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暗 蓝
2023年3月24日，为纪念阿尔帖亭洞窟屠杀惨案发生七十九周年，意大利现任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等人出席了在罗马郊外举行的哀悼仪式。然而并未出席这一仪式的意大利现任总理、右翼联盟意大利兄弟党主席焦尔吉娅·梅洛尼的致辞却引发争议。当她表示“这次大屠杀是我们国家所遭受的最深痛的创伤之一：三百三十五名无辜的意大利人仅仅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而遭到屠杀”，多位意大利政治人物第一时间抨击了这一言论。“不，梅洛尼总理，三百三十五人在阿尔帖亭洞窟被屠杀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绿色左翼联盟议员尼古拉·弗拉托扬尼在推特上写道，“因为他们是意大利人、反法西斯人士、犹太人、游击队员，反法西斯（ANTIFASCISTA）才是关键。”（相关原文引自安莎社[ANSA]2023年3月24日报道：Fosse Ardeatine, Meloni: “335 italiani innocenti massacrati solo perché italiani”. Anpi e opposizioni attaccano）
尽管阿尔帖亭洞窟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几十年间，围绕这一悲惨事件的争论与争议始终未曾断绝。其中既有如梅洛尼总理发言引出的受害者身份问题，亦有滥用这一事件的细节煽动仇恨情绪的恶劣做法，如2007年12月意大利政客吉奥乔·贝蒂奥在谈论移民问题时公开表示，“若移民伤害意大利公民，我们不妨采取纳粹党卫军当年的手段，让他们以十抵一”（路透社[Reuters]2007年12月5日报道：Italy politician urges Nazi policies for immigrants）。他谈论的正是纳粹炮制阿尔帖亭洞窟屠杀所遵循的报复命令——当1944年3月23日意大利抵抗组织“爱国行动组”发动袭击，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纳粹司令部随即宣布“以十抵一”，这才有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三百三十五名受害者的暴死。
基于此，原书出版于2005年的《命令已经执行》时至今日仍未过时。“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第3页）关键在于，纳粹方面针对抵抗运动的报复来得如此迅速，然而血债血偿的逻辑从来都不会带来终结，而是撕裂的展开与延续。暴死与屠杀的无差别性意味着死亡不再归属于个人，进而使得切实的悲剧沦为景观，为公共场域中的众人所争夺甚至亵玩。而本书作者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通过大量口述史料重述这一事件本身及其余绪的努力，正是为了将意义还给个人。从学术角度上说，波尔泰利继承了自《奶酪与蛆虫》以来的微观史传统，然而对他自己——“皮洛·阿尔贝泰利这位最著名的受害者曾是我母亲的哲学老师；而我家的房子，正是建在另两位受害者马里奥·卡佩奇和阿尔弗雷多·卡佩奇小时候追逐打闹的那块场地之上……我班上的一个女孩，她的祖父就死在阿尔帖亭”（10页）——而言，这是他务必拾回的历史碎片。唯有当个人的真正归属个人，我们才能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才能让共同体真正成立。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由“爱国行动组”策划并执行的拉塞拉路炸弹袭击以及接踵而至的阿尔帖亭洞窟屠杀，发生在“不设防”状态下的罗马。根据1907年《海牙公约》，在战时状态下，当一座城市宣布“不设防”，进攻一方可以和平占领该城，但不得采取任何方式对其进行攻击。二战期间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座城市都曾宣布进入“不设防”状态，但随着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于1945年拍摄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a, città aperta）作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开山之作被奉为影史经典，罗马几乎成为这一概念的代表。影片并未直接讨论何为“不设防”，但通过表现二战尾声德军占领下罗马城民众的生活及其抵抗，“不设防”背景下的平民意志得到充分升华，集中体现便是片尾因协助抵抗人士被捕、慷慨赴死的神父的遗言，“死并不难，难的是负重生活”——在他身后，是一群孩子互相搀扶着离开行刑地，他们将带着沉重的记忆迎接胜利与新生活。
