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人问起、想起、说起我们的名字，我们还算有名字吗？」
Alla Lau
今年四月到英，一直踌躇着要找新工。最后让自己下定决心的，还是银行户口上的数字。我在香港时，做过学术研究，又曾于慈善机构工作。然而，开始到处发CV才发现英国NGOs处理工作申请的效率奇慢，几乎要四至六星期才有回音。我已经半年没有工作，颓废到底，就劳烦招聘中介先帮我找临时工。
结果就找到一份，一星期后上班，工作地点是伦敦东部的一间无家者日间中心，我是一个小小的接待员（receptionist）。土生土长英国人的男朋友听后，有点不知所措，一方面替我找到工作高兴，一方面欲言又止：“伦敦的无家者情况很差，许多都有精神病，又滥药，当中有些人还可能犯过罪。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你肯定要去上班？”
根据2023年伦敦议会（London Councils） 的数据，伦敦人口中平均每50人便有1位是无家者，每23位儿童中有1名无家，换言之，每1间教室之中也有1位无家的学童。伦敦为全英国无家者人口最多的地方，占全国数字一半以上，现时约有17万名无家者居于短期住所，当中8万3千人为儿童。伦敦无家者数字于2013年至2023年之间急升54%。而这间中心的服务对象——露宿者，更于2023年攀升至1万人以上；与2008-2009年相比，伦敦露宿者的数字一共翻了3倍。
我带著休息了半年的干劲、还有一份“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乐观，上班去了。
名字与面孔
上班的第一天，我一大早就到了日间中心。中心地方不算大，大闸以内是一个久未修葺的露天花园，几张长凳，花却没有几朵。入内，先经过用来登记及打点杂务的前台，向前走，右边是厨房，这里每天向无家者派发免费的早餐及午餐，左边是活动室，我记忆中却没有举行过什么活动，通常是无家者吃饭、聊天、午睡的地方。
继续直走，是要用匙卡（key card）才能内进的面谈室、以及社工的办公室，通常社工会在这与无家者会面、进行评估或辅导。面谈室旁边还有一间小房间，门外贴著彩虹旗，是为毒品施用者提供安全针筒、辅导、以及戒毒服务的地方。中心还有供无家者沐浴的洗手间、以及天台花园 —— 不得不一赞，在伦敦市中心建天台花园，本身已经是既环保又善用空间的好主意，同时也为无家者提供了园艺种植课程。
回到前台，身旁的同事是一位年轻金发的波兰女生。她自少已经移民英国，说流利的波兰语和英文，正攻读Social work学位，想在暑假赚赚外快，才早我一天上班。
早上八时半是中心开门的时间，通常时候未到，已经有几位无家者在外等候。开门后，他们鱼贯而入，先到前台作登记并领取早餐的筹号。
“早晨！”面对我们两位新面孔接待员，有些无家者礼貌地打招呼。有些则表现得很冷漠、冷眼观察著我俩，满满的戒心。我抄下了他们的名字，递上早餐的筹号。身后身形高大、带著一头长曲发、较年长的经理细声说著：“你们要赶快记起他们的名字啊！中心大多的访客（clients）都是常常见面的熟客。你若叫不出名字，他们会很暴躁呢。要知道，无家者在社会上就是无名地存在著。中心以外，未必有人惦记他们的名字。”
露宿者也好，无家者也罢，即使我们为他们冠上再好听的称呼，他们每一个个体对于这个社会而言，都只是一块叫“homeless”的铁板，他们的名字、身份、过去都在这块铁板上磨平了。除了同路人，大概就没有人会对他们问道：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当没有人问起、想起、说起我们的名字，我们还算有名字吗？名字，原来也是一种非所有人能及的特权（privilege），我想得入神。
生活成本危机
一整天下来，看了五、六十来张脸孔，跟我想像的、以及男朋友所说的都不一样，因为根本没有一种单一的描述能概括他们每一个人。这五、六十位无家者，来自不同的种族，各自带着不同的口音，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见过年迈八十的伯伯，也见过刚成年的青年。
