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注：此文显然是以全球化城市中产阶级的角度来分析叙事。
「地方派系在台湾是几十年演变的政治现象，要说是台湾“民主之瘤”也不为过。」
江昺仑
【编者按】2024台湾大选白热化，明年1月13日，台湾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以及113席的立法委员。在此次大选中，先有蓝白合的在野整合协议，而后破局，然而在过程中，包含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民众党柯文哲，甚至是原欲采取独立参选的郭台铭等，多次前往台湾多县市拜会地方派系要角，也出现地方派系“多方押宝”的现象。
例如，上半年多次公开力挺郭台铭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在8月初宣布退出国民党，此前，他曾连续二日陪同郭台铭与柯文哲拜庙。谢典霖的胞姊谢衣凤，为现任国民党秘书长、现任立委，并在本届大选中争取连任，其对手为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其母郑汝芬曾任国民党立委，谢家为彰化地区具有深厚政治实力的地方派系，此次大选，谢家易被认为是“多方押宝”。
即使，在总统的层级上，地方派系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从区域、不分区立委，以及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依然难脱派系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地方派系”原是中性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然而当地方派系成为垄断地方政治资源的团体，并透过恩庇侍从体系进行利益交换，其所冲击的，更是台湾民主社会的根基。尤其，在地方派系与中国统战系统结合下，亦成为台湾当代地方政治的难题。要如何突破这样的困局，作者提出“找回中介阶层”作为行动策略；此前，我们得先从台湾的日本殖民时期开始，认识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及演变。
在台湾的选举当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地方派系”。除了总统大选受地方派系影响较小之外外，从分区、不分区立委、县市乡镇市首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民代表的选举，都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关系。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误会，本文会用偏向历史及理论的方式来解析。
过去我曾任彰化县溪州乡公所机要秘书近三年，今年也合著出版《台湾地方政治读本》一书，对于基层政治有些微的心得。在此，本文将以台湾浊水溪流域两岸的地方政治现象，来解析选举与派系的关系，并跟读者们讨论，如何突破这个桎梏。
首先，先探讨地方派系的定义：在人类社会当中，“拉帮结派”是正常的现象，任何团体里面都会有次团体，而次团体的结合运作，也都是仰赖人情义理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地方派系”原本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只要有政治，就会有派系。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要强调“地方”，是因为台湾在1960年代以前，还是个以农业为经济主力的社会，都市化程度不高，交通运输也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社会就近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谈到的“差序格局”。费孝通的观察是：“（农村）在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著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简单来说，就是人情义理先于现代国家法治、私领域的关系远大于公共事务。
