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亨利四世》这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展现了“非政治人”福斯塔夫的形象。福斯塔夫沉溺于个体的欲望，反感道德、法律和公共制度对他施加的任何约束。他诋毁政治生活的价值，并通过教育的方式去同化未来的国王——哈利王子，进而试图消除政治秩序对自然爱欲的一切限制。哈利王子最终选择驱逐福斯塔夫，但这是因为他天性上渴望政治权力，无法容忍福斯塔夫对政治秩序的解构。事实上，福斯塔夫的道德虚无主义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哈利王子，后者最终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
关键词：莎士比亚；《亨利四世》；非政治人；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德性
作者简介：梁心怡，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本文原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无疑是莎翁塑造的最经典的喜剧形象之一。[1]如何理解莎翁笔下的这个人物，以及他和哈利王子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研究的关键所在。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认为，《亨利四世》采用了“道德剧”的结构，莎翁有意将福斯塔夫塑造成邪恶欲望的化身，他既是将哈利王子引向混乱和放纵的恶魔，也是哈利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君王所必须逾越的障碍。[2]在蒂利亚德（E. M. W. Tillyard）看来，福斯塔夫作为混乱和无序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失衡的人格，储君哈利若要表现杰出的政治德性，就要遵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中道”，克服福斯塔夫式的极端品质。[3]
但是，同样有不少评论家持不同的理解。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就将福斯塔夫看作是“机智和幽默的活生生的体现”，虽有种种恶习，但并不会产生恶劣的后果，反而使他愈发惹人喜爱。[4]戈达德（Harold C. Goddard）更是明确反对将福斯塔夫简单看作是一个负面形象。他指出，这个人物就像一个永远在游戏的孩子，以一种“超善恶”的诗性眼光看待生活，而这恰恰是莎士比亚眼中的理想统治者应当具备的品质。[5]布鲁姆（Allan Bloom）甚至在福斯塔夫身上看到了苏格拉底的影子：福斯塔夫是“针刺传统的牛虻”，他对习俗、礼法、宗教和道德观念带有一种哲人式的批判精神，而这也是他和哈利灵魂的相契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哈利虽然从福斯塔夫那里接受到了某种超政治的哲学教育，但是他无法克服自己的政治野心，最终成为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6]
戈达德等诸位评论家所代表的观点，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福斯塔夫形象的复杂性，却淡化了福斯塔夫所具有的“非政治”心性对于政治生活的破坏作用，也忽略了莎士比亚对于其后果的警惕。而威尔逊、蒂利亚德那种看似老派、保守的观点，虽点明了《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的确是一名危险的教师，然而，我们对于哈利最终是否真的如他们所说成为了一名实现德性完满的君主，却依然需要考量。换言之，福斯塔夫的政治教导真的失败了吗？尽管驱逐了福斯塔夫，但哈利仍继续施行着马基雅维利式的统治。这一结果或许表明，福斯塔夫的“非政治人”教育对于拥有强烈政治野心的哈利依然影响深远。
1 “非政治人”福斯塔夫