他们当中有些人一身褴褛，拖著满满的手推车、载着一身家当，弯起身弓著腰，头低得看不见面孔，一如我们在电视剧中所看到的无家者；同时却也有为数不少的人一身整洁的衣服，头发和胡子打理得简简单单但也贴贴妥妥，腰板挺直，背着背囊。若在伦敦早晨的繁忙时间见到他，你会以为他只是其中一位营营役役的上班族。
当然，少数人明显滥药已久，瘦削的身躯上没有几件衣服，蓬头垢面，脸上长著脓疮，眼神总是浑浊而涣散；也有人精神健康衰落，难以自我照顾，嘴上总是嘀咕着什么，问候起来却只是直直的盯着我、或是说起不相关的事情来。
这五、六十位常客仿佛是整个伦敦无家者社群最底层的缩影。在英国，无家者（homeless people）其实是一个泛称，当中除了我们刻板印象中流落街头的露宿者（rough sleepers），同时亦包括暂住于朋友亲人家中的沙发客（sofa surfers）、面临逼迁的家庭、以及生活于旅社收容中心等短期居所（temporary accommodation）、和住处过度挤逼或不合标准（squats）的人们。他们的共通点都是没有稳定而合标准的长期住所（permanent housing）。
“我还记得去年夏天，中心每天平均服务30位露宿者。到了今年，来的人越来越多，入夏以来，中心每天有近60人，忙得不可开交呢。”经理叹气道，“都怪生活成本危机（Living cost crisis）啊！”
自2021年年底，由于俄乌战争、Covid 疫情导致全球消费品需求上涨、以及英国脱欧令劳工短缺等种种原因，英国物价一直急升，当中能源、食物、住屋等生活基本开支升幅令人咋舌。与2017年相比，伦敦租务市场供应下降41%，租金则自2021年来上升31%。政府由2020年起冻结住屋津贴后，情况雪上加霜，The Savills and LSE 研究指，在 Rightmove —— 英国最受欢迎的物业网站上，只有2.3%的伦敦租盘，是领取住屋津贴的低收入家庭可以负担得来的。
租金飙升，除了令家庭财政百上加斤，亦令有责任为无家者提供住屋的地区行政政府（borough councils）不胜负荷。London Councils 估计，伦敦各个地方政府加起来，每月一共花费6千万磅于提供短期居所。地方政府由于难以租赁私人住宅，出尽法宝，甚至租用只提供床及早餐、所谓B&B（bed and breadfast）的非正式住所，来安顿无家者家庭，获安顿于B&B的家庭数字一年内飙升一倍。然而，更多人却因为地方政府无法及时提供短期居所、或者居留身份不合资格等，而沦落街头。
街头暴力
上班久了，跟中心的访客混熟了，他们不再是初见面时的冷漠或暴躁。早上碰面，是互相叫起名字来亲切的问候和和蔼的笑容，有时见我被其他访客欺负，还会冒著卷入打架的风险，为我出头，很是窝心。熟络了，他们就聊起自己的生活。
“你有胶布吗？我昨晚被打了。”P是个金发及肩、蓝眼睛、鼻大大、带著法国名字的中年男子，他指了指自己瘀青得发紫、还明显带著伤口的鼻子。“我的天啊！发生什么事了？”我一边忙著找胶布，一边问道。“我只是睡在公园，就被打了。噢，你还没听说过，对吧？最近流行把欺负流浪汉的影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有些频道还是要付钱才许进入呢。”
我惊讶得目瞪口呆，P只说了句谢谢，向洗手间走去。“这样的事情可多了，”社工组的督导（director）刚好在前台，喝著茶说道：“几星期前，我还听过有人向露宿者放火呢。趁露宿者睡著了，向他们发烟花，烧著了他们的睡袋，他们正睡在里头呢。”“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人们根本不把露宿者当人看，还总觉得他们会露宿街头，一定是咎由自取。伦敦街头，人们喝醉了，向露宿者撒尿，时有发生。而且，往往是年轻男性的露宿者最常受到暴力欺凌。露宿街头的日子，不容易啊！”
