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豆瓣读书
01 “商品”是分析现代社会的入口
《共产党宣言》，尤其是第一部分，主要是来描述现代社会的特征的。为了说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描述的独到之处，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和韦伯进行对比。他们两个人都对现代社会做出了各自的描述。但是两人的角度完全不一样。韦伯指出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特征。现代社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从中世纪的神圣化逐渐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过程。神圣性经过多次理性化，不断地理性化，不同意义上的理性化——社会的理性化，人格的理性化，以及国家治理和企业组织的理性化——从而迈入到现代的世俗社会，也即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组织、国家、体制，都是以理性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个以理性为内核的组织加剧了效率，但是，它们却也有强烈的结构性桎梏，它们使得现代社会形成了一个铁笼。人置身其中，无处逃脱。在此，“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这就是韦伯所讲的现代社会的特点。这个现代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形成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端从16世纪就开始了，经过17、18、19世纪，经过几百年之后，现代社会慢慢形成今天的样式，资本主义也抵达了它的高峰。现代社会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进程。对于韦伯来说，资本主义这个巨大的铁笼，它最令人不安的，或者说，它体现出来的最大的危机，就是个体在铁笼里面的无望挣扎。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制度、秩序、或者国家机器或者企业里面的一个碎片，一个零件。对韦伯来说，这就是现代人的痛苦和危机。现代社会，我们甚至要说，人类社会，总是处在危机之中，危机意识不断地伴随着人类。因此，人类不断地处在一个需要救赎的状态当中。基督教时期，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犯了罪。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救赎。基督教相信由上帝来救赎。但是，在现代社会，如果说基督教的上帝死了，到了现代人那里，同样遇到了一个危机。原来是罪恶的人，现在变成铁笼中的人。原来人内心的罪恶，现在变成了铁笼本身的罪恶，制度的罪恶。所以，现代社会也需要救赎。
人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用来消除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尼采至关重要的工作），但是，人们怎样消除铁笼本身这种外在的罪恶感呢？这就是韦伯的困惑——他笔下因此带有一种忧郁的格调。铁笼并不容易砸碎，因为它是有用的，它是充满效率的，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合理的，它不是创造了如此之多的财富吗？它不是将现代社会管理得井井有条吗？但是，它也让你失去自由，失去情感和欲望，它把你撕成了碎片。这就是韦伯式的挣扎：人和体制的挣扎和冲突，人被体制所束缚，这么一个问题持续到现在，一直在德国发酵，在某种意义上，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他们提出来的这一系列问题都跟韦伯的这个问题有牵连。即，现代人如何摆脱生存的困境？或者说，如何摆脱资本主义的困境，如何摆脱理性以及理性化所带来的困境，从根本上来说，如何摆脱现代性的困境？不过，韦伯只是指出了问题之所在，他并没有提出出路何在，或者说，他实际上认为没有出路，因此，他怀有一种强烈的痛彻感和悲凉感。他说：“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真的无人知道吗？这就是马克思和韦伯的重要差异。马克思确信现代社会的危机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尽管他和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危机的诊断不一样。或许可以将法兰克福学派定位在韦伯和马克思之间——他们既有韦伯式的理性批判，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放色彩。如果说，韦伯面对着危机而无从下手的话，法兰克福学派则试图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有所改变，他们试图进行拯救。
马克思如何来诊断现代社会呢？和韦伯一样，马克思也将现代社会的焦点放在资本主义身上。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导致了什么呢？或者说，作为现代社会最明显最重要的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看马克思的原话：“资本主义它实际上导致了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社会最大的危机不是具体的个体和生硬的机器般制度的对立，而是一个阶级和另一个阶级的对立。韦伯和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判断是不一样的。在韦伯那里，是具体个体受束缚的问题，是个体和体制的问题，是理性的过度主宰和膨胀引发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是作为阶级的群体的问题，是阶级的压迫和反压迫的问题，是阶级之间的对抗问题。不管是韦伯的个体，还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陷于危机之中。