在人情义理至上的乡村社会，形成了一种“道德经济”，特别是台湾这样的移民及小农经济的社会，因为劳力密集，几乎所有工作需要仰赖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协助，所以最终万事万物都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秩序，都可以用地缘血缘、人情义理来衡量。
而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台湾农村算是通则。到了日本殖民时代，台湾人虽然已经被动接受了“国家”及“公共事务”在私领域之上的现代观念，但还是有许多台湾总督府无法控制到的、十分细微的日常政治部分，还是必须仰赖传统的道德经济系统来处理。
所以，总督府除了透过强势的警察制度来控制台湾社会之外，还需要“地方头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仕绅来协助治理，因此许多地主仕绅就被赋予“保正”、“甲长”等职务，类似于现在的村里长。地主仕绅除了收取租金、出任公职之外，还必须担任“公亲”的角色，负责解决各种家族问题、人情纠纷。这样的文化，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渐变成了地方民意代表请托、关说的“选民服务”。这也形成了台湾地方派系的基本格局。
战后地主仕绅的没落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时代作为政府及佃农中介的地主阶级，让国民党政府更方便于实行极权的社会控制。
但是，光是道德经济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在民主化、现代化之后，地方派系为什么还是这么强势？这就要另外从二战后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国民党恩庇侍从体系”，以及农产业衰落来说明。
日本时代，台湾的农村土地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地主手上（以及各地的制糖会社），地主掌握了农村的经济，同时也掌握了地方话语权。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前夕，全台农民将近六成是佃农与半自耕农（佃农就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半自耕农是即使有土地，但还是要租地来种田养家活口的农民）。
而当时的地主阶级，以及医生、教师等中产阶级，集合成新兴的社会菁英网路——总督府优先培养殖民地的医疗及教育专业人才，因此直到今日，医生、教师在老一辈人眼中，威望还是很高，还是会有人用日语称呼他们为“先生（せんせい）”。
1920年代带来台湾文化及政治启蒙思想的“台湾文化协会”，就是由这一批菁英所组成。例如，文协的精神领袖林献堂是中部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而北部的蒋渭水是医生、台南的蔡培火、简吉（农运领袖）原本的职业是老师、彰化的赖和、李应章也都是医生。大抵上台湾在1920年到1940年代，社会上的中流砥柱不出这群人。
但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台湾有大批社会菁英惨遭国民党屠杀；许多年轻人不满国民党暴政，私下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而引发1949年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大清洗，异议人士几乎被扫除一空，战前诞生的一批现代知识菁英，多数就此隐遁、噤声。
另外在1949年前后，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政府全面实施“土地改革”，透过土地改革，将地主土地大量释放给佃农，带来几个重大影响，彻底改变了战后台湾的经济、政治生态：