然而现实总要复杂一些。1943年8月14日，在遭受盟军第二次猛烈轰炸之后，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墨索里尼政府在同年7月25日刚被推翻——宣布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希望该城可以免受盟军与德军双方军事行动的影响。然而盟军并未接受这一声明，德军则在9月11日占领罗马后，宣布罗马为“战争领土”，并在9月23日派出空降军突袭罗马城市总部，逮捕了守军司令卡尔维将军。换言之，“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始终只是一厢情愿的主张，作为“一座被占领的城市与自己过去脱钩的口号，却从未得到盟军承认。德国人也从未如此对待罗马，而是将其当作开往前线的车队的中转站、德国士兵休整的地方，以及为战壕和德国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的人矿”（174-175页）。
“不设防”换来的只是更进一步的伤害与屈辱，这便是阿尔帖亭洞窟屠杀的背景，也是罗西里尼的电影不曾直接表现的部分，尽管片中的主角如神父身上显然有多位曾参与地下军事组织，日后被捕就戮的罗马神职人员的影子（如死在阿尔帖亭洞窟的彼得罗·帕帕加洛神父、在布拉韦塔堡被处决的朱塞佩·莫罗西尼神父）。抵抗是被动的反应，然而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都会被定义、想象成主动的选择：
是的，如果能在死后知道他为何把炸弹扔在拉塞拉路，当然好。他说“我让意大利恢复了尊严”。他在说什么呢？罗马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利亚娜·吉廖齐
朱塞佩·博尔贾 罗马，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既不被美国人，也不被德国人尊重——事实上，我们是他们的奴隶，仅此而已。你是什么意思，要来统治罗马？你是谁，希特勒——世界的主人？他们把我们当作奴隶，你不能说话，一个字都不能说，如果你听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那就糟了。什么都是秘密，一切都应化作沉默。生活就是耻辱，加上饥饿和贫穷。我们每天只吃一百克面包。买土豆的队伍很长，买烧饭用的煤也要排长队。然后是对另一次空袭的恐惧，在第一次空袭之后，我们像地鼠一样奔跑，害怕被埋在废墟下……（173页）
利亚娜是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受害者罗莫洛·吉廖齐的女儿，朱塞佩是另一位受害者米凯莱·波尔贾的儿子——他的母亲死于1943年7月19日盟军的空袭。罗马人别无选择，他们的生活被德国人占领，而他们的天空亦被遮蔽。在令人窒息的双重威胁之下，抵抗运动与其说是为了虚无缥缈的胜利或是尊严，不如说只是为了“上来透口气”（乔治·奥威尔语）。拉塞拉路的爆炸是对无从反抗的暴力的反馈——然而在真正承受暴力的人们开口言说之前，旁观者从未接受这一理由。
历史，延续万年的丑闻
所以旁观者接受的是怎样的理由呢？如果把拉塞拉路的袭击视为英雄之举，那么阿尔帖亭洞窟的屠杀便是邪恶的反扑——要完成一出伟大的悲剧，殉道者自然必不可少：
《罗马观察报》将阿尔帖亭洞的死难者描述为“被牺牲的人”。从那一刻起，牺牲和殉道的隐喻就主导了回忆的声音。1944 年的进步杂志《信使》专门介绍了罗马被占领的情况，其中一位署名F. G. 的作者写道:“充满恐怖的黑暗的日子，因英雄的牺牲之光而略显明亮。”然后，他将阿尔帖亭洞窟的死者同躺在罗马周边乡村地下的圣徒和殉道者联系起来。（332页）
将屠杀所带来的死亡神化成“牺牲与殉道”，使之成为某种隐喻上的纪念碑，从而免受时间的影响，这样的做法常见且看似无可厚非。然而神化这一动作本身便隐藏着意义偏移的危机：“……‘被牺牲了’，仿佛他的圣洁来自谋杀他的人。……另一方面，当受害者被赋予一个积极的角色时，他是一个自愿的祭品。甚至在最高尚和最真诚的版本中，殉道者的形象也倾向于将谋杀变成礼物。”（335页）死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与生者隔离开来，而屠杀反倒成了他们虽悲惨但必须承受的命运。
