但“真话”是什么，吕慧文只能私下去找，原来是“痛批了那些年中共党内政策的杂文”。
新闻业界常以“戴著镣铐跳舞”来描述在新闻审查下坚持传达信息的记者，在思政教材的全面侵入下，追求学术自由的教师们，也变为了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人。
吕慧文明显察觉出，许多老师都在有意规避敏感信息，像是“怕被监控或举报”，她们是业内有名的老师，她为她们感到强烈的惋惜。偶然，吕慧文品读出老师们的言外之意，会心一笑，但班里有这种默契的人，似乎并不多。
侵袭不是一刹间发生的，至少在高中时代，吕慧文就已领略过它“润物无声”又不容违抗的性格。
2018年，中国大陆推行“高考综合改革”，学生可从理科综合和文科综合中自由选择三门作为高考科目。能搭配的组合多了，具体可选的科目却被限制著——吕慧文查过高校志愿填报书，许多专业明确提及，不收未报“政治”的考生。曾经只统治文科生的政治课，就这样轻易杀进了众多学生的选报组合。
三年间，考点接连修改，逐步做实著“高考改革是为政治铺路”的猜测。语文作文从议论文沦为歌颂时政的“新八股”，字字行行与《人民日报》对准。甚至理科试卷，也偶现“如上函数曲线就好像我国始终前进的发展路径”这样啼笑皆非的结合。
吕慧文嘲道：“理科能改得太少，（或许因为）上面无法直接反科学。”
2023年9月，《乌托邦》新一轮的招新结果显示，思政教育的提早进场或许是有效的。许多为“新闻理想”而来的2023级新生们，在笔试题“你最喜欢的媒体”一栏齐齐写著：新华社、《人民日报》。再往下翻，有人直言：想做“人民的喉舌”。
《看见》：从必然到偶然的启蒙
对这些回答，吕慧文不意外，在她这一级，学生对国家机器的追捧浪潮，已有明显征兆。一些新闻系同学会把党媒奉为标竿，频繁转发它们的宣传稿，聊天中，亦不惮表露出对在这里实习的憧憬。
当下，信息和站位互相耦合，吕慧文不敢冒险，她慢慢收回了和同龄人建立连接的尝试。但对社会议题的表达欲是很难中止的，吕慧文习惯往上倒两三级，找学长学姐获得些精神共振：她们不信官媒的一锤定音，亦未培养出“一切跟主流走”的思维惯性，有的聊。
吕慧文遐想：为何她能不一样？她是在哪个瞬间被改变的？
或许是高中，某次偶然的交流中，有人推给她一家被栏在大陆互联网外的中文媒体，报导讲述的真实发生却又被集体掩盖的现实，坚定了她抵抗信息统治的惯性。也或许再早一点，早到这场长达七年的连环效应还未发生。
2016年，吕慧文刚上初中，除了读书，再没别的娱乐方式。她偶然从学校图书馆的书堆中，翻出了本陈年杂志，其中一篇文章，以夸赞的口吻提到了前央视记者柴静的《看见》。吕慧文好奇，买了这本书。随后两天，关于调查报导的个体经历和国家事件的集体记忆，就这样不由分说给她带来了一场启蒙。
吕慧文确定，改变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她偶尔回想这个瞬间，都觉得它的发生过于幸运。如果不是巧合地拿到一本旧杂志，如果不是书店恰好还有存货，她该怎样在柴静已被封杀的2016年，了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新闻”。
但如果她来到2013年，就会发现，年轻人被《看见》启发在当时是一件并不“偶然”的事。在2013年的中国大陆，正读高一的林惟念和大多数处于蒙寐状态的青少年们一样，“被推著”去了解、翻阅《看见》，并从中构建价值体系。
林惟念清楚记得它以怎样的方式浸入。
从学校回家要路过三家报刊亭，最显眼的位置，都齐齐是一位女记者的影像：她和人群坐在木桩上，双臂环腿，冲搬来椅子的孩子笑。那是柴静某次采访的一帧画面。这张封面后来走向了超过四百万读者，2013年，大陆最畅销图书排行中，《看见》打败当时的一干鸡汤文学和《萧荣秀政治命题》，位列榜首。
林惟念也清楚记得她是怎样被改变的。
书中有一节，讲的是被家暴时反抗、失手杀死丈夫的女性，她们大多被判了无期、死缓。假若反抗未发生，她们在某次家暴中被丈夫活活打死呢？根据同一部刑法，打死妻子的丈夫，得到的会是和无意伤人的她们完全不同的裁定：关押三四年。出来后继续结婚、家暴新的妻子。
这些过去从未听过的真实案例，放出了林惟念被试卷盖住的正义和好奇，她开始有意识去了解，不同于政治课本记录的刑法：当一位女性从“她”变成“妻子”，当施暴人从陌生人变为“丈夫”，适用的罪名就会从量刑最高可达死刑的“故意伤害罪”，沦为至多七年有期徒刑的“虐待罪”。
