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鲫鱼 & 龙虾
编辑 | 点点 & 舒肖
编者按
人们在这里寻找，也在这里哭泣，北京，北京。对于底层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首都热情地欢迎你的劳动力，它的福利却让你高攀不起。多年来，京郊的城中村生长出一座座打工子弟小学，无数被义务教育系统严苛的入学条件拒之门外的流动儿童得以在这里学习成长。但这些“野生”的简陋学校始终处于法律边缘，少被北京政府认可，随时可能被一纸公文关停。数十年来，城市发展和“人口优化”的推土机始终觊觎着流动儿童的暂居之地，使他们被迫失学，或留守家乡。同样的社会悲剧亦在多个蓬勃发展的中国大城市边缘上演。
2022年，康奈尔大学的劳工学者Eli Friedman将他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田野调查时的经历和研究，集萃成了著作《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中发展、劳工市场和入学的政治》（The Urbanization of People: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s, and Schooling in the Chinese City），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将劳动者的价值明码标价，通过“教育控人”将新来的都市建设者弃如敝履，视他们为理应被首善之都“规范”的“低端人口”。
本文的访谈对象鲫鱼（化名）是一名人类学学生。他曾在北京的社会组织做过社工，调查过打工子弟学校，陪伴过流动儿童。让我们和鲫鱼展开对话，听听他对Eli Friedman的新书《人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中发展、劳工市场和入学的政治》的解读，还有对北京流动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和感想。
打工子弟学校的前世今生
做工台：我们知道和其他中国大城市一样，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行业最早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产物，为解决打工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城市上公立小学的问题应运而生，也有数十年的的发展历史。这种民办学校一般没有办学资质，多年来作为一种灰色产业存在，北京的流动子女入学政策也变动较大，一直没有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范，时而又开展强力的强拆取缔学校的打压行动。可以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成了棘手的社会问题是有复杂的历史渊源的。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产业最早的发展状况吗？
鲫鱼：最早的时候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有过两个比较奇特的来源。
1984年的时候中国对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严格限制开始放松，当时就有很多外来务工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进北京，但在当时儿童义务教育的指标全部是落在流出地，这些孩子教育问题是由流出地政府管理的。所以在当时，假如我从河北来北京打工，“我”的孩子因为随迁而失学，是反映在流出地的义务教育普及率等指标上面的，流出地政府因此需要担责。这一方面造成北京市政府当时毫无意愿为随迁子女提供教育，另一方面“我”的老家当地政府很急，所以当时会有流出地的教育局委派当地教师到北京城中村来开设打工子弟学校的情况。但是这些自办的学校还是会被北京市教育局的官员查封，所以当时出现流出地教育局的外派教师和北京市教育局发生冲突的状况，可以看出流出地政府真的很急，这种不同层级政府因为权责不同发生纠纷的例子还蛮奇妙的。这是最早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一种来源。
还有一种情况是，80年代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的，一般是一群老乡结伴出来，不像今天是个人流动变得越来越多。当时更多是好几个同村人来北京打工住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这五家都带了孩子出来，父母白天都要出去打工，或者没有工可打就种菜卖菜，都要外出挣钱，但孩子在家没人照顾。所以几家父母一合计，我们五家里面有一位姓李的识字，要不你就留在城中村里给孩子当老师，你就是李老师。你教什么都好，就别让孩子失学，另一方面也是管管孩子。不管你教什么，教不教课本都无所谓，反正就让孩子平时学点什么东西，别荒废了。很多最早的打工子弟学校的雏形，可能就来自这样的一种自发的很朴素的直接行动，一个类似于托儿所、小饭桌的地方，为了让孩子有学可上，能识字。但渐渐地因为可以收学费，打工子弟学校就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发展起来了。
