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东西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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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February 25, 2023
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一统天下，自信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功业，决定万象更新。他发明了一个新的称号“皇帝”，并且出台了大量新的制度和政策。
朝会讨论时，大多数新政都顺利一致通过。但有一个问题，却引起激烈的争论。
丞相王绾等提了一个建议：“诸候刚被消灭，原来属于燕国、齐国、楚国的土地，都非常遥远，不在那里封王，就无法稳定当地局势。请把皇帝的几个儿子立为王，希望得到皇帝的许可。”
这句话说了两个问题：第一，这些地区文化上对帝国缺乏认同，发生暴动甚至叛乱的可能性很大；第二，交通、通讯条件决定了，帝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把力量投放到那里。
所以，分封一个忠于皇帝的国王，给他比郡县长官更大的自主权，算是很有针对性的办法。
何况，让天子的儿子们成为国君，既是古老传统，也符合皇子们的利益。这个建议也算是给各位皇子一个很大的人情。
所以秦始皇把这个提议交给群臣讨论的时候，立刻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但是，廷尉李斯发话了：“当年周朝建立的时候，就采用的这种办法。各国国君开始关系还好，后来亲属关系疏远，就互相攻击像仇人一样，周天子拿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幸亏陛下您英明神武，统一了天下，推行郡县制度，皇子和功臣，只是从国家的税收中取走丰厚的一笔做收入罢了，非常容易管理。天下人都不敢和皇帝有不同看法，这是安定国家的办法。重新分封诸侯，则很不妙。”
这番说辞，既充分总结了历史，又清晰预见了未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就又非王绾可比了。
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
这场朝廷辩论，后世的历史书上，往往被称为封建制与郡县制之争，似乎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其实，辩论双方倒都是真心希望帝国能够长治久安。
王绾们更多考虑的是可行性问题：他们显然也不是旧制度的拥趸，主张在赵魏韩推广郡县制，燕齐楚实行封建制，不过是量力而行罢了。
李斯的主张当然更加高瞻远瞩，但要全面推行郡县制，对帝国来说，却存在很大技术障碍。
如果采用分封制，那么一个皇子带着一群大臣，率领一支军队前往自己的封国。接见一下当地的贵族，要他们表示对自己效忠，一个新的诸侯国也就算建立起来了。
刚被消灭的山东六国里，这些贵族多半有数十甚至几百年的传承，势力根深蒂固。他们未必在乎自己属于哪个国家，所以不久前帝国的大军把他们的祖国灭掉，他们就并没有毁家纾难激烈反抗。现在，当然也不指望他们真心忠于帝国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愿意宣誓，然后该缴税的时候由他们去向平民征税，有大规模徭役时则由他们去组织人力，也就可以实现平稳过渡了。
但郡县制就完全不同了。至少县一级的政府，都需要由帝国派遣官吏去进行管理。一方面，这意味着本属于当地贵族的权力，都被帝国剥夺，他们会对帝国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帝国一时也很难派遣出这么多官吏。
孝公时代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实行严厉的法治。也就是说，政府机构中，需要有大量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吏来完成具体工作，这些官吏被称为“文法吏”或者“文吏”。为了满足这个需求，秦国很快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教育体系，也就是“以吏为师”，被称为“史子”的年轻人追随资深官吏学习法律和政令，保证了文吏源源不断的供给。
