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深陷困境之中的青少年，将药物视为摆脱痛苦、抵达快乐的捷径。类似“镇咳药”成瘾，近10年来变得普遍起来。仅北京一家医院戒毒治疗科的诊室，从2016年的第一例患者开始，至2017年收治服用“镇咳药”成瘾者为50多人，到2018年达到100多人，之后逐年以百位数字增长。走上这条道路意味着什么？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做好为此付出代价的准备。
记者｜魏倩
偏航
晚上10点半，宿舍安全了。阿姨已经在走廊里巡过一轮，短时间不会再回来。下铺的女生打开床头的充电台灯，然后是赶赶咐咐翻书的声音。就趁现在。小加翻身下地，从储物柜角落摸出一板铝箔，然后折回床上，把里面整板白色药片投进保温杯提前晾好的温水里。拧紧杯盖，杯子里响起嘶嘶声。小加不想剧烈摇晃杯子，只把它放在靠墙的枕边，黑暗中约莫等了15分钟，她坐起身，一口气喝完杯里的水。那些圆圆的白色药片是一种常用的“镇咳药”，20世纪50年代由瑞士一家制药公司重建吗啡结构而合成。服药后，其中的有效成分能抑制人类延髓中的咳嗽中枢，让咳嗽停止。对普通成人来说，只需要服用30毫克就能起到治疗效果。但这一晚，小加服下了180毫克，是规定剂量的6倍。
研究表明，高剂量的这类药物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与致幻剂类似。体重150斤的人，摄入100至200毫克，会带来躁动与欣快感；摄入量达到200至500毫克时，则会引起夸大的听觉和视觉感受、幻觉与失衡。这是小加服药的第二年。她今年18岁，正在河南省鹤壁市的一所寄宿制学校读高三，她的父母在县城老家开着一间灯具店，离过去就读的初中只隔一条街。不过她很久没有回那里了，住校后每个回家的周末，她都会直接躲回楼上的房间里，锁上门。“他们一定觉得我变了。”提到父母，小加的声音软了一些。她曾是父母的骄傲，在县城读书时，她是班里最早加入共青团的那批“好学生”。她爱看小说，作文写得不错，在班里很受老师喜欢。中考后，父母决定把她送到市里读高中，因为那儿的学校“本科率高”。新学校的第一个月令人兴奋。小加从来没这么久地离开父母，她连着两个周末没回县城，还和朋友偷偷溜出校园去市里逛了一次街。但也许是初次享受自由带来的后果，第一次月考，她考了全班倒数第五名，从此感觉“世界崩塌”。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考试，成绩一直没见起色，经常是上一次的糟糕心情刚刚缓和，新的考试安排已经贴在公告栏里。
一到放榜的日子，小加就焦虑得整晚睡不着，偶尔迷糊过去，梦见自己还在考场上，浑身是汗。
同学间的关系也让她困扰。学校宿舍是8人间，大家住在一起免不了口舌纷争，两三个走得近的就结成团体，对抗其他人的围攻。但很快这些团体又解散，原因无非是“谁说了谁的坏话”。小加曾经是一个三人小团体的一员，但有一天，她从其中一位女生口中得知，另一位朋友经常在别人面前说自己是“绿茶”，只会装可怜。但她不敢去和朋友对质，因为“学习不好的人不配有尊严”。晚上睡不好觉，上课很难集中精力，课业越来越难，她老觉得自己跟不上老师的语速，有时下课铃响了，意识到自己又盯着黑板看了45分钟。几乎每次月考她都焦虑到失眠，考后又是自责和难过。一到晚自习时间，她就溜出教室在校园里闲逛，干等宿舍楼开门。
“感觉自己就像走在一个看不到头的巷子里，到处黑乎乎的，我怎么走都走不出去。”有次考试放榜前，她甚至在校门口的花坛里跪了40分钟，“就希望有什么能救一下我，神仙也行，外星人也行⋯⋯当下死了也行”。她没把自己的状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父母。在他们眼中，她还是那个能考全校前10名的乖孩子。高一上学期期末考试，班主任通知开家长会，小加紧张犹豫许久，不敢向父母坦白，幸好赶上市里有疫情，家长会取消了。那年寒假，她以学习为由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7天。