但是，我们看到了，韦伯很悲观，韦伯说我不知道这个惊人大发展的结局如何；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问题，这个危机，他看不到解决的出路。但是马克思非常有信心，马克思断定，资产阶级一定会灭亡，无产阶级一定会取得胜利，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手铐”还是“铁笼”都会被砸碎，自由一定会降临。这是他们俩一个重大的区别。韦伯不知道如何去救助，但是马克思知道，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可以自己拯救自己。
马克思到底是怎样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或者说他是怎样来分析现代社会的？韦伯分析现代社会的出发点是理性，是各种各样的理性——虽然每一种理性的作用不一样，但正是诸种理性的不断涌现和组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典型意象：铁笼。我们可以说，韦伯是从理性这样的现代观念出发来讨论现代社会。而马克思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它的切入点是商品。他从商品出发来谈论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18世纪以来的社会和18世纪以前的社会，最大的区别在哪？就在于现代社会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商品，准确地说，出现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在古代，在中世纪，甚至在现代社会早期，人主要生产的是产品。而现代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是商品。商品和产品的区别在于：产品是自给自足的。在古代社会，在中世纪，人们生产的东西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自己种地，产出粮食，产出蔬菜，就自己吃；自己种棉花，自己织布，自己就有衣服穿了。他所有的产品，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自给自足的，他不拿去销售。中世纪还有许多大型的农庄，农庄里的农场主和农奴，他们在自己的农庄之内自产自销，在自己内部自我消化、自我吸收，或者农奴向领主进贡，向宗教组织交税等等，这都是产品，它主要的不是依赖市场，它不往外销售。而商品主要是用来销售的。或者说，主要是用来交换的。这就是商品和产品的根本区别。
但是，产品可以转化成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只是在现代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产品才大规模地变成了商品。它们要四处奔波，四处出售，到处寻找客户，到处寻找市场。它是流通的，要冲破自己生产的狭隘区域，它要试图让自己在另外的空间里得到消费，它要让它的使用价值获得别人的消费。这就是商品的特征。在现代社会，生产者并不独占他的产品。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现代社会跟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差异。今天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商品，绝大多数产品都变成了商品，生产就是商品生产。社会就是一个商品社会。人们生产和消费的都是商品。几乎没有人为自己而生产了。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的开端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现在看起来毫不令人惊异的过程，是从16、17世纪开始出现的。它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对于马克思而言，商品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入口。
这样，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商品和产品，它们都是有用的。我们为什么要生产这个产品？我生产这个产品就是为了使用，就是单纯的使用——它对人有用，人们才会去生产。它的价值就是它的使用功能，就是它的有用性，马克思将此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产品和商品都有使用价值。但是，只有商品才有交换价值，而产品没有交换价值，产品不交换。这是马克思发现的商品的另一个特点，即商品除了使用价值之外，还有交换价值。但什么是交换价值呢？这是马克思的定义：“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
但是，这个量的比例或关系到底是怎样来确定的呢？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使用价值之所以能够交换的基础是什么？事实上，一旦要交换，就一定要达成一种对等的关系，就一定要有比较的基础，就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可以比较和衡量的东西。既然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一样，那么显然，比较无法从功能上来着手，那如何来寻找一种共有的可比较之物呢？或者说，这个可以比较和衡量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正是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抽象，即所有的商品都可以不顾具体的使用价值而进行抽象，即，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抽象为劳动，因为商品是劳动的产物，它凝结了劳动的时间，没有劳动就没有商品，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的商品都体现出了这种劳动的耗费。正是因为不同商品有一个共同的抽象物：劳动、劳动耗费、劳动时间，商品之间才可以进行比较和交换。它们也因此可以获得它们的交换价值。
02 当商品被赋予符号价值，消费=锚定社会身份和等级
