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在历史上存在么？以色列的立国意识形态是什么？一国方案的倡议有多大可行性？」
包修平
2023年10月7日清晨，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台译：加萨）地区的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Operation Al-Aqsa Flood)。哈马斯不仅向以色列投掷火箭弹，更首次派遣武装人员闯入以色列南部，导致一千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并虏走两百多名以色列居民。面对哈马斯的突袭，以色列政府迅速动员30万部队，在加沙各地进行持续的轰炸，导致许多巴勒斯坦民房倒塌及超过一万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
各界对此事件已有广泛的报导及激烈的争论。若不是长期关注“以巴冲突”的读者，或许难以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事实上，已故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依德 （Edward Said, 1935-2003）早已提出深刻的观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事件冲突的本质。
萨依德在世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系的教授。他不是象牙塔型的学者，反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致力改变大众对国际局势的认知。萨依德著作等身，台湾出版社已翻译数十本萨依德的著作，其中以《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为著名。
《东方主义》的重要性已经有许多文章深入探讨，在此不作赘述。本文主要介绍萨依德如何看待巴勒斯坦问题。萨依德出生于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教家庭，15岁时跟随父亲移民至美国。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学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业。在1963年萨依德尚未取得博士之前，即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及比较文学系任教，直至2003年过世。
萨依德原来专注于19世纪英文文学研究，但1967年的“六日战争”改变他的人生历程，而投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之中。1967年6月，以色列先发制人，突袭埃及、约旦及叙利亚，短短六天时间占领耶路撒冷、西岸、加沙、西奈半岛及戈兰高地。六日战争提升了以色列的自信，同时打破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的神话。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1967年六日战争标志著另一个苦难的开始，耶路撒冷、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从此受到以色列的军事宰制。
萨依德原本可以像许多学者一样，不用过问纷扰的俗事，专心在学术象牙塔过安稳的生活。然而，六日战争不仅改变中东区域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政治舆论的氛围。萨依德的学生提摩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出版的《心灵的栖地：爱德华・萨依德传》（Place of Mind: A Life of Edward Said），提及许多纽约知识份子在六日战争之后，成为热情洋溢的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s），高声为以色列辩护。
1970年，萨依德发表一篇名为《被描绘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的文章，虽然仅短短六页，却充分展现他对巴勒斯坦民族的强烈认同。他批评美国舆论一面倒地支持以色列，例如以色列被描绘成英雄主义和受人仰慕的国家，而阿拉伯人则被描绘为天生仇视以色列、歇斯底里和愚蠢的暴徒。萨依德指出，相较于英国及法国，美国对阿拉伯人的理解有限。他强调，巴勒斯坦人并非如以色列人所宣传的那般是游牧民族。巴勒斯坦人一直存在，拥有自己的文明、历史及社会组织。然而，由于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每当巴勒斯坦人参与抵抗活动时，美国舆论不外乎使用恐怖份子的字眼来形容他们。
1979年，萨依德出版《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更有系统性地阐述他之前的观点。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在于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遭到各界忽略，鲜有权威性的文献探讨巴勒斯坦历史，因此他希望透过此书引起西方读者的关注，进而让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公共的讨论话题。
《巴勒斯坦问题》分为三大主题：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与否、关于以色列立国意识形态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该书出版后，萨依德不断透过文字及演讲方式反复呈现这三大主题。
主题一：巴勒斯坦人存在吗？
19世纪前往巴勒斯坦的西方旅行者，当他们看到当地阿拉伯农民及城市的居民时，往往使用野蛮及未开化等字眼描绘这些阿拉伯人。这些西方旅行者的观点随后影响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认为巴勒斯坦是无主之地，在等候没有土地的犹太人前来。