高一最后一次考试前，三人团体中的一员，她对铺的室友突然问她听没听说过一种药。“我说那是啥？她说是‘咳嗽药’，如果实在不开心，可以吃吃看。”小加用手机查过资料，说这种药会和“大脑里的某个神经受体”结合，把人麻醉。她想试试。2021年7月初，暑假离校前的那个晚上，趁宿舍里其他人都不在，
室友给了她一盒药，蓝白色相间的包装盒，和普通的感冒药毫无二致。服用方法也很简单，对方告诉她，要么一次性吃多片，“只有这个量才能起到效果”，如果实在害怕，用量减半甚至减到1/3也行，可以把它溶在水里和饮料里，“就是（效果持续的）时间短点”。宿舍里没饮料，磨药又怕被人发现，小加选择了第一种服药方式。但她实在没办法一次咽下那么多药，只好把药片分了三次硬吞下去，不到五分钟，她就没法踩着床梯自己爬上上铺了。“整个人好像飞了起来，不过身体四肢都分离，只剩下意识在空中飞。”那天晚上，她连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
从第一次到无数次。开始只是心情不好、睡不着觉的时候让自己“爽”一下，后来变成规律地每两周一次，感受也从单纯的“在空中飞”到“脑子里面出现很多漫画里的小人”等不一而足，
不过无论什么幻觉都行，对走在黑巷里的小加来说，这药就是能让她逃离现实的唯一手段。
“只要控制得好，它真的没那么危险。”在微博上和她取得联系后，这是她对本刊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危险
北京高新医院戒毒治疗科主任徐杰并不这么认为。
2016年11月，他接诊了职业生涯里的首位“感冒药”成瘾患者。那是一个刚上大学的21岁小伙子，身高将近一米八，因过度消瘦显得更高。他皮肤苍白，说话有气无力，和来医院就诊的其他药物成瘾患者并无二致。徐杰从男孩父母口中得知，一年前因咽喉疼痛、咳嗽，医生给他开了一盒药，按说明书服用后，症状很快减轻。见药效良好，后来每次咽喉不适，他都吃几片，慢慢地他发现原来的剂量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需要，再加上那阵子失恋心情低落，他逐渐把药量从2片增加到4片，然后是8片，直到“完全离不开”，
甚至“只要身体不舒服，就马上吃这个药”。经常在线下药店大量购药太引人注意，服药、买药的过程中，他又加了一些网上的购药群，在群里了解到其他服药方式，比如像小加一样，把药物磨碎溶解在水中。徐杰告诉本刊记者，片剂和胶囊剂的这类药物进入人体后，会在肠胃内缓慢消化入血，很难快速达到致幻效果，而一旦将其制成溶剂，“大剂量迅速地吃”，药物直接进入肠道，经过循环系统穿过血脑屏障，可以快速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带来快感。
“像这样改变服药方式往往是快速成瘾的原因。”徐杰强调。不过，父母还不知道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发现他胃口变得很差，人越来越瘦。做事不太能集中精力，在学校挂了不少科目。放假回到家，遇到一点小事就无法自控，经常砸东西吵架。直到偷藏在家里未拆封的“咳嗽药”被发现，才知道小伙子对这种药物的依赖已经达到了顶峰。父母先是限制服药，把他关在家里不许出门，儿子就在房间里撞墙。后来他们把策略改成减量服用，但儿子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了，就开始头疼、烦躁、坐立不安。
实在无计可施，父母带他来到北京治病。
在工作的戒毒医院里，徐杰见过各种各样的成瘾患者，从大众熟知的海洛因和冰毒，到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而类似这类“镇咳药”成瘾，还是近10年才变得普遍起来。从2016年的第一例患者开始，2017年科室收治的服用“镇咳药”成瘾者为50多人，到2018年达到100多人，之后逐年以百位数字增长。从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本刊记者先后和六位有某类“镇咳药”超量服用史的患者建立联系，他们最小的17岁，最大的22岁。和小加承诺的不同，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曾因服用它陷于危险中。2021年，18岁的焦焦先后在医院洗了两次胃。那时她服用“镇咳药”已经快两年，感觉过去的药量有点不够了。最开始的时候她一次吞8片就有效果，可现在有时需要吃16片。第一次洗胃是5月，那天她家里只剩4片药，她把药用杯底研成粉，溶在咖啡里喝完后，又出门找朋友取药——担心被父母发现，她把药存在好友家里——在朋友家，她俩又一起吃了一盒，两小时后她们还是觉得不够，于是又一人吃了12片。算下来，她那天一共吃了28片药，共计420毫克。刚出朋友家，她就在电梯口晕倒了。这样的急性中毒，在徐杰的诊疗经验里并不少见。