对于何谓“非政治主义”（apolitism），沃格林（Eric Voegelin）有过深刻的论述。非政治主义是所有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人类文明总会需要某种公共制度，而制度所能为之事，“无非是对其创建之时的社会力量领域加以稳定与整饬”。[7]然而，现实中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因此，如果一项制度想要长久存续，就必须时刻致力于解决那些有可能危及自身价值与意义的问题。倘若制度的担纲者们失去了这种能力，便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受到抛弃。一旦这个群体形成规模，并且发展出一套行事哲学，借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念，就会出现社会规模上的“非政治主义”现象，即对公共制度的逃避和反叛。
亨利四世波令勃洛克依靠阴谋诡计夺得王位，废黜并杀害了正统的“神授君主”理查二世。由于得位不正，王权缺乏合法性，他的统治始终面临着叛乱的威胁。休谟在《英格兰史》中指出：“英国人长期以来习惯了君主的世袭继承，继承制一旦遭到背离，不义和暴行的种种强烈症候便总是随之而来。”[8]僭主篡位、正统旁落，其后果是英格兰社会整体的失序：传统道德遭到蔑视，法律形同虚设，政治权威沦为笑柄。哈利王子整日混迹其中的“野猪头酒店”正是当时英国这种混乱状况的缩影，而福斯塔夫则是这个小社会中毋庸置疑的核心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福斯塔夫的形象就是时代失序的表征。
作为一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福斯塔夫完全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任何需要他节制个体欲望的公共制度和伦理原则都是他讽刺、逃避乃至意图消灭的对象。不仅如此，他还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哈利王子——这位未来的君主灌输自己的人生哲学。在整部《亨利四世》中，没有任何人像福斯塔夫那样恣意地亵渎基督教的道德。他如一名虔敬的圣徒，频繁引用《圣经》、事事诉诸上帝，但目的却是狡猾地摆脱基督教道德的束缚，并诱使年轻的王子跟随他。
对于金钱，福斯塔夫的手段堪称厚颜无耻。他祈祷上帝赐予波因斯“循循善诱的灵气”，好让他能够说服一国储君参与自己劫掠无辜朝圣者的犯罪计划（《亨利四世上篇》，1.2.144-148）。他谎称在野猪头酒店里被人偷走了大量钱财，企图以此赖掉此前在老板娘那里欠下的账，但被哈利戳穿谎言后，福斯塔夫遂即引用《圣经》中亚当的事例来为自己辩护：“你是知道的，亚当在那样纯朴无邪的环境里尚且堕落，何况可怜的杰克·福斯塔夫在这个罪恶累累的世界里呢？”（《亨利四世上篇》，3.3.164-168）[9]福斯塔夫显然是在玩弄教义：根据奥古斯丁的正统解释，虽然亚当的堕落致使他的后代都带上了与生俱来的“原罪”，但这并没有消灭人的“自由意志”。人既然拥有悔改向善的能力，并且已经被上帝启示了得救的道路，就不能再为自己的堕落推卸责任。[10]在25行后，福斯塔夫甚至感谢上帝为英格兰带来了叛乱，因为内战使他获得了敛财的机会，还说叛贼们“只害有德之士，不害别人。我赞美他们，歌颂他们”（《亨利四世上篇》，3.3.189-190）。某种意义上，福斯塔夫这一角色是对16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戏谑模仿，因为他和后者一样，蔑视国家既有的法律和秩序，善于运用《圣经》的语言来实现自己离经叛道的目的。[11]
除了厌恶作为政治秩序基础的伦理道德外，福斯塔夫还将国家的法律视为一种不堪忍受的桎梏。在《上篇》的第一幕中，福斯塔夫甫一登场，就透露出自己接近哈利的真实意图之一，便是试图通过同化未来的君主，重塑国家的秩序。他期待一个“乌托邦”，在其中他的“游戏精神”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约束，甚至谋财与害命都能免于惩罚：
等你当了国王，咱这英格兰还设绞架不？老朽的法律会不会照样百般刁难刚勇的好汉？你做国王之后，就不要再绞死强盗了吧。（《亨利四世上篇》，1.2.23-25；1.2.59-61）