但是，这个一百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体系，只是为了满足“秦国”这样一个诸侯国运转而设的，要治理“秦朝”这样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就显得像往地上泼一杯水，根本无法负载巨大的舰船。实际上，短短十年就摧枯拉朽般把山东六国一扫而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全面推广郡县制也是临时做出的决策，事先根本没有人想到要给文吏人才库扩容的问题。
但是大秦体制的最高原则，就是君王的诏旨，符合国情要执行，脱离现实那就创造历史也要执行。既然郡县制已经是既定国策，大秦的天涯海角也不能例外。
无数人的命运将因此改变，在遥远的东方，沛县丰邑人萧何，很快成了因此获益最大的人物之一。
二
今天的丰县和沛县是平级的两个县。秦朝的版图中，丰邑是沛县下属的一个乡，而沛县又属于泗水郡（或者叫四川郡）。
秦朝建立之前，出生在这里的刘邦、萧何们的认知里，自己是楚国人。但他们的长辈里则有人记得，几十年前，这里属于宋国。公元前286年，宋国被齐国吞并，但是这里的人没有因此成为齐国人。因为齐国的行为引起了国际公愤，很多国家都冲过来参与瓜分，沛县最终是落入了楚国之手。
因为和魏国相邻，所以沛县受魏国影响也很深。刘邦年轻时代，不事产业，想当游侠，就曾经跑到魏国拜码头，魏国快被秦灭掉时候，魏王假的流亡政府还曾经把丰邑当作都城。
这里的人祖上的情况更加复杂。作为一片有久远历史的土地，要翻老账的话，春秋时代，宋国分化出一个萧国，后来是被楚国灭掉的，萧何是萧国的后代；宋国还吞并过一个曹国，萧何的同事曹参，是曹国的后代。刘邦的祖上，剥离掉神话色彩，大概也可以判断是从西部地区迁徙过来的。
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导向一个结果：沛县人有乡土观念，但没什么国家意识。对楚国被秦始皇灭掉，他们本没有多大抵触情绪。无非是换一个来收税和征发徭役的主子而已，这个主子是谁，一般人本来就不会太关注。
当然，对于熟悉政府运作的人来说，还是会注意到许多细节差异。楚国的一县之长，称谓上是列国中最尊贵的，采用的是春秋时代国君的称号“公”，所以后来刘邦起兵的时候，也是号称“沛公”。但这位秦朝派来的长官却仅仅叫“县令”或者“县啬夫”而已。当然，更使人惊讶的事，在新的帝国体制下，他的任期如此之短，受到上级的监管却如此之多。想到不需要多久，眼前这位县令就可能调任别处，或者因为过错而被贬谪，沛县父老对他的敬畏，也不免大打折扣。
县令当然也会感知到这一点，但暂时也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东方，却被告知自己仍不过是领一份俸禄，恐怕也多少有些不满。灭楚的大将王翦曾向皇帝抱怨过，军功再大也终究不得封侯。觉得收益低于预期，可能是统一之初秦人上下普遍的存在心理，只是畏惧严厉的秦法，谁也不敢抱怨说：早知道如此，还不如留着山东六国，隔一段时间打他们一回，可以掠夺战利品，向他们收取子女金帛呢。
但无论如何，县令要赶紧把县廷的行政班子搭建起来。
《史记》这样高屋建瓴的史书，对历史的许多琐屑细节，当然不可能记录。好在由于大量竹简的发现和释读，今天学者对秦代县廷的组织结构，了解也颇不少，不过模糊之处，仍在所难免。
一般推断，作为一县之长的县令，县令最重要的副手县丞，县里最重要的武职县尉，由朝廷直接派遣，也即是秦人。但负责具体工作的文吏，就不能像在秦地那样充分供给，就只能由县令在本地选拔了。
要找到合格的人才实在有诸多困难。山东六国并不像秦这样强调法治，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律令，现在他们需要从头学习秦国的律法。更糟糕的是，列国文字不同，一捆捆秦法交到他们手上，他们也可能如入云山雾沼，茫然不知所措。
汉代的法律，学童年满十七岁参加司法考试，证明自己能背诵9000个字以上，才能取得为吏的资格。这个规定一般认为就是承袭秦代而来。显然，这是一个需要从娃娃抓起的过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发现的那位勤勉的官吏喜，据其自述，他进用为“史”时，已然十九岁了。
显然，距离秦国越远的地区，就越缺乏这样的人才。想到自己该怎样凑齐司空曹、金布曹、仓曹、户曹、吏曹、狱曹……那么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县令就焦虑得头痛欲裂。
所以当他看见萧何的时候，觉得简直像发现了一个宝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三
伟大的秦始皇出生于公元前259年，刘邦比他小三岁，生于公元前256年。萧何给人印象是比刘邦略年长几岁。也就是说，公元前221年天下一统的时候，萧何大约年近四旬，早已经错过一个人学习新知识的黄金阶段了。