在马克思看来，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加重要。因为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有强烈的要求交换的欲望，只有这样，商品才可能有出路。我们是先发现它能够交换，然后才去对它进行生产。生产商品，首要的就是为了交换。因此，不是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决定使用价值。马克思第一次把商品的交换价值提出来了。在他这里，商品有两种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在19世纪60年代发现的一个秘密：商品的两种价值。在100年后，马克思的这个价值理论——这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理论——被推进了。商品在今天不再仅仅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还有另外一种价值，这就是它的符号价值。就是说，商品现在开始有三重价值。这个符号价值是鲍德里亚提出来的，他结合了商品在当代的状况对马克思商品的两种价值理论提出了补充。对马克思而言，商品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之所以要交换，之所以能够交换，就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但是，鲍德里亚说，今天的商品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商品并非只是因为使用价值而被交换，商品也可能是因为符号价值而被交换和消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二战后，在鲍德里亚写作的时期，商品的属性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商品现在完全可以根据它的符号而不是功能来交换。
什么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呢？商品的符号价值意味着，物品彻底地与功能，也可以说，与使用价值脱离了关系。符号价值与使用价值无关。如果说，使用价值是满足消费者的实用功能需求的话，符号价值则是满足消费者的地位名义需求。人们的消费在满足功能的同时，还要追求自己的社会等级身份——一个法拉利汽车，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一个身份标志。它也是一个身份符号。交通工具作为它的使用价值，身份标志作为它的符号价值。也就是说，消费什么样的符号价值，即意味着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身份和等级。
为什么会这样呢？鲍德里亚发现，物品（商品）总是和其他的物品有差异关系。在20世纪，物的生产越来越趋向多样化的特征，同一种功能的物会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类型。同样是交通工具，有飞机、火车和汽车；同样是汽车，有各种品牌的汽车。正是这同一种功能的物品，可以构成一个物的体系：法拉利、奔驰、大众和奥拓汽车一道，构成一个汽车体系，它们可以相互比较，也存在着差异关系，也存在着高低等级。每一个类型的物，都获得一种品牌，获得一个符号。鲍德里亚受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的影响，将物看作是符号。物就是符号，那么，物体系类似于语言体系。就像语言体系存在着差异性一样，物体系也存在着差异性。符号价值就诞生在一个体系化的物的高低等级之间。物存在着差异，它的符号价值也存在着差异，那么，符号价值的消费，实际上是一种差异的确定，是社会不同地位等级的确定。鲍德里亚区分了物的四种逻辑：实用逻辑（使用价值）、市场逻辑（交换价值）、赠礼逻辑（象征价值）和地位逻辑（符号价值）。赠礼不是商品，它是纯粹的馈赠，我们因此可以避而不谈。因此，作为物的商品就有使用价值，有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从鲍德里亚的观点看，在一个新的消费社会中，物品的消费，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需求，消费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获取，恰当地说，就意味着不同社会地位的获取——这完全是因为物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符号价值，根本上来说与地位相关。人们通过消费商品的符号价值，来确定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
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主要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讲的，符号价值体现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但是，为什么有些商品的符号价值高于其他的商品呢？或者说，物体系之间的符号价值的差异是如何诞生的呢？比如说商场里面有形形色色的衣服，它们的保暖性质相近，甚至是它们的材料也相近，也就是说，它们的使用功能相近，但是，为什么它们的符号价值不一样呢？我为什么买这件衣服而不买那件衣服呢？我买它就是因为我喜欢它的符号，它本身独特的形式、它的设计、它的款式，以及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总的品牌。我喜欢的这个品牌，可以奠定我的趣味、我的身份、我的地位。我使用什么样的品牌，我就获得什么样的形象。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我通过消费这些商品，我可以同其他人“区隔”开来。商品的差异，尤其是在符号价值方面的差异，体现出品味和阶层的差异。人们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出现的现象。在马克思的时代，人们对商品的要求还是以功能和实用为主——商品主要是有用的。但是，现代社会，商品的符号价值愈发凸显了。人们在商品的符号和形象上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人们处心积虑地生产商品的符号价值。围绕着商品的符号价值出现了庞大的设计工业和推广产业。