他告诉本刊记者，服用“镇咳药”的急性中毒症状包括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肝肾功能急性衰竭，脑部受损，继而引发神经错乱、抽搐、休克，甚至窒息死亡。因为无法大量获取药物，像焦焦这样“嗑high了”就忘记自己之前到底服过多少的超量服用，在门诊中也非常普遍。
不过徐杰认为，比起急性中毒，更普遍也更危险的情况是因长期药物滥用带来的人格改变。他举了酗酒者做类比：“和一次饮酒不同，长期酗酒的人会出现情绪不稳定，易怒、家暴等倾向，这些都是人格改变造成的，而这种改变将是持续性的。虽然现在研究样本较少，还没法在脑部成像上找到确切依据，但药物滥用对器质结构的影响与之类似。”
平衡
2009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监测数据表明，6%的高中生曾滥用某种“镇咳药”。在这个年龄段，它甚至比可卡因、迷幻药和冰毒更流行。美国加州戒毒中心的数据显示，1999〜2004年期间，因“镇咳药”成瘾而戒毒的人群增长了10倍，其中9〜17岁的青少年数量增长了15倍。围绕该种药物滥用，这些孩子们甚至创造出了“dexing”“robodosing”等不少俚语名称。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徐杰发现，
来医院求助的患者中，单一使用某种药物的患者相对少见，市面上最容易获得的镇咳药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入门药”，之后他们会因为快感下降而更愿意尝试其他类型的药物，甚至多种药物混合服用。求医时，大部分患者已经表现出多种药物依赖，“再升级就是曲马多、泰勒宁（阿片类止疼处方药）了，这是最多的”。在互联网上，这样长期滥用药物的群体被称为“药圈”。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搜索“OD”（意为“overdose”），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的踪迹。这些服药者会在个人账户中发布服药感受和服药建议，比如“某药配合入门级‘镇咳药’两颗必致幻”“推荐某某加某某，控制在日最大剂量效果很好”，他们甚至会提供购药策略。“总的来说，它是一个‘MDA受体拮抗剂’（阻断脑内一种神经受体反应，发挥镇静作用），所以会让你产生醉酒的感觉，在一定时间内记忆力下降，不过这种抑制是可逆的，每个人持续的时间和持续时间生成的产物不一样。”卢田是一位正在大学就读的药理学学生，借助专业知识，他成了多个“嗑药群”的脑力输出。采访中，他经常使用专业词汇来描述自身的服药体验，也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使用公斤体重来计算服药量的患者。
卢田认为自己和群里那些向他求助的“边缘群体”不一样。自己只是为了“乐子”才服药的，有时他也对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意外。“这个药并不是吃越多越好，那些人怎么会有这种没有知识的想法呢？”因此，他常常不厌其烦地在群里教大家，频率不要超过多少，怎样吃可以降低耐药性⋯⋯还经常鼓动朋友们“炫”一些效果更好的药，因为看着其他人吃，可以更好地记录其感受。
他和很多“药圈中人”都相信，服药只是一种生物化学反应，比如他就可以只看药物成分脑补其效果——他称其为“云嗑药”。只要严格控制剂量，按照固定的配比服用，就能达到快感和健康的双重平衡，“起码能把危害减到最小”。