“露宿街头的日子，不容易啊！”——听起来像是人所共知的废话，我却直到在无家者中心工作后，才稍为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重量。露宿者遭受暴力的可能性高于常人17倍。平均每3位中便有多于一位曾于街头，遭陌生人恶意拳打脚踢、或者以其他形式的暴力对待。而女性露宿者中，则每10位内有3位曾遭受性暴力。另外，约一半露宿者曾被威胁使用暴力，近6成曾被语言欺凌或骚扰。同时，近8成露宿者曾于露宿时，成为罪案或反社会行为的受害人。他们被偷窃财物的机会超出常人47倍，过半数人曾遭盗窃，而每四位露宿者当中便约有一位的财物曾被恶意破坏。
“我⋯⋯我昨晚被偷东西了。你可以替我报警吗？”眼前的A，是一位年约七、八十岁的伯伯，来自南亚，长长的白胡子，总是穿着宽宽的长袍，他英语不好，走路很慢很慢，却总是带着微笑，十分和譪可亲。我领著A到会谈室，打开电脑，找来了线上报警的网站，随着表格上的问题，一句一句地问了起来。
“那你损失了什么财物？”“行李袋内有几件衣物，有少许现金，但那都不重要。我一生中所有的文物（documents），都在里头⋯⋯”一直回答得冷静的A，忽然大哭了起来，我手足无措，赶紧递上纸巾。“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但我一生中所有的文物都在那个被偷的行李袋里啊。”A 不断重复著，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了下来。看著白发苍苍的老人哭得像个小孩，我想起了自己的外公，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寂寂地看著他哭。
回想起初见面时，不少访客对我的厚厚的戒心和防备，我恍惚大悟——生活根本没有赋予他们对人宽厚信任的权利。
“滥药”与无家可归
然而，露宿者的窘境，不止于社会的恶意，还有生活为他们身体及精神健康所带来的折腾。露宿街头，不只是无瓦遮头，亦代表生活环境极不卫生、三餐不继、无法维持个人卫生、难以及时使用医疗服务、以及不堪重负的精神压力。
于英国，男性露宿者的平均寿命为46岁，女性则为43岁，远远低于英国普通人口的76岁及81岁。身体健康方面，四成露宿者患有身体长期病患。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研究指出，与同样极低收入但有住所的人口比较，露宿者死于中风机会为两倍；同时，三分之一的露宿者死于肺结核、胃溃疡等及时就医便可以治愈的疾病——意味露宿者在英国以住址划区登记单⼀家庭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的制度之下，往往成为医疗制度的漏网之鱼。
而精神健康方面，露宿者患有常见精神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的机会，比普通人口高出多于一倍；而患上思觉失调（psychosis）的可能性更高达15倍。一半的露宿者有精神健康方面的医疗需要，他们的自杀率亦是常人的9倍。
“她刚摊坐在大闸外，我怕她有危险，就请了她进来。”我刚吃过午饭回来，便看见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半坐在前台旁的墙角，眼睛半合，脑袋不时向下晃，有点像累极的人在打嗑睡。在中心工作久了，我一眼便看出是刚刚用过毒品。“我问过了她，要不要报警送院，她说了不用，那就唯有尊重她了。我们在旁观察，她没有过度用药的征兆就可以了。”经理耸耸肩接著道。
中心的宗旨很简单，每位访客都是成年人，只要是不伤害到他人的选择，我们都予以尊重。就算是用药，只要不在中心内施药，我们都不予批判，只尝试尽量减害，例如派发免费干净的针筒以防传染。
不过，“嗯⋯⋯似乎还是要报警了。”经理一边说著，一边忧心郁郁地看着女生。她的身体软烂地挨在墙角，明显比一刻钟前更加无力，我叫了叫她的名字，没有回应，同时，她的呼吸变得很慢很慢。另一边厢经理已经打通了紧急求助电话⋯⋯