我们可以举一个最日常的例子来说明符号价值的重要性。比如说月饼，月饼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食物。这是它的使用价值。但是，人们对吃月饼有多大的兴趣呢？而月饼的价值——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月饼的价值应该取决于生产月饼的劳动时间，但是，今天，月饼的价值显然不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劳动时间，也不是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它的功能。我们看到，今天月饼被过度包装了，月饼隐藏在华美、精致、甚至是有些奢侈的包装盒子中。围绕着月饼，出现了一个盛大的包装竞赛，月饼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包装——而这种包装与功能无关，它根本无法被吃掉。它只是构成了月饼的符号价值。在此，“要构成消费的对象，物必须成为符号”。人们生产或者消费月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产和消费月饼的包装盒，也就是说，在生产和消费它的符号价值。在月饼这里，符号价值明显地压倒了使用价值。在另一些商品中，使用价值降到了最低，而符号价值却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尤其是对某些奢侈商品而言。最典型的比如说手提包，包都是装东西的，它们功能相同，它们的使用价值相同，但是，包的价格则天壤之别，一个商场赠送的手提袋可以装东西，LV包也能装东西，但是，后者为什么那么贵？这就是因为它的品牌，它所具有的符号价值。LV包既是符号，也是象征。你背这个包，你就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取得一个象征性的身份。
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事实——这点更是在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出现的——即，整个社会越来越趋向符号化了，越来越形象化了。也可以说，越来越景观化了。居伊·德波——他创办了一个先锋派组织情景主义国际，他是这个组织的灵魂人物——在他的著作《景观社会》开头就说，“全部的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他这是模仿马克思《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在那里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的庞大堆积。德波说，一切都被景观化了，实质性的内在东西都被抽空了，都变成了景观，今天的生产都是形象生产，都是景观生产，都是符号生产，现实都被塑造成景观了。我们在街上，看不到真正的物，只能看到关于物的广告；看不到真正的人，只能看到电视里面的明星。我们整个社会全部被影像化了。现代人都是观众，看到的都是景观式的现实，或者说是虚假的现实。现实已经被影像化了，它在我们面前拉上了一层帷幕。现实被影像给遮蔽了。现实就是一层面纱，一层形象的面纱，它和我们之间隔着巨大的沟壑，它以错误，虚假的形象展示在作为观众的我们前面。这是德波的观点。
我们相信，鲍德里亚正是接着他讲的，对于鲍德里亚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现实，没有什么真实，唯一的真实就是符号。如果说有什么现实的话，现实是模仿符号的。符号不是现实和我们之间的障碍，符号本身就是最为真实的东西。如果说，德波还认为，符号，形象和景观过度膨胀，以至于掩盖了真实的话，鲍德里亚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一切都是符号。实际上，鲍德里亚还把真和假这样的概念进行了“内爆”，真和假的界限已经被销毁了。形象、符号、外在性，就是一切。如果是这样，在商品当中，重要的当然是商品的形式，商品的外观，商品的符号价值。人们将消费的旨趣和目标对准了符号价值。
事实上，我们可以尝试着将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的范畴进一步扩大。符号价值还可以更加宽泛地来讲。符号并不仅仅是商品的形式、美学、款式、包装、品牌，符号甚至包括它的象征能力。比如说，钻石，它就是一个自然物质，但是为什么它能代表爱情？钻石的特点，就是它的坚不可摧，作为一个文化物品，根据它坚硬的品质，象征了爱情的永续。这个特点和坚贞的爱情的气质很吻合，这时，钻石就有了象征意义了，而不再单纯是一个自然之物。它也就此借用这个象征能力而获得了符号价值。最后，我们要说，符号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的等级标志。鲍德里亚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在这方面，他也许受到了凡勃伦的影响。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讨论的就是一个有闲暇的阶层，他们的消费性格，就是为了摆阔，为了炫耀自己的社会等级，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他们消费的就是符号价值。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商品的符号价值——如果我们不限于鲍德里亚的范畴的话——就有多个面相：它的社会等级的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炫耀感；它的象征能力；它的风格和美学。这些都构成了商品的符号价值，它们都是对商品使用功能的超越和摆脱。人们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性的使用价值，也包括这些符号价值。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说法就是，这种消费意味着“从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变”。符号价值的种种不同面相，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甚至可以融为一体：一辆路虎汽车，它有它独特的霸道而威猛的美学风格；正是这种彪悍的风格获得了象征能力，它是对某种男子气概的象征；同时，它还有挥之不去的身份炫耀：它价格昂贵，车的主人，不仅要有英雄般的意志，而且也取得了成功。也可以说，正是英雄般的意志成就了他的功名。
我们最后还要强调一点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和使用价值存在着一个相互竞争的关系。功能性的使用价值越是降低，符号价值就越是升高，反之亦然。使用价值和符号价值构成了一个反比关系。对今天的商品而言，一个大的趋势是，符号价值越来越显赫，而使用价值则越来越暗淡无光。艺术品是这一趋势的代表，对于艺术品而言，使用价值几乎不存在，它只有纯粹的符号价值。