明确了这一点，再看《史记》里那句似乎平平无奇的评价，才知道含金量有多高：
（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
“文无害”三个字怎么解释，争论很多。有的说是无害就是无敌，文无害就是对法条的理解，已经达到无人可比的水平；也有人说，无害是不伤害别人，文无害是说不但精通法条，而且解释贯彻时又很厚道；还有人说，无害是没有缺陷，所以文无害是精通法条，完成公务达到谁也挑不出毛病的水平。
总是，“文无害”是一个公务人员的极高境界。甚至在整个泗水郡，萧何都拿过行政系统考评第一。
秦国的语言对于萧何来说几乎是一门外语，秦国的法律对萧何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体系，中年人萧何是怎么取得这样的成就的？
或者，他确实是语言和法律天才，在极短的时间里就练就了这样的水平；或者，虽然沛县距离秦国很远，也绝不是信息流转的中心，但萧何就是早早预感到秦国将吞并天下，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利用沛县极其有限的资源，自学了秦国语言和法律。无论哪种可能，他都是一个眼光、才智极其高明的人物。
萧何的公文写作水平如此之高，可以帮助领导年终上计时，拿出一份风光体面的工作报告。这是他的沛县令和中央派来的御史都欣赏他的理由之一，但绝不是全部原因。
我们也可以设想，从秦地远道而来的县令，最大的工作障碍是什么？
他和沛县人语言不通，而且沛县最大的贵族（如果有）虽然已经被列入了打击对象，被责令搬家到帝国的都城咸阳去，但大量的中小家族，一样根深蒂固。县令的工作要想顺利展开，就要解决怎样和他们相处的问题。
对照明清时代的经验，地方官上任之前，会先组建一个和自己一样是外地人的行政班子，处理最核心的政务，来对抗本地人的影响力。但秦代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帝国，还完全不具备这个经验，所以地方官孤立无助的感觉，必然还大大超过明清。
郡县官员的工作繁多，行政、税收、司法、教育……无一不是他的责任。但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工作分成两大类：长期任务，是打击地方主义，培养国家认同，让一般黔首都能以萧何为榜样，理解国家的政令；短期目标，则是明面上不要发生大的骚乱，各项考核指标可以完成，尤其是朝廷不断出台的新指示，如修建阿房宫、骊山陵、长城等大工程，需要多少民夫，必须赶紧把人给送过去。
为了完成长期任务，县令需要想方设法打击那些有点势力的家族，比如贯彻商君变法以来的兄弟不析产，则加倍收税的政策，把他们拆分成一个个核心家庭，尽量使黔首原子化；但要实现短期目标，则由于没有其他行政资源可用，反而只有和这些家族搞好关系，让他们愿意配合朝廷的工作。
显然，长期任务无法量化考核，完成不了也问题不大；短期目标一旦有差失，可是立刻丢官罢职的下场。所谓“明主之法，治吏不治民”，大秦的法令，对官吏比黔首更严厉得多，最艰苦危险屈辱的谪戍，都是优先安排犯错的行政人员去完成的。
所以，该怎么选择，对郡县的长吏们根本不是难题：只有把原有的地方势力先利用起来。
而沛县令要和本地父老的沟通，自然离不开萧何。而萧何这方面的技巧之高，尽管史料有限，我们单是从萧何与刘邦的关系里，也明显感受得到。
四
刘邦年轻时代是游侠或者说流氓：游和流是近义词；司马迁之前，侠这个字没什么褒义，而氓就是民的意思，也没有太多贬义。所以两个词差别其实不大。
王陵是沛县的“县豪”，刘邦曾经慕名进城，拜过这个大哥；魏国的张耳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大侠，刘邦曾经跑到魏国城市外黄（今河南民权县），追随张耳好几个月。
这种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奇怪的是，刘邦三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改弦更张，当上了泗水亭长，也就是找了一份体制内颇有点体面的工作。
刘邦的这个转变，基本可以肯定和秦的统一有关。“侠以武犯禁”，是始皇帝推崇的学者韩非的名言；流动人口，自商君变法以来，就是秦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张耳这样的大侠，早早上了帝国的黑名单，只能隐姓埋名流亡，做了“里监门”，也就是社区的保安，被猥琐小吏侮辱，也唯有忍气吞声。
刘邦这样的低阶游侠，不在朝廷的关注范围内，但也不能再跨国游荡，只好回到家乡纳入编户齐民体系，不允许任性的拜码头串联。也就是说，天下分裂，刘邦在国际间流窜也没人视为奇怪；帝国一统，他却反而大受拘束，连从丰邑去趟县城都困难。诚朴的农民可能不太介意活动空间的紧缩，但刘邦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压抑。