然而，萨依德反驳上述论点，他提到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这片土地上已有大量本地人存在。这些本地人是谁呢？他们说阿拉伯语，其中大多数是逊尼穆斯林，少数是基督教徒、德鲁兹（Druze）及什叶派穆斯林。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约65%从事农业活动，分散于500个村落，种植著谷物及蔬菜。至于城市如纳布卢斯（Nablus）、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阿卡（Acre）、雅法（Jaffa）、耶利哥（Jericho）、拉姆拉 （Ramlah）、希伯仑 （Hebron）及海法（Haifa）等，则是巴勒斯坦人的文化中心。无论是在农村及城市的巴勒斯坦人，皆以阿拉伯人为自豪。
在以色列建国之前，各地的巴勒斯坦知识份子已经成立政治团体，呼吁建立民族国家，他们反对英国的统治及犹太人的殖民活动。然而，1917年在英国政府支持之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到鼓舞，计划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这意味著数以万计的巴勒斯坦人将被迫流离失所，让出家园给犹太人建立新的国家。萨依德反对犹太民族家园的概念，因为这隐含著“转移”（transfer）巴勒斯坦人口。
主题二：以色列立国的意识形态
萨依德所提的“转移”概念与以色列立国的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有关。他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受到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影响，怀有此意识形态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地，并驱离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但问题是，外来的犹太移民者在面对绝对多数的巴勒斯坦居民时，要如何建立其安全的根据地呢？
萨依德引用1940年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约瑟夫・魏兹（Joseph Weitz, 1890-1972 ）的“转移”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色列土地问题及犹太问题不再是‘发展’而已。必须搞清楚的是，这个国家无法容纳两个民族的空间…。假如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我们将有广大的生存空间。假如阿拉伯人留下来，这个国家将变得狭小及充满不幸。为了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希伯来国家，购买土地并不足够，必须将阿拉伯人转移到其他地区…。绝对不要让一个村落、一个部落存在。阿拉伯人应该转移至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等地。唯有进行转移，这个国家才能吸收数以百万的犹太兄弟。犹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行方式。”
魏兹所提的阿拉伯人就是今日所知的巴勒斯坦人。魏兹在1930年代担任“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的负责人，专门负责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然而，1930年代犹太人购买的土地仅占5%，且犹太人口在巴勒斯坦比例约30%。换句话说，犹太人未来若要建国，在没有人为强力干预下，势必成为少数民族。因此，为了确保生存权，从194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著手“转移”工作，详细调查巴勒斯坦各城镇及乡村的风土民情。
在1947年英国准备撤离巴勒斯坦时，犹太武装部队掌握政治空窗机会，执行转移方案。经过近一年的时间，犹太武装部队有系统摧毁了513座巴勒斯坦人村落、并清空11座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城市，最终迫使将近八成的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剩下不到两成的巴勒斯坦人则处于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之下。
主题三：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
以阿战争在1949年停火后，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78%的土地。巴勒斯坦人从1920年代以来的建国理想完全破灭，绝大多数人成为难民，分散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建国对于欧洲犹太人来说，代表不再受到外族压迫，拥有一块可安身立命之地。但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以色列的建国意味著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
自1950年代起，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青年纷纷成立军事组织，以武装解放巴勒斯坦为最终目标，其中以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 1929-2004）领导的法塔赫（Fateh）最具代表。1968年，驻扎在约旦边境的法塔赫游击队发动攻势，造成数名犹太屯垦居民的死亡。以色列国防部长戴扬（Moshe Dayan, 1915-1981）下令铲除法塔赫在约旦的根据地。尽管法塔赫在这场战役当中损失惨重，但由于游击队战士的英勇抵抗，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代的英雄。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青年自愿加入法塔赫，参与民族解放的行列。