由此可见，福斯塔夫厌恶的不是哪一条具体的法律，而是法律和秩序本身。因为只有在无法无天的混乱中，他才能够无拘无束地实现自己的欲望。正如剧中大法官所说：“你应该感谢这动乱的年代，使你悄悄逃脱了追究”（《亨利四世下篇》，1.2.147-149）。面对这位英格兰法律代言人的指责，福斯塔夫反唇相讥道：“你们年纪大了，不考虑我们年轻人的才华，一味用你们冷酷的脾胃来衡量我们热烈的情欲……咱们英格兰民族永远有一个本领：凡是有了杰出的东西，他们准要使它变得普通”（《亨利四世下篇》，1.2.171-174；1.2.210-212）。事实上，福斯塔夫早已不年轻，可他的灵魂却永远年轻！他不仅拥有比年轻人更加旺盛的爱欲，更是将老年人和青年人看作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正如礼法和自然是截然对立的。福斯塔夫将维护正义的法律看作纯然违背人类天性的礼法，是老者用来压制青年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工具。他看不到法律和制度意在对个人的自然爱欲进行塑造、引导，正如同老年人要对年轻人的血气进行约束和教化一样。[12]
除了对道德与法律的蔑视，福斯塔夫对“荣誉”的理解同样能体现他对待政治的态度，这也是全剧福斯塔夫对哈利王子进行“教育”的关键部分。王子决心用战功和荣誉挽回父亲的信任（《亨利四世上篇》，3.2.129-159），在他即将奔赴战场之时，福斯塔夫向他阐发了自己对于荣誉的看法：
荣誉能接上一条腿吗？接不上。或是一根胳膊？也不行。受了伤荣誉能叫人不痛吗？不，那么荣誉能有外科医生的技术吗？没有。什么是荣誉？一个词语。词语里是什么？空气，如此而已！……因此，我不要荣誉，荣誉不过是送葬时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我的教义问答就这样结束。（《亨利四世上篇》，5.1.131-140）
鲁莽的骑士霍茨波将荣誉视为生活的唯一目的，却因此而使自己沦为父辈实现野心的棋子，最终战死沙场。但福斯塔夫的这番教导与其说是帮助王子认识到霍茨波式荣誉观的缺陷，毋宁是要彻底解构荣誉的意义。因为，霍茨波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荣誉”。从古典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荣誉绝非一个自足的目的，因之总是依赖于他人的评价和认可，故而以荣誉为目的的生活并不是最高贵、最完善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荣誉的热爱同样可能将人引向政治生活，引向对祖国的爱，让人愿意冒着风险为共同体的善承担责任，甚至自我牺牲。对公民或政治人而言，与荣誉相伴随的幸福虽然并非是自足完善的，但也绝不是虚假的，甚至比纯粹享乐的生活要更加幸福和真实。[13]福斯塔夫之所以在哈利面前如此贬低荣誉，不仅是由于他不能理解何谓真正的荣誉及其所带来的幸福，更是因为他厌恶荣誉所唤起的对政治生活的热爱。他敏锐地觉察，这种热爱极有可能促使哈利质疑和拒斥自己那游戏性的、非政治的生活方式。
作为“非政治人”，福斯塔夫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此，他虽然逃避和厌恶政治秩序对他的约束，却同时具有一种堪称巨大的“政治野心”：他竟想通过教育未来的君主，进而重塑政治的秩序，解除伦理、制度和法律施加的一切约束，获得一种毫无限度的自由。在《下篇》接近尾声处，福斯塔夫听到亨利四世驾崩，哈利王子即将继位的消息，便喜出望外，脱口而出如下这番话：“无论谁的马我们骑上就走，英格兰的法律要由我指挥了。跟我做朋友的人有福了，大法官大人可是倒了霉了！”（《亨利四世下篇》，5.3.134-141）福斯塔夫俨然将自己看作为新世界的主人了。若果真如此，大祸临头的将不仅是大法官，还必然包括大法官所全力维护的法律秩序。因为，福斯塔夫不只想摆脱法律的约束，更要使他梦想中那个没有法律的国度变为普遍的现实。
2 福斯塔夫对哈利王子的影响
在《亨利四世》的结尾处，哈利王子选择和福斯塔夫分道扬镳，将他逐出了自己的生活。如此看来，福斯塔夫的计划似乎是失败了。显然，福斯塔夫无法将哈利塑造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因为哈利和他有着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心性。用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的话说，哈利和他的父王亨利四世一样，都是“天生的政客”，[14]他是注定不会与“非政治”的福斯塔夫成为一路人的。