媒体记者的持续推进是有效的，家暴议题引发了足够的关注，最终走到了立法层面。故事结尾，是两会上的一场争辩。男性代表不懂，为何女性代表坚持提议，要单独为家暴立法，“你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你们也是女人。”女性代表回：“不是女人才关心女人，是人应该关心人。”
林惟念觉察出，自己正在从高中政治课的笼罩中挣脱，她思索，制度为何是“必须坚持”的，法律为何是“不可质疑”的，强行迫人接受上述教条的环境，又为何是“充满光明”的。这些思考的前提，在于她的“看见”。
从那天起，让更多的人“看见”，像一场隐喻一样，埋在了林惟念心里。
说不清和她一样被影响的人有多少，但林惟念轻易找到了量词来形容：一代。来到《疑·问》后，林惟念参与过许多校媒交流会，提到“做新闻的缘由”时，全国各地的校媒记者都出奇一致地指向了这本追忆新闻黄金时代的自白书。
通常意义上，当“代”作为“代际”使用时，往往指向漫长时间的孵化下，处于不同年代、地域、文化下的群体之间的差异。但林惟念没想过，她说的“一代”，持续不过三年。
2018年的某次选题会，新加入的记者们总是融不进讨论中，林惟念提起校媒人的共同话题来试著缓和气氛：“你们是不是也因为《看见》才做的新闻？”。但他们的回复让她大吃一惊，读过的，不过十中有一。
倒推时间，柴静在2015年推出《穹顶之下》后就被全网封禁了，此时，2018级以后的新生们大多都还在读初中，他们不再能“看见”也正常。吕慧文这样的例子不过是“个别现象”。
林惟念想，退场的或许不只是《看见》，还有它传达出的“每位公民都有权利去揭露、监督、质询”的常识。
假如“最后一代”再无回声
2018年，《疑·问》换届，林惟念打算在朋友圈发点什么，想了很久，只留下一句和前辈们相同的感叹：还是在这里遇到的人最可亲，最可爱。她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专业，却因共同的价值观和对新闻理想的追求相识。林惟念还清楚记得每篇报导发出后收获的欢喜，那远超过在其他社团的十次团建游玩。但往后的五年，这些感叹逐步被敲散著。
林惟念像以往一样，找从前无话不谈的校媒伙伴聊新闻热点，但得到的回复却越来越简单，翻看他们的朋友圈，上一条和社会议题相关的推文是在很久以前。
意识到“大家真的变了”，是在2022年。林惟念无意中发现，《疑·问》的前记者去了新华社。她错愕，这位曾在《疑·问》最青黄不接的时期拦过重任，让《疑·问》得以延续又一年的伙伴，怎么会去她们当时最排斥的媒体？
她不愿往坏处想，自我安慰：人总要赚钱嘛。林惟念也曾撰写商务稿，从头至尾，都要接受甲方公司的摆布。但媒体不能抗拒，不攒够资金，怎么去支撑真正有意义的报导呢。
但“投诚”好像并不都是被迫的。有位在校媒交流会上结识的记者转发了他在新华社的报导，自豪道：用了数月时间，终于写出了“调查稿”。林惟念点进去看，署名栏里连记者共编辑有六人，但翻至末尾，都只是“拍马屁”一样吹嘘政府功绩。林惟念忍不住打出一行字：就这也配叫调查稿，你在校媒时写的哪篇不是吊打它。想了想，她忍住了，逐字删去，又点开头像框，删除了好友。
林惟念能忍受“红色恐怖”的侵袭，但她不能接受真正意义上的“背叛”。张泽昊听林惟念倾诉这件事时，反应相似。他如今在一家市场化媒体，工作窗口直连网信办，稍有敏感的信息发布，就会收到禁令。工作两年，张泽昊已经被罚款数次。
在规则混乱的审查前，张泽昊做了多年新闻积累出的“谨慎”性格收效甚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网信办的态度和当局一样暧昧，张泽昊发布稿子时还能选些视角均衡的。没过多久，风向转变，当局在官方场合并不偏向哪一方，可新闻媒体要揣测站位：如果张泽昊发布的稿子不是明确站在俄罗斯这边，就会遭到处罚。
张泽昊不苛求曾在校媒共事的伙伴也和他一样，承受理想的代价，可至少，也不要调转过来，与他们反对过的声音“合污同奏”。
愤懑之余，林惟念还是想去“问”，像她加入的校媒刊名一样。到底大家为什么会转变？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2022年，2021年⋯⋯林惟念逐年回顾，无力感也一点点积累，她有个可怕的发现：好像新闻理想的生存根基，本来就是不稳的。她自己在过去多年，同样数次摇晃。
在好奇心最旺盛的青春时期，为了高考试卷中价值五分的“为新闻拟标题”，林惟念被迫读了三年的新闻素材，它们的主题永远固定：党的某项会议圆满结束；某人精彩发言彰显大国风范。