我们当然不难看出其中的荒唐，然而将悲剧英雄“净化”——去人性化，始终是合理化牺牲的必要手段，而牺牲合理则意味着人们必须哀恸，一个人为的共同体便由此形成。然而正如卡内蒂指出，哀恸群体始终遵循“具有本质意义的两种运动趋势：第一是奔向临死者的激烈运动，并在处于生存和死亡之间的人周围形成莫名其妙的一堆人；第二是充满恐惧地逃离死者，逃离死者和一切可能与死者有关的东西”（[英]埃利亚斯·卡内蒂：《群众与权力》，冯文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58页）。这样自上而下号召而形成的团体，自下而上却存在无数裂痕。于是阿尔帖亭洞窟长时间都只是一座矗立于记忆荒漠的大教堂，宏伟但无人问津——“在罗马，有四十六条街道被冠以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受害者的名字……然而，‘在为纪念烈士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上，却从来没有一个花圈或一束鲜花’”（411页）。真正的哀悼只存在于相关者身上，正如战争与屠杀只能通过毁灭个体伤害群体——而非相反：
“我们从不说‘阿尔帖亭洞窟’；我们只说:‘我去给爸爸送点花。’”（朱塞平娜·费罗拉）自从圣母大殿的“暴乱”发生以来，对死者的公开占有（appropriation）就可能变成一种征用（expropriation）行为:“那些官方仪式和军事色彩的东西让人厌恶，又是举枪致敬，又是军队神职人员出席，更不要说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讲……”（克劳迪奥·法诺）“有一些人为的东西,比如遮篷之类的；这让我很生气，我告诉母亲，‘不，我不是来听这些小丑讲话的；我只想和我父亲待在一起，我会和他们[这些死者]交心，向他们学习’。”（萝塞塔·斯塔梅）（413页）
然而通过“征用死者”构建哀恸群体尚且不是铭记阿尔帖亭洞窟屠杀最糟糕的方式。实际上自事件发生以来，一种争议便长期存在，即若无袭击便无屠杀——德军所执行的“以十抵一”的命令本身其实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记忆由德占时期的新闻报道初步塑造，又被日后的意大利右翼政客所利用，用以“清除反法西斯‘偏见’”（19页）。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如贝卢斯科尼政府副总理詹弗兰科·菲尼）也许会肯定抵抗组织的行动本身，但同时也坚持认为是他们带来了屠杀——如果他们主动自首，报复命令便不会执行，无辜的平民便不会卷入灾难。甚至人们的记忆也随之出现偏差：当本书作者波尔泰利向几十个出生于不同年代、社会教育背景与政治倾向亦不尽相同的人士提问拉塞拉路袭击与阿尔帖亭洞窟屠杀之间隔了多久，得到的答案从两天到半年不等，平均为两周，而正确答案是不到二十四小时。抵抗组织成员根本没有时间自首——换言之，正如阿达·皮尼奥蒂（她的丈夫、夫兄、丈夫的表哥、夫兄的外甥都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所言，“是的，是有袭击；但这就是回应的方式？你们就不能至少花点时间去找袭击者？不，你们只是去开枪”（268页）。
事实证明，哪怕是面对最愚蠢、最荒唐的“命令”，人亦有将它合理化的倾向，而记忆的机制更是如此。“民众信念中的这种时间的拉长，是有关这两个事件的最迷人的记忆结构。它最直接的后果是，通过想象纳粹有时间对游击队员发布呼吁，加强游击队员有罪这一信念。”（269页）如果我们把这种通过蓄意引导和无意识重构的记忆称之为历史，那么它的真相其实已经由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意大利作家艾尔莎·莫兰黛写在了她的书名里：《历史，延续万年的丑闻》（La Storia，Uno scandalo che dura da diecimila anni，1974）。“在苟且的历史面前，见证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彻底病倒，也就是成为丑闻不可救药的同伙，要么彻底康复——因为正是在看透了极端的苟且之后，才能学会纯粹的爱情……”（[意]艾尔莎·莫兰黛：《历史》，万子美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761页，译文据英译本有改动）
乌鸦，最后到来的预兆
阿尔帖亭洞窟的记忆之战只是一个缩影。它所表现的共同体（community，一译“共通体”）的撕裂是“奥斯维辛之后”（Nach Auschwitz）的普遍现实——当阿多诺言及写诗的野蛮，他也许并不是在说浩劫之后“抒情言志”有何冒犯，而是人们已经丧失了理解诗歌的共同心灵基础。强与弱、左与右、抵抗占领与执行命令——一切都在趋向绝对。“这个（绝对的）逻辑将会是这种简单而可怕的逻辑，它蕴含着：绝对被分离的东西在它的分离之中封闭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不仅仅是简单的被分离的东西。这就是说，分离本身就必须被封闭，闭合不应该仅仅围绕着一块领地……而是为了完成分离之绝对性而围绕着闭合本身。”（[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郭建玲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