“我有点受够了，老实说，我很想戒毒。我过够了每天都在追著毒品跑的日子。”P搣著嘴说道，请我替他拨通负责毒品减害那位同事的电话。说来有趣，尽管中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却有不少露宿者愿意被转介至戒毒服务。我相信，正是平等的尊重令露宿者愿意放下戒心，当双方建立起信任，他们似乎亦对戒毒这个选择抱有更开放的态度。相反，一味主张戒毒，反而会一早把他们吓跑罢了。
当然，戒毒并非易事。“他又喝醉了。”经理说的是W？我认识中的W，从不喝酒，身形高大的他留著非裔社群中常见的雷鬼辫，话不多，但总是整洁斯文，在街头遇上，你不可能想过他是个流浪汉。“他有严重的酒瘾，早前接受了戒酒服务，真的滴酒不沾了个来月，好可惜啊！”
从那天起，我便再未见过酒醒的W，他换了个人似的，人远在闸外，已经让人听到他吵吵闹闹，话多了，说的却大多是不清醒的话，一身酒气，衣服也变脏了，还常常与其他露宿者争执起来，被罚禁足中心好一些日子。
大同小异的故事，时不时在中心发生。
每每说起露宿者，总有人滔滔不绝地说他们是如何把储蓄还有福利金都用到毒品上去了，才会落得无家可归的田地。然而，几乎每位在无家者NGOs工作过一段日子的社会工作者，都可以娓娓道来：使用毒品往往不是令无家者露宿街头的原因，而是他们饥餐露宿的结果；精神疾病亦然。
露宿街头，不但危险，而且寂寞又绝望。露宿者一边要保护自身安全、一边要想方法喂饱自己，天冷的日子还要去找保暖的物资。地板睡多了，腰会痛，睡不好，还要顾著自己的财物。没有朋友亲人在旁，被打了被欺凌了甚至被性侵了，亦不一定有可以信赖的人倾诉几句。受了伤，想用干净的水洗洗伤口，也是一种奢侈，只能忍受伤口发炎含脓。
研究发现，41%的露宿者会滥药或酒精成瘾，36%同时罹患精神疾病，数据指出大部分露宿者滥药其实是为自己的精神疾病自行用药（self-medicate）。另有研究指出，除了舒缓精神疾病外，露宿者使用毒品亦为了改善睡眠、减低痛楚、以及于严寒日子中感到温暖。
人活在绝望太久，会生病，会想找出口。
讽刺的是，纵使36%的露宿者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及对毒品或酒精上瘾，不少精神健康服务会以患者毒品或酒精上瘾为由拒绝提供支援，而戒毒或毒品减害机构亦会因当事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而不愿提供服务，令露宿者处处被拒，难以寻求协助。三成半露宿者死亡的个案，均与酒精或毒品有关。
隔代贫穷
“我快要错过福利官的电话了⋯⋯”才二十出头，却已经是四位孩子的妈妈的L，跺著脚，著急得双眼都是泪水。这天是L取回自己女儿抚养权最后一轮面试的日子，这种网上面试极其严格，稍为迟到便会前功尽废，偏偏负责为L安排面试的社工请了病假，我赶忙拨通不同社工的电话，试试谁有空帮忙。
“我为了把女儿领回身边来，真的很认真很努力，照著福利官的每一句话来过活，我把毒戒了，不再喝酒，好好学习照顾小孩的知识，还尝试去找工作。就只差这一个面试⋯⋯”L呜呜地哭了起来，从办事处跑来的社工凑来了电脑，把L领到会面室去。
的确，L很爱女儿。闲来无事，她总会跑来前台，让我们看看福利官刚传来的她女儿的照片，谈起女儿，她总是笑咪咪的。那是她的𡥧女，L甚少谈起另外三位儿女，我只从社工口中听说过，四个孩子都在出生不久后，被福利官以无能力照顾子女为由带走，由政府代为抚养。
“你可以想像一次又一次与子女分离的创伤吗？许多早为人母的少女，本身在原生家庭、及成长过程中，已经伤痕累累。我们都还未来得及为她们疗伤，她们又要经历母子分离。她们的孩子更是可怜，苦了两代人啊。”社工经理见尽无家者之间的际遇，唏嘘地道。
在外人眼中，L可能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我每天看尽不同访户在毒海中浮沈，明白戒毒有如登天般难，明白心里要藏著许多爱，才可能活在无家者这残酷的现实中而不屈服于毒品，L对女儿的爱毋庸置疑。
𡥧女的父亲是L的前男朋友，我从未见面，却已经三番四次听过有关他的警告。他不时致电中心，谎称是L的表哥或朋友，打探L的行踪；也曾跟纵L到中心，恐吓要向她泼上漒水。中心的社工深信L的前度不只是说说笑，极有可能向L施害，L也曾多次因为前度的滋扰而被送到安全住所。可想而知，当L与前度还相恋时，L曾被多次施暴。