后来到零几年的时候，许多打工学校才陆续拿到了办学许可证，北京市这种民办学校增长达到了一个高峰。很多新办学者看到了商机，在缺乏监管和办学资质要求的情况下，大部分学校设施都很简陋，可以有一定的利润空间。随着这个产业逐渐市场化，也出现同一地区的学校抢生源恶性竞争的情况，这家去教育局举报那家。
当时一方面整个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大，北京教委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打压整顿也越来越严。一几年之后教委官方直接说要通过限制京外招生来“教育控人”，就是要通过赶走小孩来清除一批外来人口 。当然北京教委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关停学校，本身就是个灰色产业，教委就说我们北京市的小学义务教育必须要有百米塑胶跑道、实验室这种硬件设施，打工子弟学校哪有钱弄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教委下通知，你们这里相互竞争的三四家学校我们只能保留一所，我们要继续评定一下，之后下通知告诉你们取缔哪几所。至于决策过程是不透明的，你就很难不想象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有学校行贿的情况。像这样大规模勒令打工子弟学校停止办学，还有强制拆迁一直持续到今天。
北京不欢迎你，没有社保的家庭
做工台：说到这种北京打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让我们谈谈他们入学面临的具体困境吧。除了极少数的打工子弟初中，我们知道打工子弟小学是为那些被公立小学系统排除在外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准备的。大家都说外地人入北京户籍的难度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部分这些家长肯定是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但满足一定要求的非京籍子女也是可以在正规小学入学的。那么北京具体有什么义务教育的入学限制让这么多人选择上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呢？现在还是Friedman书里说的“五证”要求吗？
鲫鱼：Freidman在书里花了很大篇幅说这个北京幼升小需要的“五证”，但那是他做田野那时候的情况，2019年开始非京籍子女入学要求的“五证”变“四证”了。在今天整个“四证”的认证体系是相当“货币化”的，这是Friedman书里没有充分展开的点，稍后我会谈到这样的入学限制让“孩子在不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对家长来说基本上变成一种经济决策。
现在的非京籍儿童入学要提供的“四证”是什么呢？是在京就业证明，在京实际居住证明，北京市居住证和全家户口簿。我们一个一个说：
1、户口簿。这是最好弄的，除非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离异之后孩子判给父亲但是实际是母亲抚养，但一般来说户口本肯定没有问题。
2、务工就业证明。对就业的认证已经高度社保化了。这个证明需要你有连续一年的社保缴纳记录，有的区它甚至不要求你有正式劳动合同，有的区要求有合同。一般比较严格的区要求你提供连续一年的区内社保缴纳记录，劳动合同或者单位的营业执照，这样一整套东西交上去，才可以证明在北京就业。所以实际上这个务工证明是通过社保和稳定雇佣关系来卡人。
3、实际居住证。对大部分打工家庭来说，其实就是花钱找房东买。北京现在非常多的区实行一个叫“六年一学位”的制度，这个学位不是学历的意思，是学区内入学名额。比方说我是一个房东，在城中村有一套房，有好几个租客，假如一个租客的孩子想要上学，他要来找我要这套房子的学位，因为一套房子每6年只有一个在本地学区入学的学位，只能开一个证明。但6年内平均来说房东能把房子租给一堆租客，那凭什么把这个学位给你家。所以这就催生出了一个找房东买居住证明的市场，现在的市场价差不多是2-3万一个。所以对在北京没有房产的外来务工父母来说，这个证就是明码标价需要花钱买的。
4、居住证。办居住证基本上也是一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因为家长要靠社保缴纳来证明合法稳定就业，一般需要连续6个月的社保缴纳记录。