1969年，阿拉法特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PLO）的主席。经过数年的发展及组织规模的扩大，PLO成功整合巴勒斯坦各政治派系，并在1970年代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PLO具有领导人、民族议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门、军事部门、民族基金、教育部门、红新月会、资讯部门、研究机构及社会福利机构等。萨依德自1977年起，担任PLO旗下民族议会的独立委员，为阿拉法特为首的领导团队提供咨询意见。
萨依德原本期盼PLO能引领巴勒斯坦人走向民族自决，建立一个世俗及民主的国家。然而，1993年9月，当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 1922-1995）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The Oslo Peace Agreement）后，萨依德批评阿拉法特背离原则，因为该项和平协议未能真正帮助巴勒斯坦人实践民族自决，反而制造一个虚幻的和平。以色列仍牢牢控制巴勒斯坦的通道及经济，导致绝大多数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不断遭到忽视。此外，萨依德批评阿拉法特成立的巴勒斯坦当局（Palestinian Authority）过于腐败，被认为是以色列的魁儡政府，等同于二战时期法国的维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
也许外界认为萨依德只会不断的批评，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事实上，在萨依德的晚年，他已提出一国方案的倡议，即一个国家两个民族共存的想法。
一国方案的内涵萨依德提倡一国方案的背景是在和平进程（1993-2000）的晚期。1998年12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联合政府倒台，主因是联合政府的极右翼政党不满意内塔雅胡让出土地给巴勒斯坦人。隔年一月，萨依德投书至《纽约时报》，认为和平进程已无法促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真正和解，唯有一国方案才是唯一可行方式。
萨依德承认一国方案的实践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他回顾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以色列官方意识形态与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原则是相互矛盾的。以色列声称1948年发动的是解放战争，而巴勒斯坦人说他们的社会遭到摧毁，绝大多数人遭到驱离。从1948年以来，巴勒斯坦人长期遭到以色列的压迫，充满著愤怒、羞辱及对以色列人的敌意。
萨依德在简要回顾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后，转为抨击1993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他批评阿拉法特与其支持者臣服于以色列。另外，在西岸及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域呈现块状化，分别取得10%及60%的土地，且其所拥有的土地无法相连。萨依德感叹奥斯陆和平协议只会让巴勒斯坦人忘记历史，成为受害者中的受害者，难民中的难民。
萨依德提到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取决于以色利的态度。以色列接受奥斯陆和平协议乃基于隔离原则。过去50年来，以色列持续扩充领土，并在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城镇及乡村周边建立屯垦区（settlement），将犹太屯垦者与巴勒斯坦人区隔开来。然而，这种隔离原则没有实际作用，因为这无法阻止巴勒斯坦人民族自决的愿望。此种隔离原则只会让以色列人持续享有优势，而巴勒斯坦人仍处于次等的地位。
为了打破此隔离原则，萨依德提出一国方案的倡议。事实上，早在1969年2月，PLO所属的民族议会已提出一国方案的构想。1970年代，民族议会也不断重申一国方案的必要性。不过随著国际局势的变迁以及PLO与以色列之间权力的不对称，PLO认知一国方案实践不易，最终还是务实地接受两国方案，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并接受联合国的相关决议案。即使如此，一国方案仍是巴勒斯坦知识份子不断讨论的话题。
萨依德坦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边实力的悬殊差距，双方坚持己见，且互不相让。但萨依德仍察觉以巴双方仍有和解的曙光。少数的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知识份子已提出替代选项，即未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生活在一个国家，共享对等权利。至于这个国家不再是基于种族，而是以公民理念为共存的基石。
萨依德的一国方案倡议并未立即得到欧美学界的回响。直到近十年来，由于以巴冲突的加剧，欧美学者逐渐认知两国方案的局限性，开始有系统讨论一国方案的内容及可行性。
《巴勒斯坦问题》之后：巴勒斯坦人与恐怖主义《巴勒斯坦问题》在1979年出版后，巴勒斯坦问题依旧未受到重视。每当巴勒斯坦武装份子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时，巴勒斯坦人依旧是恐怖份子的形象。萨依德反对透过暴力解决问题，但从未使用恐怖主义贬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他对哈马斯选择武装手段感到相当遗憾，但能理解哈马斯的兴起，其背后代表著许多巴勒斯坦人长期以来承受以色列的屈辱及否定，而表达强烈的反抗情绪。