第一，地主阶级的消失。经过土地重分配后，地主一夕之间失去了大量收租的土地，等于失去了对于农村的掌控权。虽然国民党有将四大公营公司的股票配给地主（注1），但多数地主并不熟悉工商业经营，所以多数地主依旧在经济上损失惨重，政治话语权也一落千丈。
再者，自耕农变多。土地改革之后自耕农突破六成，几乎每户农家都可以分配到一块小小的土地。如此一来，每个农民都掌握了一小块零细土地，让这些小农户士气大振，不但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消除了战后农村的不安及动乱。
不过虽然小农们摆脱地主控制，却很难集合起来议价或决定市场产销。而此时政府透过农会制度（国家高度控制的农民团体）以及粮食制度（国家以不平等、强制的方式向农民“换取”大量粮食），完全控制了农业经济。
以及，农民遭政府剥削。土地改革之后，佃农拥有了土地，成为“微型地主”（拥有土地不足一公顷，难以透过农业养家糊口）。因此虽然农民士气大振，但政府同时以“随赋征购”、“肥料换谷”等制度向农民征收稻谷，导致农村虽然生产力提高，但农民仍旧贫穷。直到1960年代末期，加工出口区设立后，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边缘，农村大量青壮人口消失，传统的社群秩序也随之衰颓。（注2）
总而言之，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时代作为政府及佃农中介的地主阶级，让国民党政府再也不必透过地主，就能直接掌控所有的农户，更方便于实行极权的社会控制。并且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高压手段来剥削农民，将劳动力挤压到工厂去，虽然造就“经济奇迹”，但农村却与日衰颓（无论在经济上或者文化上）。相对地，传统地方仕绅的影响力就更加式微。
李应镗及仕绅们的故事“遇到这种土匪政府，祖先财产要怎么保得住？”
上述历史背景可能比较抽象，接下来举一个西螺仕绅李应镗的故事，可以作为经典的案例：
台湾的浊水溪中段（注3）由于河面宽阔，非常难以造桥，所以日本人在兴建南北向的铁路纵贯线的时候，只能从东侧的二水绕过去，这也影响到了西螺及北斗日后的经济发展。在日本时代，浊水溪两岸仕绅不断请求政府兴建大桥，但由于工程浩大、所费不赀，所以日本人在1930年代末期初步兴建了桥墩之后，就因为东亚战争下经费短缺而停工。
西螺当地有一名仕绅李应镗（注4），在1948年至1951年担任西螺镇长。当时他在镇长任内，不断请求政府恢复大桥工程，解决当地南来北往的交通问题，不过当时政府财政窘迫，无力负担造桥经费。后来李应镗直接写信给“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ECA）请求美援，获得美国应允资助，蒋中正也同意兴建（注6）。西螺大桥终于在1953年1月完工通车，为当时欧亚大陆最长的公路大桥。
完成这一项伟业的李应镗，就是日本时代典型受过现代化教育、学养兼备、且对乡里充满责任感的仕绅。不过根据李应镗的女儿李雅容所写的《西螺大桥：我的父亲李应镗》一书。二战争结束后，家族陆续遭到征购大户余粮（强制跟地主征收稻米）、土地改革等经济压迫，导致家中原有100多甲（1甲大约等于1公顷）的土地，被征收到只剩1.5甲，使得李家陷入经济上的困难。
李雅容说，李家土地被政府收走后，只换来实物债券及四大公司的股票（1股10元）。实物债券就是可以每年领到稻谷，但没什么价值。李应镗是经济系毕业，认为股票是重要的资产所以没有出售，但除了台泥之外，其他公司的股价直落，李应镗过世之后，股价剩下原先的一半，大约5元左右。李雅容形容当时状况：
等到父亲领回了一堆形同废纸的实物土地债券和股票，阿嬷当场昏倒。经过急救醒来后，嚎啕大哭，老泪纵横：“遇到这种土匪政府，祖先财产要怎么保得住？”（台语）
除了经济上的压迫外，李应镗也面临了政治迫害。西螺地方人士因为在二二八事件时参与了攻击虎尾机场的行动，许多青年仕绅被逮捕。李应镗冒著生命危险与军方沟通（嘉义仕绅陈澄波，因为与军方谈判而惨遭枪杀），营救出不少乡亲。但经过二二八之后，原先的西螺镇长廖万来因余悸犹存，不愿再参与公众事务，所以后来乡民代表们就强推李应镗接任镇长。