03 现代社会信仰的是物，货币和资本
我们再回到商品的交换价值方面来。商品的目的就是要交换。一个农民要买一个苹果手机，他就卖掉自己的大米，或者说，他用大米来交换手机。看上去，是手机和大米发生了关系，它们借助货币这一等价物发生了关系。这是物和物的关系，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物在这种交换中产生了一种社会关系。但是，它们也掩盖了另外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生产手机，还是生产大米，它们都是一种劳动的耗费。在这里，真正发生关系的是，生产手机的劳动和生产大米的劳动，它们分别是私人劳动，但它们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它们在这个总劳动中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手机和大米的交换中，这两种背后的劳动关系，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则被隐藏起来，被掩盖了。它们体现出来的不过是大米和手机的关系，是物和物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就此，人们在用手机的时候，很少想到这个手机背后凝结了无数私人的劳动，手机背后有大量的设计师，有大量的工人，有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大量的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遍布在美国，遍布在东南亚，遍布在中国，他们各司其职，兢兢业业，确保手机的质量标准。正是不同地区的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劳动耗费，才诞生了这个手机。我们购买和使用这个商品，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它凝结了无数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劳动。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人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几乎不会想到他和富士康的工人有何关系，富士康工人的跳楼也无法令他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们是有关系的。他们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他们彼此交换自己的劳动，他们正是通过这种劳动而连接在一起的。手机的每一部分，每个配件，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和生产它们的工人发生关系。只不过这种劳动连接，这种社会关系，被手机掩盖了，被物和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了，手机作为一个物，好像自然地来到了人们这里，好像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直接出售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此，人和人的关系，实际上是通过手机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通过物体现出来的，是通过物和物的关系体现出来的。物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商品拜物教”。
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物把它的整个生产过程都隐藏起来。我们在饭馆吃饭，我们看到饭桌上丰盛的大餐，但是，我们看不到种菜的农民，养鱼的渔民，养牛的牧民，我们甚至看不到炒菜的过程，看不到大厨的身影，我们看不到就在身边的厨房。但实际上，人们在吃一顿饭的过程中，都是跟这些看不见的人发生关系。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拼命地掩盖生产过程，掩盖劳动过程。以前，人们在城市中还能看到工厂，看到高高矗立的烟囱，听到生产车间里面发出来的巨大的轰鸣声，它们以可见的劳动的形象直接展现在人们面前。但是，现在工厂纷纷搬走了，烟囱也不再浓烟滚滚。人们在原先的工厂厂房的地带建立了富丽堂皇的现代商场，人们看到了商场中摆放的神奇的发出灵光的商品，它们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但是，它却关闭了人们另外的发现能力：人们无法看到这些商品是从哪里来的，无法看到商品背后的生产者，无法看到商品背后的私人劳动。这些商品好像天生就在这里，好像没有历史，没有劳动，没有根源。它们也从不欠缺，它们一直在那里，一直在展示着。商品似乎不需要工人，不需要生产，不需要工厂。它自己有独特的灵光，有自己神奇的魔力，它有自身的唯一主宰性。物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人再也不和人发生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们都在拼命地生产物，让物成为商品，人们试图通过商品生产来谋生或获利，人将自身的命运寄托在他生产的商品上面来。这样，物就取得了绝对主宰的地位。本来物——这个商品——是我们生产出来的，本来是人们在控制这个物，但是，人们现在则被这个物所主宰，一旦物没法交换的话，一旦物作为商品无法被别人消费的话，人就会受到影响，人的劳动就没有价值，人可能会破产，他的生存可能就得不到保障。人们不断地担心商品是否有市场，因而将自己的所有热情都投入到物的上面，被物所牵制，这个物最后变成了对人的控制，人被物所压住，物成了人这个生产者的主宰。一切都以作为商品的物为宗旨，物就获得了它特殊的神秘之感。这也就是所谓的“拜物教”——对物充满着宗教般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物，无论对于消费者，还是对于生产者来说，它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主导作用。物成为人的宗教。人们不是在苹果手机这里发现了所谓的苹果教吗？