在蒂利亚德看来：“王子从一开始就是疏远和超然的，对待福斯塔夫总是比对他的狗还不如。”[15]这一表述或许有些偏颇，毕竟我们不能说哈利和福斯塔夫在一起纵欲狂欢完全是勉为其难，但这确实道出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哈利从来没有真正把福斯塔夫看作平等的人，也并未彻底沉沦于放浪形骸的生活。事实上，他打心底里不认同福斯塔夫那种“非政治”的生活方式。哈利王子与福斯塔夫厮混在一起的真实目的并不是逃离政治，而是为了最终以王者的姿态回归政治的世界。在《上篇》的第三幕，第二场，国王将哈利召至跟前，对后者进行了一番严肃的说教。他要求王子把理查二世作为前车之鉴，提醒哈利记住理查是如何失去人们的敬畏心：“他把自己变成了市井小人的朋友，为讨人们欢心他出卖了自己。由于他在人前出现得太频繁，大家便如蜂蜜吃得过多，开始厌恶甜味，稍多一点便觉得腻烦”。他认为哈利也正在走理查二世的老路：“因为你交友不慎已失去了王子的特殊地位。你的样子太平常，谁都懒得注意你了”（《亨利四世上篇》，3.2.68-72；3.2.86-88）。
然而，哈利并不是理查。在《上篇》中首次亮相后没多久，这位王子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著名的独白：
在这件事上我要模仿太阳。它听凭带着瘴疠的乌云迷雾遮蔽了它的美丽，不让世人看见，正是为了在需要露出真面目时好去冲破那仿佛缠死了它的阴云，让人瞠目结舌，大出意外……因此，在我抛开种种放荡行为，偿还我从未允诺过的债务时，我将表明我的价值远在平日的言行之上，这样便可超出了一般人对我的期望。（《亨利四世上》，1.2.189-203）
由此可见，哈利和福斯塔夫等人交往，本就是他深谋远虑的政治计划的一部分。他想用浪子的表象掩饰真实的自己，这样他就能够在某个时刻利用突然的转变，制造戏剧性的巨大反差，从而博取人们因出乎意料而格外增多的敬重。和对政治生活的本相缺乏认识的理查二世不同，哈利深谙马基雅维利式君主之道。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公开教导新君主要效仿狐狸和狮子，同时具备欺诈的手段和强大的武力。更为重要的是，君主还要能够掩饰这两种兽性，成为一个出色的伪装者和假好人。[16]
值得注意的还是，国王希望哈利成为霍茨波那样勇猛的“狮子”，但是哈利本人却更看重“狐狸”的品质。在《李维史论》中，马基雅维利教导那些尚未夺取大权的人：欺诈比公开的武力更加不可或缺。“我相信，从来不曾有置于低微的地位的人上升到大权在握的地位，单单只是靠公开的武力并且诚实无欺，而是完全依靠欺骗。”[17]在竞逐权力的过程中，狡诈有时比武力更加致命，因而行狡智的哈利战胜了莽撞的霍茨波。甚至，老国王自己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狡诈才夺取了王权。[18]正如他对哈利所说的那样，他极其擅长通过伪装的表象操纵民众的意见：“我总是韬光养晦，一旦像彗星般出现，必会引人注目”（《亨利四世上篇》，3.2.46-54）。即便在成为国王之后，亨利四世仍然是用表象进行欺诈的好手。在与叛军对阵的什鲁斯伯雷之战中，他让众人穿上国王的战袍以迷惑敌军，让他们只能抓到“国王的影子”，却找不到真正的国王。哈利王子没有遵循父王口头上的教诲，成为霍茨波那样的战士，却忠实地继承了亨利四世行动上的“狐狸”品质，成了一名精于伪装的高手。而这或许才是亨利四世更加青睐霍茨波的原因：哈利太像他自己了，这反而令他忌惮。[19]
可见，哈利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政治权力的追求。在亨利四世的病榻前，他尽管认识到了王权自身的双重性质：“你简直就像是在大热天穿着的华丽甲胄，给人安全，却也叫人灼热难忍。”但是，在将王冠戴到头上的那一刻，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又瞬间压倒了一切：“您看，它戴在哪儿，哪儿便受到上帝的呵护，即使把全世界的力量集中到一只巨大的胳膊上，也无法从我头上取走这世袭的荣耀。它还将由我传给我的儿孙，正如由您传给了我”（《亨利四世下篇》，4.5.20-47）。也正是哈利的这一天性，使他无法认可福斯塔夫对政治的贬低和对秩序的嘲笑，尤其当他意识到只有稳固的公共制度才能保证王权的世袭继承时，他就更加无法容忍福斯塔夫的存在。
可是，“亨利五世”真的如威尔逊与蒂利亚德所说的那样，彻底摆脱了福斯塔夫的教导吗？我们认为并非如此。亨利五世虽然赶走了福斯塔夫，但并非像“道德剧”的解释所说，也就消除了福斯塔夫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没有福斯塔夫就没有后来的亨利五世——这个比亨利四世更加彻底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