那时候的L，是位母亲，但同样也只是个孩子。
“你今天有看到我的母亲吗？”L哭干了眼睛，据说刚刚因为迟到，L被福利官重重训了话，面试延期。“母亲？”我困惑道。身旁的波兰同事I搭嘴道：“没有啊，今天不见她在中心呢。”看L走远，同事I接著说：“你记得有位较年长、长金发、说波兰语的婶婶吗？她也是中心的常客、还常常喝醉呢——她就是L的母亲啊。你有没有留意，她们有著同一个姓氏？”
我惊呆了，母女都是露宿者啊。大学念社会政策时读过的隔代贫穷，仿佛化成了真人般向我招手。父亲缺席，母亲是露宿者，自幼无家回归，年少时已经被伴侣家暴，究竟这个社会保障过L了什么，又给予过L哪些机会？
家庭暴力与牢狱
“活动室内有许多男人，我怕⋯⋯我怕不安全。我可以站在前台附近等吗？”F大概跟我年纪相若，身段纤细，看起来十分柔弱，粉绿色的穆斯林头巾整整齐齐地系在她发丝上。她是新来的访客，正在等与社工会面。“当然可以啦。我问问同事，看看有没有空置的房间，可以让你先坐下来。这里没有座位，而且人来人往。”F应该是看在我和波兰同事都是女生，才会觉得站在前台附近比较安心罢了。
“我有好消息！”平时忙得不可开交的短发社工，难得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了起来。“刚刚新来的F，我只用了一个上午，便为她找到短期住所。其中一间女性收容中心，刚好有一个床位，太好了！可怜的F，又是另一位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家庭暴力，长期位居令人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2021年的数字，英国近乎每五个被地方政府归类为无家的家庭之中，便有一个是因为家庭暴力。
四成无家女性亦指，家庭暴力是令她们无家可归的原因之一。不少经历家庭暴力的幸存者，面对伴侣精神及肉体上的折磨，往往要于咬实牙关、忍受虐待以求有瓦遮头，或者离开关系但同时失去住所、颠波流离之间，作出选择。向左走、向右走，似乎都走不到一条出路。
“可以请你们帮忙吗？我已经露宿几天了。”他叫T，个子不高，蓄著几乎是平头的短发，一脸灰白色的须根，说话轻声细语的。“噢⋯⋯今天社工人手有点紧绌，未必可以可安排会面，很抱歉呢。”“那我该怎样办？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T紧张了起来，一脸无助，但声音依然温柔。
社工经理刚路过前台，眼见我们四目相觑，便干脆问起了T的近况。“那你要打电话给你的假释官（probation officer）啊，他们有责任在你出狱前处理好你的住屋！”T向我借了电话，打给假释官，慢慢说起自己刚出狱便沦落街头的遭遇。然而，只见他越说越激动，声线急促，时而叹气，时而语塞，两颊通红。
“可以请你跟我的假䆁官说几句吗？”T几乎是红著眼无奈地问道。我接过话筒，电话另一头的假释官气势凌人，劈头便问我凭什么叫T向假释官要住所。“因为这是你们的责任啊⋯⋯”我一边压著怒气，一边坚持假释官应该早在囚犯获释前，为他们处理好住屋需要，过了良久，假释官大概发现我不能被敷洐过去，终于答应跟进。我放下电话，意气难平，我固然明白假释官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请地方政府帮助寻找住所，但是电话中的假释官明显是欺负T不懂政府政策，企图糊弄过去，完全推卸责任，只可怜本来已经焦急无助的T，被一再刁难，处处撞壁。
在中心工作的日子内，几乎每隔几天便会遇上遭遇相似的访客。他们锒铛入狱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但获释后的故事却几乎如出一辙。入狱之后，大多囚犯由于无法承担租金或按揭、或违反租约，失去本来的居所。坐牢期间收入菲薄。出狱时，如果没有假释官的帮助、又没有亲人可以依靠，释囚几乎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觅得居所。即使申请了福利金，住屋津贴亦难以负担得起伦敦昂贵的租金。向地区政府求助，䆁囚又往往因为不被列入“优先需要”类别，而被拒诸门外。