事实上，商品拜物教后来进一步地发展为货币拜物教，因为频繁的商品之间的物物交换不得不寻找一个共同的一般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可以同各种商品进行交换，它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因此，可以作为各种商品交换的媒介，当这种一般等价物发展到货币的形式时，人们就开始形成了货币拜物教，即货币决定了一切。所有人都将自己的激情投入到货币身上，正如他们曾经将所有的激情投入到商品身上一样。追逐货币，成为人们的生存目标，显然，货币更是一种巨大的掩盖，“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货币成为新的神。
这就是马克思讲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还有后来的资本拜物教）。我们在这个地方停顿一下，再次回到韦伯。在整个中世纪，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信仰，人人都信上帝。上帝是单一的，绝对的，超验的，他也垄断和统治了所有人的价值观。这是绝对的一神论。但是，经过世俗化和理性化之后，也可以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这个神的单一性和垄断性就不存在了。人们不再被上帝一个人所束缚。人们在价值观方面开始出现分歧，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信仰都可以出现，人们的信仰会相互冲突，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争”，就是说，我们可以信各种对象。比如说，人们可以信自由——我们觉得自由是最高的价值；也可以信“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还可以信进步，信民主，信平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纷纷涌现，也就是“诸神”纷纷涌现。“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在韦伯的诸神之争后，英国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价值多元论。在他看来，各种价值观，各种善，都应该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人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人的价值观，人的善的观点，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之间并不通融，并无可通约性，也就是说，并不能整合到单一的价值之中，相反，它们有时还处于敌对、冲突和竞争的状况。但是，决不应该为捍卫一种价值和理念开战，不应该为一种价值观而吞噬和毁灭另一种价值观——这种形而上学的独断论造成的后果触目惊心。不过，伯林也有些沮丧地发现，有些看上去都是正面的价值观，也会发生冲突，人们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而不得不放弃另一些同样值得珍视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达到不同价值之间的协调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伯林一方面坚持价值多元论，一方面又在这种多元论中强烈感受到某种悲剧性。
韦伯和伯林都看到了上帝退隐之后出现的多神的局面，但是，马克思则看到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独大。在马克思的眼中，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什么多元价值，只有唯一价值。马克思在原先的上帝死去而腾出来的位置上，安置了商品及其后续物货币和资本。现代社会不是没有信仰，不是没有宗教，但它信仰的是物，货币和资本。所有人，所有的生产者，所有的资本家，都试图让商品和货币充满魂灵，让它成为新的宗教，让它成为最有力量的主宰者，让人们都拜倒在它的脚下。正是这种货币拜物教，使得马克思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讲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各种神圣关系，都被金钱关系所粉碎了。一切都应该放在货币的砝码上来权衡，包括先前的受人尊重的职业，“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甚至连家庭也不例外，“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是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概括，这种概括，在今天看来，仍旧是如此之准确，如此之有预见性，马克思准确地预见到了今天的事实：拜金主义狂潮席卷一切，资本拜物教愈演愈烈。
这是马克思讲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它一方面摧毁了各种旧的人际关系和神圣关系，它摧毁了历史；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封闭的空间，摧毁了各种地方性，或者说，它为了满足商品的流动欲望（正是商品的流动才能获得更多的货币和资本），而重构了全球空间。它在历史和空间，在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都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商品成为物神，为了寻求市场，商品表现出强劲的不顾一切的流动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结果就是，“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市场形成了。这个商品主导的世界市场将世界进行了重新整合，商品四处流动，它们的生产原料也四处流动，它消灭了民族工业和地方工业，使得民族国家的界线被穿透，闭关和保守的状态被打破，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被摧毁，地方性被侵蚀，农村被卷入到城市中来，野蛮民族被文明民族所同化。也就是说，它使得世界被同质化，生产和消费都是全球性的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宣称的全球化的开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从16世纪就开始了，而它直接的动力，正是商品的强烈市场欲望。商品这一新的物神，彻底改变了世界。
End