史书上记录了刘太公对刘邦的抱怨，认为这个小儿子远不如他哥刘仲能置办家业。直到刘邦成为大汉皇帝之后，他对父亲的批评还不能释怀。考虑到刘太公自己也喜欢和不良少年厮混，刘邦当游侠混得有点头脸的时候，老爷子大概没什么不满，多半是秦统一之后，刘邦欲当流氓而不可得失业在家，刘太公才有了诸如此类的怨言。
可能也正是这个时候，萧何向刘邦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不了流氓，就来当片儿警吧。
萧何和刘邦都是丰邑人，是最严格意义上的老乡，但两个人的性情和作风完全不同，日常往来并不亲密，不过以萧何的洞察力，很容易发现刘邦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对社会下层不安分的少年，有强大的感召力，很容易让他们蠢血沸腾。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早早笼络住一个潜在的黑社会大佬，总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至于后来实际回报还远远超过预期，那就归根结底是历史进程，非任何人所能预见了。
刘邦还是游侠期间，萧何就多次帮他隐瞒罪行。刘邦成为亭长，则意味着两个人之间有了进一步合作的空间。
和“十里为乡”的“里”指居民点不同，所谓“十里为亭”，这个“里”就是今天说的一里路、两里路的里。亭是治安单位。即在交通要道上，十里设一亭，既负责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又可以维持治安。黑道出身的刘邦担任亭长当然再合适不过，很容易做到必须侦破的案件迅速侦破，一般的违法行为，则被掩盖得不留痕迹。
而萧何此时已经是沛县的“主吏掾”，负责全县重要人事岗位的安排，经常需要和刘邦工作对接。萧何多次表现出对刘邦特别的重视。一个著名的事例是：刘邦到咸阳出差，按惯例同事都要赞助一些路费。别人都赠送了三百钱，只有萧何送了五百钱。刘邦后来的回报是，一个钱十户人家，封萧何为侯时，额外多封了二千户。
沛县主吏掾萧何和泗水亭长刘邦这个组合，和后世影响巨大的小说《水浒传》里，郓城县押司宋江和东溪村保正晁盖的关系非常类似。当然，萧何远比宋江有才能却没有那么大野心，刘邦的眼光智慧胸襟气魄，更非晁盖可比，所以后来两个组合的命运，也大不相同。但一个人坐镇县廷，操控着区域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一个人扎根基层，以秩序维护者的法定身份，经营着黑道势力，然后互通有无彼此配合，甚至不惜担上“血海也似的干系”。这却是中国古代史上异常稳定的基层权力运作方式。
当然，这类组合运作得越成功，就越意味着沛县令只是一个摆设。有一个人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县令不甘心被彻底架空的努力，但结果，这却让他失败得更加彻底。
这个人就是未来吕后的父亲吕公。
五
《史记》里如此讲述刘邦成为吕公的女婿的故事：
单父（今山东单县）人吕公与沛县县令相友好，为了躲避仇人，做了县令的“客”。
于是，他就追随县令来到了沛县。沛县的“豪桀吏”，即强势的宗族和县廷的官吏，听说县令有这么一位“重客”，都去送礼祝贺。
身为主吏掾的萧何，自然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他命令说：“礼物不满一千钱的，不能进堂就坐。”这时刘邦到了，他一向瞧不上自己这些同僚，就在拜帖上写了“礼钱一万”，但实际上一个铜钱也没带。
吕公看到这个拜帖大惊迎接，见到刘邦的相貌，越发敬重，亲自引刘邦入座。萧何说：“刘季一向爱说大话，办事却不靠谱。”刘邦在大堂上的表现极为放肆，却越发引起吕公的赞赏。所以酒宴结束，吕公就留下刘邦，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个故事当然有人视为离奇，由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候，吕氏家族已经作为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彻底铲除，太史公对吕家的记录，向来被认为疑点重重。但还是有些毫无造假必要的信息可以信任：比如吕公是县令的“客”。
这个“客”，自然也就是孟尝君“养客三千”的客。意思是吕公从县令那么获得某种收益，而回报则是为县令出谋划策，解决困境。
对照《项羽本纪》，又会发现吕公和沛县令的关系，与项梁与会稽郡守殷通的关系，倒是颇有些相似。