所以说到底，这“四证”要求主要卡的就是外来人口的社保，今天北京的幼升小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父母有本区的社保，有稳定正式雇佣证明。
现在我们站在家长的角度算一下，打工子弟学校每年的学费大概在一万五千元左右。如果要让孩子读公立小学，基本上是不要学费的，那成本就是找房东买学位的钱，再加上为了让孩子上学要交的12个月的社保的钱，再加上一些杂七杂八的手续费。所以这些入学要求“货币化”之后，让孩子读打工子弟小学还是公立小学这个决策就是在算一笔经济账，看哪个成本更低。当然各区会有一些细节上的政策差异，至少是在海淀区、朝阳区，入学要求的社保化、货币化是相当彻底的。
社保的成本可以直接用金额衡量的一个前提是，之前我本科的时候可以在淘宝上比较方便地找到社保代缴服务，也有找企业社保挂靠交城市职工社保的。不过涉嫌违法，2020年之后这种淘宝店都搜不到了。就业不稳定的外来务工父母现在要想社保挂靠代缴的话，还是需要一些门路的。对农民工来说，他们本身信息资源、社会资源比较少，能不能搞定社保缴纳记录对他们来说是有一定门槛的。除此之外，打工子女去不去公立小学就读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经济学决策，打工子弟学校学费不高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市场。
这么苛刻的入学要求最后的结果就是打工子弟学校架空了义务教育，导致很多外来农民工选择让小孩接受民办的小学教育。
做工台：打工子女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样一群人呢？主要从事什么类型的职业？像你提到的稳定就业、社保缴纳这些子女入学硬性要求对他们来说是有门槛的吧。
鲫鱼：大部分这些外来的父母都是从事非正规工作，没有社保的。
就拿外卖骑手来说，很多家庭的爹会送外卖。比方说美团的外卖骑手有两类，美团专送的骑手一般和美团是有劳动关系的，他们是有社保的，但大部分骑手都是美团众包的，这种和兼职日结类似，基本上都没有社保。很多妈妈是做家政的，这个行业大部分通过劳务中介，公司也是不会交社保的。还有我认识的几个妈妈是在医院里做护士的，这个是正规工作，是有社保的。当时我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做护士，这些妈妈明确表示目的就是因为就是冲着这份工作有社保，方便让孩子上学。至于进厂做蓝领工人的家长的情况比较复杂，现在北京劳务市场有非常多“日结工”，像这种就基本上没有社保，不过也有一些工厂里的工人是有社保，有劳动合同的。还有一些开店的个体经营户家长，比方说小餐馆老板，肯定是没有社保的。总的来说大部分的外来务工家长都没有工作单位，只能通过其他门路交社保。
做工台：其他中国大城市有类似北京的外来子女幼升小入学限制吗？听说很多地方在实行一种“积分入学制”，和北京的交材料不一样。
鲫鱼：是的，国内城市的流动儿童入学政策大概有“积分入学制”和“材料准入制”，珠三角、长三角的大城市现在都是积分入学制了，这只是更精细地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决定谁更有资格享受义务教育，还是靠居住年限、房产、正规工作、社保这些指标卡你，和北京的“材料准入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北京市的入学政策是国内相对来说特别严的。
从“户籍控人”到“社保控人”
做工台：Friedman在他的书里经常提到，中国的户口制度造成打工子弟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但在你的分析中社保好像是最重要的一个门槛，可以谈谈这两种制度性因素的对比吗？
鲫鱼：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指出户籍的重要性在下降，但Friedman在他的书里还是有意识地在强调户籍的重要性。我认为户籍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当然重要，它卡的是高考这个大boss，没有北京户口没法在北京高考，不能高考的话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读高中，不在北京初升高的话，孩子最多在北京读到初二，之后就得回老家上学。所以说户籍主要影响打工子女的升学决策，但在初二之前，其实制度上阻碍了打工子弟入学的主要还是父母的社保、稳定就业这些因素，这就是户籍之外的的另一种制度性因素了。户口是很重要，但在具体操作中，日常生活中给外来务工人员最直观的障碍的，越来越多还是社保这个点。