通过和福斯塔夫的交游，哈利认识了他将要统治的人民，洞察到他们的性质，获得了和民众打成一片的能力：“我把屈尊纾贵的调子降到了最低音，跟三个酒保拜了把，跟他们直呼其名……我在一刻钟之内就成了行家里手，可以跟补锅匠喝酒，用他们的行话聊一辈子天了”（《亨利四世上篇》，2.4.6-19）。正是这种能力使他能够形塑人民的意见，赢得民众的支持，率领国民士兵击败法兰西的封建军队。这些几乎完全符合马基雅维利笔下新君主的特征。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与其依靠贵族，不如依靠人民。他应当想方设法争取人民，同人民保持友谊，并且建立一支由本国公民组成的军队。因此，君主就必须“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20]如葛兰西所说，《君主论》讲述的正是君主带领人民奠定新国家的必由之路，最后，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成为了人民，与人民融为一体。[21]
但这还不是哈利践行的最根本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最危险的教诲，是要将政治从伦理和道德的约束中彻底解放出来，庶几与福斯塔夫无异。这意味着，面对政治的“必然性”，面对“国家理由”的要求，君主要能够毫不犹豫地使用邪恶和残酷的手段，以实现其政治上的功业，且绝不会感到愧疚不安。[22]就此而言，甚至亨利四世也只能算半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因为他仍然畏惧上帝的惩罚和良心的谴责。[23]在理查二世死后不久，他就开始谋划带领军队远征圣地（《理查二世》，5.6.49-50），一直到临终之前，亨利四世都念念不忘前往耶路撒冷。这当中固然有现实的政治考量，但也是为了让自己从对理查犯下的罪行中获得救赎。
对比之下，亨利五世则能够完全免受良心不安的困扰，这一点正像极了福斯塔夫。福斯塔夫为了谋取私利，滥用国王的征兵令，专门敲诈那些家境殷实的子弟，迫使他们出钱逃避兵役，以此中饱私囊。最后，他征来的士兵全是“让平静世界不得长期和平的蛀虫，比破烂的旗子还要下贱十倍”（《亨利四世上篇》，4.2.28-29）。他明知道这支军队必定有去无回，但对于这些人的命运，福斯塔夫表现出的是淋漓尽致的无情无义：“嘁，嘁，这种人用来叉在矛头上已经蛮不错了，炮灰而已，炮灰而已。填个坑什么的也跟更好的人同样管用。好了好了，人总是不免一死的，不免一死！”（《亨利四世上篇》，4.2.63-65）。
福斯塔夫的冷漠传到作为君王与战士的哈利身上，则表现为冷酷残忍。在哈弗娄城下，他威胁要放纵士兵在这座城池里无所顾忌地烧杀抢掠；在阿金库尔的战场上，他毫不迟疑地下令杀死全部的俘虏《亨利五世》，3.3.1-43；4.6.38-39）。如果说战场上的行动是为必然性所迫，那么驱逐福斯塔夫的桥段则出自无情的精心设计。哈利在大庭广众之下用言辞击碎了这位老朋友的心，更让福斯塔夫承担起诱惑王子堕落的全部罪责，令他背负着骂名，凄凉孤独地郁郁而终。对哈利而言，福斯塔夫最大的危险性不在于他的渎神和纵欲，而在于他公开地传播这种观点。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君主，哈利必须重视宗教的政治功效，必须显得有道德，但其内心实际上已然抛弃了一切善恶的标准。哈利的道德虚无主义要归功于福斯塔夫的教导。
3 莎士比亚对“非政治人”的批判
深谙古典政治哲学之道的布鲁姆认为：“相比阿里斯托芬这位诗与哲学之争中诗的捍卫者，莎士比亚这位诗人更接近哲人。”[24]而《亨利四世》中最接近哲人的角色就是福斯塔夫。这位胖爵士以超政治的眼光质疑并批判城邦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并像苏格拉底那样与父亲们争夺教育年轻人的权威。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的形象，甚至要比阿里斯托芬描绘的苏格拉底柔和得多，毕竟，《云》中的苏格拉底确实诱使儿子理直气壮地殴打了自己的父亲。可是，难道莎士比亚真的没有让我们看到福斯塔夫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危险性吗？苏格拉底的教导最终是为了让青年的灵魂更加热爱智慧，更审慎地理解城邦与个人的关系。而福斯塔夫显然并没有这个意图，他恰恰希望包括年轻储君在内的青年，都成为蔑视法律、制度和正义原则的“非政治人”。