萨依德也反对西方媒体采用恐怖主义或恐怖份子加诸于巴勒斯坦人身上。他从1980年代直至2003年过世之前，不断质疑恐怖主义的用词。1988年，萨依德在《责怪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一书提到：
“巴勒斯坦并非普通之地，其沈浸于宗教及文化的浓厚气息。过去一个世纪来，这边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非犹太居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全面冲突之地。此冲突也在国际社会放送，各种大众媒体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及学术活动，皆传达好战性的言论且通常伴随著宣传。以色列在1948年建国之后，不仅控制多数巴勒斯坦土地，也在国际社会取得政治话语权…。”
“西方舆论对以色列的关注是制度性且相当正面，美国不让以色列带有恐怖主义字眼。相反的，巴勒斯坦人在美国电视萤幕、新闻报纸及商业广告中，往往简化成一种单一的刻板印象：疯狂的伊斯兰好战份子、毫无缘由的杀害无辜民众以及野蛮人等形象。”
萨依德另外在1987年，批评以色列驻美大使内塔尼亚胡所主编的专书《恐怖主义：西方如何胜利》（Terrorism: How the West Can Win）。他认为此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不明，恐怖主义只局限于共产主义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萨依德认为该书呈现的主题是：我们（以色列）从未是恐怖份子，穆斯林、阿拉伯人及共产主义者才是。萨依德对此书的论述有下列的解读：
“此观点就是如此简单，否定1948年以色列建国所埋藏的事实，就是该国的成立是驱除巴勒斯坦人的结果…。武装斗争原则源于抵抗权的概念，受到压迫的所有民族普遍享有这个权利。像所有民族一样(也包含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偶尔诉诸于引人瞩目的恶行，其目的是夸大斗争并施加于痛苦在敌人身上。但我一直认为，这是政治错误且带有严重的道德后果。”
“不过，以色列毫无疑问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在规模及伤害程度上，一直是远远超过(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暴行)…。这十年来，以色列善用美国政策，无所顾忌地操弄犹太人对另一次大屠杀的恐惧，同时激化犹太教及基督教反对伊斯兰的隐藏情绪。”
萨依德认为，西方媒体使用恐怖主义指责巴勒斯坦人，是一种去脉络及去历史的专业化术语，并以民主与恐怖主义对立为名，借此抹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造成的长期伤害。
2023年10月17日，加萨市阿赫利医院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00人死亡，引发强烈谴责，突尼西亚街头有示威反以色列。摄：Nicolas Fauque/Getty Images
萨依德的遗产萨依德离世已满20周年，但他在1979年《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析架构仍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复杂局势。此外，萨依德留下三个遗产。第一，来自萨依德家族本身。他的两位外甥沙利·马克迪西（Saree Makdisi）及乌萨马·马克迪西（Ussama Makdisi）继承萨依德的学术衣钵，分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及柏克莱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研究，在西方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萨依德之后，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相对热门的学术研究。美国及英国的一些知名大学设立以巴勒斯坦研究为名的研究中心及教学机构（注）。这些学术单位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跨领域途径，所展示的学术观点正是萨依德多年所倡导的。
最后，萨依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怀不仅感染巴勒斯坦人，也渗透至西方社会。西方国家内部已不是铁板一块。即使西方大国的政客展现对以色列无条件的支持，但社会上仍有不少声援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参与该社会运动的人士，强调透过非暴力方式，透过“杯葛、撤资及制裁”等方式，要求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人的占领状态。此外，知名国际人权团体如“国际特赦组织”及“人权观察”则以“种族隔离”（apartheid)）字眼，描述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不公行径。
尽管萨依德已经不在，他的思想仍是抵抗压迫者的最有力武器。
注：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er for Palestine Studies）、英国亚非学院（SOAS）巴勒斯坦研究中心（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与英国艾克塞特大学的欧洲巴勒斯坦研究中心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Palestine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