林惟念不懂，书上讲的为何和现实如此割裂：新闻要具备“真实性”和“客观性”，而这些标题的用词却带有大量感情色彩。她进一步怀疑，那本曾催生她新闻理想的《看见》难道只是例外？
这是林惟念最终没有填报新闻专业的祸首，她怕当了记者后，做的都是高考题中的“新闻”。这不能怪她。普通人的高中三年，除了考点中的知识，不被允许有其他精神上的开拓，能接触到的信息，很大程度决定了价值观的雏形。林惟念读高中时，《南方周末》和《新闻调查》的黄金时代早已远去，她根本没有途径在日常见闻中接触真正的新闻。
建立于20年前的校媒《疑·问》分得清宣传和新闻的区别，在这里，林惟念重新找回了做新闻的追求。但这股信念在2018年，香港发生动乱时又被摇晃了。
林惟念当时已在校媒写了多年的稿子，对《环球时报》等官媒的滤镜却还没完全瓦解——这么大的官媒，顶多有时会“不说人话”，但怎么可能公然造谣呢。最开始的一个月，她甚至相信官媒说的：这些年轻人在破坏香港，而当时的香港媒体则是“助纣为虐”。
林惟念一阵后怕。如果不是后来，她钦佩的一位记者在朋友圈里愤慨：环时的报导，一个字都不要信；如果不是她在校媒认识的伙伴发回在香港的见闻，她出于对伙伴的信任，仔细查看了那些图文；如果不是她在深夜睡不著时，翻越网路防火墙的遮罩，搜寻那些被封锁的信源。她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再次被官方叙事拉回来，变回高考前被蒙蔽的状态。
林惟念不再苛责背道而驰的伙伴了。她也只不过是幸运地从时代的浪潮中幸免。
尾声
2023年8月，柴静推出了恐怖主义袭击纪录片《陌生人》，林惟念惊喜地发现，来自“旧时代”的温存再次得到了一些回响：不过五分钟的预告，连连被刷屏两天。那些平时不露面的前校媒同行，也在转发时回忆起过去对新闻理想的追求。
有位媒体人评论：“曾激励一代人的新闻前辈，如今还在做报导，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不坚持呢？”
被视为“灯塔”的柴静，好像再次鼓舞了林惟念一行人。听著全集以英文进行的报导，林惟念回想到了她最初读《看见》时的发现：新闻，是对人的关心。语言、地域都不该是阻碍。
她认识的一些校媒同行已经陆续开始了尝试，很多人去往英语国家，打算以后做英语新闻。林惟念的英文水平还说得过去，但她仍会在“希冀”和“犹豫”中挣扎。
中文是她的母语，她用它生活、写作了二十多年，每个字句的运用，都建立在多年的阅读和锤炼之上，若从头建立起新的思维和习惯，她不确定能不能适应。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有天，来到英语世界，她想关心的，还是这片土地上越来越不被允许看见的人。
新的校媒记者们中，有同样还在坚持的。《乌托邦》的吕慧文是其中一个。新的编委会凝聚了和她一样的“特例”，她们不想做垂死的乌托邦，建立了备用帐号，以逃过学校的审查。但2023年12月，她们刊发了一期关于白纸运动的推文，备用帐号立刻被封禁。她们知道，学校的审查，只是整个系统下最微小的一环。
2023年，《乌托邦》建立了新的备用帐号，重新出发。也有许多东西难以重新开始：每次换号，都会打散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读者，以及成员蓄势待发的选题热情。这家曾被视为“最敢说”校媒、被众多专业媒体邀请去一线采访的学生平台，如今的名声只局限在校内。
偶尔，林惟念和吕慧文能捕捉到一些令人振奋的时刻，某个公众号发了篇报导，虽然内容会必不可免地规避对官方部门和现有体制的问询，虽然发出后不久就被禁止转发，但至少在封禁前，它把普通人未被关照的生活展示给了许多读者。能看见，就还是有希望的。有时，记者栏中的名字是她们熟悉的，多年前，这些名字也曾分布在各个校园媒体中。同行的这些坚守，让她们重拾了一点点信念。
但熟悉的名字还是在慢慢消失著。未来的某天，她们也会不得不放弃支撑多年的理想，放弃对这里的关注和发声吗？至少，她们现在仍然想抓著一点点微弱的可能，像在校媒学到的那样：
去瞭望，去质疑，去发问。
去期待一个，曾被大多数抱有希望和热血的人，梦想并推动著的乌托邦。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校媒名称在不违背基本事实前提下模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