1951年，白色恐怖最肃杀的时期，李应镗因为不愿意把镇长宿舍出借给军官，遂遭诬陷，被指控与廖文毅共谋（注5），遭保安司令部逮捕监禁，西螺也有十余人遭到牵连。其妻陈劝四处奔走，包括向李应镗的旧识，台湾省议长黄朝琴、省副议长李万居、蒋纬国（蒋中正养子）等人求情，终于让李应镗交保返家。但李应镗身心俱疲，后来向子女失望地说到：“离开台湾，越远越好！”
在经济上与政治上双重的压迫之下，像是李应镗这样的地主仕绅阶级，对于国民党统治十分失望，许多人要不就是隐居遁避（例如林献堂远走东京）；要不就是退出政坛，认真经商；要不然就是继续担任公职，但不再从事任何政治及社会运动。因此在党国威权体制之下，原本的地主仕绅阶级逐渐退出地方的公共领域，直到1980年代之后，传统地方菁英的影响力几乎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恩庇侍从体系”下，与国民党合作的土豪劣绅。李雅容透过父亲的视角，描述了这个戏剧性的过程：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贪污、腐败，无法收服人心，更无法获得地方仕绅支持。于是开始在各地培植角头势力，以对抗仕绅阶级。当时西螺有一江湖人士林X权，就是国民党大力栽培的代表人物。
传统仕绅式微，西螺政坛就遭到角头黑帮染指。例如韩国瑜的岳父、西螺出身的前云林县议员李日贵，就是因挖采浊水溪砂石而崛起；而国民党籍的西螺镇民代表会主席林马义也是黑道角头，长期组织帮派、鱼肉乡民，终于在2012年遭警方逮捕。这些案例可能都是云林地方派系的冰山一角。
西螺镇不是孤例，浊水溪的北岸，彰化二林的“林派”（注7）开山大老林炉，虽然在地方上极有影响力，但根据其子林仲垚回忆，国民党情治人员天天到他家泡茶，监控林炉，因此林仲垚对政治十分恐惧，所以后来转到银行界服务。
彰化北斗也有殷实的林氏家族（连战的姻亲家族，林伯奏娶了连横长女连夏甸）。家族成员也非常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例如林伯廷曾经参加过台湾文化协会；林伯余曾任四届台中州协议员、北斗区长；林文腾曾担任北斗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总务部长等等。但是战后基于上述政治与经济因素，北斗林家转向商场或低调从政。
而北斗邻近的地区溪州乡，因为台糖总公司从1955年至1970年迁移至本地，搬来了诸多高阶的糖厂人员，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溪州街上出现了许多电影院、餐馆及旅社，乃至地下经济。溪州人谢言信就在这样的荣景下，从“街头”起家，经营起瓦斯业及其他地下经济产业，进而在1980年代选上省议员、成为一方之霸。
其家族第二代，如媳妇郑汝芬当选国民党籍区域立委、孙子谢典林成为彰化议会议长（30岁就当上议长）、孙女谢衣凤继承郑汝芬位置成为现任立委，并在此届大选与前北农总经理吴音宁竞选连任。家族还经营地方的有线电视系统（垄断的）、瓦斯业、房产业、地下经济等事业，甚至还跨足教育，承包了北斗的社区大学。
战后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过程让土豪谢言信崛起，谢家取代了北斗仕绅、通吃黑白两道，成为彰化南部最大的地方势力。
地方派系的人情交换与寻租政治人物可以将公共利益、公共财调换成“私人关系”，并且将此利益私下回馈给自己桩脚，桩脚再以金钱或社群动员作为回报。
在都市、直辖市长大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地方派系的金权手段。但直言之，只要在政治经济发展上有很多模糊地带，地方派系就能透过“寻租”（rent-seeking）的方式，创造出“超额利润”。例如台大社会系教授陈东升所写的《金权城市》一书，就是描述80、90年代台北汐止地区，因为都市计划变更而出现的超额利润，进而产生各种政商、黑金勾结炒作土地的现象。
黑道会透过暴力，去占领具有超额利润的事业，这很好理解。但白道（政治人物）呢？政治人物可以将公共利益、公共财调换成“私人关系”，例如民代透过关说、施压改变公共政策，并且将此利益私下回馈给自己桩脚，桩脚再以金钱或社群动员作为回报。