凯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观点。即，尽管有风险，但比起面对现实的残酷，服药或许是更轻松的一条路：“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嗑药行为有害健康，可无论做什么有趣的事，还是不如用精神药品直接在你的脑袋里捣鼓出一些多巴胺之类的东西比较好受。”他是多个“嗑药群”的群主，也是一位有着双向情感障碍等多种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如今有接近两年的服药史。20岁那年，他通过微博“惨圈”接触到“镇咳药”，听说“吃完这个药可以昏昏沉沉的，不用想其他事情”。服药确实让他感受到那种忘掉现实生活的感受，但也很快带来恶心呕吐、眼睛无法对焦、入睡困难等身体反应。
2022年，他开始服用其他类型药物，建了几个“嗑药群”，指导新人如何“正确使用”药物，即“如何通过控制剂量，不过量服用，不会导致住院，也能达到想要的效果”。为了规避审查，聚拢同道，他们还给这种入门级“镇咳药”起了一个代称叫“野猫上坟”。和群里的人聊多了，凯门也发现，
群友大多和自己一样患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甚至有过自残和自杀经历，其他不在群里的“圈中人”，也基本都是家庭暴力、校园欺凌和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有不少受访者提到一款名叫《主播重度依赖》的游戏，称其很好地反映了自己的日常状态。这款游戏的英文译名为NEEDY GIRL OVERDOSE，游戏里的主人公糖糖是一位精神不稳定的药物滥用者。每当她感到压力过大、渴望理解和被爱的时候，玩家可以通过喂她药物，使之“压力-1”。
除了指导用药，凯门也希望群友们能多分享身边的事，包括服药后的体验、藏药的方式、家庭的苦衷等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和父母家人倾诉的秘密。有时，他们还会在群里分享关于“镇咳药”的研究论文，请了解情况的群友帮助解答疑惑。不止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某种“镇咳药”和安非他酮组成的一种抗抑郁症新药已经在2020年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一个封闭群体逐渐形成，身处其中的人们共享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体验和文化——采访中他们的“黑话”时常让人感到迷惑。虽然分散在天南海北，群友们反而显得比身边的人还亲近。2月初，凯门的一位朋友因为过量服用药物进了医院，他马上前去看望，并陪他好好玩了几天。等在这位朋友调整好状态之后，他又坐上火车前往另一座城市，去帮助另一位过量服用药物的朋友。但内部联结越是紧密，这些“抱团取暖”的年轻人与外界的关系也就越发疏离。
小加和对床的朋友终于还是闹掰了，她们的三人小团体最终变成了二对一的仇敌。她没有把服药的事告诉父母，更不愿意向老师求助，因为学校里有“抑郁症备案制度”，万一说出去就“全校皆知”了。而且，她对学校里由德育老师组成的心理咨询团队也不信任，不认为他们有帮自己解决问题的资质。有几次她路过心理咨询室，看见里面空空荡荡，连个值班的人都没有。
医疗机构的抗抑郁治疗似乎也难以让这些年轻人信任。一位已经服用“感冒药”4年的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在多次自杀、自残、服药后，父母终于带她去医院检查，但检出抑郁症后，医生只给她开了些“效果迟缓的抗抑郁药”和中成药“疏肝解郁胶囊”，“真是谁吃谁脑瘫”。不过，即便有小圈子里的相互关怀和经验交流，“药圈”的平衡依然十分脆弱。除那位药理学学生外，所有的受访者都有过超量服用药物的经历，他们身边像焦焦这样一年之内洗过两次胃的朋友也不在少数。
事实上，“镇咳药”与酒精、对乙酰氨基酚和其他非处方药等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带来很强的毒性，很多抗抑郁药也会抑制“镇咳药”的一种代谢产物。在美国，曾有同时服用这两类药物的致死事例报告。