莎士比亚对“非政治人”的警惕实际上依然让我们想起阿里斯托芬。后者讽刺的“非政治人”代表还有《鸟》中的欧厄尔庇得斯和佩瑟泰洛斯，此二人都想逃离雅典城邦的礼法制度，过鸟儿一样的生活，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但二人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想满足身体欲望，追求不受政治约束的“消极自由”，后者则抱有一种政治野心，试图通过掌握最高的政治权力，使鸟儿们那种自由自在、非政治的生活方式变成一种“政制”。而要实现这样的政制，恰恰需要通过专制的手段，建立一个统治所有神和人的“普遍帝国”。[25]
苏格拉底是一位哲人，但并不是一个“非政治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虽然以哲人的方式对既有的城邦政制进行批判和反思，认为它们违背了自然，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探寻政治秩序的自然标准。他从来不曾像福斯塔夫那样，宣称任何法律都和幸福水火不容，也没有主张只有完全摆脱了礼法制度约束的生活才是真正符合自然的生活。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通过在言辞中构建一个理想的城邦，让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这两位年轻人相信，人生的幸福和完满最终源于正义的政治秩序和灵魂秩序。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的第二卷第一章记录了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提普斯之间的一段对话，后者想过一种既不统治他人，也不被他人统治的自由生活，在他看来，这就是安逸和幸福，苏格拉底则告诉他，他所向往的生活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性质相矛盾，“是不通过人间的道路”。苏格拉底又引述了“赫拉克勒斯的选择”这篇寓言，借此教导阿里斯提普斯，唯有辛劳、勤勉、自制才能将人引向真正的幸福，而对欲望不加管束的“自由”生活最终只能给人带来痛苦和不幸。[26]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意图始终是要教育城邦的年轻人：正义和节制的美德与人的自然本性相符，属人的幸福并不对立于法律、制度和礼法。秩序的存在才能让复杂的人性符合或接近自然正义的标准，而教育的责任恰恰是协调人性自然的高与低，使人的自然欲望与理智相统一。[27]
我们认为，莎士比亚通过对福斯塔夫和哈利王子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在根本上延续了阿里斯托芬、柏拉图和色诺芬对“非政治人”的批判，并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非政治的教导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福斯塔夫之于政治共同体的危险性，并不在于他那“非政治”的生活方式本身，因为正如沃格林所说，“非政治主义”是任何文明、任何时代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真正的险恶在于，一己为了实现个人随心所欲、不受干涉的自由，要让“非政治”的原则变成政治的普遍现实。
通过教育和塑造未来的君主，福斯塔夫试图让哈利王子变成另一个自己，这样他就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使英国成为可以让他自由自在、纵欲享乐的乐园。由于哈利王子后来驱逐了福斯塔夫，所以读者不能知道假如福斯塔夫的计划真的实现，英格兰将被引向何方，但显然亨利四世对此有所预感。临终之前，他误以为哈利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偷走了自己的王冠，他担忧的一切终于变为了现实——“第五代哈利已经给那被节制住的兽欲取下了嘴罩”。亨利四世近乎绝望地做出“预言”：
现在已经到了嘲笑法令和秩序的时代！……四邻各国，清洗你们的渣滓吧！你们有满口脏污、酗酒狂舞、通宵作乐、杀人越货，用种种最新鲜的方式犯下最古老罪行的流氓恶棍吗？欢乐吧，他们再不会给你们滋事了。英格兰会给他们三重的罪行镀上双重的黄金；英格兰会给他们职位、荣耀和权力。（《亨利四世下篇》，4.5.119-129）