作为楚国的贵族，项氏的封地是项（在今河南沈丘），司马迁又称项羽为下相人（今江苏宿迁），但项梁叔侄后来起兵反秦，是在会稽郡的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
项梁之所以会去吴县，理由和吕公到沛县相同，是逃避仇家。然后项梁显然很得会稽郡守的赏识。“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尤其是能够担当主持大规模徭役的重任，恐怕不仅是因为项梁的才能超过本地的人才，而是郡守更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无论如何，郡守对项梁的信任无可怀疑，所以后来决定谋反这样的大事，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项梁来商议。
项梁的身份，大约也正是郡守的“客”。
前文已经提及，本地势力不可信任是地方官的基本判断。而后世官员的应对之道，是上任的同时，就要组建一个由外地人组成的行政班子。
明清时代，州县官会聘请若干幕僚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参谋，至少会有一个负责税收（钱谷），一个负责司法（刑名），他尊称这些幕僚为老师，民间把在衙门工作的各色人等都称为“爷”，这些老师也就是所谓“师爷”。不但如此，重要的具体事务，如看守大门，负责文书签转，看管仓库和打理厨房……也都不能信任由本地人充任的书吏和衙役，所以州县官还会雇佣大量长随，承担这些工作。
师爷和长随都没有公务员身份，他们的收入由地方官自掏腰包支付，只有他们，才和地方官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秦代的郡县官员面对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理想中最好的应对策略，当然是任用更多的秦人，但秦人数量远远不够，那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尽量使用外地人。沛县令用单父人吕公，会稽郡守用下相人项梁，遵循的就是这个逻辑。
如此，沛县豪桀吏欢迎吕公的那次宴会，涵义就好像变得复杂起来。本土势力与外来力量高坐一堂谈笑风生，言辞中却只怕闪烁着许多刀光剑影。刘邦以二愣子的形象出现，不仅是瞧不起同事，更明显是对吕公的示威。萧何贬斥刘邦，则确保做到了有礼有力有节，分寸拿捏，极是精妙。
而秦代与明清的差异也立刻显示出来。幕友和长随本身都不拥有什么资源，背叛地方官勾结本地势力得不偿失。吕公却是豪家，项梁更是贵族，对沛县令或会稽守并没有那么强的依附性；单父和沛是邻县，下相和吴都是楚地（不管今天的宿迁和苏州关系如何，那时并没有大内斗省的观念），更容易建立彼此认同，尤其是面对人憎鬼嫌的“秦人”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选择了抛弃地方官而与本地势力相结合。项梁赢得了江东父老的信任，在郡守满心期待和他谋划造反事宜时，喊来项羽一剑砍掉了郡守的脑袋；而吕公那个本来据说可以成为县令夫人的女儿，则嫁给了泗水亭长刘邦。
六
萧何有一个特别值得夸耀的成就：就是朝廷到泗水郡来视察工作的御史，对他特别欣赏，以至于想把他调到中央去工作。
萧何很感动，然后拒绝了他。——众所周知，拒绝是比接受更加荣耀的选择。
萧何为什么会拒绝这样的好运呢？当然不会是淡泊名利。分析萧何的心理，往浅了说，是他知道秦朝只是秦人的秦朝，自己一个东方人到咸阳去，也不会有多少发展前景，反而失去了地方上的丰富资源；往深了说，萧何也可能有这样的远见：他知道秦朝不会长久了。
毕竟，在县廷工作能接触到许多机密的人，比任何人更容易体会到这个政权的病魔缠身罪孽深重。
秦朝的制度，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个没有问题；秦始皇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千古一帝，这个也没有问题。
这些年读到不少文章，喜欢论证秦始皇道德高尚心地纯良所有的政策出发点都是好的。虽然这种热衷洗白作风十分儒家，始皇帝大概不屑一顾；引用几根秦简上的动人说辞，就相信史书上记录的暴政都不存在，我也不知道和捡几张六七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就否认连历史教科书上也认真检讨的事实有什么区别，但谁要坚持认为秦始皇是个好人，也一样不必反对。
帝王的动机好坏，本来就无关紧要，反正这都不影响大秦统治下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的事实。