结果，英国每十名释囚中便有一位于获释当日露宿街头。无瓦遮头，亦代表释囚没有固定地址、无法接收邮件、难以为电话电脑充电、亦无法维持个人卫生——没有以上基本生活条件，从何谈起自我进修、寻找工作？这个声称要把人改邪归正的制度，仿佛把释囚放上了俄罗斯轮盘，被珠子找上的释囚，在重获自由的一刻，便随即流离失所、三餐不继。
相反，他们唯一的出口是一条回头路——每三位因为违反假释条件重新入狱的释囚中，便有一位为无家者；67%露宿街头的释囚于一年内再次犯案；暂住短期居所的无家释囚再犯率亦达54%。
伦敦West End赫赫有名的音乐戏《孤星泪》，讲述19世纪初的法国，贫富悬殊严重，主角因为家贫偷了一块面包，便身陷囹圄，出狱后即管立志洗心革面，面对贫穷失业歧视，走投无路下偷走了教会的银器却又被逮个正著……两个世纪之后的伦敦，仿佛还是照著同一个剧本，上演著一幕又一幕异曲同工的社会悲歌。
脱欧遗民与难民
“Dzień dobry! Jestem tu na śniadanie.”几位年长的clients 与我身旁的同事I飞快地说着波兰语。我固然一句也没有听懂，但却早已习以为常。中心里有不少波兰裔的常客，他们总是三五成群一起出现，有空便到前台跟I闲谈，我总是被搁在一旁，也怪不了他们，跟同说著母语的同乡打诨说笑，自然尽兴得多。
除了波兰，中心还有许多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拉脱维亚、以及其他大大小小欧盟成员的访客 。他们通常较为年长，英语比较蹩足。大部分人在英国2020年正式脱欧前，已经定居伦敦，但或因居留时间未够五年、或因无法负担移民费用，或因脱欧前未有登记移民资格，而尚未获得“定居身份”（Settled Status）。
没有“定居身份”的欧盟国民，难以获得英国福利保障，以无家为例，除非他们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在身、或是在学儿童的主要监护人，否则均不能申请地区政府的住屋津贴、或短期住所。
讽刺吧？无家保障只限有工作的人，让社会上最弱势旳人通通跌出政府福利网，也令这班来自欧盟国家的露宿者失去离开街头的可能——他们唯一的机会是等待慈善机构短期居所的宿位。
显然易见，政府的目的是要赶走在英的欧盟国民——尤其是东欧人。2015年，英国保守党意外地以大比数姿态胜出议会选举后，随即开展脱欧公投运动，口号为“拿回掌控权”（Take Back Control），右翼大张旗鼓地宣传脱欧能令英国重夺边境控制权，话里话外都是针对来自东欧的移民人口。右翼反移民的浪潮是英国脱欧派胜出公投的关键。
“桥唔怕旧，最紧要受。（方法不怕老，最重要有用）”2024年乃英国大选年。保守党面对国家经济衰退、生活成本危机，措手无策，人民生活捉襟见肘，怒声载道。根据最新民调，在野自由党以41%远远抛离24%的执政保守党。保守党故伎重施，过去半年，继续以反移民大做文章，意图重夺民意，脱欧后少了欧盟国民作代罪羔羊，保守党便向难民及寻求政治庇护者开刀（asylum seekers）。
保守党先针对冒险横渡英伦海峡的寻求政治庇护者，不理大部分偷渡者均为英国内政部认可的合资格难民，立法褫夺他们申请成为难民的资格，及后又花费巨额金钱与东非独裁国家卢旺达签定协议，企图将寻求政治庇护者放逐至卢旺达。本土之内，内政部以开支太大为由，要求寻求政治庇护者于收到确认难民身份书后七日内，搬出由内政部提供的住居。
为了逃离政治迫害、战争、或暴力的寻求政治庇护者，抵达英国并申请成为难民后，往往要经历极严格的考核及漫长的等待。等待难民身份的一两年期间，寻求政治庇护者不可以工作，仅凭每星期不足50英镑的救济金、及由内政部提供的住屋过活，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当他们终于收到确认难民身份书，却要于七日内迁离住所。