或许同样曾经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早已想到——并受困于——这一点。1947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通往蜘蛛巢的小径》。作品取材自他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然而却刻意避开了当时文学界构建记忆的“主流使命”，“我虚构了一个写在游击战争边缘的故事，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无关，却传递了它的色彩、节奏、辛酸的味道……”（[意]伊塔洛·卡尔维诺：《通往蜘蛛巢的小径》，王焕宝、王恺兵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9月，17页）
是的，“色彩、节奏、辛酸的味道”，这些才是“大历史”（History）碾过众人之后，所能留下的唯一真实的“小历史”（history）。卡尔维诺的主人公少年皮恩完全无法理解大人世界残酷的战争与政治，只记得自己参与了一次并不好玩的冒险，到最后“没有人能还给他手枪了……皮恩一个人留在世界上”（同上，162页）。而阿尔帖亭洞窟的幸存者（大部分是遇难者的后代）何尝不是如此：
西尔维奥·吉廖齐 这是我父亲的遗物：一颗牙齿。它的一侧坏了，因为我父亲曾试图用这颗牙齿咬碎一枚坚果，而我母亲正是从这颗一侧坏了的牙齿认出了父亲的尸体。这就是我父亲的遗物。
萝塞塔·斯塔梅 [在这个瓮里]我保留了爸爸的一些东西。看看他的头发。我们搬家的时候玻璃碎了，我打开来摸了摸——它还活着，你知道我的意思，还活着……这是他的外套的一角：如果你看一下手帕，还能看到血迹。他的十字架和指甲刀都在塔索路[的博物馆]，还有他脖子上戴的一个小勋章。然后有一块是他的大衣；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他的袜子。这些则是他制服上的星星。看看这些污点？都是血。然后我拿了一个小瓶，在里面装了一些土。（324页）
“我们唯一拥有的真实是叙事真实，是我们对彼此诉说也对自己诉说、不断被重新归类和提炼的故事。”（[英]奥利弗·萨克斯：《意识的河流》，陈晓菲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23年，128页）个体的声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真实，“人性的、太人性的”远比臆造的绝对性更能实现共契。也正因如此，时至今日，当阿尔帖亭洞窟屠杀的历史线索已近模糊，无法被年轻一代掌握，这场旷日持久的记忆之战反而迎来了转机：
多亏年轻的无知，以及与过去隔着距离，许多年轻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或者对这样做不感兴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事件本身，而非环境和原因之上。哪怕将阿尔帖亭洞窟与灭绝营错误地联系起来，也有助于他们把它视为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想象其中赤裸裸的荒谬（“就处决本身而言”）。“我可能不太关心具体死了多少人或者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这种行为的荒谬性，你知道吗？它所使用的暴力，以及它所执行的战争法则的荒谬性，什么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杀就要杀掉一定数量的人。这才有这么多人被杀。”（罗萨·卡斯特拉）“我更关心的是——我之前说过他只是个小男孩，曼弗雷迪·阿扎里塔——人们的感受。因为我们清楚事实，知道遇难者人数多五个或少五个并不重要，问题不是有没有算错五个——问题是：人。”（米里亚姆·蒙达蒂）（503-504页）
“荒谬当道，爱拯救之。”（[法]阿尔贝·加缪：《加缪笔记：第一卷》，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07页）荒谬的盟友是死亡，亦是死亡提醒我们应该相爱。在短篇小说《乌鸦最后来》（Ultimo viene il corvo，1946）中，卡尔维诺让笔下的士兵玩了一个游戏：他漫步田园诗一般的乡间，举枪射杀了松鸦、睡鼠、蘑菇、蜗牛，“这样从一个目标过渡到另一个目标真是一个有趣的游戏：也许这样就能周游整个世界”（[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马小漠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4月，64页）。然而当一只乌鸦飞过，他却怎么也打不中了——这次士兵成了其他人的猎物。作为死亡的象征，乌鸦最后来——所有杀戮与夺取的游戏都将以此作结，而它也预示着被野心撕裂的共同体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