这里先要辨析一个数字问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里面，罗列了秦始皇时代有哪些大工程，分别征发了多少民夫。范先生把这些人数一加，再除以他估算的人口数，得出结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
今天仍然经常可以看到人在引用这个数字。但实际上，15%是这个比例，既高估了，也低估了。
葛剑雄先生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分析：范文澜算出来的征发民夫数，高了，因为很多工程并不是同时进行的；而他估算的总人口数则低了。这么算下来：始皇帝的征发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2.5%而已。
但是，这只是直接征发的数量。农业社会和现代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动员成本高到骇人听闻的地步。要支撑这2.5%的人流动和服役，以当时的后勤能力，秦朝至少需要动员全国50%的人口。
后来的研究，大概是在葛剑雄先生这个判断的基础进一步细化。总之毫无疑问的是，超过50%的秦朝人被卷入了无休止的折腾之中。
伟大的始皇帝主观上可能确实没想过把社会伤害得如此之深。他所继承的所谓“六世之余烈”“四世有胜”之类，都只是一个诸侯国的经验。征发人数变多，征发路程变远，这个成本是指数增长的，始皇帝按线性增长计算了（毕竟如大家所见，二千年后的历史学家还经常犯这个错误）。皇帝在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制定了国家发展规划，大秦的官僚系统虽然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但面对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帝王，没有谁活腻味了敢去劝谏送死。
于是全社会民众的生活，就只能被推入万丈深渊。这口大锅，真不是秦二世、赵高等几个小人背得起的。.
《史记》记录得很清楚，刘邦成为盗匪，就发生在秦始皇末期而不是秦二世时代。刘邦解送一批民夫去修骊山陵墓，中途许多民夫逃走，刘邦就干脆选择做了逃亡者的领袖，上了芒砀山。
这部分叙述里有些渲染刘邦是天命所归的神异内容，可以不必理会。但肯定的是，刘邦的家人并没有受到多大牵累。胆敢对刘邦的妻子吕雉不敬的官吏，立刻就被刘邦的小弟击伤，之后吕雉仍然有活动自由，甚至到芒砀山与刘邦团聚过。可能是山野中夫妻相会反而异常兴奋，未来的汉惠帝刘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怀上的。
也就是说，刘邦上山成为盗匪，沛县令根本没有追究。想想也是，他怎么追究呢？刘邦的老丈人是自己的“客”，萧何、曹参为代表的全县官吏，都和刘邦关系密切。他根本凑不齐抓捕刘邦的足够人力。而且萧何一定会提醒他，即使抓住了又怎么样呢？审问追究下来，沛县令注定会把自己卷进去。想到秦法中的各种严苛刑罚，沛县令不能不不寒而栗。
于是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秦法，只能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摆设，认真落实执行只会害人害己。这个道理今天研究出土秦简的学者也许有人不明白，但当时的官吏，一定是明白的。
七
读史时经常不能不的承认，只要既得利益阶层团结而能干，很多时候哪怕民怨沸腾，也无可奈何。
而秦帝国的脆弱在于，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像样的既得利益阶层。恰恰相反，除掉皇帝高高在上，秦代是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时代。
统一之前，秦国的军民觉得发动战争斩下头颅获得军功，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当然程度如何极有争议）。如韩非子分析的那样，其实早秦始皇之前，秦国已经具备了灭掉六国的实力，但是却屡屡错失了机遇。韩非把这归结为谋臣不忠。实际上，却未必不是理性选择：留着富庶而衰弱的六国，可以保障打劫的收益而避免管理的成本。
但随着六国覆灭，这条路径反而断绝了。如果不能创造新的治国方式，这就像一只猛兽吃光了所有其它动物，自己也只剩饿死一途了。
始皇帝又相继发动对匈奴和百越的战争，这些新对手的特点是战斗力强劲，而生活极端贫困。换言之，战争胜利付出的代价极为高昂，眼前的获益却微乎其微。开疆拓土满足了帝王的雄心，也确实堪称功在千秋，然而一般秦军将士，只知道自己不能从中分享到什么好处。