在《亨利六世》中我们看到，一个叫杰克·凯德的非政治人将福斯塔夫的抱负付诸了实践。他趁着英国的内乱揭竿而起，纠集一批乌合之众杀至伦敦，宣称自己是一切帝王和大人物的敌人，要通过自己的专制实现彻底的平等，最终实现“古代的自由”——总之，要摧毁一切既定秩序和文明制度。显然，凯德的行动没有给英国人带来平等和自由，他造成的只有无政府的失序与混乱。[28]
在《亨利四世下篇》的末尾，哈利王子在众人面前放逐了福斯塔夫。福斯塔夫的教导看似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君主的灵魂之中播下毒种。事实上，哈利的灵魂还是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福斯塔夫的败坏，并被后者身上的“非政治”病毒所感染。福斯塔夫对宗教和法律的解构，使哈利不再相信除了权力之外，政治还拥有任何高贵的目的，他也不再能够理解正义和道德的内在价值。在他的眼中，这些都只不过是政治家为了维系统治而不得不使用的工具。在必要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抛弃珍贵的德性去换取权力的巩固与扩大。哈利尽管用他的政治才能创造了丰功伟绩，建立起了一个看似强大的“帝国”。然而，莎士比亚却在《亨利五世》中告诉我们，这位国王并没有给英国带来长治久安，在他短暂的统治之后，英国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内战状态。[29]这是因为，作为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亨利五世无法真的解决王权合法性的问题。他虽在表面上挫败了福斯塔夫以个体私欲的名义挑战公共秩序的企图，但他也不再能够真正理解、更不谈去追求正义的统治本身。哈利名义上恭敬地将大法官尊为自己的另一个“父亲”，但这个人物在《亨利五世》中却再不曾出现。哈利最终还是要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律当作实现自己政治欲望的工具。[30]
4 结语
通过塑造福斯塔夫这一角色，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中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典型的“非政治人”形象，并让我们注意到他那隐秘而非凡的危险性。福斯塔夫的问题在于，他不仅想要过一种不受任何政治约束的自由生活，还试图引诱和塑造一位未来的君主，让哈利王子也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非政治人。通过这种“非政治”的政治教导，福斯塔夫意图改变英国的政制，进而消除制度和道德对于人的自然爱欲的一切限制。哈利由于敏锐地意识到了福斯塔夫的原则对于政治秩序的危害，因此选择将他放逐。但是，福斯塔夫对法律和道德的解构仍然深刻影响了哈利王子，让后者最终成为一名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在这个意义上，哈利（亨利五世）绝非莎士比亚心目中的典范君王，他从福斯塔夫那里继承而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使他摆脱了良知的约束，凭靠个人的权力意志施行统治，为了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放弃了对政治德性的追求。我们看到，福斯塔夫式的欲望实际上并没有被根除，也未曾受到应有的节制，而是在亨利五世的操纵下，转化为集体的野心，以更加狂暴的力量，将英格兰拖入一场与法兰西的惨烈战争之中。[31]
[1] JOHN DOVER WILSON, “Introduction”, in JOHN DOVER WILSON ed., The Firs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Henry IV,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xv.
[2] JOHN DOVER WILSON, The Fortunes of Falsta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3.