不仅是子女入学，国内一系列不平等政策都是以社保、正式稳定雇佣为核心在运作的。在一些官方的表述中，户籍制也越来越不构成一个重要政策话语。北京一直试图在城市化进程中“规范低端人口”，之前有收容遣送制度，北京政府可以通过遣送回原籍的方式控制流动人口。但是现在政府强拆城中村，强拆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包括17年北京闹得特别大的那一波整治城中村，用的名义都是安全隐患排查。当时有流出视频里的领导说，城中村住房不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如果不把他们清出去，明天这里着火了怎么办。虽然都是驱赶“低端人口”，但可以看到十几年来官方话语明显发生了很多的转变，本来由户籍制统摄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实践，在今天的官方话语中它的政策依据变得分散了。
我特别喜欢黄宗智的一篇文章《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注：见文末链接），里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认清现在大部分中国的劳动人民是谁。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前户籍制是中国最大的隔离制度，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是城乡二元不平等。1979年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城乡户籍人口比例是2:8，20%的城市人口和80%的农村人口。黄宗智在文章里考证，2010年的时候中国正规经济就业人口和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口比也大概是2:8，一个二八定理（笑）。这篇文章清晰地考证了，今天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主体，是占比80%的不正规就业人员，有那些农民工家长，也有没有社保不受《劳动法》保护的工人。他们才是大多数人。
在我看来，社保制度在改革开放后接过了之前户籍制度维系社会不平等的功能。中国的社保制在实际运作中不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而是一个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今天有社保的是人上人，正如过去城里人是人上人。今天在婚恋市场中这种现象很明显，过去城里人吃香，现在婚恋市场最抢手的是公务员，就是因为社会保障最好，工作稳定。
Friedman在书里提出了中国是“反向福利国家（Inverse Welfare State）”，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社保制度的种种规则的结果是它实际上把社会福利保障分配给了那些最不需要的人，那些经济弱势群体恰恰拿不到什么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上小学都成问题。
田野碎片
做工台：谈谈你的田野经历吧，你做社工的时候接触了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孩子，他们既有公立小学的也有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有没有鲫鱼想分享的一些和孩子们互动的难忘时刻？
鲫鱼：我当时在在海淀区五环附近的一个社会组织，主要做的工作是下午放学以后照看小孩，看他们自习辅导他们之类的，会接触到既有附近打工子弟小学的也有公立小学的孩子。就我去过的学校来说，公立学校明显各种设施都会好很多，教学质量更好，学生穿的校服都会新一点。我辅导孩子的时候也能感觉到公立小学的学生学业水平也更好一点，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上学也不稳定嘛，一般各方面软硬件条件都不如受正规义务教育的学生。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大部分也是流动人口，没有教师资格证，教学水平肯定跟正规小学老师没法比，尤其是英语这样的学科，他们教起来可能也是很吃力的。
我去实地考察过的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在永定河渠边上，位置非常偏，周围全是农田林地，它就孤零零的在哪里。那里容纳了周围各个城中村的小孩。很多小孩上学放学要坐很久的公交，很不方便。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一件事是：我有一天带一个二三年级的孩子，晚上我和他一起坐公交车，送他回家，在路上我就跟他闲聊。不记得当时怎么聊到这个话题了，他开始怪自己，说自己命不好，因为自己总是被驱赶总是转学，他说：“我不管去哪个学校上学，去上了半年那个学校就会被关停，我真是个扫把星”。我不记得原话是什么了，就是用非常小孩子的语气说出来，觉得自己让学校也倒霉。我也只能安慰他说不怪你，那么小的孩子经历这些，上学遭遇这么多波折，真的让人蛮难过的。