七日，即使是带著一生储蓄移英的香港人，亦不大可能于七日内在英国觅得居所，更何况是逃离战乱、而且已经一两年无法工作、没有工作证明、还来不及申请福利金的难民？收到确认难民身份书，本来象征着他们梦寐以求满心期待的新生活，现在却变成令他们流离失所的噩梦。政策出台后，全国露宿街头的难民数字大幅飙升，过去一个月仅仅於伦敦已经上升四成，伦敦市长警告，如政策不变，伦敦将成“纸皮城市”（Cardboard City）。
尾声
M大吵大闹：“等，我已经等了两个月，我还是睡在街上！我等不了，我真的等不了。”身形矮小、皮肤黝黑、一头短曲发的他，坚持要见刚好外出工作的负责社工，不论我怎样安抚，都无补于事。
还记得刚入职时，M已经是常客，却十分安静，通常吃过早饭，便在活动室倒头大睡，等到中心关门，便悄悄离开，从不生事。近一星期，M却越发暴躁，几乎每天早上都跑到前台咆哮一轮。事实上，负责社工已经三番四次向M交代过，可以办的手续、可以申请的帮忙，都全部办过，现在只可以等，等地方政府或收容中心的回音。
“再等下去，我真的宁愿死了算……”M哭了起来，让我也红了眼睛。在中心工作只是不到两个月的日子，我看著不少访客，精神健康急速转差，有些如M一样变得暴躁，有些郁郁寡欢，有些则渐渐丧失神志，活在混浊当中。磨人心智的露宿生活，如童话中的催狂魔一样，一点一滴地吞噬著他们的生命力……
“上星期你休假的时候，中心又报警了。”同事I淡淡然地说。是平时安静得几乎从不说话的D，在背包里塞了几块砖头，在中心吃过早餐后，忽然拿起转头狂砸活动室的设施，又袭击其他clients——“说是袭击，其实就是轻轻地踢了一脚。我们为了其他访客的安全起见，还是报了警。后来，他对社工说他在街上真得待不下去了，他宁愿回去坐牢……”
I说罢，我们对望了一眼，便都低下头来，默默工作。
1980年代戴卓尔夫人执政，开启了英国以新自由主义挂帅的时代。2015年保守党于大选中取得议会大多数后，越发右倾，福利国家一说荡然无存。政府论述鼓励各家自扫门前雪，个人成败全靠自己付出多少，所以穷人偷懒没饭吃也是“自作自受”。今年入秋以来，先有英国首相辛伟诚大声疾呼要提高福利金门槛，要求“偷懒”的人必须工作，后有刚被辞退的内政大臣柏斐文指“无家可归乃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Homelessness is a lifestyle choice）。相似的论述由上而下，从最具话语权的国家领导人，散播到以下每一个阶层，每一句都是指著穷人露宿者的鼻子，大骂“你们活该”。
骂人容易，骂人不但替政府摆脱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人民的责任，还会为我们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不懒惰，所以我不会沦落街头。然而，朝朝暮暮坐在前台、看著新旧访客来来往往，我知道每一位露宿者身后都藏着一条共同的主轴——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不论是生活成本、隔代贫穷、家庭暴力、司法制度、还是移民政策，都如不可抗力的巨轮般，把他们一个又一个辗到社会的边缘，边缘的尽头便是沦落街头。饥餐露宿，不是他们被社会边缘化的原因，而是他们被边缘化的结果。
一星期后，中心又报警了，情节严重得多，而我亦身处其中。事故之后，我每天上班也不自觉地惴惴不安，深怕类似的事故会再次发生，更怕下一次会有人命伤亡。男朋友天天劝道，与如担惊受怕，不如辞职罢了。我却舍不得朝夕相对的访客们，更担心中心人手短缺，我若不上班，必定有一段时间无法开放。不久之后，中心雇上了长期工，我便递上了辞职信，转到另一间NGO，担任幕后的传讯工作。
执笔之际，伦敦的温度降至零下二度。男朋友躺在沙发上，笑说要下雪了吧，我查过天气预报，嘟著嘴道，这几天天晴呢。冬天，于我们是要下雪了吗？对露宿者而言，却是挨得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