[3] 蒂利亚德著，牟芳芳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317-324页。
[4] 哈兹里特著，顾钧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9-161页。
[5] HAROLD C.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ume 1,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161-214.
[6] 布鲁姆著，马涛红译：《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39-150页。
[7] 沃格林著，孔新峰译：《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3页
[8]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Vol. 2,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3, p. 214.
[9] 本文依据的《亨利四世》上、下篇的英文本均为John Dover Wilson编辑的剑桥版（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6）；文中对莎翁剧作的引用，中译参考孙法理先生译本，见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文略有修正。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对应章节号。
[10] AUGUSTINE, On the Free Choice of the Will, On Grace and Free Choi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3. 中译参考奥古斯丁著，成官泯译：《论自由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6页。
[11] PETER LAKE, How Shakespeare Put Politics on the Stage: Power and Succession in the History Play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335-340；EILEEN Z. COHEN, “The Visible Solemnity: Ceremony and Order in Shakespeare and Hooker”,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2 (1970).
[12] 林志猛著：《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0页。
[13]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基于荣誉的勇敢（政治的勇敢）最接近真正的勇敢，因为它是通过德性产生的，既出于羞耻感以及对某种高贵之物的欲求，同时也是为了躲避某种可耻的谴责。见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12、82-83页。另参见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27页。
[14] ROBERT ORNSTEIN, A Kingdom for A Stage: The Achievement of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7.
[15] 蒂利亚德著，牟芳芳译：《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302页。
[16]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68-71页。
[17]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362-363页。
[18] 苏利文著，赵蓉译：《表演家：马基雅维利的“表象君主”亨利五世》，见阿鲁里斯，苏利文编，赵蓉译：《莎士比亚的政治盛典》，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49页。
[19] 休谟就认为，哈利遭到冷落和疏远的真正原因是他过人的政治才能。见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Vol. 2,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3, p. 226.
[20]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2、37-40、46-55页。坎托（Paul A. Cantor）就此认为，哈利（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笔下现代君主的典范，也是英格兰现代国家秩序的缔造者，见PAUL A. CANTOR, Shakespeare’s Henry V: From the Medieval to the Modern World,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in Shakespeare, ed. JOHN A. MURLEY and SEAN D. SUTTON,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6, pp. 11-32.
[21] 葛兰西著，陈越译：《现代君主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22] 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薛军译：《君主论·李维史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59-60、64-67页。
[23] 里布纳（Irving Ribner）主张亨利四世（波令勃洛克）是一名完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参见IRVING RIBNER, “Bolingbroke, A True Machiavellia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 (1948), pp. 177-184. 斯皮克曼（Tim Spiekerman）的观点则与之相反，他认为亨利四世对自己过去罪行的良心歉疚恰恰表现出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尚不纯粹，其人格是分裂的。见TIM SPIEKERMAN, Shakespeare’s Political Realism: The English History Play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 117-122.
[24] 布鲁姆著，马涛红译：《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48页。
[25] 刘小枫：《城邦人的自由向往：阿里斯托芬<鸟>绎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21年，第156-166页。阿里斯托芬《鸟》的中译本，参见埃斯库罗斯等著，张竹明，王焕生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第六卷》，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03-753页。
[26] 色诺芬著，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51页。
[27] 胡镓：《公民教育的“轻”与“重”——<回忆苏格拉底>第二卷第一章中的两种劝诫辨析》，《人文》，2020年第1期。
[28] ALEXANDER LEGGATT, Shakespeare’s Political Drama: The History Plays and the Roman Play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18. 如张沛所说，凯德宣称在摧毁现有的制度之后，将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大同世界，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但结果却只能是一个噩梦般的反乌托邦。见张沛：《莎士比亚、乌托邦与革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86-188页。
[29] 姚啸宇：《虚妄的帝国——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中的马基雅维利式“新君主”》，《国外文学》，2021年第1期。
[30] 迈内克著，时殷弘译：《马基雅维利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0-101页。
[31] ALEX SCHULMAN, Rethinking Shakespeare’s Political Philosophy: From Lear to Leviatha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4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