浊水溪因为水流湍急，容易淤积，所以以前浊水溪河床的砂石是“天然黄金”，是品质相当良好的营造业原料。许多“有势力”的角头，都会在河床两岸挖取砂石来牟利，前述韩国瑜岳父就是一例。而中下游的彰化县在全面禁止采砂之后，上游的南投县仍然因为有清淤防洪的需求，还是有大量业者在采砂，县府规定砂石业者要缴交回馈金，作为县内学生免费营养午餐的经费来源。所以南投的砂石业者，对于县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前国民党籍县长林明溱，其机要秘书就是由砂石业相关人士所担任。
再举个彰化溪州乡的案例。当时有一个民进党籍的村长，他家里的生意因为劳资纠纷，不断遭到彰化县政府劳工处稽查。村长不堪其扰，就来找乡长、秘书陈情，但基于法治原则，首长也不能阻止公务员依法行政。后来村长很不满民进党的“效率”，就去找国民党的县议长、谢家第三代的谢典林陈情，结果没多久就“处理”好了。过不久，村长就在选举当中，倒戈到国民党阵营去了。
这还是个很小的案子，溪州乡还有更多荒谬的故事。例如说在90年代，国民党籍的溪州乡长为了处理垃圾问题，在浊水溪河堤内（河床上）盖了一座垃圾掩埋场。这座垃圾掩埋场由乡公所经营，除了乡内垃圾之外，也会收外地的废弃物，并收取处理费。
当时一车车的卡车载著不明来源的废弃物进到掩埋场，管理员在过磅区收现金，且没有列入公所帐目中。外人只知道当时乡公所变得非常有钱，乡长还帮每个员工订制了西装外套。后来住在附近的居民发觉很多运来的垃圾是不合法的事业废弃物，发动抗争，强迫乡公所关闭掩埋场，但乡公所并没有被调查、也没有公务员受到惩罚。
当时收受不明废弃物来营利的乡长吕炉山，属于谢家的派系，后来一路高升，当到彰化县农田水利会会长。
从此掩埋场就这样弃置、没有经过正常的处理、复育程序，在浊水溪河床留下了一个超大型的“垃圾天坑”。每一次台风，垃圾场的污水就很有可能溢流出去，但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没有单位有能力、有意愿处理。而2008年左右，当时立委，谢家的郑汝芬提出复育计划，但当地居民不放心让谢家处理，所以反对计划，就停摆至今。2017年的时候，垃圾场还发生大火，燃烧了超过一个礼拜，黑烟臭味飘散了半个彰化。
后来民进党籍的乡长黄盛禄，为了彻底解决掩埋场问题，就想到将六公顷垃圾掩埋场整理成太阳能发电场。一来可以发展再生能源，二来可以透过售电的利润来整治垃圾场。不过乡公所邀请了许多光电厂商来研究，许多专业大厂因为考量地点条件不良而打退堂鼓。最后终于有一间光电厂商愿意承包，他们私底下打电话给乡长：“让我们做，我们给你五百万。”乡长听了吓了一跳，赶紧拒绝厂商，从此之后他就不愿意再提光电场的计划。
后来乡长跟我表达他对现况的不满：“乡长要捞钱真容易啊。你看其他乡镇都在改LED路灯，每根乡长都抽成，全乡上千盏路灯他可以赚多少？”
不只是政治人物自己赚钱，一般地方派系，也会让这些利益“雨露均沾”，例如透过围标工程，指定特定厂商得标，让底下党羽也可以分到好处。这就是占有公共资源，把利益变成私相授受的过程。不只是台面上的地方派系成员可以分得好处，一般民众也可以因为得到各种公共财的回馈，进而支持特定政治人物。
例如溪州乡水尾村因为有焚化炉，每年回馈金可以分到一千多万，亲国民党的村长就透过分配回馈金的权力，垄断了地方的话语权。例如他可以透过回馈金，招待乡亲出外旅游来换取支持。而村里比较亲民进党的“社区发展协会”并不同意村长的做法，经常与村长派争执，每次开村民大会时，更是剑拔弩张到需要警察在现场坐镇。这座人口才一千多人的小村庄，村里就分成两个水火不容的地方派系。
或许会有人疑惑，这些利益要如何转换成选票？政治人物虽然有笼络选民、贿选行为，选民可以收钱但不投票给他啊？
地方派系因为长期把持公共事务，对于乡里的人情网络、社群结构非常熟悉（甚至比你都还熟悉）。派系的基层人员，如村里长、宫庙委员、基层公务员，因为经常在社区走动工作，协调大小事务，所以对于家户状况都非常清楚。地方派系会透过这些基层人员去清点人头，哪一户有几票、政治立场为何？他们都可以摸得相当精准。
比方他们知道A户是对手的铁票，就不会向A户买票；他们会向没有立场的B户买；或者自己人的C户买票（确保C户选票一定会投给自己）。而且买完票都会有秘密清册，会依此派人在投票所周围“点名”，确保每个投开票都会开出买来的票数。
例如溪州某位长者跟我分享：今年8月北斗镇长补选的前一个礼拜，有地方桩脚跟他聊天，说“清点”地差不多了，你们民进党的候选人能拿到2XXX票。结果投票结果出来之后，长者吓了一跳，因为最终票数跟桩脚计算的几乎一致。
地方派系将公共财转换成人情义理，乡民再透过选票回馈给政治人物，数十年发展下来已经是坚固的网罗，牢牢掌握著地方政治，选举反而成为一种“合法化”、漂白的管道。