至于被派遣到各地的官吏，感受则是到手的俸禄不过如此，朝廷不断交给自己无比艰巨的任务，稍有差失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拿沛县令来说，刘邦叛逃之后他无力将之逮捕归案，这件事他只能瞒一时是一时，之后的日子他一定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终于有一天，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讯息传来，那时他的感受，大约不是痛恨反贼而是如释重负，终于有一件事让自己的过失显得不那么严重了。
后人读史很容易注意到的：秦朝郡县的长吏，尽管他们本是秦人，但抛弃这个政权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沛县令、会稽守都是想造反却被刘邦、项羽清理出了革命队伍，后来刘邦伐秦西征的途中，许多秦朝地方官望风开城投降。当然更加至关重要的，一支南征的秦军，选择封锁归途，不理会中原逐鹿，开创自己的世界去了。
六国贵族当然是秦帝国的受害者。顺带一提：这些年来流行的论调里，最荒谬的是：秦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六国贵族的复辟欲望。这个说法不但大大高估了这些猥琐贵族的爱国热情，更极度侮辱秦始皇的智商：这等于说他一统天下后十多年来，那么多打击贵族的措施竟全然无效，最后被人家一举反杀。
实际上，打击了六国贵族这个目标相当程度是实现了的。所以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时代，最有行动力的没几个是贵族。即使如楚国的项氏，也是最近几十年战争中崛起的新贵，远不如屈、昭、景等老牌贵族值得夸耀；齐国能和项羽对抗的那几个田氏，虽然是王族，但血统已经不知道疏远到哪里去了（血统比较过硬的田假则迅速出局）；张良的家族号称在韩国五世为相，但在战国史料中却不怎么找得到他们活动的痕迹，不能排除只是自我标榜的可能。
在反秦战争最不利的阶段，有分析认为失败是反叛者血统太卑微的缘故，于是有一批贵族被抬出来以壮声色。但灭掉秦朝之后，这些贵族大多又像当时用来擦屁股的竹签一样，被随手抛弃了。
说起来，倒恰恰是萧何这样的官吏，应该算秦朝建立的受益者，但是他们自己却不会承认。
正是因为打击了六国贵族，又没法提供足够多秦国自己的令史文吏，秦帝国创造了一个权力真空，这才给了萧何们上升空间。
类似的还有陈胜、吴广，不管陈胜出身是否是贵族，他早已经沦为雇农，但起义时的身份是“屯长”，那支戍守渔阳的队伍的中层干部，就是说，秦朝建立后，他的社会地位其实颇有改善。
没有秦朝，这些人会被大贵族牢牢压制，说一句“苟富贵，勿相忘”就会招致群嘲。是秦帝国赋予他们特权地位，传授给他们政府和军队的组织管理经验。后来萧何进咸阳，第一件事就去“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他也深知这种资源有多么重要。
然而，他们都对秦朝不会有任何感情。这种得益于时代潮流的改善，人更容易倾向认为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何况小特权要被大特权霸凌，在政府或军队工作中，每天相处的那个骄奢无能的人，仅仅因为是个“赳赳老秦”（姑且借用这个当代人发明的词）就是我的领导，没什么比此类事实，更容易埋下仇恨的种子。可以想象，陈胜吴广斩杀秦都尉，项羽斩杀会稽守，沛县父老斩杀沛县令，得手时一定充满“出了老子胸中多年一口鸟气”的快意。
也就是说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秦在六国故地培养了一个既依托秦的体制习得行政能力和组织经验，获取或政治和社会资源，又对帝国毫无忠诚的阶层。这些人成为反秦斗争中，真正的骨干力量。
一个能够做到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帝国，无论看起来多么光鲜威猛，早已注定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
最后抄录一则逸闻，“2018年4月6日，山东滨州狂风大作，高达18.90米、巍峨屹立的秦始皇铜像，在狂风助力下，腾空而起，飞出数十米，龙颜尽失，面目全非。”从网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出，这尊号称全世界最大的始皇帝像只是一个空壳，如此说来，倒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关于秦帝国的象征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