做工台：很多打工随迁子女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现实因素，上不了北京的公立初中，在小学毕业之后不得不回老家念书了。回老家念初中的话需要适应当地的升学机制，要准备当地的小升初考试，实在是很麻烦。你接触过的孩子和家长对升学和未来大概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鲫鱼：对，打工子弟学校的六年级学生要面对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生抉择，到底是在北京读到初二再回去还是现在就回去，那么打工家庭就会面临诸多问题。北京小升初的政策也很复杂，他们上公立初中也很麻烦。我最开始以为家长应该很早就想清楚了，但我后来发现大部分家长其实搞不懂这个升学的流程，没什么规划，我碰到很多家长都是事到临头还在反复横跳，也没有决定孩子到底是回乡还是待在北京。
我当时辅导了一个女生叫小K（化名），她奶奶带她。六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开家长会，老师让家长签了一堆东西，那个奶奶其实是很聪明的人，但文件太多了，签多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签了什么，结果其中就有一份放弃在北京就读初中的承诺书。其实当时她家都还没有决定好到底去哪读，就因为学校让她糊里糊涂签了协议，初中就没法留北京了，只能回老家念书。
这个事情特别奇葩。小K突然发现要回去了，她跟我说回去就要准备老家的小升初考试，然后小K跟我说不想认真准备了，想躺平进最普通的县中。我跟她关系很好，我当时花了好大功夫跟她说，咱们再努力努力，也没几个月了。她就听我的好好准备考试了，我本来觉得她学得蛮好的，结果临考前三天她才发现他们当地要考一门叫科学的课，北京小学压根不教这门课。我当时一听就说我拼了，我帮你突击补一下吧，好歹我以前是个理科生。然后我把那课纲拿来一看，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明白那门课在考什么，几乎是中考程度的物理化学生物知识。三天怎么可能补得完，所以最后小K这门基本交了白卷，上了最普通的县中。
其实她奶奶之前有回老家找当地的校长打听，看来校长也没告诉他们。这些信息障碍对于打工子女来说太难克服了，甚至都没办法有成体系的备考指导，毕竟全中国那么多县市，鬼知道某个地方小升初考什么，这种信息都只能靠家长自己靠人脉打听。
所以为什么大部分家长不想孩子在北京继续读初中了，因为无论如何都得回去中考高考，北京这个教育水平，你在这里读了初一初二，再回老家准备中考就跟不上了。北京挺早就在搞素质教育了，应试这方面比不上外地的学校，打工子女在北京上过学之后，回去都“卷”不过老家的小朋友了。
行动者的寄语
做工台：对像你一样试图改善现状，让更多打工儿童受更好的教育，过更幸福的生活的社工行动者们说点什么吧。
鲫鱼：社会组织做这些工作是秉承着能帮一个是一个的想法，但我们算大机构了，一个项目周期里也只能直接服务到几十个孩子，杯水车薪。要说指望公益机构，或者说目前民间领域的互助力量，对整个情况做很大改善的话，是不现实的。
我很尊重社工前辈们，大家都很了不起，已经在尽自己努力做最大的行动了。但从公益领域行动，慢慢有更大的改革，或者渐进地改良都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除非说国家哪天出于各种因素被迫把这个政策放开了，才可能有真正比较大的改善。
Friedman在书里讲到的对我启发很大的一点是，官方总会说北京这个城市已经超负荷了，北京不提供这么多的教育资源，就是因为真的资源有限。但Friedman说，你北京每年在教育领域投了多少钱？没多少钱吧，你在教育领域整体投资就是不够。只要想做的话完全可以大大扩招，但北京政府就是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除非有更加积极的公民行动，政府也不太可能有意愿让步。北京这样的状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政府可以卖地给开发商，从土地增值中获利，就有动机强拆打工子弟学校，驱赶外来人口，让打工子女成为牺牲品。只要没有北京户籍的学生不能参加北京高考，这些打工子女就迟早要返乡念书，在这样一整个体系中，你回不回去，会不会成为留守儿童，和北京政府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现在，取消那么多北京（本地户籍）子女的特权，让外地人和北京人一起高考，自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也很难期待制度性障碍在未来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在未来，打工子女在北京上小学可不可以真正义务教育化，能不能把他们纳入北京的义务教育体系中来，这或许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改变。这个改变需要许许多多像我们一样的普通公民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