而近十多年来，由于中国崛起，国台办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渗透到农村地区当中。许多统战活动都以经济、文化交流之名，透过地方派系、宫庙组织来运作。因此地方派系与中国统战系统的结合，又形成当代地方政治难解的困境之一。
把中介阶层找回来真正的关键是地方中介阶层的衰退。
因为地方派系都是用人情交换的方式在控制选举，所以层级越高的选举，对于地方派系就越难掌握。例如总统及县市首长选举，因为选区太广、利益太杂、人头太多，而且会有很多人返乡投票，这些都是派系无法掌握的变因。所以像是溪州乡，乡长、议员、代表、村长等基层公职，多数都会由国民党包办，但在总统选举方面，民进党蔡英文就可以拿到六成以上选票（2020年蔡英文于溪州乡得到62％选票）。
在外地的年轻人，因为平常没有跟地方派系往来的人情基础，地方派系也没办法清点到他们的人头，所以返乡投票的人一多，选举结果就很可能“翻盘”，这也是2014年地方选举民进党可以获胜的原因之一。
不过，不可能每次选举都遇到像2014年三一八运动、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争那样的契机，地方政治要彻底改变被土豪劣绅掌控的命运，就是要把“消失的中介阶层”找回来。
何谓消失的中介阶层？就是农村的菁英阶层在战后逐渐式微后，加上都市化、工业化的因素，农村的青壮年人口流失，目前台湾农业从业人口平均年龄是64.4岁（2022年农业普查）。年轻人认为农村是没有前途的地方，所以城乡之间就变成了一条“单行道”，农村子弟只有出去、不再回来。而返乡、留在乡下的青年，反过来被认为是“没出息”、是失败者。例如林生祥在〈风神125〉这首歌谣里面唱到：失意的年轻人骑著机车返回故乡美浓，一路上祈求土地公把路灯都切掉，不想让乡亲看到他归乡的模样。
而台湾中部地区，由于台中大都会的快速发展，附近的彰化、南投、苗栗年轻人若是对故乡环境感到不满，不需要花心力去跟地方派系对抗周旋，只需要移居到大都会就好。这就造成地方政治的恶性循环：地方公共服务品质劣化后、年轻人更不愿意留在地方，造成地方更加劣化，居民就越需要政治人物的特别“关照”，最后让派系更加掌控公共事务。
公共资源越是匮乏的地方，就越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很多乡民会嘲讽“苗栗国”、“南投国”，就是因为这样的恶性循环。
所以，真正的关键是地方中介阶层的衰退。而这些中介阶层并不只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地方创生的社区工作者，原本地方所有公共事务，都需要优秀的人才、年轻的新血去推动，无论是乡公所、农会、学校、社区发展协会、民间信仰组织、乃至各种工商机构的服务人员，都算是中介阶层。
大多数关心农业的人都有共识，如果要增加农业的产值，农村一定要走向“六级产业化”，就是农村在发展一级产业（农林渔牧）之外，还要加上二级产业（工业）以及三级产业（服务业）。例如二林地区是很有名的葡萄产区（一级），那么加入酿酒的酒庄（二级），并且引入旅游、品酒的服务（三级），就能大幅提升农村的产值。但要发展二、三级产业，势必须要很多优秀的人才，进行技术改良、推广行销等工作，就是所谓的“把中介阶层找回来”。
这些观点并不是空谈，已经有很多人在尝试，找一条“返乡”的道路，把中介阶层嫁接回到地方去。
例如苗栗苑里的刘育育，原本她是一名到台北读书的年轻人，因为接触到社会运动后，返乡参与“反风机运动”（风力发电机距离民宅太近，居民发动的抗争）。在运动过程中，刘育育及伙伴林秀芃等人，意识到他不是一两场社会运动就能改变地方结构，于是他们选择留下来推动社区营造，开办“掀海风”书店、办活动、保存文化资产、推动社区关怀等工作。
刘育育及伙伴们持续在推动苑里市场保存及重建（市场虽然是历史建筑，但于2018年遭大火焚毁），过程中他们与许多居民讨论、办了许多活动，他们以市场为核心，重构了苑里生活与文化的想像。于是刘育育于2022年参与镇长选举，竟然出乎众人意料之外，以55％的得票率打败了代表传统势力、打算连任的镇长刘秋东（刘于2023年6月因镇长任内涉嫌贪污遭到收押）。
2022年地方大选，保守势力大胜。刘育育的当选可说是地方政治上最大的突破，象征没有势力、没有背景的年轻人，透过踏实的地方公共服务，与镇民一起对话、工作，还是有机会可以战胜强大的地方派系。