难以返航
2021年12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将原本属于OTC（非处方药）的某种“镇咳药”转列为处方药。2022年12月1日，国家药监局制定的《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正式施行，该类“镇咳药”被网络禁售。不过，在这之前小加已经在QQ群里提前得到信息，和室友凑了500块钱，把学校周边的大小药店逛了个遍，一口气囤了60盒药。“‘禁售’有一定效果，但如果你想找的话，还是有很多渠道。”一位受访者告诉本刊记者，2021年之后，他从一个“药群”里得到了购买“镇咳药”的虚假处方单，只要用电脑稍微调整一下，就能在网上以假乱真。
即使已经网络禁售，一些相对小众的电商平台上也还是能购得药物（“嗑药群”定期有人更新平台信息）。更危险的是，本刊记者甚至在Twitter上搜索到厂商直接出售纯度更高的“镇咳药”粉剂，拨通公告上的电话后，对方表示可以“隐藏地址大量发货”。更何况，“药圈”从来不缺新宠。每当一种药品的管制加强，这些年轻人就会迅速找到下一种。据说，最近流行的是某种抗病毒药，还有受访者向我分享了他/她服食一种酮体药物的经历，“除了贵一点，和原来的‘镇咳药’没什么差别”。
但他们面临的却是一条无法回转的道路。徐杰告诉本刊记者，由于国内严格的禁毒教育，大部分年轻人都了解海洛因和冰毒等“传统毒品”的危害，以往北京的强制戒毒所中的戒毒人员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近年来已断崖式下降到几百人。但与此同时，因其便宜易得、成瘾性小、危害隐蔽，各类新型毒品服用者和滥用药物者的数量却在显著上升。
根据徐杰和同事们的半年回访，康复出院的患者中，某类入门级“镇咳药”服食者的复吸率达到89%，与海洛因接近。“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肯定不能和海洛因比，戒断的策略也并不复杂，但之所以难以完全戒除，还是因为环境。”徐杰介绍，
实现全程治疗和彻底戒断的患者往往有几个共性：首先要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住院戒断单月花费需2万〜3万元；
其次是家庭式治疗，家长全程陪伴，治疗结束后家庭环境要有明显变化，尤其是子女与父母沟通方式的改变，比如“父母要把爱和关注补回来，拼命陪孩子”。但他也苦涩地承认，对于这些本就缺乏社会支持，甚至多有被家暴、性侵经历的孩子来说，这一点几乎不可能做到。
透过徐杰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北京高新医院的后院，那里是医院的美沙酮门诊。采访那天，他指着窗外告诉本刊记者，每天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这里就会有一群戒毒人员来排队，一般患者走正门，他们则选择从后院绕进医院，沉默地等待门诊开放，领取替代治疗药物美沙酮。“所谓成瘾其实是种记忆。”徐杰对本刊记者说，
“就像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关于它的记忆就会留在脑中，频繁地触及，这段记忆也会反复重现加强。那么，如果没有任何阻碍，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再试一次呢？”2月初的一个晚上，本刊记者与小加分享了徐杰的观察。那天她刚刚新学期开学，在操场上接电话，说着说着声音就时断时续。她说自己胃口不好，离家的时候没怎么吃饭，看着父母突然觉得很心疼。
她说自己知道这个药有“副作用”，可是，“姐姐你告诉我，不吃药的话，我怎么样才能开心起来？”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8期，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小加、焦焦、凯门、卢田为化名。实习生石震方对本文采访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