不过，也是有令人遗憾的案例，在同样地方大选中，年仅30岁的云林县议员廖郁贤连任失败。廖郁贤出身农家，在2014年三一八运动之后投入政治工作，2018年代表政党“时代力量”参选云林县议员（注8），在没有派系支持下，竟获得6,179票当选，成为云林县最年轻的女性议员。
廖郁贤当选之后，才知道原来云林“张家”（前县长张荣味家族及其派系）的势力如此庞大，从县长、议会、农会、各地组织都是张家人马，一名年轻的议员如何能跟盘根错节的派系网路对抗？她卸任后写〈云林，派系就是王道〉一文，提到：“今天的云林县，从议会到县府各局处室，都已统一在县长意志之下，未来对于预算的把关，恐怕也只是象征性的程序。”
而她在另一篇〈只有地方派系能参与的球赛〉点出困境：
青年参政者的困境，尤其又不是派系推出的傀儡时，是很难以进入这些组织地方角力的，笔者任期间，最常遇到的是被问“你怎么又来了”，看到别人那些赠送金钱或礼物、办桌绑桩或造势，部署资金比政见会与文宣有用。
廖郁贤虽然落选，但还是持续在地方深耕。她在斗六成立“圆仔花独立书店”，招募有相同愿景的青年，一起来为家乡服务。并且不断透过 Podcast、网路媒体发声，希望能把云林的地方消息传播出去。或许经过廖郁贤及伙伴们长期耕耘，云林人还是能找到破口，未来还是有翻转家乡的可能。
地方派系在台湾是几十年演变的政治现象，要说是台湾“民主之瘤”也不为过。但我最后举的两个例子，就是希望读者们不要灰心，台湾各地还是不断有青年志士在地方奋斗、对抗派系。
或许未来随著台湾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地方派系有机会在几十年后，逐渐被被“新陈代谢”掉。只是目前人数还不够多、地方的公共领域事务还是需要更多优秀人才一起推动。
注1： 即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与台湾农林公司，这些公司都是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时代的会社“接收”并整合而来。原本是公营公司，土改时出让股票来补偿地主，成为民营公司。
注2：值得一提的，传统社群秩序衰颓并不一定是坏事。比方说在性别平权方面，都市生活及核心家庭的兴起，年轻人得以逃离地缘与家族的桎梏，改变了传统重男轻女等传统文化。
注3：台湾第一长河浊水溪发源于中央山脉，由于山高水急，所以会挟带大量的泥沙，因此冲积出了非常肥沃的浊水溪平原，范围大致上是南彰化到北云林这一带，过去是非常富饶的稻米之乡。连结浊水溪南北两的城镇，西螺与北斗，由于贸易的关系，自清代以来就相当地繁荣。
注4：李应镗（1909-1959），西螺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经济系，返台后经商，担任过台南州米谷信用贩卖利用组合组合长等职务。战后先后担任过台南县参议员（当时西螺隶属台南县），以及西螺镇镇长，为西螺大桥建设最大推手。但遗憾的是，李应镗先生因为四处为地方公共事务奔走，加上疟疾宿疾，因此大桥通车后六年就逝世了。
注5：廖文毅出身于西螺的大地主家庭，家道殷实。1935年廖文毅获得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工博士，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高学历知识份子。但廖文毅战后开始从事台独运动，到海外成立台独组织，1956年于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并就任大统领。战前廖文毅曾经和哥哥廖文奎一起在西螺经营“大承信托株式会社”，并请李应镗担任常务董事。也因为这层关系，白色恐怖时期李应镗被视为廖文毅同党而遭逮捕监禁。
注6：原本台湾省政府认为大桥太贵、需要太多钢铁，不打算动工。但李应镗透过朋友蒋纬国协助，直接向蒋中正陈情。蒋中正终于同意兴建。
注7：党国威权时期，国民党党内的地方派系，经常分成多派，例如彰化有红派、白派；高雄有黑派、白派、红派等等。不过1979年美丽岛事件到民进党创立之后，地方选举从原本的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逐渐转变为蓝绿之间的对抗。
注8：廖郁贤于2022年退出时代力量。后改加入民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